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兰国王与苏格兰人的战争

1646年春，保皇派对议会派的武装抵抗已经完全瓦解。国王的部队在斯托昂泽沃尔德的最后一战中，雅克布·阿斯特利爵士战败被俘。他对俘获他的人说：“行了，孩子们，你们完成了你们的事业，现在回家玩去吧，不然，你们之间就会打起来了。”

清教徒取得了战争的胜利。这实际上是拥护议会派的坚定团结的中产阶级打败了意见不统一的贵族和上层人士，伦敦新贵们的财富打败了旧的忠君思想，城市统治了乡村，其他教派战胜了英国国教。尽管有的地方与之不符，但全国总体的状况如此。政体仍旧悬而未决。国王个人专制统治被彻底推翻。但是，更严峻的问题马上又出现了。这些问题的核心是国王本人以及王权，而英国社会的各种条件不具备解决这些问题的可能。查理一世本计划在军队的领导权问题上做出一些让步，然而为了维护英国国教的主教制度，他决定一个人战斗下去。早在1645年秋天，在靠近边界的菲利普霍，入侵的苏格兰军队就将蒙特罗斯的军队击垮。此时，国王准备依靠苏格兰的帮助，因为他发现了苏格兰同铁甲军之间的嫌隙。国王失去了财产和权力，但他不打算放弃坚定的信念，期待着逆袭。他还希望能从法国那里得到援助，王后昂里埃塔·玛丽亚正在那里避难。在这场内战中，王后为国王所做的一切已被证明是徒劳无功的，她从此再没有见过自己的丈夫。

在艰苦的几个月里，鲁珀特王子放弃了坚决的抵抗，退出了布里斯托城，保皇派的城堡接连被攻破。国王计划单独前往首都伦敦，在臣民面前捍卫他在这场战争中失去的事业，社会各界也均期待此行。查理一世几乎没有考虑个人安危。伦敦议会以及军中的实力派也都赞成此举，国王把最终决定权交给了苏格兰人。一名法国人从苏格兰人那里得到了对国王的安全保证，同时国王也将获得尊重，也绝对不会被强迫做出任何违反本心的事。国王在得到保证后，前往苏格兰军指挥中心，当时这支部队正在攻打纽瓦克。在纽瓦克被攻入后，苏格兰军队立刻北上。

查理一世将自身定位为一名客人，但是不久他发觉自己其实是囚犯。他在军队行军过程中向一名苏格兰军官打探自己的处境，但遭到了戴维·莱斯利将军的粗鲁阻止，尽管受到了各种礼遇，但是却处于严密的监视下，国王不能同他的随从接触，有人甚至还监视了他的窗户，防止他将未经审查的信件掷向街道。被软禁于纽卡斯尔的时候，国王就一些有争议的国家大事进行了长达一年的谈判。苏格兰人企图让他接受当年的协议，并且在英格兰推行长老会的制度，查理一世同他们做了最坚决的斗争。同时，国王与英格兰议会就政体问题也展开了争论，议会的策略是将国王尽可能长地关入监狱，直到可以在政体和宗教问题上完全钳制国王。同时借用国王的名义和亲笔信为他们的党派服务。国王必须在协议上签字，废除主教制度，议会负责控制海军和民兵，时间为二十年。这些被统称为“限制条例”的措施，使忠于国王的人被褫夺了公民权利，其惩罚力度不亚于当年兰开斯特在陶顿战斗后所遭受的一切。一位洞察秋毫的现代作家这样写道：“国王需要做的就是放弃自己的王权、教会和朋友，以便保住英格兰的王位……然而所谓英格兰国王，实际上只是外国军队中的一名阶下囚，不能与自己的牧师见面，只能独自于卧室之中读《祈祷书》。英格兰国王这个令人心驰神往又有着巨大风险的角色。实际已经沦落为一个‘受害者’。”[6]

查理一世本想利用议会与军队，苏格兰政府和英格兰政府彼此之间的嫌隙坐收渔利，因此踌躇不决。但英格兰和苏格兰政府已经跨过国王，单方面达成协议。苏格兰人获得入侵英格兰的一半酬金之后，于1647年2月，在议会派承诺保障国王安全的前提下，将国王交给了议会派，然后便退回自己的国家去了。这笔交易很划算，却又让人愤慨，许多人时常念叨这两句歌谣：苏格兰人是叛徒，卖了国王换银币。1646年的局势紧张又动荡，关于政体和宗教的问题喋喋不休，国家政治完全瘫痪，处处民怨沸腾，人民此时对国王忠心起来。

苏格兰人获得酬金后，国王受到了新主人的礼遇并被送往北安普顿郡的霍姆比城堡。他似乎又重振了声威，从纽卡斯尔向南进发的过程中，百姓向他欢呼致意，车上的铃铛发出悦耳的声音，全国处处欢迎国王，希望停止战争带来的戕害，恢复英格兰的旧制度，进行一场重大的改革。尽管查理一世在军事上如同在之前的议会斗争中那样一败涂地，不过他仍旧是英国无法取代的核心人物。假如国王能够满足人民的要求，人民还是会拥戴于他。查理一世失势后，比以前更清楚地认识到，他所代表的制度具有极大的影响力。此时，克伦威尔的铁甲军，走上了英国的政治舞台，成为了新的参与者。这支军队的人数有两万两千，它尚未成为缔造者的主人，但已经不是缔造者的仆人了。这支军队的领导者是一些赫赫有名的将军，分别为总司令托马斯·费尔法克斯、胜利的代表奥利弗·克伦威尔和运筹帷幄并且是整军精神领袖的亨利·艾尔顿。这些领导人之间充满了政治和宗教方方面面的分歧，而这些分歧将会在战争平息后掀起更加凶猛的狂风巨浪。

议会举行了新的选举，用以填补保皇派留下来的空缺，因此出现了些许活跃气氛。独立派在议会拥有强大的势力，他们支持铁甲军。大多数议员仍旧代表长老派，主张实行严格限制的君主制。然而军队不赞同长老派的宗教政策，那些战功彪炳、讲话掷地有声的人士，几乎如反对主教制度那样，坚决反对长老会制度，如反对主教劳德那样反对苏格兰人。军中有许多活跃的教派，产生了宗教自由的思想。但是军队时刻准备镇压别人，谁又能控制他们呢？

议会派在内战中取得了胜利，大多数议会议员以及领袖们理所当然地不再需要军队。他们认为有必要进行大规模的裁军，掌权的应该是文官，军费也要削减。军队应该被派往爱尔兰，跟爱尔兰清算1641年的旧账；在英格兰保持数量相当的军队。至于剩下的军队，应该全部就地解散，由下议院出面表彰，让他们在今后的生活中还能回忆往日荣光。可这时候，一个棘手的问题出现了，那就是下议院拖欠的军费。到1647年3月，步兵已经连续十八个星期没有发饷，而骑兵也拖欠至四十三个星期。被胜利光辉笼罩着的下议院认为，补发六个星期的军饷就可以解决问题了，而士兵们却不能同意。尽管军队在很多问题上有着重大分歧，但在军饷问题上空前一致。他们已然决定，军饷以及关乎他们个人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前，绝对不会前往爱尔兰或者解散。议会和军队的激烈冲突由此展开，斗争的双方都徜徉在胜利的荣光里，各自沾沾自喜。

在这场斗争的初期，议会以为它握有发号施令的权力。剑桥市的议员克伦威尔对议会做出保证，以上帝的名义承诺军队会按照解散令返回家乡。可是，他还是另有准备，在军队接到解散的命令时，军官们递交了一封言辞恳切的请愿书。这份请愿书的起草人可能是艾尔顿。军官们在请愿书中要求补发拖欠的军饷，对他们在战争过程中的行为不予追究，并且要求今后不再征兵，对伤残人员、寡妇和儿童发放抚恤金。他们说：“鉴于战争的需要，军队采取了很多非法的行动，而这些行动在和平时代不会出现，我们希望议会在遣散军队之前，通过法令明确这些行为不负任何责任，如果能有国王的批准自然更好。”即使有了马斯顿荒野和内斯比这样的胜利，铁甲军仍旧不敢断定，没有国王的批准的事情是否合法。他们试图获得一个永久的安全保障。掌握着强大武力的人始终牢记着实力不能给予保护的道理。这个突出的现象表明了英国的革命与他国截然不同。英国人的最大特点是：即使在动乱时期，也具有尊重法律和传统的本能，那些破坏王权的人也承认，以国王名义制定的法律是带来保障的唯一凭据。

议员们接到军官的请愿书后非常震怒。他们一直以为自己掌握着控制权。最后，他们命令各个军团奔赴不同的领地，以便将它们逐个解散或派遣到爱尔兰去。可军队的答复却是，它们要集中驻扎在纽马克特。他们在该地郑重决定，在请愿未获批准前绝对不会解散。掌握权力的一方和掌握武力的一方势均力敌，双方都在寻找支持者。议会中的长老派想依靠苏格兰人，军队则企图依靠国王。按照实际权威，将军们的次序应该是克伦威尔、艾尔顿、总司令费尔法克斯。他们都认为，将来彼此的地位要降低，最终排到政客们的后面，这些政治家们妄图独吞胜利果实。在此问题上，将军、低级军官和士兵们一致对外。

克伦威尔和艾尔顿认为，应该在议会行动前，将国王掌握在手里，这将是一个不小的胜利，如果能赢得国王的支持，那么斗争就有了保证。艾尔顿开始同国王进行私下的秘密接触。6月初，骑兵旗手乔伊斯奉艾尔顿和克伦威尔之命，率领近四百铁甲兵奔赴霍姆比城堡。国王此时在宫廷大臣以及议会代表的陪伴下，过着安逸的生活。议会派去看守国王的上校见状仓皇出逃。查理深知自己不会受到伤害，于是坦然地度过了那个夜晚。宫廷大臣们和铁甲军的军官互相以礼相待。

第二日清早，乔伊斯毕恭毕敬地告诉国王他的意图，查理一世没有表示反对。国王走到外面的阳台上，以主人的高傲对整齐的列队巡视一番。乔伊斯对他的骑兵说：“我以你们的名义做了三点保证：不伤害国王陛下，不强迫他做违背内心的事情，允许国王陛下的随从和他待在一起。你们都同意这些保证么？”士兵齐声高呼：“同意！”查理问：“乔伊斯，你的军令呢？你有托马斯·费尔法克斯爵士书面的命令么？”乔伊斯非常的困窘，四处打量后指着他的军队说：“在这。”查理露出威严的微笑，凭借着君主的自信和神圣权威说道：“不错，这是一个不言自明的手令，同我长期以来面对的军队一样威武……那么乔伊斯，我们去往何处呢？”

乔伊斯和下达命令的人都认为，只要把国王掌握在手里，可以尽一切可能满足他的要求。国王认为牛津对他的健康不利，剑桥好一点，而纽马克特则更优。而军队也正好驻扎在该处。查理一世和乔伊斯等人同行，仿佛闲庭信步，感觉到手中掌握着英国的前途。查理一世在纽马克特附近的奇尔德利休息了三天，剑桥大学的师生怀着崇敬之心觐见国王，这种礼遇在内战时是不存在的。克伦威尔、艾尔顿和费尔法克斯也纷纷觐见国王。查理随后被转移到哈特菲尔德，接着又是汉普顿宫。他有时候连续几个小时在花园里散步，一边同将军们谈话，大家似乎都感到愉悦。内廷官员们惊异于此番景象。最后王室发表了公告书：“国王陛下认为，议会的政策对军队的根本利益是不公的，也损害了军队支持者们的根本利益，国王审视了军队的请愿书之后，相信议会上下两院会同他一样，认为请愿书的要求更能满足各方面的利益，是实现永久和平的坚固基础。因此，请议会再一次考虑军队的请求，国王陛下认为这是实现和平的途径。”[7]

在这一切的背后，进行着一场政治交易，但无人知道其中的确切细节。这是一场关乎宗教和解、议会和国王拥有相互制衡权力的国家政体以及军队在解散时获得赦免和嘉奖的交易。交易的内容是嘉德骑士——克伦威尔伯爵策划的，他同时又是爱尔兰的总督，平定了爱尔兰的动荡，将斯特拉福德为之奉献了宝贵生命的“彻底之政策”以不同的面貌实现了。具有超凡政治才能的掌玺大臣艾尔顿可能超越了社会前进的艰难步伐，规划了英国的政体。英格兰民族本来可以趁此机会实现自身的心愿，但是这个计划过于美好而根本无法实现。人类不能跨越历史进程中的坎坷。国王本人同军队领袖的交易本就没有诚意，他还在希望苏格兰人给予他帮助。议会反对军队和国王的提议，坚持自身的政策，也将目光投向苏格兰人，希望可以借以镇压曾经支持过它的军队，而军队此时承受着来自议会以及其自身内部的两重压力。

至此，将军们控制着下级军官，而后者又控制着士兵，他们内心充满着强烈的宗教热忱。士兵们对《旧约全书》中的人物简直入了迷，尤其敬佩撒母耳，虽然步履蹒跚，却仍在上帝面前将亚甲砍成碎片。将军们则希望可以为国家、国王以及他们自己争取来最满意的解决方案，而普通士兵却难以放下成见。使国王和克伦威尔之间的协议成为现实的唯一方法，就是快速有效地将其付诸实施。然而将军们却迟迟不行动，他们似乎更注重军心的稳定，可是过去口头的承诺在军人会议上已经归于无效，军人大会成员们敌视国王，认为他是“背负血债的人”。他们惊讶于那些平时里可敬的领袖们竟然毫不自重，与国王狼狈为奸。士兵们的不满越积越多，军官们察觉到形势可能有失控的趋势。

下议院的长老派此时意识到，他们无法掌控军队。伦敦城内的学徒和乱民也在施加压力，迫使长老派履行自己的责任。长老派在各种骚乱和暴力的压迫之下，废除了他们曾经对军队做出的决议。议长和五六十名议员因惧怕伦敦的暴民而逃往军队驻地，寻求克伦威尔的保护。军队答应了他们的请求，于8月6日开赴首都，占领了威斯敏斯特宫，控制了商业区。除了一些棘手问题外，剩下的一切争议都在军队面前平息了。

1647年的秋天，军方在帕特尼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将军们特别是艾尔顿，企图控制骚乱。他们召开了军事议会，或者叫军人协商会。每个军团都选出了自己的代表，称为“代理人”或者“积极分子”。艾尔顿起草了军队章程，在不引起社会动荡以及财产权的前提下，采取彻底的措施。他们在当地进行了长达数周的激烈争论。同时还任命了一个记录员，负责会议的记录工作。这份会议记录后来流传到牛津大学的一个学院，得以让十九世纪的人们一窥当时的场景。各种人物接连登场，其中有塞克斯比、雷恩博罗、怀尔德曼和善于煽动的戈非上校。他们慷慨激昂，每次发言都正中靶心。克伦威尔听到了如下的说法：“英国的穷人和上层富人应该有同样的生活。”“一个人不必去服从他未参与建立的政府。”这些观点带有福音书的宗教意味和冷酷的武力至上论调。

关于每个人在政治上都是平等的这一要求，伯克和福克斯都颇感意外，就连艾尔顿同样是大吃一惊，他本人试图在不能解散的议会以及无法遣散的军队之间保持中立。克伦威尔很赞赏艾尔顿的思想，但没有在政治上采取同样的立场。同样这些主张也没有获得士兵代表们的拥护。艾尔顿阐释了他的“同国家利益攸关”的个人才拥有选举权的观点，这使得他的听众们陷入了沉思。他表示如果根据上帝或者自然法提出政治平等，那将涉及财产所有权的问题。他还指出：“根据自然法，每个人对他所见到的物品拥有同别人相等的权利。”士兵们对此并不感到惊讶。随后不久便产生了十九世纪宪章派的主张：二十一岁的男子拥有选举权，各个选区平等，每两年召集一次议会。除此之外，还有许多新的主张。

克伦威尔听到了以上的观点主张，对此进行了认真的思考，他同伊丽莎白一世拥有类似的想法，即这些平等要求会导致无政府状态。许多演讲者要求打倒国王和贵族，平分财产，这些想法得到了军人大会的欢迎，而克伦威尔考虑到了自己的财产问题。上述看法对他来说简直荒谬至极。艾尔顿将军为了安抚士兵，又做了一番演讲，结果只是引发了新的骚动。除了政治主张外，克伦威尔不得不考虑关于秩序的问题，他仍手握大权，而且毫不吝啬地使用这些权力。他设法使军人大会的代表返回各自队伍，以军官代表取代了军人大会。铁甲军通过帕特尼提出的那些政治主张，一直到我们这个时代才得到实现。

1647年深秋，克伦威尔和艾尔顿认识到，即使补发军饷并赦免军队的不当行为，国王和军队之间仍旧不能同心同德。他们无法劝服士兵们，后者在秘密集会中鼓吹着皮姆和汉普顿在世时所反对的那些宗教观点以及“长期议会”曾经试图阻止的共和制，这些问题的背后，是成年男子选举权和另外的一种思想倾向的问题。这种倾向，用现代的词汇概括起来，就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一旦有了机会，这种倾向必然摧毁军队同国王之间脆弱而至关重要的关系。英国的保皇势力尽管在军事上一败涂地，财产被剥夺，但他们仍然存在，并伺机东山再起。议会仍在寻求具有坚实基础的政治目标，充满宗教狂热和贪得无厌的苏格兰军队仍在边境伺机而动。在这些压力下，战败的国王和胜利的军士们之间的结合纽带终于断掉了。铁甲军的一名上校根据上司的命令暗示国王，他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有些人会在会议上出于国家利益考虑而提议处死国王，在这段时间内，国王的行动并未受限。

11月，国王对那些不受军官控制的士兵将要杀害他的说法深信不疑，在夜色的掩护下慌忙逃离，经过多个驿站顺利地到达了怀特岛上的卡里斯布鲁克城堡。他在这个偏僻的城堡居住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没有任何保护，但仍旧神圣不可侵犯。他是名义上的国王，众人觊觎的工具，阴谋家的最终牺牲品。他仍旧固守自己的原则，或成功或彻底失败。然而他此时在英国已经没有谈判的筹码了。他还想借助苏格兰人的力量。他同苏格兰人签署了一份协议，保皇派和长老派因此串联起来，这种联合不久就引发了第二次内战。

可以看出，克伦威尔和查理一世都在竭尽全力争取达成协议。而军队即将哗变，他们策划逮捕或者杀害将军们，上校们准备弹劾克伦威尔，防止他“效仿霍瑟姆”。12月15日，将军们同士兵们会面，一些军士立刻归顺，而罗伯特·利尔伯恩和托马斯·哈里森的部下却抗命不遵。历史学家加德纳曾对这个场面进行过描述：“他们聚集在一处，帽子上叉着《请愿书》，自己在上面又加上了‘英格兰自由’和‘士兵的权利’这样的口号，费尔法克斯大声训斥之后，哈里森的军队就驯服了，但利尔伯恩的军队却不为所动。克伦威尔看到此时单凭劝阻已经于事无补，就骑马从队前走过，大声斥责军士们，让他们把帽子上的《请愿书》取下。无人服从他的命令，他便拔剑冲入列队，他冷峻的面孔和果决的行为产生了震慑力量。军士们又恢复了服从命令的本能，几分钟后，违抗命令的军士们就取下了帽子上的《请愿书》，请求宽恕。带头哗变的军官被逮捕，其中三个人面临军事法庭的死刑判决。不过这三个人获准通过掷骰子的方式决定生死，结果阿诺德输了，他在同僚面前被枪决。如此，军队以一条生命换取了秩序，否则将是更大的骚乱。”[8]

第二次内战的起因和阵容同第一次内战并不相同。所有参与角色都发生了转变，甚至是反转。国王及其权威已经不是议会权利的障碍，而是英国人民自由的保证。假使议会有机会召集起来的话，“长期议会”中很大一部分议员，上议院的全体议员都将赞同以上的看法。从前胁迫国王的苏格兰人此时也意识到，他们的敌人另有其人。威尔士也坚决拥护国王。曾经积极拥护皮姆和汉普顿的伦敦，此时也希望恢复国王的权威。当年把国王赶出首都的学徒们，此时仍群情激昂，不过这时怒骂士兵，高喊“国王万岁！”。过去，海军一直是反对国王的重要势力，此时也转而拥护他。哗变的大部分军舰驶向荷兰，官兵们希望威尔士亲王可以担任他们的统帅。保皇势力遭到毁灭性打击，他们饱受迫害，财产也被剥夺，虽然他们对社会的责任感受到伤害，但仍旧渴望重归战场。大部分民众则持冷漠的态度。拥护王位复辟的那种类似1660年的情况尚未出现，但英国社会的各种力量正在集中，甚至连最普通的民众也感受到，国王和议会被新的专制势力抛弃了。这个新的暴君将给大众带来更多的痛苦。国王查理一世虽然失去了自由，住在卡里斯布鲁克，却比其个人独断专行的时期更有民望，更像一个真正的国王。

第二次内战的持续时间并不长，过程很是简单。国王和议会、地主和商人、伦敦商业区和农村、主教和长老以及苏格兰军队、威尔士人和苏格兰的舰队，所有力量都在反对克伦威尔的铁甲军。军队在克伦威尔的率领下向所有这些力量发起进攻，起初军队困境重重，但困难消除了军队内部的分歧。费尔法克斯、克伦威尔和艾尔顿再次同勇猛的军士站在一条线上，这支军队横扫威尔士、英格兰。它只用了一个支队就镇压了康沃尔郡和西部的大规模的起义。他们在科尔切斯特彻底击溃了保皇军，并且采取了残酷的惩罚措施，下令枪毙了投降的保皇军官卢卡斯和莱尔。克伦威尔镇压了威尔士的起义过后，全力北上与另外一支部队会师，接着向跨越兰开夏的苏格兰军队驰骋而去。此时指挥苏格兰军队的是戴维·莱斯利，可是他指挥的已经不是当年的苏格兰大军了，而列文勋爵统率的训练有素的苏格兰军队则袖手旁观，无所作为。入侵的苏格兰大军在普雷斯顿被断掉了后路，溃不成军。英格兰舰队几年前同国王作战时曾无坚不摧，此时面对强大的铁甲军却毫无办法。铁甲军筚路蓝缕，然而他们拥有耀眼的盔甲、发亮的刀尖以及错误的使命感。

到了1648年底，第二次内战宣告结束了，克伦威尔成为了彻底的独裁者。保皇派的势力被连根拔起，议会不起任何作用，宪法也落了空，苏格兰人遭到了失败，威尔士人只得撤退，海军遭到了改编，伦敦屈服于暴力的淫威。国王查理一世仍旧住在遥远的卡里斯布鲁克堡，等待着自己命运的审判，审判结果将使他丢掉性命。

维多利亚时代的文人描述克伦威尔和铁甲军的胜利是民主和议会制度对王权和旧时代的胜利，我们不能轻易相信这种观点，这场胜利无非是二万多名果决、冷酷、纪律严明的军人战胜了英格兰一直期许的一切美好图景。要改变这种局面，需要多年持续不断的斗争，我们所关心的这场内战，起初建立了限制王权的君主立宪制，而最后演变为军事独裁。一个冷酷、恐怖、能量巨大的独裁者成为了国家命运的主宰，尽管他在此后的十二年中尝试了各种努力，用心良苦又踌躇满志，但他的行为还是错误的，具有机会主义和自私自利的倾向，在历史上书写了不容抹去的一笔。

胜利成果中最容易获得的是国王的项上人头。尽管他从来没有离开过卡里斯布鲁克城堡。可是，他是那场反对铁甲军战斗的指挥，是扣发军饷引起铁甲军动乱的那场内战的发起者，是全国舆论的焦点，代表了铁甲军最为痛恨却无力改变的制度，同时也是这场胜利的战利品。人们在处理棘手的国家事务以及应对一切动荡不安的状况时，处决国王是一个极端重要的行为，它可以保证铁甲军的团结一致。只有处决身负血债的查理·斯图亚特，士兵们才能满意，而他们的长官才更容易控制他们。

在一个风雨大作的夜晚，怀特岛上的居民发现了铁甲军士兵乘船横渡了索伦特海峡，在新港和考斯登陆，国王的官员上去盘问并监视他们的行踪。国王的密友劝说国王赶紧逃走，当时似乎还有一些可能。可是国王此时还在试图和议会进行谈判，认为自己的地位稳固，不需要逃跑，其实这是他逃生的最后机会。几天之后，国王被押解回不列颠，囚禁在赫斯特堡。他在那里受到了不公的对待，这是第二次内战发动以来的第一次。在这之前，国王受到的尽是礼遇，生活无忧，此时身边没有仆人，被独自关在一个小塔中，塔内没有蜡烛。此后又进行了一场谈判，但他已经是大难临头了。即使在不见天日的牢房内，国王仍保持内心的坚定。他在自己动荡不安，颇多坎坷的统治生涯里，多次犯下大错，而在生命的尽头，命运却选择了他，使其成为英格兰人的权利和自由的保卫者。甚至，国王可以被视作整个大英帝国权利和自由的保卫者，这场战争波及了整个不列颠岛。又过了一段时间，他于圣诞前后被送往伦敦。起初，国王认为押解他的哈里森上校是来处决他的，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铁甲军计划用最具威慑以及最能宣扬他们信仰的方式处决国王。克伦威尔无法安抚和控制那些士兵，而处决查理至少能让他们看到一个可怕的赎罪场面。在前往伦敦的途中，一个傍晚，国王问哈里森上校：“你是来杀我的么？”上校回答：“不是的，国王陛下，任何人都受到法律的同等保护。”国王在得到保证后安然入睡。根据法律，国王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查理一世在温泽休息了差不多一个星期，他在那里受到了尊贵的待遇，这种情况与之前在赫斯特堡的待遇有很大的差别。他身边有一些仆人和内廷官员，他每天都以惯有的方式进餐，仆人跪着上菜，议会派来的军官礼貌地同他一起进餐，离席时向国王行九十度的鞠躬礼，这是一个极端奇怪的情形，他们必须继续奔赴伦敦，那里正有许多的事情亟待解决。

当时的伦敦处于铁甲军的严密控制下，下院议员打算进入议会开会时，一些议员已经站到了普赖德上校这边，他们把那些不配合军队的议员名字记录下来，四十五名打算进入议院的议员遭到了逮捕，在总数为五百多的议员中，有三百多人无法进入议会，这就是“普赖德大清洗”。所谓身负血债的国王，将面临审判。当局翻阅了英格兰有历史以来的所有法律和案例，找不到一条审判的根据。历史上不缺处决国王的先例。比如爱德华二世在伯克利城堡、理查二世在庞蒂弗拉克特城堡，先后被秘密处决，但当局都试图否认或掩盖事实真相。要么严守秘密，要么将这些死亡归结于疾病。胜利者铁甲军妄图通过审判的方式来敲打英格兰人民，让他们知道必须要屈服，一年半之前，还在国王统治下担任爱尔兰总督的克伦威尔，此时已经看出处决国王是维护自身最高权力的唯一选择。费尔法克斯指出，处决了国王，后果就是让身处荷兰的威尔士亲王拥有国王的一切权力，可惜的是，没有人听从他的警告，英格兰没有任何法官可以起草审判的起诉书和组织起法庭，最后，长期生活在英国的荷兰律师艾萨克·多利斯劳斯用古代传统偷梁换柱，开庭时的那一段说法同英国的传统毫无联系，完全引用了罗马时代元老院或者禁卫军有权力处决暴君的例子。余下的下议院议员们通过了一项决议，成立了一个由一百三十五人组成的国王审判团，实际上最终出席的不到六十人，工匠们开始布置威斯敏斯特宫，为随后最重要的活动进行准备。这次要处决的不是一名普通的国王，而是代表了整个不列颠民族精神和传统的国王。

这次著名的审判被描述得越是如临其境，就越是充满了戏剧性。查理一世根据个人独裁统治时任意曲解、利用过的法律和宪法，为自己在敌人面前做出了完美的辩护。正像莫利所写的那样，他“态度镇定，睥睨法官”。他不认可这个特别法庭，认为审判国王是最不可饶恕的违法活动。而审判长约翰·布雷德肖也无法找到法理根据。尽管如此，克伦威尔以及铁甲军仍旧决意处决国王，并不惜一切代价实现自己的目标。威斯敏斯特宫内围观的群众大部分都同情国王。在最后一次审讯的下午，当国王自辩要求遭到驳回被带离大厅时，人群中传出了一阵祈祷“上帝保佑国王”。而异常坚定的士兵根据长官的事前吩咐，高呼“执行死刑！”

在国王受刑前，军队一直尊重他的个人尊严，给予了其处理俗世事务和牧师祝祷的一切便利。这次处决不是野蛮的杀戮，而是一个严肃隆重的仪式，是一种牺牲，用西班牙宗教法庭的术语来说，是一次“信仰的检验”，1649年1月30日上午，国王被带离圣詹姆斯教堂，押往白厅。在此之前，他被士兵从舒适的住所中带走，从水路来到教堂。30日上午下了一场大雪，国王穿着缓和的衣裤，在押送队伍的中间说了一句“快点走”，然后快步走向半英里外的宴会厅。当时，只要他的要求不影响最后的结果，铁甲军便会尽量予以满足。签署死刑判决书的大多数人此时已经被自己的行为吓坏了，因为他们今后还要为此事承担责任，最终面临报复。克伦威尔发觉无法纠集足够的人签字。总司令费尔法克斯善良耿直，他对此情此景无法苟同，因此铁甲军只好将其控制起来，艾尔顿和哈里森同临死的国王一起待在大厅，同时在场的还有克伦威尔，他是不可能缺席任何一个重要场合的。

下午一点时分，国王得到了通知，他的大限已到。他从宴会厅的落地窗迈出去，走上了断头台，刑场上到处都是列队的士兵，克伦威尔一派曾错误地预判，国王不会屈从特别法庭对他的判决，或许会拒绝受死，因此还准备了捆绑他的绳索。查理一世面带微笑，鄙夷地注视着这一切。国王获准在临死前留下遗言，由于他的声音不足以传到远处的士兵那里，便对站在断头台上的人们讲了几句话：“作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拥抱死神的降临，他饶恕这世上所有的人，尤其是那些要处死他的人。他希望这些人可以忏悔自己的错误，采取正确的行动来实现国家的和平，而依靠武力是行不通的，他认为臣民和国王的地位本就不同，民众的幸福不在于参与统治这个国家。假如他施行暴政，用武力改变法律，他今天就不会有如此悲惨的下场，所以，他是人民的牺牲品。”

查理一世从容赴死，他配合行刑人将自己的头发用白色的缎帽收好，自动躺在断头台上，一个手势之后，国王就人头落地。接着，他的头颅被悬挂起来示众，人群中有一个人喊道“这就是叛徒的头！”

人群像洪水一样涌入现场，虽然沉闷，但内心痛苦。当时有一个人在日记中提到，看到砍下的头颅，“无数人发出了哀号，这是一种从未听闻的声音，也再也不愿听到。”

国王查理一世的命运是独一无二的，没有谁如他一般顽固抵抗时代的潮流，他在自己主政时期坚决反对议会民主，而在灾难的不断冲击下，他却成为了英格兰自由和传统的象征。他的错误来自于君权神授的自大，而并非是个人权力欲念的作祟。他从出生一刻就秉持“国王至高无上”这一信念，因为这确实是英格兰的铁律。最后时刻，他同铁甲军进行了斗争，后者将英格兰推入了最恐怖的暴政深渊。国王查理对于自己坚持的事业从不妥协，虽然，他同敌人周旋和斗争时也使用过欺骗等手段，但这是由激化的矛盾和复杂的形势所决定的，何况对手为了实现自身目的的手段更加可鄙。国王在宗教和政体问题上，一直坚持自己的原则。他坚决维护国教的《祈祷书》和主教制度，正是基于此，宗教才具有正统性，在动荡艰苦的岁月里，他坚定不移地捍卫自身事业，他的牺牲并不是那种甘为宗教而献身的行为。他的王室利益同国家大事有着紧密的联系，有人指责他站在普通民众一边反对新兴贵族，这也是没有根据的。他不完全是英国自由的捍卫者，甚至不完全是国教的捍卫者，不过他终究是为了英国的自由和教会献身的。他用自己的生命将这些制度保存下来，传给了他的后代，也传给了我们这个时代。

注解：

[1]　兰克《英国史》第一卷，第537页。

[2]　写于1938年。

[3]　兰克《英国史》第一卷，第537页。

[4]　兰克《英国史》第二卷，第394页。

[5]　加德纳《内战史》第一卷，第371页。

[6]　G·M·扬《查理一世与克伦威尔》。

[7]　G·M·扬《查理一世与克伦威尔》，第67页。

[8]　加德纳《内战史》第四卷，第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