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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法的“钳形攻势”与“南北夹击”

时间:2022-07-18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在亚洲,帝国主义争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矛盾主要是英国与俄法的矛盾,俄国和法国将它们的同盟关系延伸到亚洲,协调其立场,采取共同行动,此呼彼应,逐步形成了对英属印度的“钳形攻势”和对英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长江流域的“南北夹攻”的态势。英国为了避开俄国在中亚的陆军优势,拟对俄展开全面战争,以主力穿越黑海,与土耳其联合行动,在黑海东岸登陆向高加索地区进攻,同时在远东对符拉迪沃斯托克发起攻击。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国际形势错综复杂,敏感多变,危机频发,世界大战正从可能向现实演变。几个帝国主义大国为行将到来的大战做准备,结成军事集团。在欧洲,德奥意三国同盟与俄法同盟相对抗。英国自恃其霸权地位,奉行“光荣孤立政策”,暂时置身两大集团之外,纵横捭阖,左右逢源,取渔翁之利。

在亚洲,帝国主义争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矛盾主要是英国与俄法的矛盾,俄国和法国将它们的同盟关系延伸到亚洲,协调其立场,采取共同行动,此呼彼应,逐步形成了对英属印度的“钳形攻势”和对英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长江流域的“南北夹攻”的态势。

法国是英国的宿敌,两国在北美、非洲、亚洲进行了两个多世纪的鏖战。在七年战争中,法国被逐出印度;在拿破仑战争中,拿破仑用兵埃及,拟挥师长驱直入东进英属印度。两国旧仇未了,新的怨恨又起,在埃及、苏丹、暹罗展开角逐。

俄国是英国在亚洲争夺的头号劲敌。在英国的政界不少头面人物中流行着恐俄顽症,他们抱着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认为:“俄国是一个必须经常加以监视的国家,是一个像不合群的野兽一样的国家,一个像彗星一样不走正轨的国家,一个唯一置身于欧洲国家体系之外、因而能够坐视这个体系瓦解的国家。这个潜在的敌人这样独处一方,明显地处于居心叵测的孤立状态,就使英国公众的恐俄症愈益严重了。”[1]

其实,英国帝国主义者对俄国及法国的敌视植根于争夺亚洲和世界霸权的野心。英国曾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击败处于农奴制的沙俄,但是战争的失败促使俄国下决心施行废除农奴制的改革,改革后俄国迅速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国内经济和军事力量大大增强。在争夺国际市场和原料产地的驱动下,俄国步英国的后尘,急剧扩张。

俄国扩张的战略是:打通黑海、波斯湾的出海口,使俄国的扩张走向海洋,进军世界;在陆上,争夺尚未沦为殖民地的几个国家,对波斯北部进行经济政治军事渗透,谋划逐次南下波斯湾,迅速吞并中亚各个汗国,向阿富汗北部和中国新疆进逼,在远东窥伺中国的东北和华北,染指朝鲜,谋求获得太平洋上的不冻港。

法国争夺殖民地的战略是:在非洲从西非向尼罗河上源推进,进而控制埃及,与英国争夺苏伊士运河;在亚洲以越南为基地,西进暹罗,北上中国西南边疆

英国在亚洲的战略思想有两个基本的出发点:一、以印度为基地向外扩张,建立所谓的“印度的自然边界”,以拱卫英属印度殖民地的势力范围;二、保障英国本土与英属印度及远东的海上道路的通行无阻,凭借其强大无敌的海上力量来维持英国在亚洲的霸主地位和商业利益。印度是英国在亚洲的战略支撑点和重心。怎样巩固和扩大英属印度?英国和英属印度的战略计划制定者们提出了不同的战略,习惯上归纳为两派,即“温和派”(又称为保守派)和“前进政策派”。“温和派”主张英属印度在英帝国的全球战略中只承担防御任务,应当把印度封闭于其边界之中,而由英国在其他地方发动进攻,尽量不使战争的火星溅落到英属印度以免引起内乱。而“前进政策派”则认为应以英属印度自身的推进,把周边地区和国家纳入英属印度的战略轨道,到尽可能远离印度的地方去迎战。温和派与前进政策派虽然有分歧,但在实际的应用上却互为补充,相辅相成,两者在实质上都是扩张。英国和英属印度的战略是一柄双刃剑,一面是温和派的政策,用来巩固已夺取的果实,另一面是前进政策,用来夺取新的猎获物。英国和英属印度政府的扩张逻辑就是:要防卫已有殖民地就要把周边的部落和国家纳入控制之下,而一旦做到这一点后,又产生了新的防卫问题,要使这些部落和国家免受他国的影响又需要搜取更外层的部落和国家,于是又向外层扩张。以罪恶的行为夺得的赃物,要以罪恶的行为来维护,靠扩张夺来的殖民地要以扩张的方式才能防护。在这里扩张既是起因,也是结果,互为因果,是没有止境的。英国侵占印度次大陆的历史事实不可辩驳地说明,英国就是按照这一逻辑:一步一步地从加尔各答、马德拉斯、孟买几小片土地起始建立起了一个东起萨尔温江西迄开伯尔山口的殖民地。英国认为要拱卫这一疆域辽阔的帝国,需要一个更为辽阔的不容他国涉足的英国势力范围。这个势力范围,东起暹罗,西至小亚细亚,北为阿富汗和南部波斯。英国还认为,为了保障通向印度和远东的交通线的畅通无阻,就必须控制交通线两侧的国家。这样,地中海上的塞浦路斯、苏伊士运河穿越其地的埃及以至朝鲜海峡的巨文岛都为英国所必须控制。

毋庸赘言,英国与俄法外交和军事战略针锋相对,实质是争夺世界霸权。英国首相迪斯累里(B.Disraeli)在为入侵阿富汗辩护时直言不讳地说:

真正的问题在于,如维多利亚女王所赞同的那样,世界上究竟是应由英国,还是俄国称霸。[2]

英国与法俄在亚洲扩张的矛头相向而行,随着扩张的进展,到19世纪末叶形成了俄法联盟夹击英属印度的态势。

俄国与英国的大角逐西起地中海区域东至远东,争夺的重点逐步从西向东移,从地中海逐次移向阿富汗、帕米尔、远东。

俄土战争揭开了英俄角逐的序幕。在柏林会议上,英国拉拢奥匈帝国,迫使俄国吐出了一些它从土耳其夺取到的果实,其中包括黑海出海口。俄国避实就虚,掉头东向,把扩张的重点转向中亚,捅捅英印帝国的软腹。

19世纪60年代俄国征服了中亚的浩罕、布哈拉诸汗国,推进到锡尔河以南的地区,设立土耳其斯坦省,作为向阿富汗和中国新疆推进的大本营。柏林会议后,英俄在中亚的争夺加剧。1884年,俄国占领紧靠阿富汗北部边境的麦尔夫,俄军与阿富汗及英印部队在库什卡河左岸武装冲突,英俄战争迫在眉睫。英国为了避开俄国在中亚的陆军优势,拟对俄展开全面战争,以主力穿越黑海,与土耳其联合行动,在黑海东岸登陆向高加索地区进攻,同时在远东对符拉迪沃斯托克发起攻击。只是由于阿富汗艾米尔不愿意陷入俄国与英国的战争中,德国首相俾斯麦为了保持欧洲的均势,串连奥匈帝国、法国、意大利,对土耳其施加压力,要求它遵守不许外国军队通过黑海海峡的规定,英国不能按照其计划对俄作战,战争才得以避免。英俄在阿富汗边界问题上互作妥协,1886—1888年间英俄划定俄阿边界。英俄在阿富汗的角逐中打了平手,阿富汗作为英俄间的缓冲国地位基本确立。

阿富汗危机缓和,英俄在中国新疆的角逐升级。

俄国从19世纪初开始窥伺中国西部地区,19世纪侵入斋桑湖,鸦片战争以后俄国吞并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并向新疆腹地渗透,通过《北京条约》、《勘分西北界约记》及其子约,割占中国44万多平方公里土地。在中国西部发生动乱,新疆封建势力割据,在阿古柏入侵盘踞南疆的混乱局面中,俄国出兵占据伊犁地区,并向南疆渗透。在这同时,英国也乘机向南路扩展其影响,收买和支持阿古柏,提供军火援助,企图在南疆建立一个受英国支配的傀儡政权来阻挡俄国。左宗棠西征获胜,收复南疆,英国建立傀儡政权的计划失败,于是又转而支持中国与俄谈判收回伊犁,依靠中国在新疆恢复的统治,把俄国人挡回去。1881年中俄签订《改订条约》,中国收回伊犁及特克斯河流域2万多平方公里土地,俄国根据这一条约及后来的几个勘界议定书,割占了霍尔果斯河以西和斋桑湖以东等处的7万多平方公里土地,并攫取了在新疆全境免税贸易的特权,在伊犁、塔城、喀什噶尔、吐鲁番(后改为在乌鲁木齐)设立领事。俄国认为依靠它在新疆抢得的果实,在这一地区与英国的角逐中处于优势地位,因此当它在阿富汗的争夺中没能占上风时,就谋划占领中国的帕米尔地区,出奇兵直接威胁印度。

帕米尔位于中国新疆西南,是天山、昆仑山、喀喇昆仑山、兴都库什山交汇而成的大山结,境内山岭交错,冰川广布,由此西行走著名的丝绸之路可通至波斯;南下经阿克苏河河谷、阿克塔什,越过明铁盖山口后可以走两条路进入英属印度,一条经奇特拉尔至白沙瓦,一条走吉尔吉特到克什米尔。从帕米尔还可以进入西藏,然后再插入印度北部。19世纪70年代初,英俄就开始争夺帕米尔,1873年英国与俄国背着中国达成了一个协议,将中国帕米尔地区的萨雷库里湖及其以西一线定为英俄势力范围的界线。英俄即按照这一瓜分协议蚕食中国领土。1876年,俄国组织“阿赖远征军”,窜入阿赖谷地,派出分遣队越过外阿赖岭,到了和什库珠克帕米尔、大喀喇库里湖、乌孜别里山口,南下至阿克拜塔尔山口。在这以后,不断有俄国的“考察队”进入中国帕米尔地区进行活动。1884年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规定:自乌孜别里山口起“俄国界线转向西南,中国界线一直往南,所有界线以西,及顺该处河流之西,归俄国属辖,其界线以东,及顺该处河流之东,均归中国属辖。”[3]这个条约是不平等条约。当时乌孜别里山口以南和西南都在中国管辖之内。而按照条约规定,所谓中国界线“一直往南”,即从乌孜别里山口朝萨雷库里湖延伸;所谓俄国界线“转向西南”,是从乌孜别里山口转向雅什库里湖西端。这样,除塔克敦巴什帕米尔、郎库里帕米尔、小帕米尔及大帕米尔的小部分留在“一直往南”线以东的中国境内外,位于“一直往南”和“转向西南”两线之间原属中国的萨雷兹、阿尔楚尔两帕米尔的一部分及大帕米尔的大部分所构成的三角地带竟成了待议地区,为日后沙俄进一步侵占这个地区埋下了祸根。[4]在阿富汗危机后,俄国连这一个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也不遵守,频频深入帕米尔及其周围,进行军事侦察和政治阴谋活动。1887年,俄国考察家格鲁姆—格尔日马伊洛兄弟到叶尔羌河上游侦察,同年俄国军官格洛姆切夫斯基则到帕米尔、喀什噶尔、叶尔羌、和田、后藏、坎巨提等地活动。第二年,格洛姆切夫斯基又窜入坎巨提,诱骗坎巨提的萨弗达尔—阿里汗“归顺俄国”,1899年,他带领武装经过喀尔提锦、达尔瓦斯到达什克南边境,然后侵入阿尔楚尔帕米尔、大小帕米尔、达克敦巴什帕米尔、叶尔羌河上源、和田、西藏及坎巨提,1890年,他再一次到达叶尔羌,企图经普鲁跨越喀喇昆仑山进入西藏。在俄国活动的同时,英国也加紧渗透,英印军官戴维森、荣赫鹏(F.Younghusband)奉命跟踪格洛姆切夫斯基。1889年荣赫鹏潜入坎巨提,重金贿买萨弗达尔—阿里,使他同印度政府签订臣属条约。

英俄在帕米尔的争夺越演越烈,俄国决定抢先采取军事行动,占据萨雷阔勒岭以西的中国帕米尔地区。经过一番策划后,1891年俄国土耳其斯坦总督符列夫斯基到阿赖前线巡视,7月派遣总参谋部上校、土耳其斯坦边防营营长约诺夫率武装部队闯入帕米尔,窜犯到阿克拜塔尔山口、库里、阿克塔什、阿尔楚尔帕米尔、伊克里斯、阿克素睦尔瓦、巴什拱伯孜等地,约诺夫跨过兴都库什山,进入阿富汗的雅辛河流域,经巴罗基尔山口过瓦罕抵布才拱伯孜。在布才拱伯孜,约诺夫与尾随跟踪的英国军官荣赫鹏相遇,约诺夫宣称俄国已合并帕米尔,并出示一张俄国在帕米尔的“管辖图”,把荣赫鹏“驱逐出境”。约诺夫后来又到了阿尔楚尔帕米尔,在苏满塔什劫走乾隆年间中国政府竖立的纪功碑,命令中国巡逻队撤出,召集居民宣布沙皇已兼并从萨雷阔勒到喷赤河的帕米尔地区。约诺夫逮捕了潜入这里监视俄国活动的戴维森,没收其收集的情报,把他驱逐到喀什噶尔。

1892年,俄国政府连续召开会议部署对帕米尔的入侵,决定军事行动的目的是:“在帕米尔占领巩固阵地,占领布才拱伯孜和阿克塔什,从而以兴都库什作为俄国的边界”;占领萨雷阔勒岭以西的全部帕米尔,使中俄边界“从乌孜别里山口起沿萨雷阔勒伸向慕士塔格”[5]。同年6月,约诺夫率领步炮兵及哥萨克骑兵共1500余人向中国帕米尔地区发动武装入侵,强行占领了萨雷阔勒岭以西的中国帕米尔地区。

俄国在进行军事占领的同时向清王朝提出交涉帕米尔问题,在交涉中,俄国代表格尔斯声称:“帕事重在他国,不重在中国”,“其地势为印度、浩罕往来捷径”[6],蛮横无理地要求中国服从俄国与英国争霸的战略利益而牺牲本国的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由于俄国顽固地坚持霸权主义,拒不交还武装侵占的中国领土,克什米尔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双方只同意暂时保持双方军队各自位置,直至帕米尔问题最终解决为止。[7]这样,俄国得以长期非法盘踞萨雷阔勒岭以西中国帕米尔地区。

英国对付俄国在克什米尔的扩张的策略是前进政策与建立缓冲地带的策略兼而行之。一方面向克什米尔军事扩张,于1891年武装占领坎巨提,并唆使阿富汗越过喷赤河向帕米尔地区推进。但是要完全封锁住俄国由帕米尔南下印度的道路,还必须堵住俄国从帕米尔闯入南疆沿喀什噶尔—叶尔羌南下。为此英国表示支持中国对帕米尔的主权,使中国“支格其间,可隔阂俄兵之南下”[8]。1890年,荣赫鹏受英属印度政府派遣到叶尔羌与当地清政府官员会商阻止俄国侵占帕米尔。荣赫鹏返回后提议“英国政府应尽可能帮助中国人保住帕米尔”,使中国的西部边界与阿富汗领土接触,让帕米尔成为英俄间的缓冲地带。[9]

在俄国军事占领萨雷阔勒岭以西中国的帕米尔地区以后,英国与俄国就帕米尔问题进行谈判。这时远东局势紧张,日本侵略朝鲜和中国,列强在华的势力和利益面临着新的大变动,同时俄国也想使其吞并萨雷阔勒岭以西中国的帕米尔地区得到英国的承认,于是两国互作妥协,在没有中国政府参加的情况下,达成瓜分帕米尔的协议,在俄国与英属印度间划出了一个狭长的瓦罕走廊作为阿富汗的一部分,以暂时缓和两国在中亚的冲突,集中力量在远东进行新的争夺。

经过这一轮次的较量,英国与俄国在共同侵占中国帕米尔地区的基础上达到了新的平衡。英国构筑起了防堵俄国逼近印度西北的战略体系,把阿富汗的缓冲地带扩展到瓦罕走廊一线,在这一线以东则利用中国在新疆的主权来堵住俄国的推进。这个体系并不是完善的。清王朝是否愿意,是否有力量来充当英俄间的缓冲器?甲午战争以后中国面临帝国主义(包括英国在内)的瓜分之势,使得这一问题更加尖锐了。

在英国与俄国中亚大角逐的同时,英国与法国在埃及、苏丹和暹罗的斗争也迅速激化。

英法在埃及争夺的核心是苏伊士运河。苏伊士运河是英国维持和扩大它在印度和远东殖民统治和势力范围的海上运输线的咽喉,是英国全球战略的关键,必须牢牢地掌握。19世纪70年代,英法利用埃及政府财政危机进行干预控制,形成了英法共同支配埃及的局面。1882年,埃及爆发反对外国侵略者的斗争。法国由于与德国关系紧张,不敢从国内抽调部队到埃及,英国乃乘机单独行动,武装占领埃及。埃及是一块狭长的地带,尼罗河由南而北纵贯全境。要控制苏伊士,就须控制埃及,而要控制埃及就必须控制尼罗河上流。英国武装占领埃及后溯尼罗河而上,入侵苏丹。法国不甘心丢失埃及,谋划从法属西非东进,抢占尼罗河上游。法国驻刚果专员制定了东进乍得及尼罗河上游的“法绍达计划”,1893年5月,法国总统卡诺(M.F.S.Carnot)批准实施该计划,派一支特遣部队开往乍得,朝西北穿越乌班吉沙立地区利奥塔尔的势力范围,然后直取尼罗河上游。英法在非洲剑拔弩张,一步一步地走向战争。

与此同时,英法在印度支那的争夺再现紧张局面,警报频传。法国兼并越南,英国并吞上缅甸后,暹罗成为双方争夺的下一个目标。法国力图获取湄公河东岸暹罗统治的土地,而英国则极力要控制暹罗,使它成为阻挡法国的一个“缓冲国”。修筑毛淡棉至清迈、曼谷间铁路的议论再次在英国和英属印度甚嚣尘上,英国记者声称这是击破法国人阴险计划的有力武器,“应该干的事情就要马上去干,在一两年内暹罗将被包围起来,那时,它将动弹不得了”[10]。1889至1893年,英国与法国就使暹罗成为两国间的缓冲国问题进行谈判,由于双方对暹罗边界未能取得妥协,谈判破裂,法国决定武装占领湄公河左岸暹罗土地。1893年4月,曼谷形势紧张,英、法炮舰驶往曼谷附近海上,在北榄警戒线外对峙。法国军舰强闯北榄,暹罗守军奋起反击。法国政府向暹罗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将湄公河左岸包括琅勃拉邦在内的全部领土割让法国。法国并向英国表示决不让步,只有暹罗接受条款,英法才可能就缓冲国问题进行谈判。英法临近战争的边缘。在关键时刻,英国害怕在东南亚的战争引发在欧洲的大战,罗斯伯里首相压制暹罗朱拉隆功接受了法国的条件。危机过去了,但是英法之间的矛盾并未解决,两国关于暹罗缓冲国地位的谈判一再搁浅,英法战争的乌云依然笼罩在伦敦和巴黎的上空。

总之,19世纪90年代,英国所面临的与其他帝国主义(主要是俄法)争夺的严峻形势,可以引用以下的评论来加以概括:

正是这种对英国在埃及所奉行的政策的共同厌恶,促使其他强国在非洲,在远东,事实上在世界上所有英帝国占有疆土的地方联合起来,对英国造成危害。从1892年到1893年,俄国的代理人正渗入克什米尔以北的帕米尔高原,法国人则从他们在印度支那湄公河上的基地进入暹罗。把这看作是向印度展开的一场巨大的“钳形攻势”,虽然不符合事实,但其意图已足以使罗斯伯里政府感到惊恐。[11]

使英国和英属印度的帝国主义战略家们更为恐慌的是就在这时俄法结成协约。俄法结盟主要是针对德国,范围是在欧洲。但是,俄法把他们的这种盟友关系延伸到了亚洲,采取共同的立场,协调其政策,只不过在亚洲他们针对的主要是英国。这一点很快就在甲午战争以后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得到证实。

甲午战争,清王朝惨败于一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小小岛国,其衰弱腐败暴露无遗,洋务派苦心经营建立起来的军事力量不堪一击,损失殆尽,清王朝已没有防卫能力,各帝国主义列强蜂拥而上,争相宰割分肥,英国的优势地位受到了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特别是俄法联盟的强有力挑战。英国奉行“光荣孤立政策”,独立与俄法争衡对抗,已显现出捉襟露肘、力不从心之势。

甲午战争前,清政府对外政策倾向英国,但英国在战争中表面中立,暗中偏袒日本,《马关条约》以后,清政府指望英国参加干涉还辽,但英国态度冷漠。与英国的态度相反,俄法两国出于它们自身的利益,邀同德国,向日本施加压力,干涉还辽。因此,战后清王朝的对外政策发生变化,亲俄的主张一时占据主导地位。在列强抢夺特权与瓜分中国的狂潮中,俄法处于有利地位,相对而言,英国对清王朝的控制和影响下降。对于这一变化,赫德感叹道:俄国“为中国帮了这样的大忙,已使中国人的眼睛再也看不到别的,英国人只好远远地退处下风”[12]。英国公使欧格讷(N.R.O’Conor)也无可奈何地说:“王牌都在别人手里,我们只得打长算盘了。”[13]

俄法联盟共同对英国发起挑战。两国在远东合作的第一个行动是干涉还辽,以后,两国逐步协调其对华政策,采取共同行动,排斥英国。在战后争夺侵华特权的第一个回合,即关于中国对日第一期赔款的贷款权交涉时,俄法撇开干涉还辽的另一个伙伴——德国,沆瀣一气,排斥英国。俄国外交大臣罗拔诺夫直言不讳地对清王朝官员说“俄法一气,勿庸虑”[14],大有俄法联盟主宰一切的气势。两国联合组建“华俄道胜银行”,承担“商业、货运、服务于中国国库之任何业务,特别是承包税收与发行货币,在中国境内修筑铁路,并安设电线”,打破英国通过对中国海关的控制而获得的对中国财政的垄断地位。俄国有势,法国有钱,两者合谋,此呼彼应,对英国构成很大的威胁。

1898年,在卢汉铁路筑路权的竞争中,俄法共同推出比利时而获得成功。该铁路插入英国的势力范围长江流域,对英国的在华势力和利益构成了严重的威胁。法国公使施阿兰(A.Gerard)评论说:“法国同它的盟国俄国,它的伙伴比利时一起,在中国铁路上乃取得了真正突出的地位。这第一次决定性的战役,对于我们来说,是以无可争辩的胜利而告结束。”[15]

英国政界、商界、舆论界对此反应强烈,英国各大报普遍为恐慌和激愤之情笼罩,俄法联盟南北夹击英国在华势力范围已成为一种现实。《世界报》连续登载评论,把俄法此举称为:“我们刚刚攫得一个入口之后不久,我们的敌手就找到一个通入我们势力范围的心脏的后门。”[16]

《泰晤士报》说:“如果俄国和法国的铁路线修成,不仅要分去一大部分英国势力范围内的贸易,还会使俄法结盟的国家在英国势力范围的中心取得重要据点,并使他们在那里有办法强行提出要求,因为他们在那里距我们的‘海上霸权’很近,”该报说俄国是“侵略性大陆国家”,“它所追求的目标不是商业而是领土,它修建铁路就是为了达到这种目的。”[17]

俄法的意图在强占中国沿海港湾的行动中进一步地暴露。俄国租旅顺,谋图控制直隶,大有南下之势。法国强占广州湾,包围香港并向北扩展。

面对俄法的咄咄进逼,英国一度准备以武力予以阻止。在俄国占领旅顺时,英国舰队紧急驰往。仅仅因为美、德、日等国不愿意与英国合作,英国才放弃武力解决与俄国的矛盾,转而租威海卫以防止俄国南下。在南方,英国则扩展香港界址对付法国的包围和北上的企图。这样,英国与俄法在中国争夺的结果是形成了俄法联盟南北夹击、英国逆长江西进贯穿中国腹地的格局,英国要北防俄,南拒法,形势很不利。

如何处理在中国出现的新形势,如何对付俄法的挑战,英国开始调整其对华政策,在一段时间内,英国的政策是摇摆不定的。瓜分中国对英国是极其不利的。英国在华利益以商业贸易为大宗。1899年列强对华贸易总额为6785万英镑,英国直接贸易为811万,香港中转的为2840万,而俄国仅有278万。[18]维持一个依附于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中国的现状,有利于英国发挥其工商业优势,最大限度地榨取利润。而瓜分中国,俄国可以利用其与中国领土相邻、兵源充足的有利条件,蚕食鲸吞中国领土会取得更大的份额,对英国极为不利。于是,英国又强调起了维护中国领土和主权完整。英国国会通过了一项决议:

维持中国的领土和独立对于英国的商业利益和势力具有生死攸关的重要意义。[19]

当时的英国国务副大臣寇松对这一项决议做了进一步说明:

我们认为,中国的领土完整和独立为(英国)政府极为关注,因为这是任何一届政府必须考虑的,也被认为是我们对那个国家的政策的根本基础……我们反对转让中国的任何领土和牺牲中国的独立……攫取中国领土,转让中国领土,篡夺中国主权根本不是英国政策的组成部分,我们自己放弃这些行为,同时我们也不会以友好的目光来看待其他国家谋图这样做。[20]

但是,在当时要叫俄国和法国屈从于英国的安排,这只是英国的一厢情愿。英国曾试探与俄国谈判,双方做出保证在各自在华势力范围内予以对方同等的经商机会,但遭到拒绝。英国做与俄法战争的准备,1898年5月4日,索尔兹伯里在阿尔伯特纪念堂发表重要讲话,宣称:

无疑,在索尔兹伯里看来,英国是最有权力这样做的国家,法国,特别俄国是最没有权力这样做的国家。当然,这样的争论,最终要用炮舰和刺刀来做出结论。

与俄法进行战争,英国也有两种选择:一、放弃光荣的孤立政策,与其他国家结盟,对付俄法;二、英国单独干,使用在印度的军事力量,贯通印藏和滇缅,联结英属印度与长江流域,击破俄法的“钳形攻势”和“南北夹击”。

英国政府倾向第一种选择,曾试探拉拢德国让它来阻挡俄国南下,然而德国并不愿意为英国的利益火中取栗,于是英国转向日本,与日谈判正在进行之中,能否达成协议,尚不可意料。

第二种选择已在英国和英属印度的一些战略家的头脑中酝酿,在报刊上议论纷纷了。

《北华捷报》1898年4月1日登载一篇由曼德勒发出的情绪激烈的通讯,该通讯称:

中国事态的迅速发展使得从缅甸进入中国后门的那条通路日益重要起来。现有的铁路,或者不如说现在正在修建中的那条曼德勒—滚弄渡(Kunlon Ferry)铁路,正如以前所指出的,是沿着那条唯一可以实际通往中国的道路修筑的……它后面有一条比较平坦的道路通达大理府;从那里进入长江流域困难不大……这个问题除了有商业方面的重要性外,这样一条铁路的政治意义也随着俄国自北方和法国自南方的每一次新的侵略而增加。[21]

英国总参谋部情报处处长约翰·阿尔达(J.Ardagh)提出的对策则充满了战略专家的老谋深算。他认为中国在帝国主义的宰割下已十分软弱,“无法充当俄国和印度北部边疆之间的缓冲”,要对付俄国的推进,就要把英属印度的防线推进到喀喇昆仑山并把西藏纳入其控制:

我们应当竭力确定一条边界线以便尽可能远地挡住她(按,指俄国),否则在实际勘界到来时,我们将会发现,俄国人在塔克杜姆巴什和喀喇昆仑逼近我们,就如她们现在在奇特拉尔北部给我们造成困难一样。

同样的理由也适用于把西藏作为一个缓冲地区,除非我们能够确保拉萨的归属,否则我们将会看到俄国人先于我们到达那里。[22]

中国西南边疆被英国和英属印度的一些战略家所看中,把它作为反击俄法的“钳形攻势”和“南北夹击”的战略突破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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