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麦地那哈里发国家
阿布·伯克尔即位
先知穆罕默德作为伊斯兰文明的缔造者，是温麦中无可替代的唯一领袖。穆斯林敬畏安拉，景仰先知穆罕默德，从而接受伊斯兰国家权力的约束。先知穆罕默德溘然长逝，一度使穆斯林茫然无措。先知穆罕默德与其妻赫蒂彻曾经生有两个男孩，但均幼年夭折。他的几个女儿，除法蒂玛外，此时亦不在人世。严格意义的血亲世袭制度，对于当时的阿拉伯人来说，还是十分陌生的概念。况且，先知穆罕默德临终之际并没有明确指定继承人选。[1]先知穆罕默德去世后，其权力的继承成为穆斯林关注的焦点。
作为麦地那绿洲的土著居民，众多辅士聚集在哈兹拉只部落赛耳德氏族的住处商讨先知继承者的人选，试图推举哈兹拉只部落的首领赛耳德·欧拜德出任温麦的领袖。迁士中的核心人物阿布·伯克尔、欧默尔和阿布·欧拜德闻讯赶来，与辅士竭力争辩。辅士认为，先知穆罕默德在麦加传教12年，屡遭迫害，未能得到应有的保护，徙志以后，正是由于奥斯部落和哈兹拉只部落成员的广泛皈依和有力支持，先知穆罕默德得以降服麦加，使半岛各地的阿拉伯人望风归顺，辅士劳苦功高，理应出任先知穆罕默德的继承人。阿布·伯克尔等人则认为，迁士率先皈依伊斯兰教，他们既与先知穆罕默德同出一族，又曾与先知穆罕默德患难与共，继先知穆罕默德之后领导温麦的神圣事业乃是天经地义的当然选择。于是，辅士中有人提议，由迁士和辅士各选一人共同出任温麦的领袖，遭到阿布·伯克尔等人的断然拒绝。欧默尔和阿布·欧拜德竭力推举阿布·伯克尔作为先知穆罕默德的继承人，并且劝说奥斯部落的辅士改变态度。最后，阿布·伯克尔被与会者共同拥戴为温麦的领袖，成为伊斯兰历史上的第一位哈里发。[2]此次会议史称“赛基法会议”（“赛基法”在阿拉伯语中意为有篷的场院），赛基法会议关于拥戴阿布·伯克尔出任哈里发的内容史称“特别誓约”[3]。翌日，在欧默尔的倡议下，麦地那的穆斯林来到先知寺，就先知穆罕默德的继承人选进行公开表态。他们接受了赛基法会议的结果，承认阿布·伯克尔作为先知穆罕默德的继承人，史称“公众誓约”[4]。赛基法会议实现了先知穆罕默德逝世后温麦权力的顺利过渡，掀开了伊斯兰历史的崭新一页。伊斯兰世界从此进入了哈里发国家的时代。
阿布·伯克尔（632—634年在位）本名阿卜杜拉·奥斯曼·阿米尔，属于古莱西部落泰姆氏族，曾是麦加的布匹商，家境殷实，阅历丰富。阿布·伯克尔自610年起长期追随先知穆罕默德，是最早皈依伊斯兰教的成年男性自由人。阿布·伯克尔是先知穆罕默德的挚友，亦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岳父，其女阿以莎是先知穆罕默德晚年最为宠爱的妻子。阿布·伯克尔曾经于622年只身陪伴先知穆罕默德从麦加移居麦地那，并且于631年受先知穆罕默德的委派在麦加主持朝觐仪式。先知穆罕默德临终之际，阿布·伯克尔奉命领导麦地那穆斯林的聚礼活动，从而在温麦中颇具殊荣。[5]因此，阿布·伯克尔在先知穆罕默德逝世后出任哈里发，不仅受到麦地那穆斯林的拥戴，而且为其他地区的穆斯林所广泛承认。
“哈里发”一词在阿拉伯语中系“在……之后”的名词形式，意为“继承人”。该词曾经两次出现于《古兰经》中，意为“安拉在大地设置的代理人”[6]。阿布·伯克尔出任之哈里发，特指“安拉的使者的继承人”，即先知穆罕默德的继承人。[7]然而，这种继承只是有限度的继承。“哈里发并非先知，只是温麦的首领，而不是安拉的使者，亦不可能成为启示的传布者。”[8]《古兰经》明确规定先知穆罕默德是“封印的先知”，其先知的身份和传布启示的使命绝非他人所能继承。[9]因此，阿布·伯克尔作为哈里发，并非继承先知穆罕默德的全部权力，亦不可能继承先知穆罕默德的全部权力，而只是继承先知穆罕默德的一部分权力，即作为先知和传布启示以外的其余权力。先知穆罕默德作为安拉的使者，在整个温麦拥有无可争辩的绝对权力，深受全体穆斯林的景仰。相比之下，阿布·伯克尔仅仅被视作穆斯林中的普通一员。阿布·伯克尔作为哈里发的权力和地位，来自其对于安拉的虔敬、对于伊斯兰事业的贡献和相应的威望。遵从《古兰经》和“圣训”是阿布·伯克尔行使权力的前提条件，其言行必须符合《古兰经》和“圣训”的规定。阿布·伯克尔在即位演说中向穆斯林宣布：“现在，我成为你们中的首领……如果我的言行是正确的，你们应当支持我；如果我的言行是错误的，你们务必纠正我……要是我遵从安拉和他的使者，那么，你们必须遵从我；要是我违背了安拉和他的使者，那么，你们有权力反对我。”[10]阿布·伯克尔经常由于他人称赞自己的言语而感到窘迫，表示：“主啊！你明察我的能力胜过我自己，我对自己的了解胜过他人的想象。你饶恕我的罪过吧！不要由于众人对我的不应有的称赞而责怪我。”他还曾经说过：“先知穆罕默德受到安拉的启示的引领，而我却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普通人。”[11]由此可见，阿布·伯克尔出任的哈里发职位具有特定的历史内涵。将阿布·伯克尔与西方的教皇或东方的君王相提并论，显然是不正确的。
“里达”的平息
阿布·伯克尔即位以后，面临着十分严峻的政治形势。当时的阿拉伯半岛充斥着诸多的敌对势力，危机四伏，狼烟遍野，哈里发国家大有摇摇欲坠之势，先知穆罕默德缔造的事业濒临夭折的边缘。这就是伊斯兰史上著名的“里达”。
首先发难的是分布在希贾兹东侧的贝都因人阿布斯部落和祖布彦部落。他们派出使团来到麦地那进行谈判，要求阿布·伯克尔放弃向他们征纳天课的权力。[12]在纳季德高原，阿萨德部落首领图莱哈曾于631年赴麦地那谒见先知穆罕默德，佯言皈依伊斯兰教，不久却自诩“先知”，讹传自己得到天使哲布勒伊莱颁降的启示，鼓动骚乱。先知穆罕默德去世后，图莱哈攻击阿布·伯克尔，拒绝向麦地那缴纳天课。塔米姆部落与阿萨德部落相邻，该部落的女首领赛查哈原奉基督教，先知穆罕默德去世后伪称“先知”，追随者人数颇多。[13]哈尼法部落是纳季德高原东部叶麻麦一带的农耕群体，其首领穆赛里玛曾于631年随该部落使团来到麦地那，试图继承先知穆罕默德的圣位。穆赛里玛返回叶麻麦后，声称与先知穆罕默德同为“安拉的使者”，甚至模仿《古兰经》的文辞风格伪造启示，宣布叶麻麦为朝觐圣地，企图以叶麻麦为中心控制纳季德高原的贝都因人，进而与麦地那国家分庭抗礼。[14]半岛南部沿海地区的政治形势错综复杂。在也门，安斯部落首领艾斯沃德于631年自命“先知”，采用“拉赫曼”的称号，占据纳季兰和萨那，驱逐来自麦地那的穆斯林传教师，杀害麦地那国家支持的波斯血统王公舍赫尔·巴赞，控制也门的大部分地区。数月以后，艾斯沃德被部属暗杀，穆斯林支持的波斯血统王公菲罗泽·戴勒米成为也门的统治者。不久，菲罗泽·戴勒米被赶出也门，祖拜德部落首领凯斯·阿卜杜勒·雅古斯取而代之，占据萨那。[15]在阿曼，阿兹德部落的首领拉其特·马立克在先知穆罕默德去世后伪称“先知”，驱逐该部落中的穆斯林成员。在巴林，巴克尔部落首领侯塔姆·杜拜阿聚众占据盖提夫和哈贾尔，驱赶皈依伊斯兰教的阿卜杜勒·凯斯部落。[16]
此时，阿布·伯克尔刚刚即位，立足未稳。尤其严重的是，希贾兹一带忠于伊斯兰事业的穆斯林战士大都遵照先知穆罕默德的遗愿，跟随栽德·哈里萨之子欧萨玛征讨北方的叙利亚边境，麦地那兵力空虚，而阿布斯部落和祖布彦部落扬言要袭击哈里发的驻地，形势危急。紧要关头，阿布·伯克尔的态度十分坚决。他表示，即使有人拒纳缴纳一个迪尔罕的天课，也要向拒纳者宣战，同拒纳者战斗到底。他从希贾兹的穆斯林中募集兵员，首先在祖尔·卡萨和拉巴扎击溃阿布斯部落和祖布彦部落。[17]632年底，阿布·伯克尔将哈里发国家的几乎所有战士交由哈立德·瓦里德率领，自祖尔·卡萨进军纳季德高原。[18]哈立德·瓦里德的队伍在布扎卡击溃伪先知图莱哈的追随者，降服阿萨德部落。[19]伪先知图莱哈逃往叙利亚，后来悔过自新，皈依伊斯兰教，并且参加了哈里发国家对伊拉克的征服，屡建战功，642年在尼哈温战役中阵亡。[20]继布扎卡战役之后，哈立德·瓦里德的队伍在布塔袭击了伪先知赛查哈的主要追随者塔米姆部落叶尔布亚氏族的营地，处死叶尔布亚氏族首领马立克·努威拉。[21]伪先知赛查哈偕残部逃往叶麻麦，投奔哈尼法部落。633年春，哈立德·瓦里德率领穆斯林战士五千余人攻入叶麻麦，与伪先知穆赛里玛的追随者四万余众在阿喀拉巴相遇。阿喀拉巴战役是自徙志以来穆斯林进行的历次战役中最为激烈和残酷的一次，穆斯林付出了巨大的代价，1200人阵亡，其中包括数以百计的迁士和辅士。[22]哈尼法部落据守的最后阵地被称作“死亡的花园”；伪先知穆赛里玛及其追随者负隅顽抗，悉遭杀戮。阿布·伯克尔一度下令处死哈尼法部落的所有战俘。然而，哈立德·瓦里德赦免了他们的死罪，只是遵循先知穆罕默德生前的做法，征缴哈尼法部落全部财产的二分之一作为穆斯林的战利品。633年初夏，阿布·伯克尔自麦地那派出两支穆斯林队伍前往南部沿海。一支队伍由阿拉·哈达拉米率领攻入巴林，击败巴克尔部落，杀死侯塔姆·杜拜阿。另一支队伍由侯宰法·米赫珊率领直取阿曼，击败伪先知拉其特·马立克及其追随者，降服阿兹德部落。接着，穆哈吉尔·阿比·倭马亚和伊克里玛·阿比·贾赫勒分别率领穆斯林战士自希贾兹和阿曼夹击也门，占领萨那，俘获凯斯·阿卡杜勒·雅古斯。[23]至633年秋，“里达”风波在整个半岛范围内得到平息。
“里达”一词在阿拉伯语中本意为背叛。然而，“里达”风波作为阿布·伯克尔在位时期特有的历史现象，具有特殊的含义和特定的内涵。研究者曾经对此作出种种不同的解释。传统的穆斯林学者大都认为，阿拉伯半岛在先知穆罕默德晚年业已完成伊斯兰教化的进程，所谓的“代表团之年”标志着伊斯兰教在整个阿拉伯半岛的普遍皈依，“里达”是先知穆罕默德去世后诸多阿拉伯人部落放弃伊斯兰教信仰和恢复多神崇拜的叛教运动，“里达”的平息则是阿布·伯克尔即位后哈里发国家对于叛教者的重新征服。然而，根据一些西方学者的估计，在先知穆罕默德晚年，伊斯兰教的皈依者人数尚少，麦地那国家的疆域大体局限于希贾兹一带。“实际上，先知穆罕默德临终时并未统一阿拉伯半岛，更未实现整个阿拉伯半岛的伊斯兰教化。只有阿拉伯半岛西海岸中部的希贾兹及其周围地区，在政治上与麦地那和麦加组成国家，其原因所在亦非相同的宗教信仰而是共同的政治利益。分布在阿拉伯半岛中部的盖特方部落、巴希拉部落、泰伊部落和阿萨德部落，仅仅与先知穆罕默德组成松散的政治联盟，伊斯兰教化的程度相当有限。在阿拉伯半岛北部和叶麻麦一带，阿拉伯人的部落各有自己的先知。在阿拉伯半岛南部，先知穆罕默德始终未能建立有效的控制，只是与个别部落中的少数人订立盟约。”[24]因此，“里达”并非阿拉伯人部落的叛教运动，“里达”的平息乃是阿布·伯克尔当政期间哈里发国家对于希贾兹以外诸多地区的初次征服。显然，确定先知穆罕默德晚年麦地那国家的版图范围和阿拉伯半岛的伊斯兰教化程度，是探讨“里达”之性质的前提条件。
希贾兹位于阿拉伯半岛的西侧，既是伊斯兰文明的发祥地，亦是麦加和麦地那两座圣城的所在。徙志以后，先知穆罕默德通过缔约结盟和武力讨伐的方式，逐渐控制与麦地那相邻的游牧地区，直至降服麦加和塔伊夫。先知穆罕默德晚年，生活在希贾兹的阿拉伯人大都皈依伊斯兰教，麦地那国家在这一地区建立起较为稳固的信仰基础和政治基础。先知穆罕默德时代，麦地那国家的另一重要的扩展目标是希贾兹以北至叙利亚边境的广阔地带。627年壕沟之战结束后，先知穆罕默德与朱扎姆部落订立盟约，继而在北方重镇杜麦特·詹达勒击败凯勒卜部落。628年，先知穆罕默德自麦加郊外的侯德比耶移兵北进，降服海拜尔、法达克、泰马、瓦迪库拉等地的犹太定居者。630年，先知穆罕默德再度挥师北上，兵抵叙利亚边境重镇泰布克，迫使埃拉、麦格纳、阿兹鲁和贾尔巴等地的犹太人纳贡称臣。[25]穆斯林征服麦加以后，麦地那国家的势力开始深入半岛南部。在也门，麦地那国家承认和支持波斯血统王公巴赞的原有权力，巴赞则允许和保护伊斯兰教在其辖地的传播；631年巴赞死后，其子舍赫尔·巴赞继续接受先知穆罕默德的册封，穆阿兹·贾巴勒则代表先知穆罕默德向也门的穆斯林征纳天课。在阿曼，阿兹德部落首领贾法尔·朱伦达和阿卜杜拉·朱伦达于630年率众皈依伊斯兰教，阿慕尔·阿绥代表先知穆罕默德向阿兹德部落中的穆斯林征纳天课。在巴林，阿卜杜勒·凯斯部落首领穆恩吉尔·萨沃于630年率众皈依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去世前夕，作为天课征纳的8万迪尔罕从巴林运抵麦地那。[26]位于半岛中央的纳季德高原，分布着三个颇有势力的强大部落：阿萨德部落、塔米姆部落和哈尼法部落。在所谓的“代表团之年”，阿萨德部落和塔米姆部落都曾派出使团来到麦地那，与先知穆罕默德缔约结盟，只有哈尼法部落拒绝承认先知穆罕默德的权力。[27]先知穆罕默德曾经向阿萨德部落和塔米姆部落派遣使者征纳天课，说明伊斯兰教已经传入这一地区。[28]由此可见，在先知穆罕默德晚年，麦地那国家的疆域已经远远超出希贾兹的范围，先知穆罕默德通过传播伊斯兰教、征纳贡税和缔约结盟等不同方式，控制阿拉伯半岛的大部分地区。另一方面，相当数量的阿拉伯人此时并没有放弃原来的信仰，伊斯兰教尚未在整个半岛的范围内取得最后的胜利。平息“里达”的战争既非哈里发国家对希贾兹以外地区的初次征服，亦非哈里发国家在整个半岛范围内对叛教者的重新征服。“里达”的平息在一些地区表现为穆斯林与叛教者之间的宗教冲突，而在另一些地区则表现为哈里发国家与土著传统势力之间的政治对抗。哈里发国家在平息“里达”的过程中所攻击的目标，不仅有放弃伊斯兰教的反叛者，而且包括诸多非穆斯林政治势力。
“里达”的平息固然发生于阿布·伯克尔当政时期，然而导致“里达”的原因却要追溯到先知穆罕默德生前关于课税的规定。自徙志起，完纳天课逐渐成为所有穆斯林必须履行的当然义务。在当时教俗合一的条件下，天课的征收不仅具有宗教意义，而且是国家权力得以实现的重要形式。包括阿布斯部落和祖布彦部落在内的诸多部落在先知穆罕默德去世后拒绝履行完纳天课的宗教义务，不仅构成背叛伊斯兰教信仰的行为，而且包含摆脱国家权力约束的政治倾向。在要求所有穆斯林完纳天课的基础上，先知穆罕默德于631年朝觐期间委派阿里在麦加颁布启示，解除麦地那国家与尚未皈依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之间原有的盟约，规定非穆斯林或者皈依伊斯兰教并完纳天课，或者向麦地那国家缴纳人丁税以换取相应的政治保护，别无选择的余地。新的启示和严格的课税规定，标志着麦地那国家与异教阿拉伯人之间相互关系的明显转变，表明先知穆罕默德决心在整个半岛的范围内实现麦地那国家对阿拉伯人的控制。阿拉伯人只能在顺从和反抗两者中进行选择，半岛形势骤然紧张。因此，早在先知穆罕默德去世前夕，伪先知图莱哈、赛查哈和穆赛里玛已经蠢蠢欲动，而先知穆罕默德的去世只是使得许多地区的敌对行为演变为对于哈里发的公开反抗。
传统的穆斯林往往强调“里达”战争的宗教倾向，认为“里达”战争的性质在于穆斯林与叛教者之间的暴力冲突，“里达”战争的结局则是伊斯兰教在阿拉伯半岛的最后胜利。然而，穆斯林与叛教者之间的暴力冲突并未构成“里达”战争的全部内容，相当数量的阿拉伯人甚至在“里达”战争结束后很久尚未皈依伊斯兰教，却长期保留原有的信仰。某些西方学者强调“里达”战争实质在于阿拉伯半岛内部定居人口与游牧部落之间的对抗。“阿布·伯克尔的目的是将伊斯兰国家的霸权扩大到整个阿拉伯半岛，进而统治所有的游牧部落。”[29]“‘里达’战争体现阿拉伯半岛的定居人口与游牧部落之间传统时代矛盾对抗的延续。游牧部落将麦地那国家视作定居人口的代表；他们不仅要摆脱麦地那国家的控制，而且力图毁灭麦地那国家。”[30]然而，上述观点无法解释哈尼法部落的定居人口与麦地那国家之间的冲突；“里达”战争中最惨烈的厮杀发生于哈尼法部落的定居者与穆斯林战士之间，而哈尼法部落中为数不多的穆斯林却系该部落的贝都因人。[31]
所谓的“里达”发生于阿拉伯社会剧烈变革的历史阶段，这场变革的核心内容是阿拉伯人从野蛮向文明的过渡。伊斯兰教在麦加的诞生和伊斯兰国家在麦地那的建立，无疑标志着阿拉伯社会变革的开始。然而，由于生态环境和生活方式的明显差异，阿拉伯半岛各地的社会发展水平不尽相同。一些部落固然出现了濒临解体的征兆，亦有许多部落尚不具备步入文明社会的物质条件，野蛮势力根深蒂固，个别地区甚至保留着母权制的婚姻形式。先知穆罕默德时代，初兴的伊斯兰文明未能在整个半岛范围内建立起稳固的社会基础，氏族部落制度依然在诸多地区产生着广泛的影响，甚至支配着人们的生活。传统的野蛮势力并没有随着伊斯兰文明的诞生而自行退出历史舞台，必然进行顽强的反抗。“长久以来，他们只忠于自己的氏族，至多忠于他们的部落。现在，他们破天荒地统一在一个宗教首领之下，必须执行他的命令，即使在日常事务方面也不例外……这意味着社会生活方式的一场变革，并非所有的阿拉伯人都不无反抗地接受这种新的生活方式。”[32]因此，“里达”尽管在不同的地区表现各异，但是普遍包含着原始的氏族部落制度与新兴的伊斯兰国家激烈抗争的社会倾向，体现野蛮与文明之间的深刻对立。“里达”的平息，其实质在于阿布·伯克尔通过战争的手段确立麦地那哈里发与半岛各地诸部落之间广泛的贡税关系，迫使放荡不羁的阿拉伯人接受国家权力的约束，从而在根本上摧毁了野蛮势力的基础。阿拉伯人失去了原有的自由，却迎来了崭新的文明。“里达”的平息，完成了先知穆罕默德生前未竟的事业，整个半岛范围内的阿拉伯人最终实现了由原始社会迈向文明时代的深刻的历史变革。
麦地那哈里发国家的扩张：背景分析
新兴的伊斯兰文明一旦在阿拉伯半岛取得胜利，便开始以不可阻挡的迅猛势头冲击半岛周围的广大地区。麦地那哈里发国家发动的军事扩张震撼着中东的广大地区，具有千年文明传统的波斯帝国如同秋风下之落叶而寿终正寝，雄踞地中海的霸主拜占廷帝国亦遭受重创而急剧衰落。往日挣扎于贫困和饥渴的边缘而屡遭凌辱的阿拉伯人骤然间如日中天，以统治民族的姿态登上中东地区的历史舞台，成为举足轻重的社会势力。伊斯兰文明从此自阿拉伯半岛走向世界，进入了崭新的发展阶段。
麦地那哈里发国家的扩张无疑具有深刻的背景原因。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此进行了广泛的探讨，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传统的穆斯林学者大都从宗教神学的角度解释麦地那哈里发国家的扩张，将这一现象归结为虔敬安拉之宗教激情的产物。一些西方学者亦着眼于宗教的原因，将麦地那哈里发国家的扩张归结为伊斯兰教在阿拉伯半岛诞生以后所导致的政治影响和心理变化。更多的西方学者或许出于信仰的偏见，忽略伊斯兰教的诞生与麦地那哈里发国家的扩张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强调麦地那哈里发国家的扩张根源于阿拉伯半岛恶劣的生存环境与人口的增长所形成的压力。W.穆尔从民族迁徙的角度解释麦地那哈里发国家的扩张，强调麦地那哈里发国家的扩张根源于阿拉伯人对于财富的贪婪和抢劫的传统习俗。[33]C. H.贝克尔认为，麦地那哈里发国家扩张的原因在于阿拉伯半岛的自然环境和经济状况，饥饿和贫困构成麦地那哈里发国家扩张的内在动力。[34]M.杜耐尔则从阿拉伯半岛定居人口与游牧群体之间矛盾冲突的角度解释麦地那哈里发国家的扩张。他认为，定居人口与游牧群体之间的冲突极大地威胁着新兴的国家，麦地那的哈里发力图通过实现游牧群体的定居化消除两者的对立，而征服半岛周边区域是促使分布在沙漠瀚海的游牧群体走向定居生活的有效途径。[35]
毋庸置疑，阿拉伯半岛恶劣的生存环境与人口增长所形成的压力、伊斯兰教的兴起以及定居人口与游牧群体之间的矛盾，皆与麦地那哈里发国家的扩张具有密切的联系。但是，导致征服的诸多因素并非孤立的存在，而是处于相互制约的状态。将麦地那哈里发国家的扩张归结为宗教的原因和意识形态的作用，这种观点忽略了阿拉伯半岛的客观物质环境和历史传统，显然不尽正确。过于强调恶劣的生存环境和人口的压力，无法说明伊斯兰教的兴起与麦地那哈里发国家的扩张之间内在的逻辑联系，亦难成立。至于阿拉伯半岛定居人口与游牧群体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伊斯兰教的传播和新兴国家权力的约束无疑削弱而不是加剧了两者的对立。因此，上述观点尽管各有一定的道理，但均失之片面，未能完整阐明麦地那国家扩张的原因。
阿拉伯人世世代代生活在辽阔而贫瘠的家园，水源奇缺，牧场有限，耕地稀少，荒原满目，生计资源极度匮乏。在这样的环境下，人口的增长导致无尽无休的迁徙浪潮；过剩的人口只能移至半岛以外，去寻求新的生存空间。自远古以来，人口迁徙的浪潮接连不断，构成阿拉伯半岛生态平衡得以维持的基本条件。然而，在查希里叶时代，拜占廷帝国和波斯帝国在半岛北部分别构筑起坚固的屏障，迫使阿拉伯人改变传统的流向。过多的人口拥挤在半岛内有限的生存空间，相互攻袭，劫掠生计资源。半岛内部益趋激烈的劫掠和仇杀淘汰着无路可走的过多人口，成为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生态平衡赖以维持的必要形式。伊斯兰教的诞生和伊斯兰国家的建立，给混沌无序的阿拉伯半岛带来文明的曙光，给饱受苦难的阿拉伯人带来希望。普遍处于敌对状态的诸多部落，借助信仰的纽带和温麦的政治形式，建立起较为稳定的地域联系，开始了社会聚合的过程。徙志以后，先知穆罕默德接连颁布一系列启示，旨在通过严格的宗教规定，约束漫无原则的劫掠和仇杀，消除血族群体之间的对立，实现温麦内部的和平状态。《古兰经》说，“你们原是仇敌，而安拉联合你们的心，你们借他的恩典才变成教胞”，“信士们皆为教胞，故你们应当排解教胞间的纷争”，“信士不至于杀害信士，除非是误杀”[36]。先知穆罕默德在“告别演讲”中明确宣布：“你们相互残杀伤命，相互侵犯财产，均在严禁之列……蒙昧时期的血债一律不予清算……蒙昧时期的习俗一律废止……穆民都是弟兄，若非本人同意而霸占自己弟兄的财产，对于任何人都是非法的。”[37]另一方面，先知穆罕默德自徙志开始，便规定了温麦的圣战原则：所有的异教徒，首先是反对伊斯兰教的麦加保守势力，被视作温麦全体成员的共同敌人。信仰的差异和宗教意义的圣战开始取代血族群体的对立和传统的劫掠仇杀，上升为阿拉伯半岛社会矛盾的主要形式。630年穆斯林征服麦加以后，先知穆罕默德颁布进一步讨伐异教阿拉伯人的启示，“当禁月逝去的时候，你们在哪里发现以物配主者，就在哪里杀戮他们，俘虏他们，围攻他们，在各个要隘侦候他们”，“当抵抗不信安拉和末日，不遵安拉及其使者的戒律，不奉真教的人，即曾受天经的人，你们要与他们战斗，直到他们依照自己的能力，规规矩矩地交纳丁税”[38]。至先知穆罕默德去世前夕，皈依伊斯兰教已是众望所归，形同散沙的诸多部落纷纷加入温麦。伊斯兰教的传播和由此产生的阿拉伯社会结构的深刻变革，使阿拉伯人相互间劫掠仇杀的野蛮习俗趋于废止，阿拉伯半岛生态平衡所赖以维持的原有方式遭到广泛的排斥，恶劣的自然条件下相对稠密的人口与有限生存环境之间的矛盾无法继续通过半岛内部的淘汰方式得到缓解，于是转化为对外扩张的明显趋势。630年底，先知穆罕默德亲率三万余众大举北进，兵抵叙利亚边境重镇泰布克。632年，先知穆罕默德在弥留之际再次委派栽德·哈里萨之子欧萨玛筹划北伐叙利亚。[39]先知穆罕默德的上述举措，反映了麦地那国家以对外扩张取代半岛内部劫掠仇杀的初步意向。然而，在先知穆罕默德时代，温麦成员之间的相互联系主要借助于信仰的纽带，初兴的公共权力往往只是表现为宗教信条的约束和宗教意义的顺从。诸多部落尽管已被纳入温麦，但是仍旧具有明显的离心倾向，仅仅在形式上顺从麦地那的宗教领袖。更有一些部落尚无意加入温麦，甚至负隅顽抗。野蛮势力的存在制约着温麦的举措，使得麦地那国家对外扩张的初步趋向在先知穆罕默德生前未能演变为成熟的动势。
阿布·伯克尔当政期间平息“里达”的战争，是先知穆罕默德时代阿拉伯半岛统一进程的延续。“里达”的平息最终完成了先知穆罕默德生前未竟的事业，结束了长期以来阿拉伯人相互劫掠和彼此攻杀的状态，在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整个半岛的内部和平。“以往，他们时常劫掠其他的部落以维持自己的生活。现在，整个半岛的阿拉伯人联合为统一的整体。由于新的伦理观念和社会经济原则，他们不得不停止劫掠其他部落的传统行为。但是，在半岛内部却又无法采取其他的方式来替代这种行为。人口的增长对于有限的生活资源所形成的压力益趋加剧，使原有的经济生活失去了平衡。”[40]“里达”的平息和半岛统一的最终完成，彻底否定了野蛮状态下阿拉伯半岛生态平衡赖以维持的传统行为。阿拉伯人在温麦形式下的社会聚合，使得人口与生存空间的深刻矛盾转化为对外征服的巨大能量。以圣战的名义讨伐周边区域的异教人口，进而夺取新的生存空间，成为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维持半岛生态平衡的唯一出路，体现阿拉伯人自野蛮向文明转变过程中客观的社会需要。阿布·伯克尔当政期间平息“里达”的战争诚然与其后发生的对外征服具有本质的差别，但是两者之间无疑存在着直接的联系。平息“里达”战争的胜利揭开了麦地那哈里发国家扩张的序幕，而麦地那哈里发国家的扩张乃是平息“里达”战争的必然结局。
有人说，麦地那哈里发国家的扩张是出于获得“面包”和谋取生计的需要。也有人说，麦地那哈里发国家的扩张是为了踏上通向天堂的道路。实际上，无论世俗的需要还是宗教的情感，都是导致麦地那哈里发国家扩张的重要因素。然而，这些因素并非孤立的存在，而是处于相互制约的状态。从前，阿拉伯人追随各自的部族去半岛周围寻求生路，势单力孤，往往受制于外族强敌。后来，阿拉伯人无路可走，只能徘徊在半岛各地，通过相互间的劫掠仇杀淘汰过多的生灵。伊斯兰文明的兴起唤醒了挣扎于苦难之中的阿拉伯人，圣战的思想体现着世俗需要与宗教情感的结合。阿拉伯人不再自相残杀，也不再乞求外族的恩赐。他们作为哈里发国家的战士，高举着圣战的旗帜，踏上了讨伐异教徒的征程，从而掀开了中东历史的崭新一页。
麦地那哈里发国家的扩张不仅具有内在的社会动因，而且需要相应的外部条件。在阿拉伯人即将走出半岛的时代，拜占廷帝国和波斯帝国统治着中东的广大地区。拜占廷帝国和波斯帝国长期以来激烈角逐，争夺中东霸主的地位，至7世纪初达到高潮。602年，拜占廷皇帝毛利斯被害，福卡斯取而代之。波斯皇帝胡斯洛二世趁拜占廷帝国政局混乱之机，率军西进，攻入叙利亚和埃及，兵抵小亚细亚沿海一带。610年，驻守北非的拜占廷将领希拉克略废黜福卡斯，即位称帝。622年，希拉克略指挥拜占廷军队大举反击，收复埃及和叙利亚，继而攻入美索不达米亚，攻陷波斯帝国首都泰西封。旷日持久的厮杀，使拜占廷帝国和波斯帝国元气大伤，军事实力消耗殆尽。其次，在叙利亚南部和美索不达米亚西部，分布着许多游牧和半游牧的部落群体，他们都是拜占廷帝国或波斯帝国的藩属，也是拜占廷帝国和波斯帝国借以遏制阿拉伯人自半岛向外部冲击的重要屏障。然而，在7世纪初，他们与两大帝国之间的关系渐趋恶化。602年，波斯皇帝胡斯洛二世处死莱赫米国王努尔曼三世，任命泰伊部落首领伊雅斯取而代之，至614年委派波斯总督直接统治幼发拉底河流域。无独有偶，629年，拜占廷皇帝希拉克略停止向叙利亚南部的部落群体发放补助金，引起后者的强烈不满。此外，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土著居民大都属于塞姆族的各个分支，与拜占廷帝国和波斯帝国的统治者之间存在明显的种族差异，而与阿拉伯人却有较为密切的亲缘关系。他们尽管信仰基督教，然而分别遵奉雅各派或聂斯脱里派的信条，拜占廷帝国视之为异端，波斯帝国视之为异教，宗教分歧颇深。上述情况动摇了两大帝国在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的统治基础，麦地那哈里发国家向半岛周围发动扩张的时机业已成熟。
麦地那哈里发国家的扩张：战争进程
叙利亚[41]在地理上是阿拉伯半岛的自然延伸，亦是自希贾兹进入“肥沃的新月地带”和地中海东岸的主要通道。叙利亚的富庶物产素来令阿拉伯人心向神往；希贾兹一带的阿拉伯人，尤其是麦加的古莱西人，早在前伊斯兰时代与叙利亚之间已有频繁的贸易往来，甚至在叙利亚购置地产。[42]位于叙利亚的耶路撒冷曾经是穆斯林在徙志以后最初16个月中礼拜的朝向，并被视作诸多古代先知的家园，先知穆罕默德在徙志前夕“升宵”的起点便是耶路撒冷的萨赫莱清真寺。在穆斯林的心目中，耶路撒冷是仅次于麦加和麦地那的宗教圣地。因此，先知穆罕默德在生前便初步确定征服叙利亚的军事方略，并且多次自希贾兹举兵北伐。628年，先知穆罕默德自侯德比耶移师北进，降服希贾兹北端的犹太人居住地海拜尔、法达克、泰马、瓦迪库拉。629年，先知穆罕默德委派栽德·哈里萨率领3000名穆斯林战士攻击死海南端的穆耳塔，与拜占廷帝国的藩属加萨尼部落发生激战。630年，先知穆罕默德统兵三万余众攻击泰布克，游牧于叙利亚边境的阿拉伯人部落望风归降，埃拉、麦格纳、阿兹鲁和贾尔巴等地的犹太人被迫向麦地那国家纳贡称臣。阿布·伯克尔即位以后，继续将叙利亚视作哈里发国家的首要攻击目标。
早在平息“里达”的初期，当哈立德·瓦里德在纳季德高原鏖战之际，阿布·伯克尔即派遣阿慕尔·阿绥和哈立德·赛耳德分别率军攻击叙利亚边境的异教阿拉伯人胡扎尔部落和凯勒卜部落。这两支队伍的攻击尽管并未取得明显的战绩，但却成为叙利亚征服战争的前奏。633年秋，平息“里达”的战事接近尾声，整个半岛的政治统一已成定局，阿布·伯克尔于是将圣战的矛头正式指向叙利亚。穆斯林战士兵分数路，自希贾兹攻入叙利亚南部。其中，叶齐德·阿比·苏福彦偕其弟穆阿威叶率军经泰布克攻击死海东岸的巴尔加，舒尔哈比勒·哈萨纳率军经泰布克攻击约旦河谷，阿慕尔·阿绥率军取道埃拉攻击加沙，阿布·欧拜德率军沿着通往大马士革的古代商路攻击戈兰高地。[43]穆斯林战士最初的攻击目标，主要是分布在叙利亚南部乡村的异教阿拉伯人，仅在瓦迪阿拉巴和达辛两地与拜占廷军队偶有遭遇。[44]
634年夏，穆斯林战士的攻击目标逐渐由乡村转向城市，进而直接威胁拜占廷帝国在叙利亚的统治。于是，驻守叙利亚的拜占廷军队开始从各地向巴勒斯坦南部集结，各自为战的穆斯林战士也汇聚在加沙以东。恶战在即，哈里发急调哈立德·瓦里德自伊拉克战场驰援叙利亚。哈立德·瓦里德率领数百名穆斯林战士自幼发拉底河下游的希拉出发，首先到达杜麦特·詹达勒，然后绕过布斯拉，穿越人迹罕至的沙漠，在几乎无水可饮的情况下长途跋涉，18天后奇迹般地出现在叙利亚前线，与那里的穆斯林队伍会师，并出任统帅。634年7月，哈立德·瓦里德指挥穆斯林联军发动攻势，在耶路撒冷与拉姆拉之间的艾只纳代因击溃拜占廷皇帝希拉克略的弟弟希奥多洛斯统率的拜占廷军队。[45]拜占廷军队损失的兵力超过万人，穆斯林战士仅数百人阵亡。[46]艾只纳代因战役中拜占廷军队的溃败，使叙利亚门户顿开，穆斯林扫清了通向历史名城大马士革的道路。胜利的捷报传到麦地那。此时，阿布·伯克尔已经病逝。根据阿布·伯克尔临终时的提议，欧默尔继任哈里发（634—644年在位）。
635年1月，穆斯林军队在约旦河谷再次获胜，夺取拜占廷帝国重兵防守的战略要地菲赫勒。2月，拜占廷军队在大马士革以南30公里处的苏法尔草原败绩，穆斯林军队兵抵大马士革。大马士革的居民在拜占廷军队业已逃离的情况下固守半年，终因力不能支，于635年9月投降。[47]哈立德·瓦里德与大马士革的投降者订立了著名的条约，其文如下：“奉至仁至慈的安拉之名，哈立德·瓦里德向大马士革的居民许诺，穆斯林进城以后，保证他们的生命、财产和教堂（不被侵犯）。他们的城墙不被拆除，穆斯林不驻扎在他们的家中。我们给予他们安拉的契约，以及先知、哈里发和信士们的保护。只要他们缴纳人丁税，他们就会享受福利。”[48]这个文本后来成为穆斯林处置被征服者的范例，并被载入史册，保留至今。
大马士革陷落以后，穆斯林势如破竹，连克巴勒贝克、霍姆斯、哈马诸城。拜占廷皇帝希拉克略在惊恐之余，再度调集重兵，以数万之众发动反攻，企图将穆斯林逐出叙利亚。哈立德·瓦里德旋即撤军，屯兵于约旦河支流雅姆克河谷，与拜占廷军队对峙数月。636年8月，穆斯林在炎炎的烈日之下，利用夹杂着沙土的狂风作为掩护，向拜占廷军队发动猛烈的攻击。拜占廷军队使用铁索相连，组成坚固的方阵，教士树起十字架，诵读《圣经》，祈祷助威。然而，无论坚固的方阵还是教士的祈祷都无济于事。穆斯林战士奋勇拼杀，攻势锐不可当。拜占廷士兵阵脚大乱，溃不成军，或葬身于陡峭的河谷，或在渡河逃窜时溺水而死。拜占廷军队的统帅希奥多洛斯阵亡，侥幸生还者寥寥无几。[49]
拜占廷帝国在雅姆克战役的失败，使其在叙利亚的军事力量丧失殆尽，叙利亚征服战争遂进入最后的阶段。穆斯林自雅姆克河谷兵分四路，长驱直入：阿慕尔·阿绥率一军攻占加沙、约帕、利帕诸城，控制巴勒斯坦；舒尔哈比勒·哈萨纳率一军攻占贝塞恩和底利亚斯诸城，降服约旦；叶齐德·阿比·苏福彦率一军攻占阿克、提尔、赛达和贝鲁特诸城，夺取地中海东岸；阿布·欧拜德和哈立德·瓦里德率一军攻取大马士革、霍姆斯、巴勒贝克、哈马、基奈斯林、阿勒颇、安条克和耶路撒冷，占领叙利亚中部和北部。[50]638年，哈里发欧默尔亲临耶路撒冷巡视圣地，任命阿布·欧拜德为叙利亚总督。不久，阿布·欧拜德身染重病，死于阿穆瓦斯。叶齐德·阿比·苏福彦及其弟穆阿威叶相继接替其职，出任叙利亚总督。哈立德·瓦里德曾经被先知穆罕默德誉为“安拉之剑”，并且深受阿布·伯克尔的倚重，颇具将才，在平息“里达”和征服叙利亚及伊拉克的过程中战功卓著。然而，欧默尔与哈立德·瓦里德素来不睦。雅姆克战役结束后，欧默尔撤销哈立德·瓦里德担任的穆斯林军队统帅的职位，638年巡视耶路撒冷期间又将哈立德·瓦里德革除军职。640年，依靠海上援助而负隅顽抗达7年之久的凯撒利亚被穆斯林攻陷，拜占廷帝国丧失了其在叙利亚的最后据点，陶鲁斯山以南地区尽属哈里发国家。[51]
穆斯林对埃及的进攻是从叙利亚征服战争末期开始的。埃及是地中海沿岸重要的粮食产地，素有“拜占廷帝国的粮仓”之称，并且与阿拉伯半岛有着传统的贸易往来，是哈里发国家梦寐以求的猎取目标。另一方面，拜占廷帝国的军队虽然在叙利亚战场屡屡败绩，但是在埃及尚有较强的实力；拜占廷舰船从埃及的亚历山大驶出，袭击叙利亚西部的沿海地带，对穆斯林构成严重的威胁。因此，只有征服埃及，才能确保穆斯林对叙利亚的占领。然而，叙利亚的战事尚未结束，哈里发国家无暇顾及开辟新的战场。进攻埃及的军事行动，最初并非哈里发的意愿，而是出自阿慕尔·阿绥的个人野心。阿慕尔·阿绥出身于古莱西部落舍姆斯氏族（即倭马亚氏族），足智多谋，勇猛善战，早年曾经多次随麦加商队旅行埃及，深谙尼罗河流域的地理和风习。在穆斯林征服叙利亚的过程中，阿慕尔·阿绥未能像哈立德·瓦里德那样出尽风头，也未能像阿布·欧拜德等人那样被委以重任。阿慕尔·阿绥与其他将领争雄心切，急欲开辟新的战场，建功立业。在638年欧默尔巡视耶路撒冷期间，阿慕尔·阿绥请求哈里发允许他率军进攻古代法老曾经统治的国度。欧默尔似乎同意了阿慕尔·阿绥的请求，但是态度十分冷淡。哈里发或许认为穆斯林远离故土去进攻埃及是过于冒险的行动，因此告诫阿慕尔·阿绥，倘若他的队伍在踏上埃及的土地之前接到撤军的命令，务必停止前进，如果此时穆斯林已经进入埃及境内，一切行动可由阿慕尔·阿绥自行决定。[52]
639年底，穆阿威叶承袭其兄叶齐德·阿比·苏福彦的职位，出任叙利亚总督。阿慕尔·阿绥不肯屈居穆阿威叶之下，于是从凯撒利亚城下擅自撤军，在缺乏充足兵力的情况下，率领三千五百余名骑兵，沿着地中海东岸的古代商路西进，越过阿里什，攻入埃及。[53]640年1月，阿慕尔·阿绥的队伍首战告捷，攻占埃及东部门户菲尔马仪。2月，穆斯林再次击败拜占廷守军，夺取尼罗河东岸重镇比勒贝斯，威逼埃及腹地。随后，阿慕尔·阿绥绕过拜占廷帝国重兵防守的巴比伦堡（即古代的孟斐斯），率军南下，进入上埃及的法尤姆地区，骚扰乡村，劫掠财物，伺机攻袭拜占廷守军。不久，先知穆罕默德曾经以天园相许诺的十大圣门弟子之一祖拜尔·阿沃姆，奉欧默尔的将令，率军12000余人进入埃及，兵抵巴比伦堡附近的艾因·舍姆斯。于是，阿慕尔·阿绥率军离开法尤姆，返回尼罗河东岸，与祖拜尔·阿沃姆合兵一处。640年7月，阿慕尔·阿绥指挥穆斯林联军将拜占廷军队诱至旷野并发起攻击，一战获胜，夺取艾因·舍姆斯，进而完成对巴比伦堡的包围。巴比伦堡是拜占廷帝国在埃及驻军的主要营地，城池坚固，易守难攻。穆斯林以骑兵为主，擅长野战，面对坚固的城池却无计可施。双方僵持数月，并曾遣使议和。被围困在城内的埃及总督居鲁士派遣的议和使者目睹他们的敌人，感触极深。他向居鲁士讲述了穆斯林的情形：“我亲眼看到一群人，据他们中的每个人看来，宁愿死亡，不愿生存，宁愿显赫，不愿屈辱；在他们中的任何人看来，这个世界毫无吸引力。他们只坐在地上，他们只跪坐在两膝上吃饭。他们的长官，像他们的一分子：下级与上级无差别，奴隶与主人难分辨。到礼拜的时候，任何人不缺席，大家盥洗完毕后，都毕恭毕敬地做礼拜。”[54]居鲁士接受了缴纳贡税的议和条件，欲弃城投降。但是，拜占廷皇帝希拉克略拒不批准，并且以通敌的罪名放逐居鲁士。641年4月，阿慕尔·阿绥下令发起最后的攻势，穆斯林战士填平城下的壕沟，攀上城墙，占领巴比伦堡。[55]
巴比伦堡战役的胜利，奠定了穆斯林征服埃及的军事基础。阿慕尔·阿绥率军向尼罗河三角洲发动一系列攻势，夺取尼丘和卡里乌姆，兵抵亚历山大。亚历山大位于尼罗河的入海处，是当时埃及的首府，亦是整个拜占廷帝国中仅次于首都君士坦丁堡的第二大城市。这里是拜占廷帝国的主要海军基地，停泊着大量的舰船。守卫这座城市的拜占廷驻军据称达5万之众，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相比之下，穆斯林不仅在人数上处于明显的劣势，而且没有舰船，缺乏攻城机械。阿慕尔·阿绥虽然屯兵城下，却久攻不克，只好返回巴比伦堡。不久，形势出现转机。希拉克略死于君士坦丁堡，其子君士坦斯二世继承拜占廷帝位，起用居鲁士重新出任亚历山大主教和埃及总督。居鲁士复职以后，无意继续抵御穆斯林的攻势，于641年11月在巴比伦堡与阿慕尔·阿绥签订和约，向哈里发国家纳贡称臣。642年9月，拜占廷皇帝君士坦斯二世批准上述和约，拜占廷军队自海路撤离埃及，阿慕尔·阿绥率军进入亚历山大。[56]亚历山大是穆斯林征服的最大的城市，久居半岛的阿拉伯人从未见过城内精美的宫殿和教堂。阿慕尔·阿绥在向欧默尔报捷时写道：“我已经夺取了一座城市，我不加以描绘。我这样说就够了，城里有4000座别墅、4000个澡堂、40000个纳人丁税的犹太人、400个皇家的娱乐场所。”[57]
埃及的战事刚刚结束，哈里发欧默尔便将阿卜杜拉·赛耳德派到这里，掌管尼罗河流域的税收。阿慕尔·阿绥对此极为不满，声称“我将成为紧握母牛角而让别人挤奶的角色”，并且愤然离职。645年底，亚美尼亚血统的拜占廷将领曼努埃尔率战船300艘攻占亚历山大以及苏勒塔斯、比勒贝斯诸城。646年初，阿慕尔·阿绥再度出任埃及总督，驱退入侵的拜占廷军队，平定尼罗河三角洲诸地的骚乱，并且将亚历山大坚固的城墙夷为平地。[58]
埃及以西是柏柏尔人生活的地区，其东部称作易弗里基叶，西部称作马格里布，均为拜占廷帝国的辖地。埃及的陷落，使拜占廷帝国丧失了据守这一地区的屏障。642年底，阿慕尔·阿绥自亚历山大移师西进，攻入彭塔波利斯（即昔兰尼加），占领伯尔克，降服柏柏尔人鲁瓦塔部落。接着，阿慕尔·阿绥遣部将欧格白·纳菲从伯尔克出发，向西攻至费赞。647年，继阿慕尔·阿绥之后出任埃及总督的阿卜杜拉·阿比·萨尔赫自的黎波里西进，在苏菲突拉击败拜占廷军队，攻占易弗里基叶全境。穆斯林还曾试图自埃及向南扩张，降服努比亚人，但未成功。652年，埃及总督阿卜杜拉·阿比·萨尔赫与努比亚人签订和约。[59]
阿拉伯人通常以幼发拉底河沿岸城市安巴尔和底格里斯河沿岸城市提克里特为界，将两河流域分为北部的贾吉拉和南部的伊拉克两大区域。贾吉拉在阿拉伯语中本意为岛屿，特指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所环绕的旷野，生活着阿拉伯人拉比尔部落、穆达尔部落和巴克尔部落。[60]639—641年，穆斯林将领伊亚德·加恩姆自叙利亚率军东进，占领摩苏尔、奈绥宾、拉卡、卢哈、阿米德等地，完成对于贾吉拉的征服。[61]
伊拉克在阿拉伯语中本意为沿海的地区。萨珊王朝时期，伊拉克分为两部，幼发拉底河以西称作阿拉伯伊拉克，幼发拉底河以东称作波斯伊拉克。征服伊拉克的战争开始于633年初，沼泽以北地区和波斯湾沿岸构成相对独立的两个战场。阿喀拉巴战役结束以后，哈尼法部落的家园叶麻麦被纳入哈里发国家的版图。分布在叶麻麦以东的阿拉伯人，是已经改奉伊斯兰教的舍伊班部落成员；他们在其首领穆萨纳·哈里萨的率领下，将攻击的矛头转向东方，移入幼发拉底河西岸，占领盖提夫。633年3月，哈立德·瓦里德率得胜之师自叶麻麦东进，与穆萨纳·哈里萨合兵一处，向幼发拉底河西岸尚且信奉异教的阿拉伯人发动攻势，在扎特·萨拉绥尔、纳赫尔·马尔亚、马扎尔、瓦拉加、欧莱斯等地连连获胜，希拉不战自降。接着，穆萨纳·哈里萨屯兵希拉，哈立德·瓦里德挥师北上，攻占幼发拉底河沿岸重镇安巴尔、艾因·塔姆尔、桑多达，逼近贾巴勒·比什尔。[62]在这个阶段，伊拉克的战事主要表现为来自半岛的穆斯林阿拉伯人与土著的异教阿拉伯人之间的冲突，波斯军队尚未介入双方的厮杀。哈立德·瓦里德的行军路线，只是沿阿拉伯沙漠东侧至幼发拉底河之间的地带自南向北推进，并伺机退入沙漠深处，而无意攻击伊拉克腹地。
634年夏，哈立德·瓦里德奉哈里发的将令离开伊拉克战场，率领所部数百人驰援叙利亚前线。此时，波斯将领鲁斯塔姆自伊拉克腹地调集重兵，逼近幼发拉底河。穆萨纳·哈里萨没有充足的兵员，又缺乏哈立德·瓦里德那样的军事才能，无力抵御波斯大军的攻势，被迫放弃希拉诸城，退守沙漠，并遣使向哈里发告急，请求增援。不久，阿布·乌巴德率领援军抵达伊拉克边境，与穆萨纳·哈里萨会师。634年底，穆斯林在希拉北侧越过幼发拉底河，与波斯军队发生激战。结果，阿布·乌巴德及数千名穆斯林战士阵亡于幼发拉底河东岸，穆萨纳·哈里萨侥幸生还，率残部退守欧莱斯。[63]635年，巴吉拉部落、阿兹德部落、塔米姆部落、泰伊部落、阿卜杜勒·凯斯部落和阿斯拉姆部落的阿拉伯人从半岛东南部和纳季德高原相继抵达半岛东侧的沙漠边缘，穆斯林队伍人数剧增，伊拉克战场逐渐形成对峙状态。635年11月，穆萨纳·哈里萨率领穆斯林战士发动攻势，在幼发拉底河西岸的布瓦卜击败波斯军队，杀波斯将领米赫兰。布瓦卜战役之后，穆斯林重新占领希拉、安巴尔、艾因·塔姆尔等地，并且越过幼发拉底河，逼近波斯帝国首都泰西封。波斯帝国往日将阿拉伯人视同草芥，如今却被他们杀得人仰马翻，朝野震动。鲁斯塔姆急调重兵发动反攻，穆斯林遂退据幼发拉底河西岸。[64]
636年初，先知穆罕默德曾经以天园相许诺并誉为“雄狮”的著名圣门弟子赛耳德·阿比·瓦嘎斯，奉哈里发欧默尔的将令，率领四千余名穆斯林战士自麦地那开赴伊拉克前线。[65]这是哈里发派往伊拉克战场的“第一支真正的征服队伍”。“欧默尔没有留下一个重要的人，不论是部落首领、战士，还是诗人、演说家，直到拥有马匹和武器的所有人；他把他们都派到了伊拉克”[66]。赛耳德·阿比·瓦嘎斯在经纳季德前往伊拉克时，沿途募集兵员，许多部落的战士纷纷应征。到达伊拉克时，赛耳德·阿比·瓦嘎斯的队伍已达三万余众。赛耳德·阿比·瓦嘎斯将队伍集结于幼发拉底河西岸的乌宰布一带，与鲁斯塔姆率领的波斯大军12万人隔河对峙数月。[67]637年夏，双方在幼发拉底河西岸的卡迪西叶展开激战。穆斯林利用沙漠风暴骤起之机发起猛烈攻击，以战死数千人的代价，歼灭波斯军队主力，鲁斯塔姆毙命于乱军之中。[68]
卡迪西叶战役是决定伊拉克命运的转折点。穆斯林稍事休整，便发动新的攻势，矛头直指波斯帝国首都泰西封。泰西封位于底格里斯河西岸，塞琉西亚与泰西封隔河相望，阿拉伯语中合称“麦达因”，意思是两座城市。穆斯林首先夺取塞琉西亚，继而涉水渡河，攻入泰西封，波斯皇帝叶兹德吉尔德三世逃往伊朗西北部山区。[69]637年底，穆斯林在贾鲁拉歼灭波斯军队残部，扎格罗斯山以西尽属穆斯林，萨珊王朝收复伊拉克的企图成为泡影。
贾鲁拉战役结束后，哈里发国家暂时停止了在东部战场的攻势。穆斯林占据伊拉克平原，萨珊王朝退守伊朗高原，双方在扎格罗斯山脉的两侧形成对峙状态。641年底，波斯帝国的末代皇帝叶兹德吉尔德三世集结兵力，派遣菲鲁赞率军卷土重来，向穆斯林发动攻势。642年，双方在扎格罗斯山东侧哈马丹附近的尼哈温展开激战。穆斯林一方约有3万人，波斯大军号称15万之众。战斗持续数日，双方都有很大的伤亡，穆斯林的统帅努尔曼·穆凯林战死。侯宰法·米赫珊继任统帅后，再度发动猛烈攻击，直至歼灭萨珊王朝反击穆斯林攻势的最后力量，进而占领哈马丹。叶兹德吉尔德三世只身逃走，经过10年漂泊流离的生活，最终死于呼罗珊东部的木鹿。[70]
波斯湾沿岸和伊朗高原南部是穆斯林与萨珊王朝之间的另一重要战场。633年，大约在穆萨纳·哈里萨率领舍伊班部落攻击希拉诸城的同时，分布在阿拉伯半岛东南部的伊吉勒部落和祖赫勒部落离开祖居的家园，沿波斯湾北岸向伊拉克南部移动。636年，穆斯林将领欧特巴·加兹万率军夺取波斯湾北岸的重要港口乌布拉。638年，穆斯林将领阿布·穆萨率军攻占阿瓦士和苏斯塔尔诸城，降服胡齐斯坦。接着，穆斯林向法尔斯发起攻击。法尔斯是萨珊家族的故乡，穆斯林征服的进程十分艰难，许多重要城市得而复失。650年，穆斯林第二次占领法尔斯的首府伊斯太赫尔，继而结束了这一地区的战事。[71]651年，穆斯林自伊拉克南部出发，经克尔曼攻入伊朗高原东部，占领内沙浦尔、纳萨、突斯、哈拉特、木鹿诸城。另一支穆斯林队伍在夺取莱伊（今德黑兰附近）和伊斯法罕以后再度出击，攻占伊朗高原东北部重镇库米斯。652年，穆斯林攻占木鹿·卢泽，阿姆河以西皆被纳入哈里发国家的版图。[72]
麦地那哈里发国家的扩张：区域差异
麦地那哈里发时代，穆斯林如同潮水般涌出阿拉伯半岛，涌向周围的广大地区。他们沿着祖先曾经走过的道路，或者自希贾兹北端进入叙利亚，继而到达尼罗河流域，或者自半岛东侧进入伊拉克，继而入主伊朗高原。谋求生计的物质需要与虔敬安拉的宗教激情两种因素的撞击，促使阿拉伯人投身于征服的事业。但是，在不同的区域，战争进程表现出明显的差异。
叙利亚是麦地那哈里发觊觎的主要目标，亦是整个征服战争的重心所在。穆斯林对于叙利亚的征服，具有严密的组织、明确的目标和相应的计划，自始至终体现着哈里发的意志。叙利亚的征服者大都来自伊斯兰文明的摇篮希贾兹，哈里发将最优秀的穆斯林派到叙利亚战场，其中包括数以千计的圣门弟子。阿布·伯克尔亲自为征服叙利亚的队伍募集兵员，欧默尔两次巡视叙利亚，说明哈里发国家对于这一地区的高度重视。
尼罗河流域的征服可谓叙利亚征服战争的延伸。在哈里发的心目中，埃及的地位或许不足与叙利亚相提并论。但是，埃及是拱卫叙利亚的屏障，埃及的粮食足以缓解希贾兹的饥荒程度。因此，尽管进攻埃及的军事举措最初似乎只是出于阿慕尔·阿绥的个人野心，但是哈里发在不久后便向那里派出必要的援军。
与叙利亚和埃及的征服战争相比，伊拉克的征服战争具有明显的不同之处，表现出部落迁徙的浓厚色彩。阿拉伯人自半岛东侧向幼发拉底河流域移动的趋向由来已久。先知穆罕默德早年，分布在叶麻麦以东和半岛东南部沿海的阿拉伯人部落已经开始攻击伊拉克边境，并于610年在祖·卡尔击败波斯军队。阿喀拉巴战役结束后穆斯林在伊拉克边境发动的攻势，只是阿拉伯人原有移动趋向的延续，并非出自哈里发的筹划。最初的攻击者，大都属于舍伊班部落和伊吉勒部落。阿布·伯克尔在获悉伊拉克的战况时，甚至不知道穆萨纳·哈里萨为何许人。[73]“安拉之剑”哈立德·瓦里德虽然一度出现于伊拉克战场，但不久便被调往叙利亚前线。此后哈里发派出的所谓援军，亦不过是阿布·乌巴德自行募集的乌合之众。“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征服战争，所谓的征服者采取游牧部落袭击定居人口的传统方式：他们宿营于城市周围的耕地，在长满谷物的农田放养牲畜。他们用这样的办法迫使城市的定居人口缴纳贡赋，获得金钱、粮食、饲料和其他的生活用品。”[74]636年，赛耳德·阿比·瓦嘎斯和欧特巴·加兹万分别率军攻击伊拉克中部和南部，标志哈里发国家直接介入伊拉克的战事。然而征服者大都来自半岛东部和南部的土著部落，圣门弟子寥寥无几。他们依旧保留着血缘群体的传统形式，携带家眷和牲畜，移动速度极为缓慢。赛耳德·阿比·瓦嘎斯率军自麦地那抵达伊拉克边境，耗时长达一年之久。由于携带家眷和牲畜，这支队伍在幼发拉底河西岸的宿营地竟绵延数百里。巴吉拉部落的战士是征服伊拉克的重要力量。欧默尔曾经向巴吉拉部落首领贾里尔·阿卜杜拉许诺，一旦征服伊拉克，便将那里四分之一的土地赐封给他们。[75]显然，谋求生计的需要和寻找新家园的愿望，驱使阿拉伯人离开荒凉的故乡，涌向伊拉克的战场。
伊朗高原是波斯人世世代代生活的家园。尽管萨珊王朝的军事力量由于尼哈温战役的失败而丧失殆尽，但是伊朗高原的土著贵族尚有相当的实力。他们各自为战，顽强抵抗着穆斯林的进攻。另一方面，伊朗高原的土著居民大都属于印欧语系的分支，不同于伊拉克、叙利亚和埃及的塞姆族被征服者，与来自半岛的阿拉伯人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血缘界限。种族的差别加剧了伊朗高原的土著人口对于穆斯林征服者的敌视和反抗。此外，伊朗高原山脉纵横，地形复杂，其特有的自然条件削弱和限制着穆斯林征服者的攻势。哈里发国家在伊朗高原的征服经历了极其艰难而漫长的过程，许多地区由于土著势力屡屡反叛，得而复失。
政权结构与政治格局
先知穆罕默德生前创立的温麦，既是阿拉伯穆斯林的宗教公社和伊斯兰国家的初始形态，亦是穆斯林统治非穆斯林的政治工具。在温麦的形式下，信仰的差异是确定社会地位和划分社会阶层的基本准则，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间的直接对立构成社会矛盾的主要形式。作为温麦的成员，穆斯林尽管来自不同的地区，属于不同的血族群体，但皆以独尊安拉的共同信仰作为相互联系的纽带，组成统一的社会群体。全体穆斯林至少在理论上享有充分的权利，构成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集团。非穆斯林人口则被剥夺政治权利，丧失原有的社会地位，构成依附于穆斯林的被保护阶层。另一方面，伊斯兰文明的兴起改变了阿拉伯人传统的权力来源。在查希里叶时代，社会地位的高低取决于身世的尊卑、财产的多寡和年资的长幼。而在新的温麦中，宗教资历即皈依伊斯兰教的先后和对于伊斯兰事业贡献的大小，成为确定社会成员政治权利和社会地位的关键因素。伊斯兰教的早期皈依者，尤其是包括迁士和辅士在内的圣门弟子，作为新兴的宗教贵族，构成温麦的政治核心。然而，古老的阿拉伯半岛毕竟刚刚告别野蛮的生活而初入文明时代，独尊安拉的共同信仰并没有完全取代阿拉伯人的血缘联系，氏族部落的传统势力依然存在，原始民主制的残余和权力继承的非世袭倾向深刻地影响着穆斯林的政治生活，尤其排斥着政治权力的集中。特定的历史条件决定了麦地那哈里发国家的共和政体，而新兴伊斯兰贵族的统治乃是这种共和政体的实质所在。
阿布·伯克尔即位之初，野蛮势力泛滥于阿拉伯半岛各地，哈里发国家面临严峻的政治形势，温麦处于解体的边缘。阿布·伯克尔致力于“里达”的平息和征服叙利亚的战事，无暇顾及政权建设，依旧沿袭先知穆罕默德时代的国家体制。在麦地那绿洲，舒拉（阿拉伯语中意为协商）的原则和长老会议的传统形式依然存在并且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圣门弟子欧默尔、阿布·欧拜德、祖拜尔·阿沃姆、泰勒哈·欧拜杜拉、阿卜杜勒·拉赫曼·奥夫、赛耳德·阿比·瓦嘎斯、奥斯曼、阿里、穆阿兹·贾巴勒等人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甚至左右政局，明显约束着哈里发的个人权力。官僚体系尚未形成，国家权力的运作只能依靠圣门弟子的自发行为。例如，侯宰法·伊尔曼负责估算农产品收成，祖拜尔·阿沃姆负责征缴天课，穆吉拉·舒尔白负责监督市场交易，阿卜杜拉·阿尔卡姆负责管理地下水源，栽德·萨比特负责起草各种文书，欧默尔负责审理司法纠纷，阿里负责主持战俘的处置事宜。[76]在麦地那绿洲以外，阿拉伯人大都如同往日一样生活在各自的氏族部落之中，哈里发国家的行政区划尚且无法超越血族群体的传统分布地域。尽管阿布·伯克尔曾向麦加、塔伊夫、萨那、贾纳德、朱拉什、阿曼、巴林等地派驻称作瓦利的行政官员，但是他们大都只能采用劝说和协商的方式，缺乏必要的强制手段，形同虚设。哈里发对于地方事务的控制极为有限，集权政治尚不存在。此外，阿布·伯克尔出任哈里发以后，最初尚无正式的官邸，依旧住在麦地那郊外称作苏恩赫的农庄，甚至没有起码的年金收入，依靠经商和牧羊维持生计。后来，阿布·伯克尔离开苏恩赫，移居麦地那绿洲中央的先知清真寺，领取6000迪尔罕的年金，却依然简朴如前。[77]阿布·伯克尔临终时的全部家产，只有1名黑奴、1峰骆驼和1条被单。[78]阿布·伯克尔的清贫，从侧面反映了当时政治生活的原始色彩。
634年7月，阿布·伯克尔在麦地那病逝，葬于先知穆罕默德墓旁。根据阿布·伯克尔临终时的提议，欧默尔被穆斯林拥立为麦地那国家的第二任哈里发。[79]欧默尔出身于古莱西部落阿迪氏族，原为麦加富商，才略出众，文武兼备。先知穆罕默德在麦加传教初期，欧默尔一度追随古莱西部落的保守势力，攻击先知穆罕默德。欧默尔于618年皈依伊斯兰教，并将其女哈芙赛许配先知穆罕默德。徙志以后，欧默尔成为先知穆罕默德的得力助手，对于伊斯兰事业颇有贡献。如同阿布·伯克尔一样，欧默尔出任哈里发以后，依然保持简朴的生活，常常兼营商业，以谋自给，甚至靠举债维持生计。[80]据说，他只有一件外衣和一件斗篷，睡在用枣椰树的叶子搭成的床铺上。曾经有人求见欧默尔，却不得不在门外等候很久，因为哈里发唯一的外衣刚刚洗过，还未晒干。[81]另据记载，一个贝都因人受到欺侮以后，来到哈里发的面前申诉冤屈，欧默尔却在盛怒之余鞭打了申诉者。不久，欧默尔对自己的粗暴行为感到懊悔，并要那个贝都因人如数打他几鞭子，那个人却不肯。欧默尔自言自语地说：“哈塔卜的儿子呀！你原是卑贱的，而安拉提拔了你；你原是迷路的，而安拉指引了你；你原是软弱的，而安拉增强了你。于是，他叫你治理人民，当一个老百姓来向你求救的时候，你却打了他！当你现身于安拉面前的时候，你应该对你的主宰说什么呢？”[82]
先知穆罕默德时代和阿布·伯克尔当政期间，生活在半岛的许多阿拉伯人尚未皈依伊斯兰教，分布在半岛周围的阿拉伯人大都依附于拜占廷帝国或波斯帝国。温麦发动的一系列圣战，旨在讨伐尚未皈依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伴随着“里达”的平息，生活在半岛的阿拉伯人相继加入了穆斯林的行列。“里达”平息后的军事扩张，则使分布在半岛周围的阿拉伯人逐步成为哈里发国家的臣民。欧默尔即位以后，哈里发国家所面临的形势发生深刻的变化，阿拉伯人分布的区域与伊斯兰教传播的界限日渐吻合，民族差异与宗教对立趋于一致。社会形势的发展导致政治生活的相应变化，从而产生了欧默尔的著名设想，即伊斯兰教是阿拉伯人的宗教，阿拉伯人是伊斯兰教的信仰者。阿拉伯人与伊斯兰教的合而为一，成为欧默尔当政期间政治生活的出发点。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统治信奉异教的非阿拉伯人，则是哈里发国家的宗旨所在。在这样的前提下，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构成享有充分权利的军事贵族集团，是哈里发国家的主要社会基础。非阿拉伯血统的穆斯林称作麦瓦利，从属于阿拉伯人的血族群体。既非具有阿拉伯血统又未信奉伊斯兰教的被征服者，至少在理论上被剥夺原有的政治权利，构成依附于哈里发国家的臣属阶层。阿拉伯穆斯林与非阿拉伯血统异教人口的对立，在欧默尔当政期间上升为社会矛盾的主要形式。这种对立反映出不同民族和宗教集团之间社会地位的差异，归根结底是阶级矛盾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曲折体现。阿拉伯穆斯林的圣战，其目的在于降服非阿拉伯血统的异教人口。哈里发国家仅仅将伊斯兰教视作阿拉伯人的信仰，尚无意扩大伊斯兰教的皈依范围。欧默尔通常被誉为继先知穆罕默德之后伊斯兰国家的第二位奠基人。然而，他所确定的国家制度，不仅是伊斯兰教的神权统治，更是阿拉伯人的民族统治。
广泛的军事扩张改变着温麦的政治区域，西亚北非的广大地区被纳入哈里发国家的版图。欧默尔当政期间，哈里发国家在阿拉伯半岛以外的被征服地区基本上沿袭拜占廷帝国和波斯帝国的行政区划，甚至保留原有的政府机构和行政官吏。哈里发国家将统治区域划分为叙利亚、埃及、贾吉拉、库法和巴士拉五个行省。其中，叙利亚行省辖大马士革、霍姆斯、约旦、巴勒斯坦，埃及行省辖上埃及和下埃及，伊朗高原的胡齐斯坦、法尔斯、麦克兰、基尔曼、锡斯坦、呼罗珊诸地分别隶属于巴士拉行省和库法行省。[83]行省总督称作艾米尔，掌管征战要务和战利品的分配，并且主持穆斯林内部的司法仲裁和宗教事宜。欧默尔还曾向一些行省派驻阿米勒或卡迪，分别掌管税收和司法，以削弱艾米尔的权力。[84]阿拉伯战士作为征服者和统治者，凌驾于被征服地区的土著人口之上，构成相对封闭的社会集团。被征服地区的土著人口作为哈里发国家的臣民，在内部事务方面处于相对自治的状态，缴纳人丁税，免服兵役，依旧遵行各自原有的法律，不受伊斯兰教法的约束，享有选择信仰的权利，接受哈里发国家的保护。
欧默尔当政期间，行省总督大都由征服该地的军事统帅担任，如阿布·欧拜德和叶齐德·阿比·苏福彦及其弟穆阿威叶相继出任叙利亚总督，阿慕尔·阿绥出任埃及总督，赛耳德·阿比·瓦嘎斯出任库法总督，阿布·穆萨出任巴士拉总督。他们作为军事统帅，在长期的征战过程中形成了广泛的社会势力和相应的政治威望，出任总督以后，往往独揽大权，各自为政。另一方面，穆斯林战士进入被征服地区以后，依旧保留着原有的氏族部落形式，按照血缘关系划分各自的区域。阿拉伯人的传统社会势力在行省的政治生活中发挥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制约着哈里发国家的权力，甚至总督往往也无法驾驭。这种现象在库法和巴士拉尤为明显。另外，穆斯林征服者沿袭拜占廷帝国和波斯帝国的行政体制，保留被征服者原有的法律、税制、货币、语言和宗教，导致不同区域之间的深刻差异，从而助长着行省势力的离心倾向。哈里发尽管拥有任免总督的权力，但是缺乏控制行省事务的有效手段，往往只能听任总督各行其是。温麦的权力结构表现为明显的松散状态，集权政治微乎其微，严格意义的国家税收体系尚未形成。各个行省向麦地那缴纳的岁入，大都只是根据《古兰经》规定而属于哈里发的份额，即全部战利品的五分之一；其余收入皆由总督自行处置，分配给屯驻行省的阿拉伯战士。岁入的分配反映了当时特定的政权结构和政治格局，欧默尔因此亦称：“无哈里发而唯有舒拉。”[85]
共和政体的危机
穆斯林财产占有状况的相对平等，是麦地那哈里发国家实行共和政体的物质基础。阿布·伯克尔当政期间，由于原始公有制财产关系的残存和血族群体形式的延续，穆斯林之间的贫富差距在多数地区尚不显见。阿布·伯克尔出任哈里发的第二年，利用初步的征服所提供的战利品，实行年金制度，年金分发的范围是生活在麦地那和麦加两座圣城的所有穆斯林。[86]年金的数额最初为每人9个迪尔罕，后来增至每人20个迪尔罕。[87]欧默尔即位后，被征服地区的巨额财富作为战利品源源不断地流向哈里发国家，年金分发的范围随之扩展到整个穆斯林社会。637年，欧默尔在麦地那设立称作迪万的财政机构，统一管理国库收支，并且根据与先知穆罕默德的亲缘关系和宗教资历，实行年金的差额分配。[88]先知穆罕默德的遗孀阿以莎年金份额为12000迪尔罕，其余遗孀的年金份额为10000迪尔罕，麦加时期伊斯兰教的皈依者和参加巴德尔战斗的穆斯林年金份额为10000—5000迪尔罕，自巴德尔战斗以后至麦加征服前夕皈依伊斯兰教的穆斯林年金份额为4000迪尔罕，自征服麦加至平息“里达”前皈依伊斯兰教的穆斯林年金份额为3000迪尔罕，参加雅姆克战役和卡迪西叶战役的穆斯林年金份额为2000迪尔罕，雅姆克战役和卡迪西叶战役以后移入叙利亚和伊拉克等地的穆斯林年金份额为1000迪尔罕。[89]欧默尔实行的年金制度，以差额分配作为突出的特征，明显改变了穆斯林之间的财产占有状况，助长了穆斯林社会内部的贫富差距，埋下了穆斯林社会内部矛盾冲突直至分裂对抗的隐患，从而构成否定共和政体历史进程的重要开端。
644年11月，欧默尔在麦地那率领穆斯林举行晨礼时，突遭暗杀。凶手是信奉基督教的波斯籍奴隶阿布·鲁厄鲁厄，他向欧默尔刺了两刀。欧默尔遇刺后，伤势严重。弥留之际，他拒绝了由其子阿卜杜拉继任的建议，指定奥斯曼、阿里、阿卜杜勒·拉赫曼·奥夫、赛耳德·阿比·瓦嘎斯、祖拜尔·阿沃姆、泰勒哈·阿卜杜拉六人协商确定哈里发的人选，委派其子阿卜杜拉作为协商的监督者。[90]欧默尔死后，奥斯曼等人在圣门弟子米斯瓦尔家中举行会议，是为“舒拉会议”。阿卜杜勒·拉赫曼·奥夫首先宣布放弃竞选，推举阿里和奥斯曼作为哈里发的候选人。经过激烈争执，奥斯曼获胜，成为麦地那国家的第三任哈里发。[91]奥斯曼（644—656年在位）出身于古莱西部落倭马亚氏族，615年皈依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曾经将自己的两个女儿鲁基娅和乌姆·库勒苏姆许配奥斯曼为妻。奥斯曼的宗教资历不及参加舒拉会议的其他圣门弟子，许多人对“舒拉会议”的结果深感不满。奥斯曼即位后，赛耳德·阿比·瓦嘎斯退出政坛，隐居于麦地那郊外。祖拜尔·阿沃姆弃政从商，成为巨富。阿里和泰勒哈·阿卜杜拉尽管表面上承认新的哈里发，却对“舒拉会议”的结果耿耿于怀，成为反对奥斯曼的主要人物。
奥斯曼即位之初，阿拉伯人继续保持着强劲的扩张势头，西部攻入马格里布和努比亚，东部横扫伊朗高原甚至远达河中地区。至奥斯曼当政后期，哈里发国家的攻势逐渐减弱。西面的海洋、北部的群山峻岭和东方土著势力的顽强抵抗，阻碍着阿拉伯人进一步的军事行动。广泛的军事扩张制约着哈里发国家内部的矛盾冲突，对异教徒的圣战促使阿拉伯人形成从未有过的凝聚状态。一旦外部征战趋于停顿，阿拉伯人相互之间的对立倾向随即开始出现。奥斯曼当政后期，阿拉伯社会内部的对立，首先表现为圣门弟子代表的伊斯兰教贵族与奥斯曼代表的倭马亚族之间的矛盾冲突。圣门弟子长期追随先知穆罕默德，宗教资历颇深，备受阿布·伯克尔和欧默尔的倚重，构成哈里发国家的核心政治势力。他们强调伊斯兰教初期的民主传统和平等倾向，支持共和政体的统治形式。欧默尔实行的年金制度，明确规定了圣门弟子的特殊地位。“舒拉会议”的人员构成，表明圣门弟子尤其是迁士在哈里发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奥斯曼即位以后，背弃阿布·伯克尔和欧默尔当政期间遵循宗教资历和倚重圣门弟子的政治原则，起用倭马亚族成员并委以重任。“奥斯曼需要忠诚于自己的总督，他们必须是不愿脱离中心的人。他之所以选择自己的亲属，是指望他们的忠诚”[92]。646年，奥斯曼任命他的异母胞弟瓦里德·欧格白作为库法总督。此人在皈依伊斯兰教之前曾经追随麦加的保守势力，屡屡攻击穆斯林，甚至唾弃先知穆罕默德，因而臭名昭著。接着，奥斯曼任命他的乳弟阿卜杜拉·阿比·萨尔赫取代阿慕尔·阿绥的埃及总督职位。此人皈依伊斯兰教以后，一度背叛先知穆罕默德，投靠麦加的保守势力，并有篡改启示的劣迹，令先知穆罕默德深恶痛绝。630年穆斯林攻占麦加后，先知穆罕默德下令处死14名罪大恶极的古莱西人，阿卜杜拉·阿比·萨尔赫便是其中之一，只是经奥斯曼说情方得以赦免。奥斯曼的堂弟麦尔旺·哈克木在先知穆罕默德去世后曾经鼓动穆斯林叛教，此时却被赋予财政大权，掌管年金分配。希贾兹北侧至陶鲁斯山南麓之间的地带在欧默尔当政后期分别隶属于大马士革、霍姆斯、巴勒斯坦和约旦四个行政区，奥斯曼即位后将大马士革、霍姆斯、巴勒斯坦和约旦合并为叙利亚行省，任命其堂弟穆阿威叶作为叙利亚总督。[93]被奥斯曼委以重任的倭马亚人虽然具有较强的能力和较为丰富的经验，但是大都缺乏必要的宗教资历和相应的社会威望。奥斯曼起用倭马亚人的政策，损害了圣门弟子的利益，排斥着圣门弟子在哈里发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原有地位，导致圣门弟子的强烈不满。
麦地那哈里发国家的军事扩张，尤其是在伊拉克地区的征服战争，包含着部族迁徙的社会倾向。血缘关系的残存，使得阿拉伯人氏族部落的传统势力对于行省的政治生活产生着广泛的影响，从而构成助长地方离心因素的重要基础。“阿拉伯人的部落结构并未消失；阿拉伯部落民深知自身的力量和在征服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不肯屈从于古莱西人的支配，逐渐形成反对哈里发统治的政治倾向。”[94]奥斯曼即位后，排斥部族势力，削弱离心倾向，尤其加强控制行省的财政岁入。阿卜杜拉·阿比·萨尔赫出任埃及总督后，自埃及向麦地那缴纳的岁入明显增加。瓦里德·欧格白来到库法以后，声称塞瓦德（即伊拉克南部的农业区）是属于古莱西人的田园，剥夺移居伊拉克的阿拉伯部落成员参与分配塞瓦德土地的权利。著名的圣门弟子阿卜杜拉·麦斯欧德指责瓦里德·欧格白侵犯阿拉伯战士的权利，竟然遭到奥斯曼的刑罚。奥斯曼的行省政策损害了阿拉伯部落民的利益，故而遭到后者的激烈反对。
先知穆罕默德在世时，《古兰经》尚未汇编成书，散见于圣门弟子的口传和背诵。平息“里达”的战争期间，尤其是在阿喀拉巴战役中，许多圣门弟子相继阵亡，能够口传和背诵启示的人日渐减少。在欧默尔的极力坚持下，阿布·伯克尔指派栽德·萨比特主持整理《古兰经》。栽德·萨比特是麦地那人，在先知穆罕默德生前专门负责记录启示，并根据先知穆罕默德的传授，初步整理出各章节启示的次第。栽德·萨比特奉阿布·伯克尔之命，对先知穆罕默德传布的启示进行全面和系统的搜集整理，编订成册，称“穆斯哈夫”（即汇集本）。然而，在穆斯林生活的不同地区，《古兰经》的内容和读法仍有一定的差异。“巴士拉的穆斯林遵循阿布·穆萨，库法的穆斯林效仿阿卜杜拉·麦斯欧德，叙利亚的穆斯林在诵读《古兰经》时，与伊拉克的穆斯林亦不尽相同。”[95]653年，叙利亚和伊拉克的穆斯林联合进攻亚美尼亚；在诵读《古兰经》时，两支队伍由于读法的差异而发生争执，剑拔弩张。于是，奥斯曼责成栽德·萨比特重新订正《古兰经》。栽德·萨比特领导一个由圣门弟子参加的小组，根据先知穆罕默德的遗孀哈芙赛受其父欧默尔委托保存的《古兰经》“穆斯哈夫”本，依照古莱西人的语言统一全书的词汇和读音，并誊抄七部，一部存于麦地那，六部分送麦加、大马士革、也门、巴林、库法和巴士拉，是为“奥斯曼定本”，其余版本的《古兰经》被宣布无效并予以焚毁。《古兰经》版本的最后确定，对于维护伊斯兰教和哈里发国家的统一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此事在当时却被许多穆斯林视为奥斯曼篡夺宗教权力的非分之举。
奥斯曼当政期间阿拉伯社会内部的矛盾具有双重的内容，既包含着圣门弟子与倭马亚人之间的尖锐对立，又表现为阿拉伯部落民的传统势力与哈里发国家权力之间的激烈冲突。两种矛盾错综复杂，交织一处。奥斯曼在麦地那和行省同时排斥圣门弟子和部族势力，逐渐促使后两者走向政治联合。哈里发成为圣门弟子和部族势力的共同敌人，更成为整个阿拉伯社会的众矢之的。在希贾兹，圣门弟子阿卜杜勒·拉赫曼·奥夫、泰勒哈·阿卜杜拉和祖拜尔·阿沃姆等人抨击奥斯曼重用亲族和排斥异己，指责奥斯曼侵吞公产、收受贿赂和乱征天课。但是，他们并没有与奥斯曼发生直接的武力冲突，而是鼓动移居行省的阿拉伯战士将圣战的矛头指向倭马亚人和麦地那的哈里发。[96]“你们如果要发动新的圣战，那么麦地那便是圣战的最好去处。”[97]655年，库法的阿拉伯战士千余人在马立克·阿什塔尔的率领下发动叛乱，驱逐出身倭马亚族的总督赛耳德·阿绥，迫使奥斯曼重新起用阿布·穆萨出任库法总督。骚动的形势威胁着哈里发的统治，奥斯曼于是召集倭马亚族的穆阿威叶、阿卜杜拉·阿比·萨尔赫、赛耳德·阿绥和阿慕尔·阿绥等人商讨对策。穆阿威叶认为，整个希贾兹充斥着圣门弟子和他们的支持者，哈里发势单力孤，因此建议奥斯曼将驻地迁到大马士革，以便得到必要的保护。然而，奥斯曼不愿离开先知穆罕默德曾经生活过的土地，他拒绝了穆阿威叶的建议，依旧留居麦地那。[98]
麦地那哈里发国家拥有雄厚的军事实力，征服了强盛一时的波斯帝国和拜占廷帝国，统治着西起马格里布、东至阿姆河流域的广大地区。然而，哈里发却没有保卫自己的常备军。每一个阿拉伯人都被看作是哈里发的战士，麦地那几乎处于不设防的状态。656年4月，大约500名阿拉伯战士，其中包括阿布·伯克尔的养子穆罕默德·阿比·侯宰法，离开埃及，返回麦地那，围攻奥斯曼。656年6月17日，反叛者冲进哈里发的宅邸，穆罕默德·阿比·侯宰法第一个用战刀刺向奥斯曼。[99]据说，此时奥斯曼正在诵读《古兰经》，他的血滴在翻开的经文上面。后来的穆斯林将这部《古兰经》视作圣物，存放于巴士拉的一处清真寺内。14世纪的阿拉伯旅行家伊本·白图泰在游历巴士拉时曾经见过这部《古兰经》，奥斯曼的血迹染红了如下的经文：“安拉将替你们抵御他们。他确是全聪的，确是全知的。”[100]
“奥斯曼的遇害不同于欧默尔的遇害。”[101]欧默尔死于异教徒的暗杀，反映出扩张的时代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间的激烈冲突。相比之下，奥斯曼是第一个死于穆斯林之手的哈里发。奥斯曼的遇难标志着伊斯兰历史进程的重大转折，体现麦地那时代共和政体的深刻危机。奥斯曼的坟墓埋葬了温麦内部的和平，揭开穆斯林内战的序幕。残酷的杀戮和激烈的权力角逐，使哈里发国家的圣洁形象荡然无存。
最初的内战
奥斯曼的被害不仅没有消除麦地那共和政体的危机，而且加剧了阿拉伯社会内部的矛盾冲突，尤其是引发政治反对派的分裂。奥斯曼死后，阿里在麦地那被拥立为新的哈里发。[102]阿里（656—661年在位）出身于古莱西部落哈希姆氏族，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堂弟。其父阿布·塔里布是哈希姆氏族的首领，亦是先知穆罕默德的伯父。阿布·塔里布因为家境贫寒，曾将阿里托付先知穆罕默德抚养。阿里是最早皈依伊斯兰教的圣门弟子之一，长期追随先知穆罕默德，屡建功勋。先知穆罕默德将阿里视若亲子，并将爱女法蒂玛许配阿里为妻，恩宠备至。先知穆罕默德去世时，阿里认为哈里发的人选应当出自先知穆罕默德的家族，对于欧默尔和阿布·欧拜德积极拥立阿布·伯克尔出任哈里发的做法持暧昧的态度。阿布·伯克尔、欧默尔和奥斯曼当政期间，阿里似乎受到其他迁士的排斥，建树甚少，仅仅致力于整理《古兰经》和搜集“圣训”的活动，并与辅士保持密切的联系。
如同阿布·伯克尔一样，阿里在即位之初面临着严重的政治危机。然而，阿布·伯克尔所面临的政治危机主要来自半岛各地的非穆斯林势力，阿里所面临的政治危机则来自穆斯林内部的对抗，尤其是来自哈里发国家核心集团的权力争夺。阿里即位以后，原本反对奥斯曼的各种势力趋于分裂。早在奥斯曼遇害前夕，先知穆罕默德的遗孀阿以莎便借朝觐的名义离开麦地那，前往麦加。奥斯曼死后，祖拜尔·阿沃姆和泰勒哈·阿卜杜拉等许多迁士亦相继离开麦地那，来到麦加，继而否认阿里出任哈里发的合法地位。[103]“泰勒哈和祖拜尔在希贾兹和伊拉克都有追随者，那些人都不承认阿里做哈里发。”[104]因此，阿里不同于阿布·伯克尔、欧默尔和奥斯曼，其统治只是一种不完整的哈里发政权。不久，阿以莎、祖拜尔·阿沃姆和泰勒哈·阿卜杜拉及其追随者三千余众离开麦加，进入巴士拉，与巴士拉的阿拉伯战士合兵一处，迫使阿里任命的巴士拉总督奥斯曼·侯奈夫弃城逃走。[105]
阿里在麦地那即位以后，麾下只有来自埃及的五百余名战士。面对来自巴士拉的挑战，哈里发几乎无兵可用。于是，阿里离开麦地那，来到伊拉克的另一军事重镇库法。[106]库法总督阿布·穆萨及万余名阿拉伯战士成为阿里的支持者，并追随阿里讨伐巴士拉的反对派势力。656年12月，双方在巴士拉郊外展开激战。由于阿以莎乘驼轿出现在战场上，双方在驼轿四周奋力厮杀，因此这次战斗称作“骆驼之战”[107]。“骆驼之战”在伊斯兰历史上首开穆斯林内战的先例，近万名阿拉伯战士丧命，祖拜尔·阿沃姆和泰勒哈·阿卜杜拉等众多圣门弟子相继阵亡。祖拜尔·阿沃姆和泰勒哈·阿卜杜拉都是最早皈依伊斯兰教的圣门弟子和“阿尔卡姆会”的最初成员；先知穆罕默德曾经以天园许诺十位圣门弟子，祖拜尔·阿沃姆和泰勒哈·阿卜杜拉均名列其中。祖拜尔·阿沃姆和泰勒哈·阿卜杜拉的遇难，震惊了整个伊斯兰世界。阿里在获胜以后，为交战双方阵亡的穆斯林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并且以最高的礼遇将阿以莎送回麦地那。[108]
巴士拉的敌对势力平息以后，伊拉克、伊朗高原、阿拉伯半岛和埃及成为阿里的辖地，只有穆阿威叶盘踞叙利亚，抗衡阿里的政权。穆阿威叶是欧默尔任命的叙利亚总督。奥斯曼当政期间，穆阿威叶获得了统治叙利亚的广泛权力，并且通过对拜占廷帝国的圣战建立起训练有素的军事力量。奥斯曼死后，奥斯曼的妻子纳依莱带着奥斯曼的血衣和自己被砍断的手指，来到大马士革。穆阿威叶将这些实物展示于大马士革的清真寺内，要求惩办杀害奥斯曼的凶手，并且指责阿里纵容反叛者的行为和庇护杀害奥斯曼的凶手。然而，正是攻击和杀害奥斯曼的反叛者将阿里推上了哈里发的宝座，阿里不可能惩办自己的支持者。穆阿威叶深知阿里所处的境况，意在通过惩办凶手的要求，使阿里成为穆斯林心中的不义之人。
“骆驼之战”结束后，穆阿威叶成为威胁阿里的主要人物。于是，阿里将进攻的矛头指向叙利亚。657年春，阿里聚集八万名阿拉伯战士自库法北进，穆阿威叶率众六万人迎战，双方对峙于幼发拉底河上游的绥芬平原。657年7月，阿里的支持者马立克·阿什塔尔率领伊拉克战士发起猛攻，叙利亚战士阵脚大乱，溃不成军。危急关头，穆阿威叶采纳阿慕尔·阿绥的建议，命令叙利亚战士将《古兰经》系在矛尖，高喊“让安拉裁决”，要求停止厮杀，举行和谈。伊拉克战士尽管占据上风，但是他们大都并不热衷于穆斯林同胞之间的残酷杀戮，倾向和谈。坦诚率直的阿里于是下令停止进攻。658年1月，双方在阿兹鲁举行和谈。阿里的代表是曾经担任库法总督的阿布·穆萨，穆阿威叶的代表是曾经担任埃及总督的阿慕尔·阿绥。阿布·穆萨和阿慕尔·阿绥经过数日的争执，最后决定同时剥夺阿里和穆阿威叶出任哈里发的合法资格。[109]这样的结果貌似公允，实际上对阿里十分不利。公断人的判决，剥夺了阿里的既有职位，但只是剥夺了穆阿威叶的尚未成为事实的要求，这个要求是他从来不敢公开说出来的。虽然阿里拒绝接受阿兹鲁的仲裁结果，但是诉诸仲裁的方式本身已经给阿里一方带来灾难性的影响。伊拉克战士一万余人反对和谈，他们自称哈瓦立及（意为“出走者”），放弃对阿里的支持，在“除安拉外别无仲裁”的口号下撤离阿里一方的营地，聚集于库法附近的哈鲁拉，推举名为阿卜杜拉·瓦哈布的阿拉伯战士出任哈里发。阿里曾经亲自来到哈鲁拉劝说，许多人返回库法，重新成为阿里的支持者。然而，仍有三千余人继续与阿里为敌，他们被称作哈瓦立及派。
绥芬之战和阿兹鲁仲裁以后，阿里与穆阿威叶之间的力量对比逐渐发生变化。一方面，穆阿威叶以缴纳贡赋作为条件，换取与拜占廷帝国的暂时休战，解除叙利亚的后顾之忧；同时，穆阿威叶派遣阿慕尔·阿绥率军击败阿里任命的埃及总督，占据尼罗河流域。另一方面，哈瓦立及派在伊拉克境内活动频繁，加之法尔斯和克尔曼等地波斯土著势力屡屡反叛，使阿里的政权处于腹背受敌的境地。658年夏，阿里率军在伊拉克的纳赫拉万重创哈瓦立及派，阿卜杜拉·瓦哈布和1800余名哈瓦立及派战士阵亡。纳赫拉万之战激化了哈瓦立及派与阿里之间的矛盾。哈瓦立及派的残部并没有屈服，他们不仅反对穆阿威叶和阿慕尔·阿绥，而且决意除掉阿里，为在纳赫拉万阵亡的同伴复仇。相传，哈瓦立及派成员阿卜杜勒·拉赫曼·穆尔贾姆、巴克尔·阿卜杜拉和阿姆尔·巴克尔曾经约定分别在库法、大马士革和弗斯塔特暗杀阿里、穆阿威叶和阿慕尔·阿绥，然而暗杀穆阿威叶和阿慕尔·阿绥的计划并未成功。661年1月，阿里在库法附近的阿扎赫遭到暗杀，凶手是哈瓦立及派的成员阿卜杜勒·拉赫曼·穆勒贾姆。阿里遇难的地点原本没有人烟，是一片荒野。后来，什叶派穆斯林将阿里的遇难处奉为圣地，朝拜者络绎不绝，这就是现在伊拉克的著名城市纳杰夫。[110]
大约在阿里遇难的同时，穆阿威叶在耶路撒冷被叙利亚的阿拉伯战士拥立为哈里发（661—680年在位），继而定都大马士革。[111]阿里死后，伊拉克的阿拉伯战士试图拥立阿里的长子哈桑继承哈里发的职位，与穆阿威叶及其叙利亚支持者抗衡。然而，穆阿威叶通过威逼利诱的手段，迫使哈桑放弃哈里发的权位要求和承认穆阿威叶作为穆斯林的唯一合法统治者，同时承诺由哈桑的胞弟侯赛因在自己死后继承哈里发的职位。[112]此后，哈桑退居麦地那，穆斯林内部的政治对抗得到暂时的平息，伊斯兰世界恢复了统一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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