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理一世和白金汉

许多文献记载了即位不久的查理一世的情况，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对查理一世有深刻研究的日耳曼学者兰克的著述，他写道：查理一世“刚满二十五岁，正可谓风华正茂。他骑在马上威风凛凛，人们经常看到他娴熟的马术。他善于武功，射箭打枪都百发百中，甚至懂得给火炮装炸药。他和他的父亲一样，酷爱打猎，但论及见识和智力，他不如他的父亲，论性格的温和讨喜，他又不及他的亡兄亨利。……但在道德上，他却居于父兄二人之上。他属于人们所说的完美的青年，举止得体，近乎腼腆。从安详的眼神中，可以看出他稳重的性格。他具备领悟复杂问题的能力，并且善于写作。他自幼养成了勤俭的习惯，既不过分奢华，也不寒酸。他善于思考各种问题。”[1]令人遗憾的是，查理一世患有小儿麻痹症，并且他讲话有点结巴。

英国正面临着一场严重的政治和宗教危机。在英王詹姆斯统治时期，议会的地位已经有所提升，它不仅掌握着税收决策权，而且干预国家事务的权力也越来越大，在对外政策的制定上尤甚。有必要指出的是：英国有文化的人对欧洲事务的关注具有引导性，他们如何思考和行动，英国广大人民就如何跟随。对英国人来说，发生在布拉格或者雷根斯堡的事情如同发生在约克或布里斯托的一样重要，波西米亚和莱茵候选国的局势同国内政治一样受到重视，在金雀花王朝时期，人们由于王室争夺欧洲的霸权而关心整个欧洲的局势，而此时的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人们出于对宗教的狂热而关注着欧洲大陆。英国人民深感，只有新教取得胜利，他们才能生存，灵魂才能得到拯救，因此他们关注着整个进程的每一步，不管新教运动在哪里受到进攻，英国都应在反击中发挥领导作用，这种强烈的愿望推动了议会运动，它的推动力量远远超过以往国内问题产生的影响。阿克顿勋爵说：“如果没有十七世纪宗教运动的推动，世界向民主前进的步伐就会停止。”

然而，世俗的问题同样不能忽视，当时人们之所以接受都铎王朝的统治，是因其有能力结束玫瑰战争带来的混乱以及痛苦。而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都铎王朝已然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了。人们不禁回忆起过去的年代。科克和塞尔登等伟大的律师们将目光移至议会在兰开斯特王朝时期所拥有的权利。他们自豪地谈到西门·德·孟福尔的丰功伟绩，谈到大宪章，甚至谈到了盎格鲁撒克逊国王统治时代的古老权利。对历史进行一番梳理之后，他们得出了一个结论：从不列颠岛的习惯中，他们可以继承一套根本性的法律，这套法律对于解决当前社会问题依旧适用，同时也必不可少。对他们来说，过去的历史几乎可以提供成文的宪法，而国王却有背离这套宪法的趋势。但国王在回顾过去的历史时，也同样发现了许多完全相反的事例，尤其是近一百年来，许多先例证明国王可以行使绝对的权威。国王和议会各有一套立论充分的说辞，这给未来的斗争平添了几分悲怆和宏伟。

一个比都铎王朝时代更加复杂的社会正在孕育中，内外贸易均不断扩大，采矿和其他的工业也得到了提升，更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已经形成。这次推动社会进步的先锋是伦敦市，它一直是维护自由与进步的伟大旗帜。那里有成千上万充满朝气的学徒以及资本雄厚的公司和同业公会。在伦敦之外，许多地方绅士已经成为了议会议员，他们同新兴的工业和贸易建立了紧密的联系。这一时期，下议院的主要作用与其说是立法，不如说是促使国王遵守古老的传统，以防社会进步沦为国王独裁统治的工具。

在这场艰难而且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的运动中，居于领袖地位的是一批显贵。科克帮助议会于詹姆斯统治末期掌握了维护自身的本领和制胜的方法。他本人精通英国的习惯法，从历史中寻找各种先例。把他们经过取舍后加以利用。有两位乡绅与他同一阵营，一位是英国西部康沃尔郡的约翰·埃利奥特爵士，另一位是约克郡的托马斯·温特沃思。二人都有惊人的能力和坚韧不拔的精神。有一段时间共同战斗，随后又相互对立，进而成为死敌，他们在各自的方向上都做出了最后的牺牲。在他二人身后，是清教徒绅士阶层的领导人登齐尔·霍利斯、阿瑟·黑兹尔里格和约翰·皮姆。他们这些人同样拥有刚毅的品格，皮姆把他们的事业最终推向更高的阶段。他是萨默特人，是一名律师，坚定地反对国教中注重仪式的派别，对殖民地的拓展也充满了兴趣，此人对政治倾轧的规则十分熟悉，并以冷酷的手段加以利用。

詹姆斯时代，议会主张发动战争，参与欧洲事务，查理时期的议会同样如是，议员们妄图利用自己对财政的控制权迫使国王和大臣们踏上这条危机四伏的道路。他们其实清楚地认识到，战争的负担会迫使国王向他们屈服，如果采取他们的政策，便是他们自身理念的胜利，他们的势力也一定会发展壮大。而詹姆斯采取的绥靖政策，虽不光彩，但有效地避开了这个陷阱。而查理国王和白金汉公爵都是意气风发的年轻人。查理国王的父亲为他向西班牙求亲遭到拒绝后，查理本人也在马德里遭受冷遇。他将此视为奇耻大辱，因此力主对西班牙发动战争。他甚至想另辟蹊径，在国王驾崩后不举行新的选举就召集议会。他迅速与法国公主昂里埃塔·玛丽亚结了婚。昂里埃塔带着大批的法国天主教徒和传教士来到多佛，查理的威望第一次受到了严重的打击。新议会批准了对西作战的军费，同时它还决定，国王在和平时代依赖的关税收入也应由投票决定。关税条例本来在国王统治时期终身有效，可今后却是每年表决一次，多少个王朝均未有此种做法，这表明议会想要重新审视间接税的问题，这大大地激怒了查理一世，虽然此事伤及他的自尊，但却动摇不了他发动战争的决心。这样，查理即位之初便陷入了受制于议会的窘境。另一方面，议会提出的越来越多的要求也令其感到深深的不满。

对西班牙初战失利。白金汉率军攻打西班牙加的斯，企图获得比伊丽莎白女王统治时期还要大的丰功伟绩，结果铩羽而归。他回国后，下议院就着手弹劾这位衣着华丽、腐败无能的大臣。议员们对查理说：“在这位大臣停止干涉国家大事之前，我们反对将议会即将或者能够拨出的预算交由他作出有损国家利益的事。”白金汉遭到弹劾，而查理一世为了保护他的朋友，不得不解散了议会。

当时的政治背景下，又一个复杂的新问题凸显出来。查理一世同法国结盟，以便对付统治西班牙和神圣罗马帝国的哈布斯堡王朝，而法国本身并不想参与英国收复莱茵候选国的战争。在查理一世与昂里埃塔·玛丽亚王后履行婚约的问题上，英法双方也出现了分歧，胡格诺教派的问题使得这个问题显得更加尖锐。握有实权的新任法国大臣、红衣主教黎塞留决心阻止胡格诺教派在法国的独立运动，特别要彻底摧毁他们的海滨要塞拉罗歇尔。英国人从情感上自然会支持信奉新教的胡格诺派，在纳瓦拉的亨利执政之时就支持过他们。英法两国因此发生了战争。1627年，白金汉率领一支军队来到法国支持胡格诺教派，他们在雷岛附近登陆，却未能攻入这座城堡，又一次铩羽而归，白金汉的军事指挥生涯又多了一个劳民伤财的污点。在国内，安顿士兵们的留宿成为了千家万户的负担，农户因此怨声载道。当时是以军事法来仲裁军民之间的纠纷，而造成的不公引发了农民更深的怨恨。

这场战争急需军费，而议会则可能利用国王召集他们批准拨款的机会再次弹劾他的朋友白金汉，来自两方面的压力使得国王焦头烂额。在战争期间，他不理智地采取了方法欠妥的手段筹集军费。他索要义务贷款，许多上层人士拒绝出钱时，他便将他们逮捕入狱。这些囚犯中有著名的“五骑士”，这五个人上诉法院，最高法院最后裁决说，这些人是“根据国王的特殊指令”被逮捕的，所以人身保护令在这一问题上是无效的。这次事件引起了巨大的骚动，涌现了著名的《权利请愿书》。

义务贷款并不能满足国库的需要。在得到了议会的保证——不再弹劾白金汉公爵后，国王查理又重新召开议会。全国处于骚乱之中。议会重新进行了选举，人们坚决反对随意征税。1628年3月召开的议会反映了真实代表民意的领袖们的意愿。议会支持这场战争，但不愿意继续拨款给国王和白金汉公爵，因议会已经不信任这两位。贵族和乡绅、上下议院都坚决保护财产权，也坚决拥护与此相关的自由事业。而国王扬言要采取极端手段，无论如何也要得到这笔款项“以保护我们自己，使我们的朋友免于灭顶之灾。……每个人都必须忠于自己的良知，如果你们不顾及上帝的意志，不能满足当前国家的需要，我就必须……利用上帝授予我的其他权力去抢救可能由于人们的蠢行而丧失的东西。不要把这番话仅仅当作恫吓，而是该视为圭臬，我不喜欢恐吓地位低于我的人”。

我们不要将所有的错误归结到一方身上，议会同意发动战争之后，却同国王一样为难，企图迫使国王放弃帮助胡格诺教派，或者放弃历代国王长期享有的特权。议会的策略比较巧妙，根据它的理念和当时的实际情况，采取这种策略是必要的。它一共拨出五笔款项，总额高达三十万英镑，必须在一年之内付清。这笔钱足够支撑那场战争，但议会在一项法案中正式批准这项款项之前，提出了自身的限制条件。

有四项决议案获得一致通过：凡无合理根据不得随意监禁任何自由民；对在押犯人发出人身保护令，即使是国王或者枢密院下令逮捕的人也不例外；如无关押的正当理由，应将犯人给予释放或者允许其保释；每个自由人对自身的动产以及不动产拥有完全的所有权，这是无可置疑的传统权利，国王或者大臣在未经议会法案批准之前不得索取捐款或者贷款。

在科克的带领下，下议院开始起草《权利请愿书》。它的主旨是限制国王的特权，反对义务贷款、未经审讯的监禁、军队进驻民宅以及军事管制法。国王的上述行为被指责为“侵犯人民的权利和自由，违反国家的法律法规”。如果国王不接受这个请愿书，他便无法获得议会的拨款，必须依靠自身的力量来维持议会敦促他发动的这场战争。查理一世采用了灵活的手法，秘密同法官们商讨对策。法官们对他说，即使承认上述权利，他的最高权威仍旧不会受到影响，但他本人对此并不敢确信，因此在上议院给出了模糊的答复。这引得全场的哗然，不仅下议院喧哗声四起，参会者大多激动起来。他只好采纳了法官们的建议，完全承认应该按照众人的愿望办事，同时心底依旧有所保留。他说：“现在我已经尽了全力，假如这次议会不能得到满意的结果，那便是你们的错误，与我本人没有关系。”听到此番说辞，众人大喜过望，下议院投票通过了各项拨款，认为这是一笔成功的交易。

在这场混乱的斗争中，英国人的自由传统起到了关键作用。政府出于政策的需要可以监禁任何人的行为遭到了制止。通过艰苦斗争赢得的这一成果，给守法公民带来了基本权利。如果触犯了现有的法律，只有陪审团的审讯才能做出裁决被告是否应该被监禁。而国王认为这有碍于他本人的权威。当时，他可以借口状况紧急，必须把危险人物监禁起来。当时的统治者尚未想出“监护”和“逃跑者格杀勿论”这样的说辞，这些词语是人们在后来的一个时代创造出来的。

在议会运动的背后，潜伏着巨大的危机。欧洲各国的君主一意孤行，日益蛮横。法国议会自1614年巴黎会议之后，再也没有召开过一次会议。后来直到1789年爆发革命才重新召开了议会会议。常备军的出现使得贵族和平民失去了抗争的能力，因为这支军队使用火器，并拥有大炮。前几个世纪里，尽管社会动荡不安，却没有一位国王可以无视议会的“立法权和反抗力量”，如今议会处于软弱的不利地位。

国王和议会双方都有更多的要求。国王得到拨款之后，便开始相信法官的保证，认为自己的权力不会受到掣肘。下议院则提出了下一步打击的对象，反对天主教仪式派和英国仪式派的发展，指责战争指挥失当。由于海军力量的软弱，贸易活动在英吉利海峡受到了挫折。下议院恢复了对白金汉的弹劾，并且质问国王说，屡屡招致祸端的人却继续担任要职，与国王关系密切，这难道是对国王以及国家安全有利的吗？而国王和白金汉此时寄希望于发动一次成功的战争，就此替胡格诺教派解拉罗歇尔之围。查理一世解散了议会，在国王再一次需要议会支持之前，他与近臣们试图取得外交和政治上令人满意的成就。援救国外的新教徒，比迫害国内的天主教众要有意义得多。如果国王能够为拉罗歇尔解围，他甚至可以要求拥有对国内天主教徒施恩的权力，这并不会有损他的声誉，但幸运女神并没有眷顾他。

白金汉深知他自己已是众矢之的。他打算再次率军前往拉罗歇尔，希望此举可以获得全国的一些支持，至少也可以分化他的敌人。这位统帅去意已决，在朴次茅斯准备起航。船上装备有最新的武器，能够击溃黎塞留为封锁拉罗歇尔港口而设置的水栅。可正是在这个时刻，白金汉被一名狂热的海军中卫刺死。

凶手的名字叫约翰·费尔顿，他似乎生性剑走偏锋，因此才能干出此事。他因没有获得升职而心怀怨恨，看到从未参加过战斗的军官得到晋升而更加不满。从他留下的书信中可以看出此人还曾计划着更大的阴谋。议会在国王面前指责白金汉奢侈浪费和贪污腐败，这给了他极大的刺激。他认为，人民的利益是至高无上的法律，“上帝批准了这个法律，凡是对国家有利的事情就应该视为合法”。行刺以后，他立刻混入人群中。当听到人们咒骂是哪个无赖刺杀高贵的公爵时，他站出来说：“不是无赖干的，而是一个正直的人，这个人就是我。”他身材瘦小，长着一头红发，黝黑的面孔显得意志消沉。周围的人们对他咆哮不止，他反唇相讥：“你们心里却为我的行动而欢呼。”一些船上的水手呼唤他的名字。后来在死期来临时，他发现自己铸成大错，他认识到“公共利益不能成为某项恶行的借口”。他希望在行刑前可以表达这一想法。

白金汉的去世对年轻的国王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国王并没有原谅埃利奥特，认为他的煽动性讲话导致了费尔顿的行刺。同时，这次行刺也使得国王摆脱了一时的窘境，因议会的不满随着白金汉的去世而消失了。这个刺杀事件还给他带来了第一次融洽的婚后生活。在此之前，他在精神上一直深受“斯蒂尼”的影响。此人是他青少年时期的密友，他对这个密友无话不谈。他已经与王后分居三年，甚至有人说，他和王后从来没有真正地完婚。他还遣散了王后的法国随从，这使得王后不免伤怀。白金汉去世后，国王对王后重新投入了感情，从此，他们开始共同面对接下来的暴风骤雨。

下议院虽然批准了五笔款项，在税收问题上却是一步未让。它投票通过的税收权只有一年的有效期，一年之后，国王仍旧按照惯例收取税款。全国各地的议会支持者因此而格外愤慨。拒绝交税的人被质押了财物，遭到了监禁。从此可以看出，国王并没有真正地接受《权利请愿书》，并且拒不承认他曾经接受过。请愿书印发之后，人们只看到国王对第一次的闪烁其词的答复做了补充，而没有看到他后来明确做出的肯定答复。另一名司令官率军远征拉罗歇尔，结果再次以失败告终。黎塞留红衣主教设置的水栅极为成功地阻止了英国军舰，胡格诺教派最后在绝望中打开城门向法兰西国王投降。他们的失败让英国全国感到震惊和失落。

1629年初议会再次开会时，议员们对内政和外交问题心怀不满。不过他们的发难是从宗教问题开始的，下议院们采取了非常强硬的态度，他们认为反对天主教教义的法令过于宽容和松散，对此进行了长期的辩论，因而个个满腹牢骚。这种情绪促使他们的大多数人团结起来，狂热分子们持偏激的意见，热衷于彻底肃清腐败的教会，他们同奠定英国自由基础的爱国者联合起来，采取一致行动。这些怒火中烧的议员把英国的宗教偏见视为团结的契机和发动战争的动力，正如穆斯林依靠《古兰经》保卫自己的领土，犀牛依靠尖锐的角，老虎依靠锋利的爪一样。

下议院在一个内容丰富的决议案中宣布：提倡天主教仪式者、在税收获得批准前而擅自征税者以及帮助征税者以及交税者，均为社会的公敌。以前弹劾白金汉的许多罪名此时落到了财政大臣理查德·韦斯顿的头上，说他就算不是耶稣会的成员，也是天主教徒，参与过非法的征税活动。这些罪名罗列在一份谏言书中，但议会议长被国王拉到自己的阵营，他在3月2日宣布，国王决定把议会会议推迟到3月10日。因此阻止了谏言书的通过。会场上顿时不满声四起，议长准备起身离开之际，被态度坚决、身体强壮的议员霍利斯和瓦伦丁拦在椅子上，黑仗侍卫被阻拦在门外。霍利斯背诵谏言书的全文，议员们以鼓掌的方式通过。接着下议院四门大开，议员们蜂拥而出。他们在可预见的时间内无法在下院会议厅重聚了。很显然，国王和下议院正式决裂。一个星期后，议会被解散，查理一世开始了个人独裁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