羌族传统文化保存最完整的村寨

第三节　文化互动

羌族主要聚居区处于成都平原的西北角，这里是青藏高原和云贵高原的板块结合部，其西南两侧皆为横断山脉，其北面为青藏高原与秦岭形成的夹角以及长江、黄河上游流域的分水岭。整个中国腹地的水源，多半要从这个地带流出，因此这里中国古代治水英雄辈出。以岷、涪江上游为主的羌族聚居区，处于汉藏两大民族之间。从人口数量和分布区域来看，羌族都应属于较小民族。

一、民族走廊和文化互动

（一）西南民族走廊

民族走廊是指一定的民族或族群长期沿着一定的自然环境如河流或山脉向外迁徙或流动的路线⁽³⁾。费孝通1980年前后提出了“藏彝走廊”概念，主要是指今川、滇、藏等三省毗邻地区由一系列南北走向的山系与河流所构成的高山峡谷区域，亦即地理学上的横断山脉地区⁽⁴⁾。其间有岷江、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澜沧江、怒江6条由北而南的大河纵贯其间，亦称“六江流域”。关于藏彝走廊的范围，目前还没有统一认识，大致在横断山脉地区和6江流域重合的地区。

费孝通先生认为，羌族是很古老的民族，早于汉族。在他看来，羌族的主体一直是在高原和平原的过渡地带，即今内蒙古、宁夏、甘肃、四川这一条民族走廊里。“这个曾经在宋代在西北建立过西夏地方政权的民族，它和西北地区的各民族，包括汉、藏、回等族都有过、也还存在着密切的接触，因此它是历史悠久、迁移万里、多方接触，历尽变化的民族。”⁽⁵⁾按现在一般的看法，羌族在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已有很大部分和它附近的民族群体融合。当前汉藏语系的民族中有许多是在不同时期和羌族混合而成的。

考察学界几十年来关于藏彝走廊的争论，显然，目前所称的藏彝走廊无论是在文化上还是人口分布上多数忽略了羌族，不仅无视羌族叱咤风云的历史，也淡忘了羌族从青海、甘肃等西北高原迁往现今分布区域的事实，更忽略了羌族与当今祖国西南部藏族、彝族、白族、哈尼族、拉祜族、纳西族、普米族、怒族等10余个其他西南少数民族的渊源。此外，羌族在保留农牧两大地区接触会合这一特点上，也是研究民族文化变迁的理想标本。

广义的说，南岭走廊、云贵高原和藏彝走廊共同构成了西南地区民族交流和迁徙的走廊，可以统称为西南民族走廊。其地理特点即为山高坡陡，南北走向的山脉河流较多。从地缘政治和民族语言学的角度考察，羌族聚居及杂居区均位于西南民族走廊之列。

（二）民族文化与文化互动

所谓文化，是指规约特定社会成员行为，调节社会物质与精神生活的人为的信息系统。从本质上说，文化是人与环境（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文化差异，即文化的民族性，它不仅根源于对自然、社会、人类的不同认识，积淀于民族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精神信仰、行为方式和理想追求之中，而且外化为不同的经济生活、生活习惯、风土人情等文化符号。任何一种现存的具有生命活力的文化，都是一种开放的文化系统，其系统内部的能量总是与外界保持着相互交流的状态。在历史的自然交流过程中，系统不断地从外界获取新的能量，并不断地使系统内部受到新的刺激，从而保持着一种随时应变的活力，并不断地更新系统本身。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的统一国家，由于社会历史发展进程及生存环境的差异性，各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模式，并存的各民族文化间总是处于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互动关系网络之内。文化互动既成为民族发展的要素，又表现为民族发展的过程和结果。因此，文化互动就是指在相关民族文化调适基础上，其作用与反复交错出现且连续藕合运作的过程。相关民族共同体的多种文化在这种并立或交错调适中，最终达到动态平衡状态，使各自文化的关系趋近于互嵌后的相对稳定状态。

文化互动是一个对等的持续过程，是一个无序到有序的不断调适的过程，是民族间相互吸收、相互借鉴的过程，从而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人类不可孤立存在的局面。文化的共性与多元并存，可以形成各民族共享的地域文化。羌族、藏族、汉族错居杂处，他们的文化既各自传承，又相互交流，因此形成了各种文化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相互转化”的和谐共处格局。

（三）羌族的经济文化变迁

在远古时代，古羌人游牧于甘青高原，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大约在战国至秦汉之间，其中的一支羌人越过大雪山，迁徙到了岷江河谷，成为今天羌族的直系祖先。岷江河谷较甘青高原更为温暖湿润的气候，以及并不广阔的生存环境，迫使他们渐渐从游牧走向农耕。千百年来，他们逐渐形成了以农业为主的生产方式，传统的畜牧业逐渐退居第二位，成为辅助产业。作为并不能高度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以及农业所特有的农闲所产生的多余时间和劳力，使羌族人长期以来就有“找副业”的习惯。农业解决粮食和饲料，畜牧业解决肥料和肉食，副业解决用钱，交换外来的必需品，三者搭配，形成经济生活的基本活动模式。

历史上羌族就利用与平原地区的出产和气候差，以消化山地农业产生的剩余劳动力，挣活钱以换回必需的生活用品和积蓄财富。到汉地“找副业”的习惯现在称之为劳务输出，但方式上随着时代不断变化。如著名的都江堰工程的修建和维护，就有羌族人民的智慧和贡献，以至平原地区的修堤打井，曾经是羌族的专利，还有当脚夫、采药、烧碱、卖木材等。在今天则表现得更为多种多样，特别是随着商品、蔬菜、花椒及其他水果、民族文化和自然风光旅游等新兴产业的发展，现金收入已经成为羌族群众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

羌族人自从迁入岷江河谷从游牧走向农耕，尤其是现代商品经济的巨大冲击，文化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着时代的发展，尤其是公路、电力、机械、广播、电视的进入，羌族地区和祖国其他地方一样，正在沉稳中发生显著的变化，外来文化的影响日益深入。汉式的人字架房、水泥楼房进入村寨，汽车、拖拉机、摩托车、手机、电话、互联网加速了社会的联系和运转，反季节蔬菜和花椒、水果推动着商品化进程，民族文化和自然风光旅游召来了国内外的游客，羌族人的视野前所未有地开阔起来，新式的生产生活方式不断改变着宁静的世界，羌族人在各个方面都在加速与世界的接轨，民族传统的语言、服饰、风俗、观念以及文化的方方面面，都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二、羌族文化的整体性和多样性

四川羌族人口集中聚居在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主要分布在岷、涪江上游的茂县、汶川、理县、松潘以及绵阳市的北川、平武县等地。羌族一般聚族而居，往往几十、上百户聚居一寨，俗称“羌寨”。羌寨主要散布于岷、涪江上游山区的河谷、半山腰和高山地区，多数位于海拔1550～3300米。羌族核心聚居区多在山地寒温带、山地凉温带和山地温暖带。羌寨在村寨选址上虽然呈现出多种特色，但一般选择较为平坦的地基布局村落，表现为依山傍水、耕牧方便并兼具安全性考虑。羌族的传统民居建筑包括碉楼、碉房、土屋、板屋等多种形式，广泛地分布在羌族聚居区域内。

羌族聚居的地区与汉族、藏族相邻，大部分羌人聚族而居，形成独具民族特色的羌寨。少数羌族居民则散布于汉藏回等其他民族村寨，与汉藏回等民族交错杂居。由于北部羌区靠近藏族文化区，因此该地区的羌族文化带有一定的藏传佛教色彩，而南部羌区却近于汉人，逐渐融合了一部分汉族文化要素。长期的民族共存，尤其是羌、汉、藏3个民族之间，促进了民族间的文化交往和文化互动。

（一）各民族互动的条件

生计类型日渐趋同。文化会随着客观环境的改变而变化，霍华德认为，文化本身是一种习俗性态度，按照这种态度，人类群体学习如何协调其行为、思想及其生存环境之间的关系⁽⁶⁾。羌汉藏三大民族共生于西南地区这个生态环境中，经过长期的文化互动与自身调适，生计类型也日渐趋同。首先，农业生产的基本品种和技术已大致趋同，而且随着国家退耕还林工程的推行，大部分山区羌族的山地粗放农业已经被淘汰。当前在农业生产中的互动主要体现在花椒、茶叶、烟叶等经济作物的种植生产和销售中，通过村委会组织成立科技协会推广技术、改良品种或者由一些“能人”办厂的示范作用来促进相互的交流和学习。其次，商品经济观念迅速普及。四川汉族长期以经商见长，而羌族历来不善此道。现在羌族的商品经济观念也不断增强，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羌族企业家。在文化企业上，拥有自己羌寨秀庄工艺厂的李兴秀在2008年被评为“四川省民间工艺杰出传承人”。最后，在“打工潮”的驱动下，羌族与各族群众，尤其是年轻人大量外出打工，或者到本地城镇做工。打工也成为羌族、汉族、藏族共同的谋生手段之一。

民族通婚范围的扩大。族群通婚反映了族群关系深层状况，族际通婚涉及的不仅是两个异性个体之间的关系，而且还隐含着这两个人各自代表的族群文化和社会背景，是体现两族关系总体水平的重要标志。只有当两族的大多数成员存在广泛的社会交往，在政治、经济、文化、语言、宗教和风俗习惯等方面彼此间相近或高度和谐时，两族间才可能出现较多数量的通婚。相关研究已经表明，羌族并不排斥与其他民族的婚姻⁽⁷⁾。随着城市化的加速发展，不同族群的社会流动也在加快。因此，羌族和其他民族通婚的比例也逐年增高。

现代交通通讯传媒的发达。文化互动的过程也是一个文化相互传播的过程，传播媒介的多样化和传播方式的多样化会提高文化互动的频率。随着经济建设的加速发展，通讯网络覆盖了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全境，这些都极大地增强了各族人民交往和联系的方便和快捷。电视、影碟、网络等现代媒体的迅速普及，成为全方位展示和传播民族文化的重要渠道。

上述种种因素使得相互之间的物质文化交流和精神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从而出现了各个民族语言文字的共通、文化艺术的交融性和风俗习惯的渗透，以及民族通婚常态化的文化和谐发展态势。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四川各民族间的经济联系日渐增强。四川民族旅游业的发展以及社会主义农村建设的推动，使羌族、藏族传统文化得以挖掘、弘扬和创新，彰显出独特的价值。而民族文化的复兴，既增强了他们的文化自觉，也增强了各民族之间的文化认同。

（二）民族文化互动的表现

四川各族人民交错杂居，山水相连，血脉相通，在生产生活中自觉地相互交流学习，文化互动的民间自发性特点非常明显。在漫长的农业文明时代，虽然不乏农牧冲突甚至惨烈的民族战争，但主流是农牧互补和农牧交换。随着人口的增加而带来的生产力进步需求，各民族的生存方式必然发生调整和变化，从而新的更大范围的民族认同相应产生。在“羌”所代表的游牧文化衰落和人口输出的同时，起始于华夏在以后称之为“汉”的农耕民族却似滚雪球般的越滚越大。

民族之间的文化互动的痕迹总是在语言发展和演变中沉淀下来。语言是一个民族共同体的主要特征之一，具有相对的稳定性。换言之，共同语系中的语族之间在历史上的联系必然是紧密的。例如，藏语和羌语同属藏缅语族，但属于两个支系。古代羌人的一支与西藏高原的原著居民融合，成为唐代的吐蕃，而吐蕃又逐步融合了许多支羌人部落，从而形成了今天的藏族。彝语也与古代羌人的语言关系密切。彝族传说和彝文文献记载都说彝族的先民是从西北高原大雪山下逐步迁徒到四川、云南的。彝族的许多民俗如披毡、父子联名制、行火葬等都与羌族的习惯相似。白族也是从古羌族人中分化出来的。不仅如此，哈尼族、纳西族、傈僳族等民族，他们的先民的构成都有古羌人。可见，古代羌人的不同支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社会条件下融入不同的种族而形成许多新的民族，这一点是古代羌人从一个很大的族群变成今天人口较少的民族的重要原因之一。

羌族生活在汉、藏、回等多民族的杂居区，这些民族传统的宗教信仰也对羌族产生重大影响。除了本民族的万物有灵、人神相通的信仰体系外，汉族传统的儒家文化、道教的神鬼世界、藏传佛教的来世思想，以及近代传入的基督教、天主教教义，都或多或少地影响着羌族的精神世界的构建，使得羌区的信仰复杂而多元，但最终又被纳入到本民族的朴素的信仰体系中。比如象征着神灵的白石，在不同的场合会被赋予完全不同的解释，但无论如何，作为大雪山的象征，一是纪念民族的大迁徙并代表祖先的终级居所，二是代表大自然的许多神灵是其基本的意义。而每个家庭必有的神龛，更是从祖宗到家神、从自然神到牲畜神、从门神到财神、从佛教的菩萨到儒家的天地君亲师无不包容。浸透着羌族人和自然和谐相处、人和人和谐相处、人身和人心和谐相处、看得见的世界和看不见的世界和谐相处的信念和追求。

此外，民族文化的互动往往还表现在共同的节日活动上。例如，羌族和汉族一样过大年（春节）、清明、端午、中秋节外还有“羌历年”“祭山会”“牛王会”“领歌节”等富有民族特色的节日。在如今发展旅游业的大背景下，政府大力介入包装和推广，“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使得这些节日也成为了各族人民共同的节日。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0页。

(2)费孝通等著：《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26页。

(3)李绍明著：《费孝通论藏彝走廊》，载《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4)李星星：《李星星论藏彝走廊〈总序〉》，民族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

(5)费孝通：《费孝通教授学术评议书》（1997年7月22日），详见《文化的适应和变迁——四川羌村调查》（徐平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75～277页。

(6)徐杰舜：《人类学教程》，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132页。

(7)严汝娴主编：《中国少数民族婚姻家庭》，中国妇女出版社，1986年版，第2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