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美现代化模式中的变革与延续

对拉美现代化模式中的变革与延续，我们可以从经济、社会、政治、国际关系四个领域加以分析。

经济方面的变化。20世纪拉美国家在寻求经济发展、努力实现工业化方面取得了历史性进步，从发展指标看，1900年全地区的总人口为7000万，到2000年已经超过5亿，全地区工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不足10%提高到25%，人均收入增长了4倍多。早在20世纪的70年代中期，拉美国家就跨过了人均GDP1000美元的大关，80年代初墨西哥、巴西、阿根廷等国家就进入了新兴工业化国家的行列，现在已经有8个拉美主要国家成为上中等收入国家，距离发达国家的门槛越来越近了。从经济结构的改善来看，原来停滞的、传统的、落后的“香蕉共和国”已经不复存在，相反，拉美经济变得更加具有活力和多样性。旧的维持生计的农业和单一经济越来越让位于制造业、商业、旅游业和服务业。半封建的生产方式已经让位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除古巴以外，多数国家都实行了一种公私兼有的混合经济体制。现在的拉美更加与世界经济融入一体。所有这些变革无疑都增加了对本地区的资本投入，提供了新的工作机会，加快了生活节奏，增加了总的繁荣。

但是这些变化很不平衡。整个拉美地区仍然属于发展中国家。尽管有的国家已经挤进了富裕国家俱乐部，但有的国家仍然属于“最不发达国家”。虽然拉美国家人均收入增加了4倍多，但贫困状况却没有大的改善。具体就20世纪后半期的发展情况看，拉美8个主要国家的平均基尼系数是：1950年为0.491;1960年为0.494;1970年为0.522;1980年为0.506;1990年为0.511;1997年为0.502.这表明从1950年到1970年的基尼系数是上升的，70年代有些拉美国家的分配政策有所调整，同时也是出口和经济增长加快的年代，因此，基尼系数有所下降，但在80年代“失去的10年”中，基尼系数又有所回升，到90年代，随着各国经济发展的恢复，基尼系数又有所下降，总的看，只呈现出一种微小波动状态，与其他地区相比，拉美的基尼系数是最高的，而且一直是居高不下。2000年拉美地区的基尼系数上升为0.552，全地区贫困人口达2.25亿（2003年），占总人口的43.9%。巴西的基尼系数甚至高达0.640（1999-2003年的平均值），整个拉美地区收入分配中的两极分化是世界上最高的。2007年8月6日的美国《财富》杂志证实，世界首富已经不是美国人比尔·盖茨，而是拥有590亿美元资产的墨西哥人卡洛斯·斯利姆·埃卢。最严重的问题之一是二元社会结构继续存在，少数很富有的人和大多数可怜的穷人并存。如巴西被称作“比利印度”（Belindia），即巴西社会的一部分是像比利时一样的现代、富有，另一部分则是像印度一样的传统、贫穷。这种二元结构存在于几乎所有拉美国家（古巴例外）。在有些拉美国家，如秘鲁、玻利维亚、危地马拉，那些被边缘化了的不讲西班牙语的印第安人更强化了这种结构。另外，新自由主义改革通过国有部门的私有化削弱了政府干预经济的能力，由于拉美各国在80年代被迫放宽了对跨国公司的限制，跨国公司对政府和市场的影响在不断扩大，拉美经济比以往更加依附于外部经济。

社会方面的变化。伴随工业化的加速发展、政府农业政策向工业的倾斜、农业的现代化，1930年之后，拉美国家经历了快速的城市化过程，1950-1959年，拉美总人口增长1倍，而城市人口增长了4倍。有资料表明，欧洲城市人口比重从40%提高到60%，经历了50年（1920-1970），而拉美国家仅仅用了25年（1955-1980）。20世纪80年代以来，尽管受经济危机的影响，城市化速度在放慢，但拉美地区的城市化率仍在继续提高（1980年为64%，1990年为71.9%，1997年为77.7%）。到20世纪末，拉美经历了从75%的农业人口向70%的城市人口、70%的文盲向85%的识字率的转变，预期生命率从40岁提高到70岁，人均收入也显著地增加。曾经是半封建的、双层结构的拉美社会，现在除了农业资本家外，还有商业、工业、银行业和其他精英。所有国家的社会现在都拥有一定规模的大约占全部人口20%-40%的中产阶级。工会运动、农民运动、妇女运动、土著运动和城市贫民第一次被全部组织了起来，并且还有新的社区组织、非政府组织和社会运动不断涌现。这些社会运动使得拉美比过去更加多元化，并且为民主提供了更加坚实的基础。当然，由于拉美工业化水平不高，城市化出现了过度发展的现象，由此带来了一系列诸如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生活环境恶化的“城市化问题”。

在社会福利方面，医疗与教育领域有较大的改善，但就业、贫困与社会不公正问题非常突出。从表3中可见，医疗卫生在现代化快速发展的20年中总体上都有改善，阿根廷、乌拉圭、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哥斯达黎加比较起来更好些，从婴儿死亡率看，古巴的状况最好。

表3 拉美各国的医疗卫生与营养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1990年世界发展报告》（The World Bank,World Development Report,1990），牛津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表4说明中等教育入学人数增加了，但适龄人口的相当一部分仍没有接受中等教育。在拉美，中产阶级与上层阶级可以通过私立大学预科和中等教育享有进入私立大学的特殊待遇。但在像墨西哥和秘鲁这样的国家，国立大学的增长与中等教育的普及是并行的。

表4 适龄人口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入学比率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1990年世界发展报告》（The World Bank,World Development Report,1990），牛津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拉美的城市化的速度超越了工业部门吸纳劳动力的能力，把隐性失业由农村转向了城市服务业部门。从就业结构分析，表5显示了在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三大经济部门中劳动力的分布比例。但“服务业”是一个含义十分模糊的类别，在拉美，大多数服务业工作的工资待遇低，而且经常是在街头和贫民居住区的临时性工作。从表中可以看出，虽然1960-1988年间，巴西、厄瓜多尔以及哥伦比亚的工业就业增加了，但这种增长主要是以牺牲农业为代价的。事实上，这一时期每个国家的服务业部门的就业也都增长了，墨西哥增长了35个百分点，在阿根廷和巴西也都有所增长。这些数字提醒我们，在拉丁美洲工业化较为发达的社会中，1982年后由于国内市场狭小以及经济衰退，存在着对工业扩张的限制。来自巴西的估计认为，在像圣保罗和里约热内卢这样工业化的城市中，在“非正规经济”中工作的劳动力不超过1/3，但是，在其他许多城市，包括南部以及东北部的城市中，非正规部门的就业大约占了就业总数的2/3.其他拉美国家也有类似的情况。

表5 经济部门的劳动力分布比例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1980年世界发展报告》（The World Bank,World Development Report,1980），华盛顿，1980版；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0年人文发展报告》（United Nation Development Programme,Human Development Report,1990），牛津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大多数财富仍然被集中在精英和中产阶级手中，只有很少“分润”给穷人。收入分配是一个国家阶级结构的指示器，不同的社会阶层具有不同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模式。表6显示了最底层的20%的人口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并且将这一数据与其他几个组别作了比较。“在拉美最大的四个国家里（巴西、墨西哥、阿根廷和智利），60年代末70年代初，最富有的1/5的人口持有一半以上的财富收入，到80年代中期，这种情况几乎没有发生变化。与之比较，最贫穷的1/5的人口仅持有不到总收入的5%的财富。”

表6 各国人口被分成5组的收入分配情况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1994年世界发展报告》（The World Bank,World Development Report,1994），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其中缺少阿根廷、乌拉圭、厄瓜多尔等国的资料。

在农村，尤其是在工业不太发达的地区，土地所有权仍是阶级结构中的一个重要因素。通常与土地所有权相联系的是对政治权力的控制。巴西东北部提供了一个土地所有权的典型形式，其中大地产和小地产并存，在大地产上的许多土地无人耕种或者被用于粗放式的养牛业，而自耕农在他们小块的、集约耕作的土地上种植庄稼，放养少量牲畜（见表7）。尽管其他地区不如这里典型，但拉美的土地所有权仍集中在少数人手中。

表7 巴西东北部的土地占有（1975年）

资料来源：《1990年拉美统计概要》（Statistical Abstract of Latin America1990），第128卷，表315.

在大多数国家，除了选举外，权力仍然主要掌握在社会精英手中。社会体系仍然是不平衡的，与精英相比，工会、农民协会、妇女组织、土著运动以及其他群众组织的权力趋于被削弱和分裂。过去，传统的社会团体只有在得到精英允许的条件下才能存在，今天，这种情况似乎有所改变，因为即使没有得到政府的认可，新的社会团体也能够保留下来，一个事实上自由的、多元主义体制正在慢慢地取代从前政府对团体认可的体制，但这种演变发展到什么程度尚不清楚。另外，尽管拉美比从前更加多元化了，但人口中的大多数人仍然被排除在决定他们生活的有效政治参与之外。

政治方面包括政治文化、政治制度和政府机构以及公共政策方面的延续与变革。

政治文化的变化。所谓政治文化是社会大众基于经验所形成的对政治权威、政治权力和政府角色等的态度以及相关的价值和信仰。拉美传统的政治文化强调威权主义、君主统治和精英主义价值体系，尽管这类观点仍然在起作用，但新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自由主义、职团主义、民众主义、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已经对旧的信念体系提出了挑战，新的通讯和交通网络越来越冲破传统的信仰和孤立状态。虽然各个国家之间有许多差异，但很清楚的是，随着新教、世俗主义、天主教会内部的变革以及其他信仰体系的渗透，人们对传统天主教的坚持也正在减弱，旧的威权主义合法性遭到质疑，旧的立法基础正在被破坏，拉美政治文化正在快速地改变。现在让一位农民相信安贫乐道是一种美德或让他按照天定秩序接受一个贫贱的地位已经很难了，过去相信宿命论的农村工人再也不相信圣·托马斯或教会的说教，农村中出现了怀疑传统、要求变革的新一代。收音机和电视机的普及，以及各种政治组织深入农村的宣传促进了民众观念的变革，铁路、公路等交通网络的改善使农民不再与外界隔绝，许多农民纷纷涌进了城市，城乡之间的联系比过去加强了。

但是，拉美各国仍处在过渡时期，当旧的价值体系受到挑战的时候，新的价值体系还没有站稳脚跟，人们的信仰体系往往是新旧观念的混合体。例如，尽管拉美人赞成民主政治，但倾向于将它定义为“强势政府”；人们希望规范的民主选举，但经常想得到某种好处、许诺或庇护作为选票的回报；人们相信三权分立和权力制衡，但仍倾向于将强势权威留给全权的行政部门。因此，尽管在全地区建立起了形式上的民主，但一种真正的平等主义和参与式的民主在大多数国家却仍然非常薄弱。大多数国家尚缺少作为协调市民和政府之间关系的代表独立利益集团的“公民社会”网络。

政治制度的变化。拉美政治中的权力平衡正在改变，罗马天主教会、军队、土地寡头的权力已经衰落，而商业、银行、制造业、政治精英和中间阶级的影响在扩大。一些新的政党诞生了，它们经常是按照新的意识形态原则组织起来的，并且具有比较广泛的群众基础。大规模的工人、农民、大学生和专业人员的组织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充满竞争性的和多元化利益群体的社会在形成。工业化和城市化改变了妇女的政治地位，拉美主要国家的妇女在20世纪60年代初基本都赢得了选举权（见表8）。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开始的拉美国家民主化浪潮使军人政权纷纷下台，到90年代初整个大陆已变成清一色的文人民主政体。目前在所有国家中都能保持正常的选举和至少形式上的民主，民众的参选率在50%以上，民主得到鼓励，从测量范围在0-1之间的民主选举指数看，1977年拉美为0.28,1985年上升到了0.69,1990年上升到了0.86,2002年更达到了0.93.同样地，人权的情形在大多数国家比20多年前也得到了显著地改善，公民的各种权利与自由在法律上得到普遍承认。

表8 拉美国家赢得和实施妇女选举权的年代

资料来源：劳伦斯·克莱顿，迈克尔·康尼夫：《现代拉丁美洲史》（Lawrence A.Clayton and Michael L.Conniff,A History of Modern Latin America），汤姆森·沃兹沃思出版社2005年版，第335页。

但是，这些新的民主的文化和制度的基础仍然是脆弱的。民意测验表明，民主的受欢迎程度在拉美事实上正在下降，公众并不认为民主已经实现了它的承诺，与任人唯贤和平等主义（相信人人平等的）相比，密友主义（任人唯亲）和世袭主义（家族政治）仍在广泛地流行。公民的各种权利在实际生活中往往得不到保障，突出表现为犯罪猖獗和司法效率低。拉美的凶杀案为世界之最，每10万人就有25.1起，未经审判的在押犯人占54.8%，在押犯人超过监狱接受能力的38.2%。同时，政党、政府和政治机构一般来说并没有得到公众的高度尊重。拉美似乎是在选举的时候实行民主，但在两次选举的间歇期，总统几乎是作为宪法独裁者实行统治。另外，90年代以来拉美国家政治危机不断，如秘鲁、危地马拉发生总统强行解散议会，厄瓜多尔、玻利维亚、阿根廷、海地4国先后有5位总统被中途废黜或提前交权。不民主的政体作为一种政治现象，在拉美仍然没有完全退场。选举民主仅仅是通往民主道路上的良好开端，但一个国家要实现真正的民主还需要满足许多其他的标准，如尊重人权、公民自由、平等、公民意识和参政意识、军队服从文官政府、权力制衡等等，在这些方面，拉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政府机构和公共政策的变化。社会经济的剧烈变化要求政府的作用加强，为适应民众的要求和发展的需要，拉美各国政府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相继设立了安全、卫生、住房、交通、供水以及其他许多事务的管理机构。新设立的劳工部、商业部、工业部、安全计划部等等数以百计的政府机构各司其职，为有效地实施新的发展方案而工作，并努力于形成新的诚实、合理、高效的工作作风。政府政策的范围也极大地扩展了。除了农业改革外，还有经济发展、城市政策、家庭计划，主要的问题领域包括住房、用水供应、教育、健康保护、电力、识字计划、灌溉、高速公路、医药、债务、植树造林等等，政府成为国家的保护人，中央政府的地位与过去相比得到提高，社会期望中央政府解决各类社会问题的趋势也大大加强。人们对政府的评价越来越依据它们提供服务的能力和是否具有满足民众期望的纲领。

但是，贪污、家族偏好、政治报偿和特权仍然是政府运行的润滑油，政府作用加强的结果之一是公共部门的显著膨胀，许多组织和个人为控制中央政府的巨大权力和资金而展开了激烈的斗争。随着各国新自由主义改革的进行，特别是国家经济的私有化，政府对经济的影响力被削弱，各国的改革在向前推进，但很缓慢。农业改革作为一个问题几乎不被提起。在进行城市改革的地方，更是问题成堆。虽然有新的社会改革，但它们很少是解决那些最急需的问题的。在教育、住房、卫生健康、就业方面，不少政府已经采取了重要的步骤，但困难远远超出了政府应对的能力。政府的执政能力面临严峻的考验。

国际关系方面的变化。拉美是第三世界中最早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地区，19世纪主要是依附于英国，进入20世纪后则越来越依附于美国。冷战时期，苏联通过古巴渗透到西半球从而削弱了美国的控制，西欧国家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渗透也加强了，这使拉美人能够利用大国之间的争夺，扩大自身的独立。冷战结束后，美国对拉美国家国内政治的兴趣越来越少，而更加注重贸易和商业关系。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不仅带来了对民主和人权的新要求，也意味着各国经济竞争的加强，拉美国家被迫加快了改革开放的步伐，转换经济发展模式。拉美不再像过去那样仅仅面向国内市场生产，而是为国际市场生产，同时，它不拥有和不生产的产品越来越依赖于国际市场，诸如石油（委内瑞拉、墨西哥例外）和重型机器。拉美的转型不仅限于经济方面，还包括社会、文化和政治结构方面的转变，这些转变同样也影响了世界的其他部分。拉美是现代文明的一个部分，在一些领域内（国际法、外交、音乐、社会科学、各国政府所从事的社会和政治试验、足球等），它也许是时代潮流的引领者。但是，拉美比过去更加依赖国际市场特别是美国市场，美国利用它对市场和国际借贷机构的控制来影响拉美的政治，跨国公司在拉美的扩张常常左右拉美国家的政府及其政策，正如美国著名拉美史专家托马斯·斯基德莫尔和彼得·史密斯所言：“拉美未来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它与国际权力中心之间的相互关系。”

总的来看，拉美国家的现代化仍然处在过渡阶段，也就是处在冲破传统的落后但仍未完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具体评估拉美现代化的成绩，我们就会发现其带有二重性特点，即虽然拉美现代化取得了很多经济进步、社会变革和政治民主化，但所有这些方面又同时带有不少缺陷和弱点；现代化的发展不平衡，城市地区比农村地区受到的影响更快；现代化的利益分享不均等，有些集团比另一些集团得到的好处更多，未能使经济增长和社会公正有效地结合在一起；从国家的角度看，那些拥有充足资源、强有力的体制、良好公共政策的国家（巴西、墨西哥、智利、阿根廷、哥斯达黎加等）比那些缺乏这些特征的国家做得更好一些。拉美的现代化模式是动态的而非僵化的，是复杂的而非简单的，如果说非要总结出一个比较简单化的模式的话，我们认为，大致可以概括为5点，即：（1）现代化启动的动力来自外部的挑战，是外源型的；（2）经济运行方式主要属于市场经济与政府干预相结合的混合经济；（3）政治运行机制既有议会民主制的文人政权，也有威权主义的军人政权，经常是二者交替出现，政治动荡多于政治稳定；（4）社会分化程度比较高，两极分化严重，社会整合程度比较低，在不少国家，印第安人和黑人被边缘化，成为最大的贫困团体，城市化的速度超前于工业化发展水平，经济发展不足以支持庞大的城市人口，造成“过度城市化”；（5）文化主体属于天主教文化。从第一和第二条看，基本上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致，在后三条中，拉美与东亚国家存在重要的区别，即东亚国家基本上是威权主义政权，政治比较稳定；社会两极分化不甚严重，社会整合程度较高，城市化水平适度；主体文化是儒教文化。这后三方面均属于非经济因素，如果从这些方面深入研究，也许更能看清楚拉美现代化相对迟缓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