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本地人

在西藏的四年，我不仅要奔波调研，还常常要挑灯夜书。西藏的春节是氧气最少的时候。陈奎元曾对我说过，过一个春节，对身体的损耗相当于一个冬天。他劝我春节还是尽量回内地好。我到西藏整整十个月后才第一次回内地，连续在拉萨过了两个春节，平时也总是到深夜一两点才睡。拼命工作的代价，便是健康状况的每况日下。

1999年1月的一个凌晨，天还未亮，寒冷刺骨。我接到了区党委秘书长李立国打来的电话，一讲就讲了40分钟。

李立国是个责任心非常强、非常勤勉也非常负责的领导，区党委日常事都是他在操持，分社平时有事也是直接找他。也不知他是一夜未睡，还是起得太早，才8点就打来电话。拉萨与内地有两个小时的时差，8点便是内地的6点。室内没有暖气，气温低至零下二十度，寒气逼人。接电话时，立国秘书长就稿件谈起看法。我没有料想到会讲这么长时间，也就没有披上衣服。没想到讲到中途，我就被冻得鼻涕流了下来，不得不拖来被子，裹在身上。身着单衣讲得时间太长，我的双腿被冻得失去了知觉。天亮后用热水泡了很久，膝头仍是凉凉的，显然寒气已经侵入身体。

早饭后，我身体开始发热，浑身无力，站不住。上午仍然硬撑着身体与记者一个个谈话，处理援藏的稿件。当天下午，我与马书平找到杨传堂采访援藏问题，边谈边擦鼻涕，手帕湿透了，杨传堂就把自己的手帕给我。严重感冒的我被马书平送到了西藏军区总院，当时已经不能走路了，马书平与司机把我架到病床上。一量血压，竟然高达126／226，我自己也大吃一惊。在18岁离家参军后的三十多年间，我的血压一直维持在70／110左右，刚进藏体检时仍是70／110，不到三年间就蹿升了一倍，健康状况急转直下，我愣了半天，说不出话，只能住院接受治疗。

住在医院的日子里，为了不耽误工作，我把骨干们都叫到病床边，亲自部署西藏民主改革四十周年与援藏报道。同时还坚持一手挂着吊瓶，一手写调查报告。因为李立国讲的意见，我得落实好，关键稿件得自己动笔。

在西藏工作始终有个把内地经验简单搬到西藏来的问题，弄不好便会使工作很被动。我多次向分社记者要求，关于反分裂斗争与援藏等重大问题，一定要在政治上与区党委保持一致。总社也规定，所有内参稿件都是由我签发，再传到北京去。没有想到我到内地休假时，有个内地分社的记者到西藏来抓“新闻”，把援藏的基本建设工程写成“面子工程”，认为应把资金用在农牧区民的脱贫上。这种脱离西藏实际的看法，激起西藏区党委与援藏干部的反感。这件事与西藏分社没有关系，但是分社顾全大局，尽力挽回过失，分社记者连写几篇内参，但总社都嫌份量太轻。社长郭超人、总编辑南振中都等着看稿子。无奈之下，已经躺在病床上的我只好一边挂水，一边自己动手写调查，写好一页就让司机送回城内打印。后来新华社内参发出我的稿件，也慢慢消除了误解。住院期间，自治区政府杨晓渡副主席与区党委组织部分管援藏的处长王志明都专门到拉萨北郊的军区总医院看望我，劝我一定不能干得太猛，以免寒气侵入身体，一辈子受累。

刚刚进藏时，我的身体还很壮实，没想到不到三年就垮了下来，一年不如一年。每天早上泡一大缸子水，放上十多根人参，把自己的气提上来。到后期已经很难支撑。几个春节，当多数援藏干部纷纷如候鸟般飞回内地时，我还坚持在西藏进行春节报道。一场大雪灾，几个难熬的严冬，无数个夜不能寐的夜晚，一点点地摧毁着我的身体。为了能多为西藏做点实事，最终却无可奈何又有几分悲怆地败给了恶劣的高原气候。我自己也觉得是拼得太过了，组织上一遍遍提醒过自己，只能怪自己太要强了。

西藏留给我最刻骨铭心的，或许就是这终生难愈的隐疾。在其后的十几年里，病痛如同梦靥般，亦步亦趋地跟随着我，如影随形。这是长期高血压带来的后果，而高血压正是那凌晨的一个电话带来的重感冒引发的。这样的结果，有些残酷与无奈。而李立国本人则一直不了解这个情况。

1999年9月，新华社副社长、党组副书记张宝顺搞“三讲”到了西藏，要求当时还在内地的我马上回藏。这时候，张宝顺率领的工作组已经与分社干部职工谈了一圈。一见面，张宝顺便对我说，你在西藏继续干，西藏需要你。又说，大家对你只有一条意见，就是太不顾惜身体了。第二天，在区党委接待室里，张宝顺代表组织与我谈话后，拿出血压计亲自为我量了量，高压216。张宝顺十分震惊，他神情严肃地说：“你必须回去。大家都说你为工作拼命，我们不知道已经到了这种程度。”

我说：“您昨天不是还让我在这里好好干吗？”

张宝顺情绪有些激动：“西藏需要你，老马也到点了，准备让你当西藏分社社长，但你不能把命丢在西藏！昨天那是我们不知道，今天我知道了，就不能看着你这样不顾自己的身体。组织上不能把一个干部的命丢在这里呀。”他劝慰我说，你放心，组织上一定对你负责，不会亏待你的。

这一年，西藏分社被评为全国民族团结先进集体，有多少人知道，这其中太多成就，是分社各族成员用自己的健康换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