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科学史

科学史作为一个独立学科领域的兴起，主要是在20世纪上半叶开始的。一个重要的推动者是乔治·萨顿（公元1884年—1956年），他也受到孔德的实证主义的影响，但他倒不是非要总结出一套科学方法，其信念是：唯有科学才能反映人类的进步，所以人类文化的历史就应该写成科学史——历史学家与其纠缠于那些周而复始的王朝更替，不如着重描绘不断进步的科学成就。

萨顿一生都投入科学史的事业中，他创办了第一份也是影响最大的科学史杂志《Isis》，在美国建立了科学史学会，在哈佛开设科学史课程。他也试图写作《科学史导论》，计划涵盖20世纪之前的整部科学通史，但他生前只完成了两部（古典希腊时期和希腊化时期）。之后他的工作没有人延续，也延续不了，因为萨顿虽然推动了科学史在建制上的独立，但就研究方式和视角方面，并没有跳出之前的实证主义框架，没有足够的编史学自觉，没有恰当的“取舍”策略，结果就只能尽可能详尽地累积材料，显然越到晚近材料越多，最后这个工作即便真能完成，也只能是一个无比臃肿的大杂烩了。

科学史在编史学上真正独立并成长起来，很大一部分要归功于柯瓦雷（公元1892年—1964年）。他早年曾师从于胡塞尔学习现象学，师从于希尔伯特学习数学，师从于柏格森学习哲学。柯瓦雷是从研究宗教思想史入手，最终转向科学思想史的。他开创的编史学就叫作“科学思想史”，或者叫作“科学观念史”。

这种观念史不仅是指关于科学观念的历史，而是指“观念论”的科学史，所谓观念论（idealism），另一个译名就是“唯心主义”，这一名词伴随的误解可能妨碍了柯瓦雷的编史纲领在中国的传播。但我们应该明确的是，这里并不涉及任何本体论或实在论上的物质第一还是精神第一的争论，而无非是指一种“取舍”策略上对“精神”层面的优先或侧重。

简单来说，观念史假定科学思想有某种内在的逻辑线索，科学史家就是要把握这一思想发展的内在线索，围绕着这些线索去整理和解读科学史的相关材料。例如柯瓦雷的一部著作的书名——《从封闭世界到无限宇宙》，就暗示了一条近代科学革命的思想线索，揭示出在天文学、物理学等领域发生的变革，背后其实是如此这般的世界观或宇宙观的变迁。当然，柯瓦雷并不是说科学革命的意义仅限于此，而只是拿这一条思想发展的逻辑为线索去理解这段历史。

其他科学史家未必赞同柯瓦雷对思想史之逻辑线索的把握，他们可能会从其他角度提出别的线索，例如“世界图景的机械化”。但柯瓦雷的编史方法和态度影响深远，即便是20世纪后期与思想史出发点正好相反的“社会史”，也难以否认柯瓦雷的影响。

科学社会史与思想史的关注方向正好相反，不是关注思想内部的逻辑线索，而是关注科学家社群与其外部环境的关系，例如关注科学家的宗教信仰、政治地位和社会关系与他们的科学研究如何互相影响。代表人物是默顿（公元1910年—2003年），他在他的博士论文——《17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中提出清教伦理对科学精神有促进作用，并通过一系列的社会学考察佐证这一观点。一般我们又把思想史称作“内史”，把社会史称作“外史”。

除了默顿学派之外，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史也颇有影响，所谓“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也是一种典型的“外史”思路。

到20世纪后期，这些编史学学派又各有发展，分作内史和外史早已是过分简化了，但我在这里不再详细展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