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一番部署后，荣赫鹏于1903年12月5日从大吉岭启程，冒隆冬严寒，径赴中锡边境。10日，远征军在纳荡集中。远征军以23锡克工兵联队、32锡克工兵联队、第八廓尔喀联队、骑兵一队、诺福尔克所属的马克辛机枪一分队为主力，调集山炮、大炮各两门，配备野战医院、战地工程队、运输队、电讯及测量专业人员。新近摧升为少将的麦克唐纳德（Macdonald）任远征军的军事总司令，荣赫鹏为政治专员。
荣赫鹏与麦克唐纳德决定：远征主力经春丕谷地、帕克里向江孜推进，甘坝卫队仍在原地停留，吸引藏军，待主力进至帕克里后再转移来会合。
11日，麦克唐纳德带1100余名官兵，携大炮、马克辛机枪进至则利拉山脚。
面对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的用精良的武器装备起来的军队重兵压境的危局，清王朝及西藏地方政权采取何种对策？
清廷给裕钢的电令是：“开导藏番，晓以利害，不准开衅……调停善办，勿生枝节。”[1]这个二十字方针，不是针对英国的侵略，而是字字防范压制西藏的反英斗争。但是，清廷要在西藏推行其妥协投降的对外方针已是困难重重。
十三世达赖1895年亲政后，西藏地方与清王朝的关系发生了一些变化。达赖罢免摄政第穆呼图克图，后来又以乃均降神之言为据，给他加上谋害达赖的罪名，第穆当即“暴病而亡”，第穆的亲信下属被杀、被捕，达赖“威服全藏，莫敢有违”。瞻对事件加剧了达赖与驻藏大臣、四川总督的矛盾。事件因瞻对番官与川属土司相争而起，四川总督鹿传霖派兵进剿，遂演变为四川清军与瞻对的藏军之间的冲突。在处理瞻对事件善后时，鹿传霖曾提出改土归流，整顿藏务，以便“内可安各土司向化之心，外可夺藏番藐视之气，即藏中一旦有事，此地已归川属，亦有门户可守”[2]，“中国若自行整顿藏务，英俄皆不能干预，则划界早定，可暂时相安”[3]。清王朝反复权衡，认为“保川固要，保藏尤要。筹善后设汉官，此保川之计，非保藏之计也”[4]。达赖派仔仲罗桑培结赴京控告鹿传霖，清廷调离鹿传霖，将瞻对赏还达赖，但达赖与清王朝的关系始终未得改善，驻藏大臣地位更为软弱。
西藏地方对清王朝在第一次英国侵藏期间的妥协退让的政策一直强烈不满。1899年，西藏地方通过哲布尊丹巴向理藩院控诉：升泰赴边阻挠藏军，以致贻误军机，导致失败；订条约将锡金弃于英人，允印茶入藏，不按“封堆划界”，把赏给锡金游牧的土地划入锡金。清廷予以驳斥，更加剧了西藏地方对清廷妥协投敌的不满。
清廷得知英人带兵入境“自行办理”，频催令裕钢带同西藏噶厦要员赴边与英讲和。裕钢传令沿路汉藏官兵对英军的入侵“只能理阻，不准与英兵生事”[5]，同时，“开导藏番”派出噶伦，支应夫马赴边与英和谈。西藏地方坚决抵制，阻止驻藏大臣赴边讲和，“谓从前隆图（吐）之役，藏虽败绩，犹可恢复，因升大臣力阻战争，以致失地。此次如再阻用兵，是藏臣又将误事”[6]。裕钢只好给清廷报告说：“是印藏交涉一事在达赖不至一败涂地不悟，在公众不至激成大变不休”[7]，“用兵御侮之志，牢不可破”。在这种情况下，裕钢向清廷提出：“是战之一字，甚难阻止，恐非战后不能和议也。”[8]
所谓“战而后和”，实质上，就是借助帝国主义的武力来实行投降主义路线。这是当时在西藏推行投降主义路线的唯一选择，也是清王朝在全国推行投降主义路线的惯用手段。在西藏，后果更为严重的是，寇松的目的并不是要把西藏变成与中国内地一样的半殖民地，而是要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战而后和”的方针正好帮助了寇松实现其进兵拉萨，订城下之盟的阴谋。
裕钢为人奸诈狡猾，他提出“战而后和”方针，但又不想亲手施行，奏称：“如再力斥众议，决意孤行，不但不能出为藏人御侮，且恐番众藉此生衅，激成内变，关系更大，再四筹维，实难锐意前进……俟有泰到任徐筹善策”，[9]打算将责任推卸给有泰，一走了之。清廷斥责裕钢“延宕支吾”，“实属有意规避”，将他“交部议处”[10]。这样，裕钢以有罪之身等待交卸，清王朝在西藏连主持办理妥协投降外交的人都没有。
清廷急如星火连电催促，裕钢翘首殷殷为盼，有泰却在路途上慢吞吞一行三停。有泰是1902年12月2日受令赴藏的。他接谕旨后即到英国驻华使馆表示将迅速赴藏与荣赫鹏会商有关西藏的交涉，但他出京后，一路姗姗而行，半年后才到成都。在成都，又借口等待新调任的四川总督锡良和驻藏帮办大臣桂霖会商筹划藏事，迟迟不肯入藏。清廷迭电令他迅速入藏，直到1903年10月11日，他才由成都启程，给清廷上了一个奏折，借口要在西藏练兵和分设重镇，“拟由川启程，沿途察看情形，再行通盘筹画。”[11]如按照有泰的想法沿途考察，不知何年何月始能到拉萨。清廷没有批准，但有泰仍走走停停，1904年2月11日才到拉萨，距他接受进藏旨令的日子已是一年又两月了。有泰同样认为解决西藏交涉的办法是“战而后和”，他也不想承担责任。他在给清廷的一份奏折中说：“惟藏番执拗无理，胆大妄为，即仪秦复生，即无所施其辩。昔年隆吐之战，大致相同；今欲折服其心，非任其战任其败终不能了局……倘番众果再大败，则此事即有转机，譬之釜底抽薪，不能不从吾号令也。”[12]所以他任军情急如燃眉，一路耽误，到任后推脱不肯赴边，听任英军深入，等待藏军大败，他再来与英交涉。
西藏地方政权抗英的言论是坚决的、高昂的，但他们的行动太不够了。以达赖为代表的统治集团，从根本上来说，不可能发动西藏人民起来进行全面的抗敌斗争，噶厦政府虽然发布了动员命令，但仅以“献身于世间安乐的基础——佛教”[13]为口号，这对于处于农奴制下的西藏广大群众来说太缺乏动员的力量了。达赖此时年龄不到30，以其成长的环境而言，除了宗教外，对于政治、军事、外交并无经验，裕钢说他“刚愎不仁，毫无阅历，只崇信护法降神”[14]。达赖等人对于国际形势更是盲无所知，对于沙皇俄国的本性毫无认识，德尔智巧言令色，就使他们相信俄国真可依靠。由于这些局限，西藏地方并未进行认真的备战。采取何种战略战术，如何利用有利条件，怎样避敌所长，在哪里迎敌，西藏地方对于这些进行战争所必须考虑的重大问题全无筹划，不说知彼，连知己都谈不上。
战争是一门杀人的艺术，残酷无情。与在武器装备上占绝对优势的世界头号军事强国作战就更为残酷了。英国第二次侵藏战争打响以前的情势是：荣赫鹏远征军蓄意以杀戮开通到拉萨之路；清王朝一心求和，却无阻战之力，驻藏大臣施行“战而后和”的计谋；西藏地方政权抗英言论高昂激越，但无进行战争的准备。这一情势导致了藏军未能在地理条件最为有利的地方去阻止英军，而在最不利于与敌接战的地方，在临战之时熄灭火器去“以理阻敌”，遂使战争演成一场大屠杀的悲剧。
1903年12月12日，荣赫鹏远征军翻越则利拉山。
则利拉山，海拔14390英尺，为春丕谷地之天然屏障，山势陡峻，重峰叠嶂，乱石纵横，森林茂密，山路盘旋曲折，“两峰对峙如双阙，锐利如削成”[15]，“乱石曲折难上，共二十里至咱里山顶，此山险要已极，一路雾气蒙蒙，视不及远，确系一将当关之地。”[16]远征军过则利拉山时，天气晴朗，但也深感山路崎岖，行军运饷极为困难。从尼泊尔和当地征发来的马夫、苦力拒绝前行，纷纷四散逃亡。过山脊时，荣赫鹏也极为担忧遭到藏军阻击。然而，西藏地方于此形胜要地竟未设一兵一卒布防，荣赫鹏远征军虽精疲力尽，但安然通过则利拉山口，下至山脚宿营。
当天夜里，巴尔带汉、藏军官各一到荣赫鹏宿营地，劝阻英军勿再前进，退回纳荡。荣赫鹏扬言：“我将直入西藏，如遭到阻拦，麦克唐纳将军将扫除抵抗。”汉藏官问：如果远征军次日到亚东关时发现关门紧闭，将采取何种行动？荣赫鹏狂妄地声称：“我要击开关门！”[17]
第二天，荣赫鹏不用攻击，亚东关门就为他开放了。亚东关正对则利拉山，两旁青山夹峙，一水由谷中潺潺下流，一道石墙跨流枕山，横断进入春丕谷地的路径。
荣赫鹏和麦克唐纳德率军通过亚东关时，即做战斗部署。出乎荣赫鹏和麦克唐纳德意料，亚东关关门洞开，巴尔和昨晚到英营的一汉一藏官员肃立于门旁，“理阻英军”入关。远征军整队进关，一当地官员紧紧抓住荣赫鹏的马嚼，苦苦劝阻，荣赫鹏毫不理会，挥鞭直冲而入。在关内，西藏军官对围拢来的人群抗议英人的入侵，荣赫鹏安坐一旁，无动于衷。抗议结束，气氛发生戏剧性的变化。荣赫鹏、麦克唐纳德到亚东海关巴尔住处休息，巴尔及那两位汉藏官员作陪，为英人送来食物，于是，双方官员团坐共进午餐。
第一道关口就这样被远征军“突破”了。荣赫鹏称这一天“极为有趣”“极为逗乐、幽默”。远征军进入春丕河谷。
春丕谷地及下司马至帕克里地段是设伏阻敌的绝好地带。卓木麻河（今称亚东河，亦即英人所称的阿木竹河）与康布河在今亚东县县治下司马镇汇合。下司马镇以下，水势稍缓，形成一条宽约100至200米河谷，两侧青山耸峙，松林稠密，浓荫遮天蔽日。从下司马镇逆卓木麻河而上，一条山路通到帕克里。道路极窄，右为峭壁，左临深谷，且林木繁茂，藤蔓缠绕。藏军未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听任远征军在春丕谷地中停留数日，赶运军火，完成补给。在甘坝的远征军也绕道来至春丕与主力会合。
18日，麦克唐纳德带先头部队，轻装疾进。荣赫鹏记述说：“麦克唐纳德将军于18日带领795人的轻装战斗部队经由一片迄今欧洲人尚未走过的地方向帕克里前进。据报告说，有支西藏军队已做好迎击我们的准备。第一站，从大本营行至阿木竹与里罗竹河的交汇处，路程尚且轻松易行。第二站，道路陡峻难以攀登，并且要穿过林木茂密的狭窄峡谷，此间如有几个敢死的勇士，就足以阻遏我们整个部队前进。军队在林木生长线以上两英里的甘帕拉宿营时，几乎完全找不到燃料，更增加了困难。依靠用骡马运上的燃料，添上收集到的一些牦牛粪才够用。”[18]
20日，麦克唐纳德抵达帕克里。帕克里建有高大坚固的堡垒，远征军临近时，堡垒中已无驻军。麦克唐纳德指挥两连廓尔喀士兵冲入城堡，在城楼上挥动英国米字旗，以示占领。
远征军继续前进，于1904年1月8日翻越海拔15200英尺的喜马拉雅山唐拉山坳。这段路程“卓木拉里雪山峙于右，堪布雪山峙于左，高原中启，辽旷极目，山无树木，野无居人，枯草雪峰，掩映眼帘而已。风寒特甚，割面如刀，迎风行者往往不能吐息”[19]。是日，天气晴朗，山坳上狂风猛烈，寒气刺入肌骨，远征军身着沉重的皮裘，缓缓爬行，过了山岭，进至吐纳，在吐纳村外数里旷野宿营。荣赫鹏记述这一夜情景说：“有一支西藏军队就在附近，听说他们习于夜袭，故麦克唐纳德将军特别加以警戒防备。入夜，寒冷更为加剧，我们露天野宿，顿有绝望之感，军事上的风险如此之大，很想重新翻过山坳撤退。”[20]但附近的藏军并没有乘敌立足未稳、疲惫不堪、手足冻僵、士气沮丧的有利时机出击。地利、天时都放弃了，克敌制胜的机会就这样从手缝里滑掉了。第二天，远征军迅速移住吐纳村，建筑工事，并从工兵23联队调来4个连队，配备马克辛机枪和7磅大炮。麦克唐纳德则返回春丕做下一步军事行动的准备。
1月，各路藏军才逐渐朝吐纳方向集中，先后开到的有拉萨的两个代本、日喀则两个代本、江孜和定日各一个代本率领的部队，总计约3000余，赖丁代本任总指挥，朗色林代本任副指挥，三大寺也派喇嘛到军中参与军机大计。藏军大都是临时征发的，平时并无军事训练，多数没有战斗经历，装备极为落后，除排长以上的军官有英尼制造的老式步枪外，士兵用的都是大刀长矛，少数有火药枪。藏军在离吐纳5英里的曲米新歌左起拉莫湖畔、右至一小山的山脚筑了一道石墙，拦腰截断大路，各路藏军在围墙后至古鲁的野外扎营。
从1月到3月下旬，藏军与远征军互相对峙，没有行动。远征军没有继续前进，但并不是如荣赫鹏所说的为等待中方谈判代表的到来，而是为更大规模的行动做准备。
首先，远征军须解决交通运翰问题。远征军的军火粮秣靠锡金及从大吉岭等地征发来苦力和骡马队运输。过则利拉岭时，苦力、马夫逃亡不少，远征军又从春丕谷地征集牦牛，强迫藏民赶运。他们或则消极怠工，或则伺机逃走，有的更毁坏军火武器。自入藏以后，后勤补给一直是缠绕着麦克唐纳德的棘手问题，他的主要精力都用在为远征军保障供给上，相当一部分远征军也分散在从春丕至帕克里路段上护卫交通线。3月，气候转暖，远征军修整拓宽了道路，从印度运来驴车，拆散后由苦力背运，经过甘托克，翻越山口送至春丕谷地，组装后，用适于山地行走的小马牵拉，运送军火粮秣到帕克里和吐纳。这个办法大大改进了远征军的运输，吐纳屯集了大量军火粮食燃料，成为远征军向江孜进军的中间补给站。
把不丹拉到英印一边，解除侧面的威胁，是远征军深入西藏所必须解决的又一重大问题。春丕谷地越过喜马拉雅山像一个楔子插入不丹与锡金间。锡金已经为英人控制，但对不丹，英人尚不能完全掌握。如英军深入西藏，不丹出兵直入帕克里，从肋窝捅远征军一刀，切断其运输线，远征军则有灭顶之灾。英属印度在部署远征西藏之初，就提出“必须与不丹当局建立更为密切的联系”。[21]1903年10月9日，孟加拉政府致信不丹汤莎总管，要求举行印不会谈以便得到“不丹政府的善意协助，按照尼泊尔与英国政府合作友好的方式使所有障碍得到满意的解决”。[22]汤莎总管乌金旺曲开始不同意会谈，但后来在英属印度扣发对不丹财政至关重要的补偿金的威胁下，加之荣赫鹏远征军通过天险占领帕克里，战场形势对英印极有利，遂倒向英印一边。1904年2月15日，不丹代表亭布宗本与英印代表大吉岭副专员、荣赫鹏的助手华尔士（Walsh）会谈，亭布宗本允诺在战争中协助英人。会谈后，华尔士携亭布宗本到吐纳会见荣赫鹏。在荣赫鹏的引诱下，亭布宗本许诺为远征军供给给养并同意英属印度筑路逆阿木竹河或德竹河通至春丕。后来，乌金旺曲也来到荣赫鹏远征军中，他以调解人的身份往来于两方，暗中刺探西藏方面的军情，并在藏军中散布种种言论，对于动摇、麻痹西藏地方起了一定的作用。荣赫鹏不仅解除了侧翼威胁，而且如他所说，“极大地增强了我的地位，使我得以与尼泊尔人、不丹人并肩进入西藏”[23]。
在两军对峙期间，荣赫鹏就如一头凶猛狡狯的狮子，在逼近猎物时，将其锐利的爪牙小心地藏起来。他利用会晤、会商、递送公函等等形式，施放烟幕，迷惑蒙蔽藏军。他“单骑”冒险入古鲁藏军营中，其后又会见藏军代本和拉萨三大寺代表，派遣不丹的亭布宗本传言递信，在这些活动中，他信誓旦旦，不厌其烦地强调：他是为谈判而来，绝不主动发动攻击，如藏军不攻击远征军，他绝对不会攻击藏军。天真直率的西藏军队领导听信其言，怀有战争可以避免的侥幸心理。
3月下旬，远征军一切准备就绪。24日麦克唐纳德带32工兵联队4个连、第八廓尔喀联队三连半及野战医院、工程兵等，携10磅大炮3门、7磅大炮1门由春丕谷地出发，28日到吐纳与荣赫鹏会合。
31日清晨，远征军向曲米新歌的藏军阵地进击，当他们转过吐纳岩石赤裸的山角，一片宽阔的平野呈现眼前，一条清澈的清溪流过平野，清溪的尽头，约6英里远的地方有一道石墙，这就是藏军的阵地。前进途中，藏军一个信使飞驰而至，劝告荣赫鹏退出西藏。荣赫鹏还在扮演他的“和平使者”角色，对信使说：“我们无意进行战争，不遇抵抗，决不做攻击，必须为我们开通道路，途中的藏军必须从阵地撤出。”[24]荣赫鹏十分狡猾地提出要藏军派出负责人来“谈判”。
远征军继续推进，在离藏军阵地1000码时，藏军的总指挥赖丁代本和副总指挥朗色林代本带卫队来到远征军中。荣赫鹏与赖丁、朗色林于两军阵前席地而坐进行谈判。荣赫鹏还是重复他的老调，远征军无意进行战争，不遇抵抗，决不攻击。赖丁也表示藏军也不想打，但远征军须退至亚东。荣赫鹏乘机提出双方既然诚意商谈，就不得交火，要藏军熄灭火药枪火绳。
赖丁、朗色林作为部队的最高指挥，在战斗一触即发之时，离开部队与英人谈判，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麦克唐纳德乘藏军无人指挥而处于犹豫彷徨之机，命令远征军继续向藏军阵地前进，并派出分队进占藏军阵地旁侧的山头，控制制高点，将山上的藏军驱赶到山下的石墙内。赖丁和朗色林更为错误的是竟然听信荣赫鹏的虚言假语，回到藏军阵地中命令士兵们熄灭火绳。
正面的远征军步步向藏军进逼，进抵石墙，把枪架在石墙上。两侧山头上，英印军架起马克辛机枪，居高临下对准藏军。石墙内的藏军队形完全被打乱，挤成几团，他们拿着刀矛和熄了火的土枪，他们对入侵者满腔怒火，但没有人指挥、没有人下令，哪怕是不高明的指挥、错误的命令，这时都没有。赖丁代本再次从藏军中走出，混杂在远征军中讲理：藏军已奉令不许开枪，荣赫鹏也应下令停止前进。[25]
荣赫鹏与麦克唐纳德撇下赖丁，骑马巡视整个战场，看到：“石墙后的藏军有如羊群挤成一团；在石墙靠山的一侧我们的步兵占据了他们上方仅距20码的阵地，而另一侧，我们的马克辛机枪和大炮在不到20码的距离内瞄准他们。我们的骑兵在不到1/4英里以外的平地上列队待发。我们的士兵就站在石墙旁，他们的来复枪对准几英尺以内的西藏人。而那个拉萨将军及其属员在墙的这一侧，我们的士兵中。”[26]
狮子露出了它狰狞的面目。麦克唐纳德下令解除藏军武装。一些士兵跳进围墙抢夺武器与藏军扭打起来，围住赖丁及其左右的远征军士兵也扑上前收缴枪支。混乱中，随着一声枪响，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开始了。
当藏军从敌人的欺骗中醒悟过来，赖丁及其兵士们在最后时刻以血肉之躯与敌人进行了英勇的拼搏，然而太晚了，已无法挽回束手待毙的结局了。
参加这场大屠杀的英国军官瓦德勒尔记述了这一英国侵略者在战争史上的罕有的“武功”：
数秒钟内，士兵们立即……从石墙的掩盖下向敌人倾泻出摧毁一切的弹雨，马克辛机枪猛烈扫射，西藏人像被割稻草一样纷纷倒下，一场触目惊心的大屠杀开始了。那些冲出来的人立时被射杀；留在墙内的挤成一团，无法使用刀剑、火枪。几秒钟里，这些乌合之众已不能在我们狂热的射击下支持，退潮般后撤……他们中极大多数在逃离炮火时，被我们冰雹般落下的子弹击中，或被我们的山炮射出的在他们头上爆炸的榴弹片撕碎，倒下，一动不动，差不多统统完蛋了；与此同时，那一群群溃散逃亡者，包括那些远离战场的，被我们的骑兵残酷无情地追杀，路上遍布着他们的尸体，达好几英里。仅仅10分钟，一切就结束了……当嗒嗒嗒的来福枪声终于沉寂下来时，西藏士兵死伤过半，躺倒在战场上。[27]
藏军死伤一千数百人，赖丁等三个代本牺牲，一个代本重伤。数月后，当远征军返回印度经过此地时，依然是尸体遍野；两年后，吴崇光行经这里，“番兵尸首今尚堆积水坎之中，见之不免凄惨”[28]。
世人为这空前的残暴所震惊，连英国国会得知也瞠目，议员们纷纷痛斥这是一场“对非武装人员的大屠杀”。荣赫鹏、麦克唐纳德等人极力为其可耻行径辩解，说是赖丁代本开第一枪，事发突然，他们不能控制。
然而，事实无可辩驳地说明这起屠杀是蓄意制造的。荣赫鹏和麦克唐纳德先是通过诱骗来完成对失去战斗准备的藏军的围歼部署，在事前又视察了整个战场形势，充分了解在当时的情况下发生冲突，将给藏军带来什么后果。麦克唐纳德下令收缴武器本身就是一种挑衅，并且他不是通过藏军的负责人传达收缴武器，而是命令英印士兵进入失去指挥的藏军中抢夺，这种行动必将引起冲突，更确切地说，冲突正是他所需要的。而且，如果说在石墙外的士兵开枪不一定是接受命令，那么，山头上的马克辛机枪扫射、大炮的轰击、骑兵的追击，显然是有组织有指挥的。
蓄意制造屠杀的发生还有更深层的意图，寇松、汉密尔顿、荣赫鹏等人一直怀有进行一场血腥大屠杀的罪恶企图，一场血腥屠杀是他们实施“缓冲国”计划所必需的。
第一，“缓冲国”需要建立在血腥屠杀所造成的恐怖的基础上。如前所述，起初，寇松打算以“和平方式”来推行其西藏政策，但在致信达赖被原封掷还后改变了主意。他认为，西藏地方政权敢于抵制他，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宗教迷信所产生的顽固的排外性；一是对俄国支持的迷信所产生的对英国权势的蔑视，只有破除这两种迷信，西藏地方才会接受“缓冲国”，而只有通过武力恐怖的震撼才能破除迷信。寇松决定以武力方式实施“缓冲国”计划。在提出“缓冲国”计划的1901年6月11日信函中，寇松谈到实施其计划的手段时宣称：“西藏人不受到恐吓，与他们什么事情也办不成。”[29]汉密尔顿在策划对西藏发动军事进攻时，致信寇松说：“一场与武装的和尚们的战斗将会是新鲜奇妙的，我敢肯定他们必将战败，屠杀几百个和尚将会对整个西藏产生有益的效果。”[30]在寇松、荣赫鹏等人的煽动下，远征军怀有一种疯狂的残杀欲望，随军记者坎德勒尔（E．Candler）也凶相毕露地叫喊：除非我们把他们杀死几千人，否则，没有希望使他们清楚地认识到英国是一个必须尊重的强大可畏的势力。[31]古鲁屠杀就是要使西藏人受到“恐吓”，“对整个西藏产生有益的效果”，树立英国的威势，使西藏人民俯首帖耳，接受“缓冲国”。
第二，一场血腥屠杀对于寇松“构造出一个国际情势”来使英国内阁批准寇松的进兵拉萨的计划也是必要的。寇松和荣赫鹏一直认为进兵拉萨是实施“缓冲国”计划的必要手段，但英内阁仅批准进至江孜谈判。寇松与荣赫鹏需要制造一种使内阁在江孜谈判，目的为获得补偿的指示落空的情势，而不得不批准荣赫鹏进兵拉萨。对此，寇松与荣赫鹏是进行了策划的。在荣赫鹏率队进入西藏后，寇松在一封密信中对荣赫鹏传授机宜说：“考虑到在国会要发表文件以及我们必须拉到我们一边的英国政府的态度，我要警告你，不要惊吓或惹怒他们，在与西藏的任何公文中及给我们的任何信函中，不要提及拉萨，不要激怒俄国人。在一份电报中，你报告你曾对西藏人说你要到拉萨谈判，或者你的用词使人产生这样的印象。我把有关部分删除了，因为这必然会招致英国政府的斥责。现在，无论你，我，均无权谈及拉萨，甚至不能以拉萨作为要挟的手段。最终我们将到达那里……”“事态的发展将会有利于你及你的政策。但是，如果你做得太露骨了，或者在进军拉萨的命令下达之前即强行进至拉萨，那么，你就会损害了你的拉萨政策。”[32]
寇松的策略是不要声张，而是通过制造事态来使英国内阁不得不下令进军拉萨。古鲁大屠杀正是寇松和荣赫鹏施行其阴谋所需要的事态。他们用血腥的屠杀把战争强加给西藏人民，达到破坏江孜谈判，使进军拉萨势在必行。
不容置疑，这是一场精心策划、蓄意为之的大屠杀。荣赫鹏在次日的私信中承认，这是“一桩卑鄙的勾当——不折不扣的屠杀”[33]。两天以后，又在给寇松的私信中表示：“我对于那场所谓的战斗厌恶之极，心情极为沮丧……这不是别的，而是不折不扣的屠杀……”[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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