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天空》解析

由上海电影集团出品、藏族作家阿来编剧、青年导演傅东育执导的人文艺术片《西藏天空》，主要讲述了一对藏族主仆在时代变迁背景下的复杂多舛的命运纠葛。影片运用具有宗教伦理色彩的民俗故事，描绘了一幅四十年风云巨变的雪域图景。剧组95%以上的演员都是藏族，而且，都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历届西藏表演班。全片主要采用藏语对话，又在藏区拍摄。这些独一无二的创作条件，使影片的表演艺术呈现出地道而独特的民族美学形态。导演付东育表示：“如果让一个汉族演员去演藏族人物，用汉语说台词，那么观众在情感上很难融入到那样一个情境中去。我觉得这部电影最正确的决定就是启用了这批藏族演员。”^[42]在《西藏天空》中，藏族演员的表演成为该民族普通民众以及人文风情的形象代言人，演员的表情以及表演成为观众辨别和体认民族形象的重要载体。藏民族的典型性、标识性和符号性的人文景观以及雪域高原特有的风物气韵，相互配合建构了影片的视觉意象，展现了不同历史时期的西藏风貌及其气质。

总体来看，《西藏天空》表演形态具有内敛、深沉、凝重和朴拙的美学风貌，在日常化的现实主义风格上保留了藏民族独有的神秘感和原始性。《西藏天空》的表演呈现，显示了艺术生产力在“炮制”的民族形象过程中，诸多作用力尤其是地域文化方面的对峙、妥协以及合流的关系。一方面，西藏独特的自然地理空间和宗教人文语境，赋予了藏族演员作为自然人的体态与气质，并造就他们在理解故事情境、建构行为逻辑、塑造人物形象等创作环节的先天优势；另一方面，《西藏天空》的主要藏族演员都是上海戏剧学院西藏表演班第三届和第五届的学员，接受的是以斯坦尼体系为主的汉化表演教学，因而影片中呈现出来表演形态和风格的整合、建构与重组，除了有赖于演员个人的艺术创作水平和经验之外，背后还包含着深刻而微妙的政治、经济、社会心理动机，以及文化策略和艺术生产机制。

实际上，《西藏风云》这类具有文化人类学价值的影视作品，可作为某种程度上的“民族志”，涉及“人类学”的层面。人类学是“用历史的眼光研究人类及其文化之科学：包含人类的起源，种族的区分，以及物质生活、社会构造、心灵反应等的原始状况之研究。”^[43]在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中，有着文化主位研究（Emic）和文化客位研究（Etic）^[44]的不同概念，即内部（当地人）与外来（观察者）的视点差异。民族题材影片固有的争议之一也正体现在描述和再现民族影像文本的过程之中，以上两种研究方法的分歧。在以“汉文化”为核心的主流文化视域中，少数民族文化被置于“他者”、“异域”的文化区间里，天然地成为被观察和被描述的研究对象。主位研究能够系统深入地了解“本地人”的话语体系，克服由于文化差异造成的误读，也可能因此遗漏一些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差异；客位研究注重外视点观察和客观比较，科学地认知和剖析异己文化，却也会造成研究上的偏差和误读。《西藏天空》的艺术效果维度亦在此中摇摆和浮动，少数民族演员的表演以特有的文化气质，打破了中国电影“汉文化”的国家表情，展示了一种“异域”、“异族”的表演风貌，是一种中国电影的“他”表演和“他”表情。其表演形态常带有奇观化的倾向，尽管它可能是原生态或者朴素性的表演方式。在影片《西藏天空》中，藏族演员独有的表达习惯和方式，具体地渗透和交织在影片表演艺术的总体面貌之中：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触摸、对外来文明的回应与反馈。影片《西藏天空》具有传奇色彩的个体命运与族群命运，同国家紧密相关，打通民族话语叙事与国家话语叙事，加上不可绕过的宗教因素和受到世界瞩目的政治题材，容易成为国内外观众的观看欲望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