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是19世纪法国著名的思想家，作为一个秉持自由主义理念的思想大师，关于他的思想，不同的学者都会有各自的理解。例如美国学者着重考察《美国的民主》中托克维尔对美国经验的思考，而法国学者则注重研究《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法国的历史道路，由此形成了各自不同的解释模式，学术界将此概括为美国学派和法国学派。在这些研究中，很多学者都注意到了托克维尔所表达的一个中心思想：民风民情[1]。因为这是托克维尔思想的核心概念，也是支撑现代自由体制的重要基础。但遗憾的是，学术界还未对这一核心概念展开系统的讨论，下文拟从这一视角来考察，从而深化对托克维尔思想的理解。
一
正如剑桥学派的代表性人物昆廷·斯金纳所言，如果要获得对思想家的准确理解就必须将其放到那个时代的语境当中去[2]。就托克维尔所生活的19世纪上半期而言，这个时代的特征是什么？托克维尔在1835年出版的《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曾这样概括道：“社会正在改变面貌，人类正在改变处境，新的际遇即将到来。”[3]具体而言，那就是“民主即将在全世界范围内不可避免地和普遍地到来”[4]，“身份平等的逐渐发展，是事所必至，天意使然。这种发展具有的主要特征是：它是普遍的和持久的，它每时每刻都能摆脱人力的阻挠，所有的事和所有的人都在帮助它前进。以为一个源远流长的社会运动能被一代人的努力所阻止，岂非愚蠢！认为已经推翻封建制度和打倒国王的民主会在资产者和有钱人面前退却，岂非异想！在民主已经成长得如此强大，而其敌对者已经变得如此软弱的今天，民主岂能止步不前！”[5]
这就是托克维尔对于他所处时代的最好的定义和回答。因此，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就是一个民主制即将到来的时代，民主化行进的步伐已是不可阻挡，在托克维尔看来这是天意所向，他曾不止一次地用“上帝的意志”“上帝的神启”等词汇来表明这一民主化的运动[6]。从空间范围内来看，托克维尔更进一步说，民主的发展趋势不仅是在法国，而且在整个欧洲已经是公开、显明的了，成为很明确的一种发展的趋势和运动。民主的发展，在另外一种意义上说，就是旧的贵族社会已经永远地消失了，不可能再会到来。正如托克维尔自己所说，贵族制已经死亡了[7]。即建立在原先以贵族特权为基础的等级制社会将一去不复返，未来一定是基于身份平等的民主制社会，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一次伟大的社会转型，因此，权利体系的转换将是这个社会巨变的核心。
那么问题在于，怎么去理解这一即将到来的民主制社会？也就是说，在贵族制消失的这一废墟上、这一基础之上，如何重组一个没有君主、没有贵族特权的社会，使之成为一个民主的社会，一个在身份上平等的社会？更为重要的是，用什么样的材料去重组一个民主的社会？那一代人又能够用什么样的知识图景、知识思考和知识背景去组织起一个民主制社会？与同时代其他人明显不同的是，托克维尔已经看到了平等将是一种即将到来的事实，平等将要成为社会的合法性原则，而对此，整个那代人还没有做好准备。他说：“我毫不犹豫地说，不止是在法国和欧洲，已经公开显明的即是旧的贵族社会已经永远消失了，对于这个时代的我们来说，唯一的任务就是在贵族社会消失的废墟上，进一步地和审慎地重组一个没有君主制的新的民主的社会……对此，我也是一个新人。”[8]
这也是托克维尔给自己所提出的一个使命。未来的社会是一个有别于旧的贵族制的社会，一个全新的社会正在诞生。对这样一个全新的世界、全新的社会，需要给予解释和引领，正像托克维尔所说：“一个全新的社会，要有一门新的政治科学。”[9]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有别于以往的一个新的政治科学来解释它、引领它，使其能够更好地诞生。我们必须建立起一个对民主制如何建立、对民主制的未来走向，以及对民主制这样一种组织和运转方式进行全新解释的理论体系。因为它的功能、运转方式和文化的基础都跟原来的贵族制社会完全不一样了，必须要创造新的理论和新的解释体系。正如他所说：“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特别是我们生活的这个国家，人们如果不懂得我们的自由只能在某种民主形式下产生，他便不能成为开明者。对于今天所有具有健全的判断力和自由精神的人，这一点显而易见，我们唯一要解决的难题就是如何让我们的社会逐步习惯于民主制度。贵族制从此只存在于历史中……”[10]
正是在这样的远见之中，托克维尔承认这样的现实：从自己所出身的贵族世界走向了民主世界。时代留给他的再也不是阻挡民主的到来，但他也清醒地看到，在迎接民主社会到来的同时，也要对民主的行进保持警惕，要以自由作为民主的基础和目标。他曾这样写道：“在思想上我倾向民主制度，但由于本能，我却是一个贵族——这就是说，我蔑视和惧怕群众。自由、法制、尊重权利，对这些我极端热爱——但我并不热爱民主。我无比崇尚的是自由，这便是真相。”[11]他还说：“我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就是如此。1830年之前我是，现在我仍然还是。”[12]“总之，自由是一个神圣的事情。”[13]1835年6月，托克维尔在给密尔的信中也说：“我根据兴趣热爱自由，根据本能和理性热爱平等。很多人假装有这两种热情，我相信只有我真正地具有，并准备为它们而牺牲。”[14]这就是为什么他与保王党人交恶，也与只为中产阶级服务的基佐政权不和的原因了，在托克维尔那里，他思考的中心问题就是如何在这样的一个民主的时代，消除民主的弊端，维护自由。
如果说在1835年的时候，托克维尔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话，那么以后法国历史的实际进程显然也验证了他的忧虑，而这也是理解托克维尔思想的又一语境。在奔向民主制的道路上，法兰西民族走过了一段弯路，并没有实现民主和自由的结合，而是民主的平等伤害甚至侵犯了自由。托克维尔以深邃的目光洞察到其中的弊病，指出：民主的这种“多数暴政”不仅带来政治上的灾难，还将会带来社会的全面灾难。这种全面的灾难意指在民主的引导下，人民要求的不仅仅是一种政治性的权利，而是为了得到这些权利进一步变更现存社会的存在基础，变更整个社会的体制。正如迈耶所说：大众政府的建立和选举的扩大将不可避免地引发进一步推动社会平等和财富再分配的欲求。他还引用了19世纪中叶另一位学者的话说，到目前为止，不仅社会结构的政治基础，而且它的社会基础都在经历着一场转变，所有者阶级和资产阶级不但正在失去他们所享有的政治特权，而且也正失去这些特权据以建立的物质基础。这一转变有利于比较贫穷的阶级，因此结果将是所有的社会阶级不仅在政治权利上，而且在物质财富和社会地位上都达到了完全的平等。在此意义上，人们把社会民主国家、民主和社会的共和国，当成民主原则发展的必然趋势[15]。法国的历史不就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了吗？从大革命的雅各宾专政、1848年的革命，再到1852年的第二帝国，哪一次人民群众不是为了实现平等，而用暴力摧毁现存的一切，重建新的社会？其结果必然导致自由和权利的丧失、资本与资产者的死亡、专制体制的重建，富于生机和活力的社会将陷于停滞和衰退。在托克维尔看来，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已经发生并还将再次发生的事实。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民主的行进例如普选权的实现并不总是带来了自由的胜利，反倒是不断重建起集权的体制，这也是托克维尔早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所预见的那样：民主是带来自由，还是带来暴政。“我们生活在一个转变的时代，这是最明显的事实。但我们是走向自由，还是走向专制呢？”[16]也正是如此，我们才能理解托克维尔为什么对要建立一门全新的政治科学如此地焦急和迫切。
二
怎样去研究这样一个新的社会，选择什么样的研究方式和研究维度来思考行将到来的民主制社会，从而建立起“一种新的政治科学”，并对法国实现自由的体制起到有益的帮助？在其研究路径的选择上，托克维尔受到了两位思想家的影响，一位是18世纪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在其《论法的精神》这本著作中，孟德斯鸠不仅仅是从政治体制的视角来思考法律，而且更从“法的精神”、法律与民风民情之间的关系来思考是社会中的什么要素在支撑着法律的运转，什么是法律的内在精神。托克维尔在去美国考察的船上，在思考美国的民主时坦陈受到了孟德斯鸠的影响，他在给路易丝·德·凯尔戈拉的信中说：“我每天都要花一些时间来读这三个人的书，那就是帕斯卡尔、孟德斯鸠和卢梭。”[17]在对美国民主的研究中，他运用着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所使用的方法，追溯法律和制度后面的民风民情，探讨什么因素在支撑着社会的运转，从而研究美国和法国人民的观念、心态以及它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另外一位就是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基佐。1823年，托克维尔来到了巴黎后，有机会聆听当时的思想家基佐于1828—1830年间所开设的一系列讲座，由此受到他很大的影响。面对着1789年大革命后政治体制和社会所发生的变化，即贵族制瓦解之后，一个新型的社会正在形成，基佐给出了理解这个社会的全新视角。基佐的基本思想是：“要理解一个社会的政治体制，首先要研究社会是明智的；政治体制在成为原因之前，它只是结果；政治体制在塑造社会之前，已经被社会所塑造。所以，代之以研究政治体制或政府形式，我们必须首先研究人民的状态，由此以便知晓，我们应该，以及将要有一个什么样的政府。”这就是说，不仅仅要去研究政治体制本身，研究政府形式怎么样，更重要的是政治体制的基础是怎么构建的。政治体制在成为结果之前，已经被社会的所有要素所塑造。基佐更进一步讲：“一个社会的构成和每个人的生活、行为方式，都是按照他们的社会地位、不同的阶级关系，特别是每个人的条件来决定的，这是首要的和需要被关注的问题：研究者要去懂得人民是如何被统治的。为了要理解政治体制，必然需要去理解不同的社会条件（阶级）和他们的关系。为了理解不同的社会条件，必然需要去理解财富的特性和关系。”[18]
基佐的这一观点被思想史研究者西登托普解读为，社会结构限制了政治选择。例如，财产权的分散、教育的普及、社会的流动都削弱了从封建主义那里承继而来的等级种姓制度，在法国，无论如何没有任何一个政府再能重建起贵族制社会。同样，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将会建立起新的政府样式[19]。无论怎样解读，在基佐那里，面对着社会转型的时刻，他提出了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无论是作为学者，还是作为统治者都必须要去研究人民的状态，并懂得人民是如何被统治的。也就是说，在政治体制形成之前，我们要去研究支撑一个政治体制的基础到底是什么，什么样的一种状态，特别是人民的状态，决定了政治体制的形态和政治体制能否有效地运转。这样的考察方式其实也与孟德斯鸠的“法律是由民风民情来决定的”这一思路一脉相承。因此，在这一思想谱系当中，托克维尔承继着孟德斯鸠和基佐的思想：重点不是去考察政治体制的形态和运转，而是要去考察支撑政治体制的基础是什么。在托克维尔看来，重要的在于考察一个社会的民风、民情，即人民的状态，要研究人民的思想观念、风俗习惯甚至风尚。托克维尔把这个称为“民风民情”，它是政治体制建立的基础，是政治形态被塑造的一个最重要的基础。托克维尔多次表达过这一思考，“民主存在于风俗、法律，以及多数人的观念中”[20]。“这样的政府只有在特定的知识、私人道德、信仰条件下才能维持。”[21]“宪法和政治法律就其本身来说没有任何意义。它们是一些死物，只有一个民族的民情和社会状况能赋予其生命。”[22]因此，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如有些学者所说，托克维尔从孟德斯鸠那里接受了法律和民情这些概念[23]。也正像弗朗索瓦·布里柯所说，托克维尔既是孟德斯鸠的继承者，又是基佐的继承者[24]。
那么，托克维尔所说的民风民情这一概念的内涵是什么呢？他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曾经给出了这样的定义：“我在这里使用的民情（moeurs）一词，其含义与其拉丁文原字mores一样。它不仅指通常所说的心理习惯方面的东西，而且包括人们拥有的各种见解和社会上流行的不同观点，以及人们的生活习惯所遵循的全部思想。因此，我把这个词理解为一个民族的整个道德和精神面貌。”[25]也正是如此，托克维尔也给自己设定了这样的目标：“我深信，政治社会不是由其法律所创造，而是组成社会的人们的情感、信仰、观念以及心智的习惯所预先决定的，是创造社会的天性和教育的结果。如果我不能在书中的每个部分都揭示这一真理，如果这一著作不能让读者不断从这个意义上进行反思，如果它不是时刻向读者指出（不过并不敢奢望教导读者），能导致繁荣和公共自由的情感、思想和民风到底是什么，哪些又是不可避免地使他们远离自由和繁荣的缺点和错误，那么，我将根本不会达到我的主要的也可以说是唯一的目标。”[26]例如在对1848年革命的分析中，托克维尔并不是从工人阶级的贫困这一社会现实的实体出发来进行的，而是一再指出，这场革命的原因是观念。他说：“这场革命根本不是因为工人阶级的苦难引发的。这种苦难在某些方面确实存在，但总的看来，我们可以认为，没有哪个国家、没有哪个时代的工人阶级比现在的法国工人阶级的状况更好……引起这场大动荡的不是物质上的匮乏，而是观念：有关工人与资本的相对地位的虚幻观念，关于社会权力在劳资关系中可以履行的角色夸张理论，过分的中央集权的信条——这些信条使得很多人相信，他们不仅可以依靠国家来推脱苦难，而且国家还可以给予他们富裕和安逸。”[27]“除了恶习之外，六月的起义中还有别的东西，这就是错误的观念。在这些为推翻最神圣的权利而起事的人当中，很多人士被一种错误的权利观念引导的。他们真诚地相信，社会的基础是不正义的，他们要给社会另一个基础。这种革命的宗教是我们的刺刀和大炮所不能摧毁的。它将给我们造成无法消弭的困难和危险。”[28]正是这些“错误的思想装进了人民的头脑中”，导致了革命。
在托克维尔那里，民风民情所包含的内容较为广泛，无论内容如何界定，这一概念的提出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正如法国历史学家孚雷所说，托克维尔抓住了社会科学中一个最为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正是我们始终要问我们自己的问题，在观念生产—心态表象和其他社会生活层面之间的联结点是什么？[29]从概念史的意义上讲，托克维尔提出的民风民情（mores）既是问题，也是核心的概念，它联系着社会“文化”和实体，并创造着社会的实体。一如德国概念史家考斯莱克所说，既是社会的显示器，也是社会的推进器。也正是由于使用了这样的方法，他比一般人看得更为深刻。孚雷还说，他的理论虽然简单但非常深刻[30]。
三
沿着这一思考的维度，托克维尔写了他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三本著作。第一本是《论美国的民主》，于1835年出版。在该书中，他着重考察了美国的民主如何和自由相结合，在美国，当民主的行进和民主制社会到来的时候，它确保了每个人的权利，确保了每个人的自由，也就是说，美国是一个民主与自由相结合的国家。同时，如果和法国相比，美国的民主是“非革命”的民主[31]，其意是指美国没有通过不断革命的方式来实现民主。而托克维尔时期的法国还未实现这一目标，法国在实现自由的过程当中，在民主社会的构建过程中，总是用革命的方式来进行，从而牺牲了自由，或者说侵害了自由。由此托克维尔始终在思考，为什么美国能做到而法国却做不到呢？在他看来，美国的民主能够和自由结合，这不完全是因为美国的政治体制使其如此，而是美国的民风民情，这一条件保证了美国的政治形态和政治体制得以良好的运转。正如托克维尔在解释考察美国民主的原因时所说，我所探讨的，除了民主本身的形象，还有它的意向、特性、偏见和激情[32]。也就是说，表面上看，是美国的政治体制、美国的乡镇自治防止了多数人的暴政，确保了每个人的权利和自由，而实际上是美国的民风民情决定了美国的体制，决定了民主未能演化为“民主的专制”。托克维尔一再指出：有助于美国维护民主共和制度的原因之一就是生活习惯和民情[33]。如果说在美国，地理环境、法制和民情一起维持了民主和自由的结合，那么在这三个要素中，民情最为重要。“毫无疑问，这三大原因都对调整和指导美国的民主制度有所贡献。但是，应当按贡献对它们分级。依我看，自然环境不如法制，而法制又不如民情。我确信，最佳的地理位置和最好的法制，没有民情的支持也不能维护一个政体；但民情却能减缓最不利的地理环境和最坏的法制的影响。民情的这种重要性，是研究和经验不断提醒我们注意的一项普遍真理。我觉得应当把它视为我的观察的焦点，我也把它看作为我的全部想法的终点。”[34]正是由此，托克维尔区别了一般意义上的民主和美国的民主，民主需要民情来支持，需要转化为独特的安排和认同，“因此，只有美国人特有的民情，才是使全体美国人维护民主制度的独特因素。英裔美国人在各州建立的民主制度之所以在细节和发展程度上有所不同，也正是这个因素使然”[35]。具体而言，“英裔美国人长期实行民主管理制度的经验和习惯，以及最有利于维护这种制度的思想，都是在东部取得或形成的。在这里，民主制度逐渐深入到人们的习俗、思想和生活方式，并反映在社会生活的一切细节和法制方面。也是在东部，人民的书本教育和实际训练最为完善，宗教最富有自由色彩。这些习惯、思想和习俗的总体，如果不是我说的民情，又是什么呢？”[36]正是如此，“民主存在于风俗、法律，以及多数人的观念中”[37]。对民主制度而言，它要求大众拥有“真正”的知识，然而这种知识的获得只能是非常罕见和长期性的事。因此，人民的秩序之保障只在于人民自己当中[38]。
托克维尔曾经这样说过：“在美国是自由的民情创造了自由的政治制度；在法国，必须由自由的政治制度来塑造自由的民情。这是我们应当力争的目标，不过不要忘记我们的出发点。”[39]为此，托克维尔在写完《论美国的民主》后，又于1851年出版了《回忆录：1848年革命》，考察刚刚过去的这场革命。为什么要去考察1848年革命呢？作为一个亲历者，他认为有必要对刚刚过去的这场革命进行总结和反思，“评论自己和同时代人在这场革命中的行为，分析促使他们行动的激情，确定每个人应负的责任”[40]。实际上，托克维尔希望对这场革命进行研究从而来思考这一问题：为什么革命的心态会持久地存在于法国？特别是为什么阶级之间的对立会如此的尖锐，以致爆发革命，并形成了对革命的宗教般崇拜？[41]希冀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为未来的法国找寻到一条正确的发展道路。
在托克维尔看来，要理解1848年革命，首先就需要对1848年革命的性质作出界定。他认为，这场革命“不是一场骚乱，而是所有内战中最可怕的一次，是阶级反对阶级、一无所有者反对有产者的战争”[42]。“二月革命则相反，似乎不但完全在资产阶级之外进行，而且矛头直指资产阶级。”[43]“起义的目的并不在于改变政府的模式，而是在于变更社会秩序。说实话，它并非一场政治斗争，而是一场阶级战斗，一种奴隶战争……人们不应从起义中只看到工人的反应是激烈的、盲目的这一点，而应从起义中看到，他们为摆脱其被人们称之为非法压迫的生存环境，为了开辟一条通往他们向往的幸福生活——很久以来人们就给他们指出，那是他们的权利——的道路而不惜使用武力，工人的这种力量是强大的。”[44]“这不再是一个政治体制的问题，而是牵涉到财产、家庭、文明，一句话，涉及到一切我们赖以生存的事物。”[45]借用当时的工人领袖布朗基所说：“如果法国大革命是一次政治革命，那么1848年革命是一次社会革命。”而社会革命所要摧毁的是一个以所有权为基础的整个的这样一个体制以及整个文明社会的基础。托克维尔将此概括为“新革命”[46]。
令人遗憾的是，当时的国王，包括整个上流社会，以及所有政治家们都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更没有预见到革命会爆发。甚至在1848年1月国王都还在这么讲：“人们不会在冬天闹革命！”[47]但随后2月就爆发了革命。只有托克维尔预见了革命即将来临，早在1848年2月革命前的一个月，他就在众议院的发言中告诫道：
人们说丝毫没有危险，因为没有发生暴动；人们说，由于社会表面不存在经济紊乱，革命还离我们很远。
先生们，请允许我告诉你们，我认为你们错了。或许，无政府主义状态在事实上并没有出现，然而它已经深入人心。请注意工人阶级内部发生了什么，我承认，今日，这些阶级依然平静。的确，它们并没有达到往日受政治热情煎熬的程度；但是，难道你们看不见他们的热情已从政治上转向社会了吗？难道你们看不见在他们内部逐渐流传一些意见和思想，其目的不仅是要推翻这样一些法律，这样一届内阁，这样一个政府，而且还有这个社会本身，是要动摇它目前赖以支撑的基础吗？难道你们没有倾听每日在他们中间传播的话语吗？难道你们没有听见人们在那里不断重复说所有位居其上的阶级既无力也不配统治他们；到目前为止世间财产的划分是不公平的；所有权得以成立的基础并不公正？当这样的舆论扎下根来，当这样的舆论广泛传播开来，难道你们不相信，当他们深入民心的时刻，他们迟早要引发，我不知何时，我不知以何种方式，总之他们迟早要引发最可怕的革命吗？
先生们，这就是我深深的信念：我认为，此刻，我们正在火山口上酣睡，我对此深信不疑……凭着无法分析但却可靠的直觉，难道你们感觉不到欧洲的土地再次战栗起来了吗？难道你们感觉不到……怎么说呢？空中已吹来一股革命的旋风吗？这股风，谁也不知它从何而起，从何而来，也不知它要卷走谁，请相信这点：然而，你们在这种时刻面对世风日下却泰然自若，那是因为我们的措辞还不够尖锐。
此刻我并非危言耸听，我在对你们讲话，我相信我的话也不带宗派思想……你们是否知道从现在起一年，一个月，或许一天后，法国会发生什么事呢？你们一无所知，然而，你们所知道的，就是暴风雨就在天边，正向你们迎面扑来，你们会听任它抢在你们前头吗？[48]
托克维尔能够敏锐地感觉到这些，其原因就在于，他在纷繁复杂的社会中看到了“民风民情”。正如他自己所说：“这使得我得以透过政府机构的运作机制和日常繁杂小事去思考国家社会道德和民意的状况。在那儿，我清晰地看见出现了通常预示革命逼近的迹象。”[49]他还进一步解析道：“民众的头脑生来就有的这种忧虑，其欲望、见解、需求，这些人的天性所造成的这种不可避免的焦躁，可以说组成了一块画布，革新者们在上面画出了许许多多或形状可怕或面目怪诞的人物。”[50]因此，革命是人民的状态所造就的，是一种“风”，一种“势”的产物。托克维尔说：“革命在民众的激情推动下实现，在通常情况下与其说是预谋不如说是众望所归。那些夸口在暗中进行了策划的人只是从中得利。当人们的思想呈现广泛病态，一个无人能预料的偶发情况一下子使病情出现危急状态，这时革命就自发地发生了。至于那些所谓的革命创造者或领导者，他们什么也没有创造，他们什么也没有领导；如同冒险家发现了大部分不为人所知的土地而有功劳一样，这就是他们惟一的功劳。只要风推动您，您就永远勇往直前吧。”[51]
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社会革命”所带来的惨烈也是前所未有的，就连亲历者托克维尔也不无感慨地说：“这是怎样的战争啊！60年来都未曾见过。跟它比起来，法国大革命期间最血腥的日子也只是儿戏。”[52]反思这场革命，托克维尔依照基佐式的分析方式来思考人民的状态，因为这场革命最为重要的特征就是其“人民性”[53]。在他看来，这些进行革命的人民，其习惯和行为还无法适合自由的要求。“这些平民——您如此幼稚地欣赏的平民，他们不久前所做的一切足以证明他们不可能也不配自由地生活。您指给我看看他们从经验中学到了什么？经验给予他们的新道德是什么？经验使他们扬弃的弊病又是什么？没有，我告诉您，他们依然如故，依然浮躁，依然不动脑筋，依然蔑视法令，依然如他们的父辈一样，面对儆戒无动于衷，在危险面前鲁莽轻率。时代非但丝毫没有改变他们，而且把严肃的大事，如同过去把无关紧要的小事一样，草率地留给了他们。”[54]也正是这一“民风民情”，在1848年革命他们获得选举权后，将自己的选票投给了路易-拿破仑·波拿巴，从而重建起了第二帝国这一新的专制体制。
在此之后，很长时间内托克维尔没有动笔，而是在思考，这一思考的结晶就体现在1856年出版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在这本书里，托克维尔没有像一般历史学家那样叙述事件，而是延续着前面两本书的思路，依然着重探讨人民的状态，以及民风民情。诚如他自己所说：“这是我特别想描述的；随革命的发展而在社会状况、制度、思想以及法国人的风俗中渐次产生的变迁，这就是我的主题。”[55]具体而言，就是法国的革命者们在革命当中如何要去“砸碎一个旧世界和创造一个新世界”。革命者自认为是一代新人，要和过去的传统一刀两断，实行最彻底的决裂，“1789年，法国人以任何人民所从未尝试的最大努力，将自己的命运断为两截，把过去与将来用一道鸿沟隔开。为此，他们百般警惕，唯恐把过去的东西带进他们的新天地：他们为自己制定了种种限制，要把自己塑造得与父辈迥异；他们不遗余力地要使自己面目一新”[56]。但令人吃惊的是，革命结束之后重建的依然是一个集权的体制。因此，法国人看起来要摧毁一切，要建立一个新的制度，但最后为什么就没有建立一个新的制度呢？法国革命看起来很激进、很彻底，扫荡了一切，摧毁了贵族制的所有一切，按照托克维尔的说法是“把贵族制彻底打倒在地”，不仅摧毁了这个体制，而且把贵族的人身肉体全部消灭，就像托克维尔所说，“贵族制度一去不复返”，当贵族制度被消灭之后，在这个废墟之上为什么重建的不是一个新的社会，一个民主能跟自由相结合的社会，而恰恰是一个专制的社会，依然是和旧制度没有本质区别的一种专制体制？要解答这一问题，必须要去研究人民的状态，一个民主社会中人民的状态。对此，托克维尔说：“我深信，他们（指的是1789年的革命者）在不知不觉中从旧制度继承了大部分的感情、习惯、思想，他们甚至是依靠这一切领导了这场摧毁旧制度的大革命；他们利用了旧制度的瓦砾来建造新社会的大厦。”[57]
存在于人民头脑中的这一思想样式和内容是什么呢？托克维尔详细揭示道：“在个人眼中，中央政权已成为社会机器的唯一动力，成为公共生活必须的唯一代理人。”“大家都认为，若是国家不介入，什么重要事务也搞不好。”“这些思想绝不停留在书本中；它们渗透到一切人的精神中，与风尚融为一体，进入人们的习俗；深入到所有各部分，一直到日常生活的实际中。”[58]所以革命者没有摆脱原来的旧制度下所形成的思想观念，他们摧毁的仅仅是贵族制，或是旧制度的形骸本身，而重建了一个新的专制体制。如果说旧的专制体制是一个以国王为代表的、以贵族为统治基础的专制体制的话，那么新的专制体制，按照托克维尔的说法，是“没有了国王，但人民成为国王”，那个被选出来的皇帝成为新的国王。看起来我们是平等的，没有原来贵族制的特权，所有人都平等了，但是平等已经侵害到了自由。这就是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所讲到的“民主的多数人的暴政”。这也是他在研究旧制度和大革命之后很清晰地告诉给人们的，“看到中央集权制在本世纪初如此轻而易举地在法国重建起来，我们丝毫不必感到诧异。1789年的勇士们曾推翻这座建筑，但是它的基础却留在这些摧毁者的心灵中，在这基础上，它才能突然间重新崛起，而且比以往更为坚固”[59]。虽然“统治者垮台了，他的行政机构却继续活着，从那以后人们多少次想打倒专制政府，但都仅仅限于将自由的头颅安放在一个受奴役的躯体上”[60]。法国人“乐于为支持和讨好它的政府提供专制制度所需要的习惯、思想和法律”[61]。
托克维尔曾这样写道：“如果说在每次革命中，政府被砍掉了脑袋，它的躯体依旧完好无损地活着；同样的职能由同样的行政官员执行；他们通过各种各样的政治法规转达他们的精神和他们的经验。他们以国王的名义，随后以共和国的名义，最后以皇帝的名义审判和执政。然后。命运推动同一轮回，他们重又开始为国王、为共和国以及为皇帝审判和执政，永远是同一些人，永远用同一种方式；因为主子叫什么名字与他们何干？他们的工作不在于做公民，而在于做优秀行政官和优秀法官。一旦初次震动平息，国内似乎也再无什么变动。”[62]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说，托克维尔并非仅仅是考察革命的起源本身，或者说如何避免革命的发生，更为重要的是，他透过这些，去研究社会的什么样的“民风民情”造就了革命，什么样的民风民情造就了哪一种类型的革命，以及革命后的政治和社会体制的形态与走向。正如他所说，“我比任何人都清楚地知道，没有民情，习惯和法律，如此自由的政府是无法建立”[63]。
四
托克维尔倾其一生都在从民风民情的维度来思考民主制度的未来，因此，他的思想并非我们所想象的那样有一种“断裂”，而是具有鲜明而清晰的连续性，即承继着孟德斯鸠和基佐的思想，着重去考察人民的状态这一“民风民情”。所以在《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本书里，他着重思考了：人民怎样在这种状态下，和利用什么样的思想观念来重建了一个“旧制度”，而没有走出原来的怪圈。其结果无非就是“以暴易暴”而已。正因为如此，托克维尔才会早在青年时代就非常冷静地看到民主制即将到来，并思考如何防范民主的弊端，确保自由。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托克维尔对1789年法国大革命和1848年革命的思考，聚焦于这一主题之上，即探讨法国社会要求平等的力量如何涌现，并最终汇集成为革命的狂潮。因此，通过在这一维度上的考察，托克维尔实际上在告诫世人，不能够再固守和维持着原先建立在等级制特权基础上的社会，当然也不能保持阶级之间分裂和冲突对立的社会，因为这与走向民主社会的发展趋势完全相悖。正是在这一基点上，他将问题的重点转向为：问题不在于民主是否会到来，真正的关键在于当民主到来时我们如何抑制它的弊端，这个社会中的哪些要素能够担负这一作用。或者说，人民的心智，存在于人民头脑中的知识样式能否支持起未来社会的运行。正如他所说：“民主革命虽然在社会的实体内发生了，但在法律、思想、民情和道德方面没有发生为使这场革命变得有益而不可缺少的相应变化。因此，我们虽然有了民主，但是缺乏可以减轻它的弊端和发扬它的固有长处的东西；我们只看到它带来的害处，而未得到它可能提供的好处。”[64]
这段话很清楚地表达了托克维尔的担忧，民主的思想和行动已开始逐渐占了上风，但从贵族制向民主制社会转型的时刻，社会中还未生长起支撑民主运作的坚实基础，同时民主与自由仍处于相对分离的状态，还未能很好地结合。或者说支持自由的人士也没有充分考虑民主的诉求，当然民主的力量也还未被驯化，正处于一种狂野的本能之中，例如出现多次革命这种激进的变革。可是在革命中，当原先的一切被摧毁后，包括人民和民风民情等在内的一切依然无法适应这个“新社会”，革命中所培养出的与过去一切实行决裂的“新人”也还不能支撑起民主的新社会。同样，由于自由的过度导致了1848年革命，而这场革命又在民主和平等的召唤下摧毁了现存的秩序，走向了激进的无序。因此，面对着这样的困境，在托克维尔看来，对于民主这一力量，一国的领导者或立法者必须肩负的首要任务是：“对民主加以引导；如有可能，重新唤起民主的宗教信仰；洁化民主的风尚；规制民主的行动；逐步以治世的科学取代民情的经验，以对民主的真正利益的认识取代其盲目的本能，使民主的政策适合时间和地点，并根据环境和人事修正政策。”[65]而这一目标，在托克维尔看来，“实际上就是让大多数公民有资格进行统治，并使他们有能力进行统治。……在这个意义上，我也是民主派。我认为，把现代社会逐步引向这个境界，是使其摆脱野蛮和奴役的唯一方法”[66]。
托克维尔在他的一生中，始终都在思考法国从1789年以来60年的历史。他经历了无数次政治体制的更换，直到他去世的1856年，还是第二帝国的阶段，一直没有建立起“自由”的政治体制。由此，他才会提出法兰西民族的民族性问题，只有对此进行解剖，才能找到走出这一历史怪圈和循环的力量。他说：“法国革命对于那些只愿意观察革命本身的人将是一片黑暗，只有在大革命以前的各个时代才能找到照亮大革命的灯火。对旧社会，对它的法律、它的弊端、它的偏见、它的苦难、它的伟大，若无清晰的透视，就绝对不能理解旧社会衰亡以来60年间法国人的所作所为；但是人们若不深入到我们民族的性格中去，这种透视还不足以解决问题。”[67]
对民族性的考察，实际上也就是对“人民性”与“人民状态”的关注，托克维尔说：“我设想人们经常称之为一个民族的性格的东西，不外乎是它的社会状况所固有的性格罢了。”[68]在这里，“民族性”将被还原和分解为“人民性”，以及体现为“民风”“民情”。在托克维尔看来，从大革命开始，人民身上所形成的这一特性在随后的60年中就没有变化，革命和暴力的基因一直伴随着历史的进程。由此才使他在回望从1789年革命到1848年革命这60年的岁月中，法国呈现出的如此独特的场景：“继旧制度之后，是君主立宪制，继君主立宪制之后，是共和国；继共和国之后，是帝国；继帝国之后，是复辟王朝；随后来临的是七月王朝。在每个相继的变动之后，人们都说法国大革命完成了人们自以为是地称之为使命是东西后，革命就结束了……而现在法国大革命又重新开始了，因为始终都是同一场革命。”[69]正是在回望和反思这段历史中，托克维尔才在法国革命中找到了决定法国后来这一历史进程的“人民性”以及人民的状态。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托克维尔写道：“从大革命开始直至今日，人们多次看到对自由的酷爱时隐时现，再隐再现；这样它将反复多次，永远缺乏经验，处理不当，轻易便会沮丧，被吓倒，被打败，肤浅而易逝。在这同一时期中，对平等的酷爱始终占据着人们的内心深处，它是最先征服人心的；它与我们最珍贵的感情连在一起；前一种激情随着事件的变化，不断改变面貌，缩小、增大、加强、衰弱，而后一种激情却始终如一，永远以执著的、往往盲目的热忱专注于同一个目标，乐于为使它能得到满足的人牺牲一切，乐于为支持和讨好它的政府提供专制制度统治所需要的习惯、思想和法律。”[70]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在托克维尔的思想谱系中存在着一种思想的连续性。其实，早在1836年，托克维尔就应英国思想家约翰·密尔之邀写作了《1789年前后法国社会政治状况》一文，触及了法兰西民族的“革命特性”问题。20年后，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也是托克维尔最后的一本著作中又作出了最后的概括，以努力解答在追求民主和身份平等的道路上法国人民总是试图用一种“革命”的方式来完成的原因。因此，托克维尔不仅仅是在考察革命如何发生，更是从法国第一次伟大的革命中对“革命的病毒”的形成进行发生学的追溯性解析，追寻法兰西民族性中“革命病毒”产生的机理，以及随后遗传成为“革命的宗教崇拜”，成为民族性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当然，托克维尔的最终目的并非只是简单地陈述人民对“旧制度”的重建和回归，在他看来，解析其原因，改造其特性才是防止革命以及“旧制度”不断重建的最好方式。正是在对法国大革命以及1848年革命的历史思考后，托克维尔才提出了这样一个令人深省的问题：如何让一个社会走出以暴易暴的循环，实现权力不是在不同人之间的转移，而是新的体制性的重建，要摧毁的不是掌握权力的某个人，而是支持这种权力的基础；并且让政府和人民双方都得到改造，都能够走向文明化。
五
如果说在“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关系中，托克维尔是从政治的视角来理解法国的“现代性”形成之中的各种问题的话，那么，对1848年革命的考察则在社会的维度下进行讨论的，两相比较，1848年革命更加凸显了现代性形成中导致的“革命”等诸多社会问题，以及如何整合社会的各种要素，克服革命的传统，形成“现代性”。正因为此，1848年革命成为解析法兰西人民性的另一绝佳个案，也是理解托克维尔思想的极好素材。
正如托克维尔所说，1848年革命的焦点在于所有权，在这一点上，他抓住了奠定现代社会的一个核心要素——财产权问题。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期所通过的“人权宣言”第17条就明确规定，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正是由于财产权的存在，导致了19世纪法国的贫富分化，这也就是托克维尔所担心的，资本的集中，加上一个急速增长的工人阶级，必定会导致法国乃至文明世界的革命[71]。而这场革命中，“贫困会是最大的战场”，这场战役会发生在“有钱人和穷人之间”[72]。除此之外，托克维尔还从现代社会的发展趋势的维度更进一步地分析道，把工业社会从其所嵌入的大的法国社会背景抽离出来看，会发现前者正在发生的，恰恰是后者发展趋势的反方向。平等逐渐向各处扩展其影响——除了在工业界，那里每日正向贵族制的方向发展。在大的社会背景中，资本被无限分割，利润被共享，人在流动、汇合、混杂。而在另一个系统中，资本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工人们分得的利润和他们的劳动不相匹配，但工人也无法逃脱自己这样的社会地位，因为他与其雇主相隔的社会距离甚远，对雇主的依赖性很强[73]。这表明，19世纪中期的法国存在着两种社会状态，一方面正在向着民主和平等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则正在朝着不平等和新工业资本“贵族制”方向发展。也就是说，我们将要在新的工业社会中实现平等，同时，工业社会又在创造出新型的社会等级体系，产生新的“不平等”，尽管这完全不同于过去的贵族特权等级制。因此，如果回到1789年革命的历史场景中，可以看到这样的历史运动，社会要从原先的“贵族制”的特权等级体制转向平等，而在进入以资本为主导的工业社会之后，又产生了新的“不平等”。正是在这一权利体系的转换中，这种建立在以财产权为核心的“不平等”将会导致又一场新的革命。
在这一历史转折关头，同样的问题摆在了人们的面前：革命难道是人们的唯一选择吗？从民风民情的人民性出发，托克维尔在思考革命的动力来自哪里，革命后的走向又将是哪里。在他看来，1848年革命最为重要的特性就是其“人民性”。他说：“这场革命的特征，我不说是主要的，而是惟一的，独有的特征，那就是它的人民性。革命赋予了人民大众，也就是靠双手劳动的那些阶级，一种至高无上、凌驾于其他所有人的权力。”[74]而在这些人民心目中，平等将是他们始终不变的追求，自法国大革命以来就是如此。托克维尔写道：“难道长久以来，人们没有发觉平民在不断壮大，不断提高自己的地位，其重要性，知识，欲望，权力都在不断增长吗？他们的生活也宽裕了，虽说不是改变得很快，但亦已接近他们在旧社会中从未达到过的水平，那时，他们僧多粥少。贫穷、低下，然而却强有力的阶级怎能不想利用自己的权力摆脱贫困和地位低下的状况呢？是的，他们为此而努力了60年。平民起初希望通过改变一切政治机构来改变自己的现状，然而每次变革之后，他们发现自己的命运并没有得到改善，或者只是改善得极其缓慢，无法满足他们急切的渴望。有朝一日，他们终究会发现迫使他们处于这种社会地位的，并不是政府的构成，而是构成社会本身的持久不变的法则，正如他们也曾改变过其他东西一样。尤其讲到所有权——作为当今社会秩序的基础——由于曾经庇护，可以说，曾经隐瞒了所有权特权的一切特权都已经被废除了，但所有权却依然是人们平等的主要障碍，而且似乎还是这一障碍惟一的特征，这回人们不经意要废除它，或至少在那些享受不了它的人们心中出现了废除它的想法，我不敢肯定，但这难道不是必然的吗？”[75]
其实，在托克维尔看来，这种对平等的追求已经不再仅仅体现为物质等方面，更是对现代性的要素之一和现代社会的基础——财产权的否定，同时，更为重要的问题在于，这种追求的欲望已经成为一种存在本身，成为一种独立于社会实体性之外的一种力量。在谈到1848年革命的原因时，托克维尔这样写道：“这场革命根本不是因为工人阶级的苦难引发的。这种苦难在某些方面的确存在，但总的看来，我们可以认为，没有哪个国家、没有哪个时代的工人阶级比现在的法国工人阶级的状况更好。农业工人阶级尤其如此……引起这场大动荡的不是物质上的匮乏，而是观念：有关工人与资本的相对地位的虚幻观念，关于社会权力在劳资关系中可以履行的角色的夸张理论，过分的中央集权的信条——这些信条使得很多人相信，他们不仅可以依靠国家来摆脱苦难，而且国家还可以给予他们富裕和安逸……我们面对的更多的是观念，而非物质需求。”[76]尽管在早期资本主义社会中，财产权会带来贫富分化，但从现代社会形成的视角来看的话，财产权的确是现代社会的重要基石，如果都像工人阶级理论家所宣传的那样，如蒲鲁东所说“财产权就是盗窃”，而废除财产权的话[77]，那么现代社会的基础将不复存在，社会的稳定和繁荣也无从谈起。因此，托克维尔才一再指出，财产权是文明社会的基础，他要誓死捍卫这一基础[78]：“一个社会有着自己不变的或者‘古老的’法律，其中就是私人财产权。”[79]托克维尔说：“所以我下定决心奋不顾身地投入政治舞台，全心全意地去捍卫，不是捍卫某个政府，而是捍卫组成社会本身以及保障我的财富、安宁与人身的种种法律。”[80]他还一再表达道，在不知道其他更好的一种体制之前，诚实的人们还是要站起来为他们理解的唯一的体制辩护，甚至为它而献身。而这个体制的核心就是自由、文明和财产。
但作为伟大的思想家，他不仅仅是站在这一层面来思考问题，而是在思考和找寻如何在确认这一社会基础之上，将工人阶级纳入现代社会的体制之中，而非游离于外，甚至被锻造成为一种推翻现存体制的“革命”力量。这也就是说，一个社会不能够分裂成为两个社会部分，如托克维尔所说：“我看见了社会被切成两半，那些一无所有的人，由于有共同的欲望而结为一体；而那些略有资财的人，则因共同的忧虑而结为一体。这两大阶级间，由于已再无联系，再无好感，因此斗争不可避免且迫在眉睫的观点到处泛滥。”[81]因此，对统治阶级而言，托克维尔不断警示，要改变统治思想，他一再指出，并非法律机制引发重大事件，而是统治思想本身。“看在上帝份上，改变统治思想吧，因为，让我给你们再重复一次，正是这一思想把你们引向深渊。”[82]这是一种什么思想呢？从对革命原因的分析中，托克维尔给出了答案：“这场革命总体性的、真实的原因在于一种可憎的精神，在整个王朝期间它都一直是政府的动力所在，这就是欺骗、卑劣和腐败的思想，它煽动并败坏了中产阶级，使它完全丧失了政治见解力，而提供给它的则是一种利己主义，这种利己主义是如此愚蠢，以致中产阶级到最后完全与产生它的人民分离了，它让人民任由别人去指引，而所有这些人都以帮助被抛弃的人民为借口，把那些错误的思想装进人民的头脑中。”[83]具体而言，托克维尔说：“在我们国家，政府要想维持其地位，所能遵循的最稳妥的办法就是好好治理国家，尤其要在考虑大众利益的前提下治理国家。”[84]具体到社会政策的选择上，要以限制自由来拯救自由[85]。
托克维尔这一思考不是心血来潮，而是基于对当时法国现实社会的观察和分析。19世纪30年代后，法国快速进入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自由也成为这个时代的基调。而这样的自由也就是以资本为主导地位的自由。在历史的进程中，1789年的政治革命摧毁了以“贵族特权”为基础的社会，如今迎来的却是以“资本”为中心的社会。在自由的召唤下，资本全面建立起了自己的统治地位，财产权成为保证资本获利的法制基础，市场的自由交换只不过是确保了资本对劳动者的雇佣与结合。正像1830年拉法耶特所说的那样，“在确定工资、每天的工作时间和选择工人诸问题上，任何希望我们在老板和工人之间进行干涉的要求，都是不能接受的，因为这种要求是违背认可工业自由原则之法律的”[86]。同样，在阶级力量的体现上，以工业和金融资产阶级为代表则成为社会的主导，在当时被称为“中产阶级”。1837年，时任首相基佐就说道：“今天，和1817年、1820年、1830年时一样，我将尽我全部的力量来巩固中产阶级获得的政治优势地位。”[87]同样，他还进一步表达道：“建立你们的政府，巩固你们的制度，启蒙你们自己，发财致富，改善法国的道德和物质条件吧，这就是真正的革新。”[88]这样，“七月王朝”的统治者在当时也被称为“资产者王朝”[89]，回应与代表着资产者的利益和要求。
正是中产阶级的思想观念和治理方式塑造了社会的状况，正是以资产者为主导的社会结构构建起了社会的民风民情，在考察了“中产阶级”的特性之后，托克维尔转向了对民众，确切地说，对工人阶级特性的考察。对于工人阶级而言，也需要知晓自身的定位，在这样一种社会的差序结构中完成对这一结构的认同和自我的认同。由此，实现工人阶级和现存社会的适配与和谐，最终各得其所。这也就是托克维尔所说的“自由”和“平等”的结合，平等最终将会被嵌入自由的体制中，被规训，被控制，当然也得到其合法性地位，实现其权利。由此，也就会了解托克维尔一再强调的“秩序”和“文明”的含义，必须承认财产权，必须建立起以财产权和市场交换为主导性的社会体制；以及他对平等的理解，平等不是一种状态，而是一种赋予个人行为和支配这种行为的动机以一种意义的历史过程[90]。民主并不阻止两大阶级的存在，而是改变他们的态度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91]。
由此，托克维尔以历史的大视野看到了，自1789年之后，欧洲社会，特别是法国经历了这样两次社会转型，要从贵族制度走向身份平等的民主制度，而同样，也由工人阶级的民主转向有产者的自由制度，问题在于，我们不必通过革命的方式来进行这一转型，要消除人民的“革命的宗教崇拜”，让社会走向非暴力化和实现文明。由此，托克维尔完成了不仅是对革命的考察，更重要的是建构起了独特的社会转型理论，在现代社会的成长中，将贵族为主导的社会结构更替为以资本为主导的社会结构，在消灭了传统的特权社会之后，现代社会也在将原先的等级特权一并消灭的同时又创造出了新的社会差序结构，任何新兴的阶级都必须要认同这样的社会结构，而这一结构的核心在于，它打破了原先贵族等级制的封闭与固化，实现了社会流动，并在这一原则下保持这一结构的弹性和活力。也就是说，在社会流动赋予的机会平等面前，新的社会要求人们要进入新近形成的社会流动的机制中去，而不是要用暴力革命来去摧毁这一结构以及现代社会的这一基础本身，一味强调要实现其结果的平等。因此，平等的实现，以及在工业社会中，平等的力量如何和新的社会结构，包括新的差序之间进行协调与适配将成为最为重要和紧迫的问题。
同样，更为紧迫的问题在于，需要对所形成的推翻现存社会基础的暴力性话语体系，这一非常可怕的修辞性力量，托克维尔将之称为“革命的宗教”[92]，以及现存的具有“革命精神”和“革命传统”的“人民的特性”进行改造，这是对执政者和整个社会的严峻考验。而60余年的法国历史进程远还没有完成这一任务，这也难怪托克维尔发出了惊叹：难道这就是法兰西民族的宿命？他已经看到了法兰西民族的问题所在，他曾经在给英国思想家密尔的信中写道：“亲爱的密尔，我不必告诉你，对于一个像我们这样组织起来的民族来说，最大的病症是民风的逐渐软弱，精神的堕落，趣味的庸俗化；未来最大的危险就在于此。”[93]所以，托克维尔才说：“我常常扪心自问，我们如此长久寻找那块坚实的土地是否真正存在，或者我们的命运是否注定就是永远与大海搏击！”[94]同时，他还说：“不管我们的子孙后代命运如何，但从此我们自己的命运就是注定要在放纵和压制相交替的对抗中，悲惨地耗尽一生。”[95]直到1853年，在他去世前6年，他仍然表达了这一情绪：“当我每天更清楚地看到我们知道的那一点点事情，看到这些事的不确定性，以及三千年来人们老是以新的话语重复这些事，我不仅是对自己感到气馁，而且对人类感到气馁；最后，我还对我们的族类、我们的世界、我们的命运、被我们称为伟大的革命和伟大的事件感到气馁。”[96]
的确，从1789年到托克维尔生活的19世纪50年代，沉淀在法兰西民族身上的对“革命”的宗教崇拜像病毒一样始终伴随着这个民族，从而也让托克维尔穿越70年的历史进程努力去寻找起因，从法国第一场伟大的政治革命——1789年的革命中，托克维尔似乎找到了，但又有些模糊。直到晚年，他还是感到迷惑不解。他说：“在这种法国大革命病中有某种很特别的东西，我感觉到它，但不能准确描述，也无法分析它的原因。这是一种新的和未知的病毒。世界上曾经有过暴力革命，但这些革命者所具有的那种无节制的、暴烈的、激进的、绝望和大胆的、几乎疯狂而又强大有效的特点，我觉得在以往各个时代的社会大动荡中是没有先例的。这种新的狂热究竟是从哪来的呢？是什么造就了它呢？是什么使它那么有效呢？又是什么使它经久不衰呢？我们面对的还是同样的人，虽然境况不同了，而且他们都扎根在整个文明世界。我绞尽脑汁，想对此物构思一个明晰的概念，想找到办法来描述它。在其精神中，在其没有得到说明的行为中，好像有什么东西独立于法国大革命一切可解释的原因。我约莫知道这个未知对象在什么地方，但还是徒劳无功，未能揭开它的面纱。我揣摩它就像揣摩一件异物，它不让我碰它，不让我看清它。”[97]他还说：“在1789年、1815年、1830年，人们都认为，法国社会受到暴力病症的侵害，但病症过后，健康的社会肌体会变得更有活力、更加持久。今天文明看得很清楚，这是一种慢性病；它的起因更为深刻；它的发作是间歇性的，存在的时间要比人们想象的长久……我看到人们的精神状态，感到恐惧。这种状态远没有表明一场革命正在结束。”[98]也正如学者凯利所说，他比当时的很多政治家看得更为深远，例如思想家贡斯当认为革命已经结束，而在托克维尔看来，革命还会再次显现[99]。由此，我们也可以理解托克维尔的研究视角，他在法国的两场伟大的革命——1789年的政治革命和1848年的社会革命中找到了历史的内在联结与连续性，在70年的历史进程中发现影响历史发展的最为重要的基础就在于民风民情，在于人民的特性。
为什么革命一直会在法国不断地反复出现？在托克维尔看来，1789年法国大革命后在政治上未能实现真正的转型，1830年后“中产阶级”的成长也未能尽其所能稳定社会。一直以来，法国的政治与社会关系或者说国家与社会之间出现了巨大的裂痕。托克维尔说：“法国这个民族的社会实践与政治体制之间始终是混乱和导致危险的不同步，革命始终是一种暴力，一种让政治条件适应于社会基础，事实适合于观念，法律适应于民风民情的激变过程。”[100]而不像美国，政治体制和法律体系等都是建立在民风民情基础之上。
因此，理解民风民情，改造民风民情是当务之急。对此，托克维尔说，“我们遭遇到的最大障碍在于民众自身的观念”[101]，实际上也还是民风民情。虽然如此，托克维尔在思想深处仍然坚信，这个民族一定会走出这一困境，实现自由。由此，他才认识到自己必须担负起一种解释和引领的责任。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这样写道：“您对我的想法相当地了解，难道您不知道，我仅认为制度只对人类的命运有次要的影响力么？但愿我更相信制度的无比威力，那样我对我们的未来有更多的期望；因为也许有一天，命运的偶然会让我们碰上一张写有治疗我们所有弊病的药方，或是遇上一位知晓这一药方的人。但是，唉！事实上根本没有这类东西，我深信，政治社会不是其法律创造的东西，而是组成社会的人的情感、信仰、观念以及心灵和头脑的习惯所预先决定的，是创造社会的天性和教育的结果。如果我不能在书中的每个部分都揭示这一真理，如果这一著作不能让读者不断从这个意义上进行反思，如果它不是时刻向读者不断从这个意义上进行反思，如果它不是时刻向读者指出（不过并不敢奢望教导读者），能导致繁荣和公共自由的情感、思想和民风到底是什么，哪些又是不可避免地使他们远离自由和繁荣的缺点和错误，那么，我将根本不会达到我的主要的，也可以说是唯一的目标。”[102]在他临去世的前一年，他这样写道：“要想在那些失去自由之实践，甚至不明白自由的正确观念的民族当中牢固地确立自由，这多么困难！当思想和风俗不能为制度提供滋养时，制度将是多么无力呀！我总认为，把法国改造为一个自由（从这个词的本意上说）的民族，这是我们尽我们的微薄之力为之终生奋斗的事业，我想说的是，这个事业是美好的和冒险的。”[103]读到此，也就会更好地理解了托克维尔反复所说的，“我自己立言比立功要更好些”[104]。更为重要的是，既然是工人阶级因为观念而掀起革命，因此，为了争夺，也为了改造工人阶级这支力量，“遏制巴黎工人的激情与欲望”[105]，实现其去暴力化和文明化，他需要竭尽自己的所能。由此，也就可以理解，托克维尔一生都在探讨法国在迈向民主的转型中为什么要用革命的方式[106]。
经历了1848年革命，托克维尔更进一步发展了他青年时期在《美国的民主》一书中所提出的观点，将民主看成一种社会类型。当然这一观点也是他从法国另一位思想家高拉得那里继承过来的。早在1822年，高拉得就已经将民主定义为一种社会状态，并说道：“尽管非常不幸，但权利的平等这一民主的本意已占主导，并为宪章所承认、捍卫以及成为神圣不可侵犯。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目前，权利的平等已成为社会的主流，民主无处不在。”[107]为此，这就要求作为治世的领袖或是统治者必须要去规避民主的风险，必须要去规避民主所带来的“多数人暴政”，让人民知晓现代社会的核心要素是什么，要改变人们的思想观念，甚至对暴力革命的路径依赖，也就是要改造人民的状态，以及民风民情，在自由的主导下实现民主，在对民主的认同中实现与自由的结合。“现代各国将不能在国内使身份不平等了，但是平等将导致奴役还是导致自由？导致文明还是导致野蛮？导致繁荣还是导致贫困？这全靠各国自己了。”[108]“在英裔美国人那里看到的一切，使我确信：如果将以上设想的民主制度审慎地移植于一个社会，而它在这个社会里又能逐渐地渗入到人民的习惯，逐渐地深入到人民的思想，那么，在美国以外的其他地方，也能建立起这种民主制度。”[109]这也就告诉了人们，并非民主和自由相结合的制度不能够实现与建立，而是如何将对平等的追求保持在与自由的和谐限度内，并建立起符合这一制度的民风民情，改造“人民性”则更为重要。这也就是说，这个时代的重任交给各个国家的统治者和立法者来思考，同样也交给各个国家的人民来思考。说到底，即：怎样认识在一个民主的时代，在一个社会转型大变革的时代中人民的状态以及民风民情？如何将他们嵌入在既定的社会秩序中，让社会的制度化安排来保障每一个人的权利，而非使用革命的方式来诉求与获得自身的权利或利益？而这恰恰是托克维尔一生所着力思考的问题，以及提供给我们的独特思考方式。
【注释】
[1]例如，法国学界研究托克维尔最负盛名的学者雷蒙·阿隆（Raymond Aron）、弗朗索瓦·傅勒（Fran
ois Furet），弗朗索瓦丝·梅洛尼奥（Francoise Melonio）提出了托克维尔思想中的民情内容，而未有系统研究，在英国学术界具有代表性的著作Cheryl B．Welch（ed．），Cambridge Companion to Tocquevill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也未就这一问题进行讨论，在美国学术界，从托克维尔研究会主办的《托克维尔评论》这一期刊来看，特别在托克维尔200周年诞辰即2005年由托克维尔研究会精选了历年发表的优秀论文集中，也无对这一问题的讨论。详见《托克维尔与民主精神》，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
[2]详见Quentin Skinner，Visions of Politics，Volume 1：Regarding Metho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
[3]托克维尔著，董果良译：《论美国的民主》，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1页。
[4]同上。
[5]同上书，第7页。
[6]详见同上书，绪论。
[7]Jack Lively，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of Alexis De Tocqueville，Clarendon Press，1965，p．5．
[8]Sheldon S．Wolin，Tocqueville Between Two World—The Making of a Political and Theoretical Lif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1，p．412．
[9]托克维尔著，董果良译：《论美国的民主》，第8页。
[10]托克维尔著，黄艳红译：《政治与友谊：托克维尔书信集》，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89页。
[11]见张芝联先生为《旧制度与大革命》中译本所写的序言。
[12]Sheldon S．Wolin，Tocqueville Between Two World—The Making of a Political and Theoretical Life，p．409．
[13]Jack Lively，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of Alexis De Tocqueville，p．13．
[14]Ibid．，pp．18-19．
[15]约翰·邓恩主编，林猛等译：《民主的历程》，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51—152页。
[16]托克维尔著，黄艳红译：《政治与友谊：托克维尔书信集》，第33页。
[17]Jean-Claude Lamberti，Tocqueville and the Two Democracie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9，p．5．
[18]Larry Siedentop，Tocqueville，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p．23．
[19]Ibid．
[20]托克维尔著，黄艳红译：《政治与友谊：托克维尔书信集》，第24页。
[21]托克维尔著，黄艳红译：《政治与友谊：托克维尔书信集》，第60页。
[22]托克维尔著，倪玉珍译：《美国游记》，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37页。
[23]Jean-Claude Lamberti，Tocqueville and the Two Democracie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9，p．8．Kelly也说托克维尔就是孟德斯鸠的门徒，见George Armstrong Kelly，The Human Comedy：Constant，Tocqueville and French Liberalis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p．233。
[24]雷蒙·阿隆等著，陆象淦等译：《托克维尔与民主精神》，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57页。
[25]托克维尔著，董果良译：《论美国的民主》，第332页。阿瑟·卡勒丁将此称为“文化”，认为我们今天在文学和人类学的两方面的意义上赋予文化一词的含义，正是托克维尔使用“民情”这个词或者谈到一个民族的“精神和道德”状况时在头脑里设想的含义。显而易见，他头脑中想到的是我们所说的一个民族的文化所包含的内容，即整个价值、基本信念和礼俗的概貌。详见雷蒙·阿隆等著，陆象淦等译：《托克维尔与民主精神》，第31页注释2。Kelly将托克维尔的民风民情理解为“社会的精神特质”（ethos）。对托克维尔所使用的“民情”，在不同的地方，他也给出了不同的表述，例如，他说，法国集权化的建立是通过民情，而非是观念。见Jean-Claude Lamberti，Tocqueville and the Two Democracies，p．214。在一些地方，托克维尔也会使用诸如habit，opinions，inclination等术语来作为民情的内容。如Jean-Claude Lamberti，Tocqueville and the Two Democracies，p．8。也有学者认为，“公共舆论”，在长时段的意义上也成为“民风民情”。见Cheryl B．Welch Edited，Cambridge Companion to Tocquevill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p．198。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孚雷认为，民风民情除了“mores”之外，还包括了像sentiments以及intellectual movement等内容。见Fronsois Furet，In the Workshop of History，Chicago University Press，1984，p．192。
[26]托克维尔著，黄艳红译：《政治与友谊：托克维尔书信集》，第223页。又见Alan S．Kahan（edited），The Old Regime and the Revoluti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8，p．10。并对译文作了些许改动。
[27]托克维尔著，黄艳红译：《政治与友谊：托克维尔书信集》，第152页。
[28]同上书，第160页。
[29]Fronsois Furet，In the Workshop of History，p．192．
[30]Ibid．，p．194．
[31]雷蒙·阿隆等著，陆象淦等译：《托克维尔与民主精神》，第73页。
[32]托克维尔著，董果良译：《论美国的民主》，第16页。
[33]托克维尔著，董果良译：《论美国的民主》，第320页。
[34]同上书，第358页。
[35]同上。
[36]同上书，第357—358页。
[37]托克维尔著，黄艳红译：《政治与友谊：托克维尔书信集》，第24页。
[38]详见同上书，第26、27页。
[39]托克维尔著，倪玉珍译：《美国游记》，第131页。也见Jack Lively，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of Alexis De Tucqueville，p．67。
[40]托克维尔著，董果良译：《托克维尔回忆录》，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5页。
[41]Jack Lively，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of Alexis De Tucqueville，p．211．
[42]托克维尔著，黄艳红译：《政治与友谊：托克维尔书信集》，第157页。
[43]托克维尔著，周炽湛等译：《回忆录：1848年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06页。
[44]同上书，第163页。
[45]托克维尔著，黄艳红译：《政治与友谊：托克维尔书信集》，第158页。
[46]托克维尔著，周炽湛等译：《回忆录：1848年革命》，第50页。
[47]转引自吕一民：《法国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189页。
[48]托克维尔著，周炽湛等译：《回忆录：1848年革命》，第53—54页。
[49]同上书，第51页。
[50]同上书，第110页。
[51]托克维尔著，周炽湛等译：《回忆录：1848年革命》，第71页。
[52]托克维尔著，黄艳红译：《政治与友谊：托克维尔书信集》，第158页。
[53]托克维尔著，周炽湛等译：《回忆录：1848年革命》，第105页。
[54]同上书，第102—103页。
[55]托克维尔著，黄艳红译：《政治与友谊：托克维尔书信集》，第289页。
[56]托克维尔著，冯棠译：《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29页。本文使用此种译本，同时还参考了L'Ancien régime et la Révolution，GF-Flammarion，1988和Alan S．Kahan（edited），The Old Regime and the Revoluti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8两个版本。
[57]托克维尔著，冯棠译：《旧制度与大革命》，第29页。
[58]同上书，第107页。
[59]托克维尔著，冯棠译：《旧制度与大革命》，第116页。
[60]同上书，第240页。
[61]同上。
[62]同上书，第234页。
[63]Jean-Claude Lamberti，Tocqueville and the Two Democracies，p．126．
[64]托克维尔著，董果良译：《论美国的民主》，第9页。
[65]同上书，第8页。
[66]托克维尔著，黄艳红译：《政治与友谊：托克维尔书信集》，第63页。
[67]托克维尔著，冯棠译：《旧制度与大革命》，第240—241页。
[68]托克维尔著，倪玉珍译：《美国游记》，第144页。
[69]托克维尔著，周炽湛等译：《回忆录：1848年革命》，第101页。
[70]托克维尔著，冯棠译：《旧制度与大革命》，第240页。
[71]理查德·斯威德伯格著，李晋等译：《托克维尔的政治经济学》，格致出版社2011年版，第281页。
[72]同上书，第287页。
[73]同上书，第281页。
[74]托克维尔著，周炽湛等译：《回忆录：1848年革命》，第105页。
[75]同上书，第109—110页。
[76]托克维尔著，黄艳红译：《政治与友谊：托克维尔书信集》，第152页。
[77]见蒲鲁东著，孙署冰译：《什么是所有权》，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38页，书中他说：“所有权就是盗窃！这是1793年的口号！这是革命的信号！”
[78]托克维尔著，周炽湛等译：《回忆录：1848年革命》，第119页。也见其《政治与友谊：托克维尔书信集》，第150页。在这里，托克维尔使用了“秩序”和“文明”这样的词汇。
[79]George Armstrong Kelly，The Human Comedy：Constant，Tocqueville and French Liberalism，p．68．
[80]托克维尔著，周炽湛等译：《回忆录：1848年革命》，第119页。
[81]托克维尔著，周炽湛等译：《回忆录：1848年革命》，第131页。
[82]同上书，第54页。
[83]托克维尔著，黄艳红译：《政治与友谊：托克维尔书信集》，第153页。
[84]托克维尔著，周炽湛等译：《回忆录：1848年革命》，第77页。
[85]同上书，第41页。
[86]雷吉娜·佩尔努著，康新文译：《法国资产阶级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版，第426页。
[87]转引自倪玉珍：《十九世纪上半叶法国自由主义的重要转向：从基佐“贵族的自由”到托克维尔“平等的自由”》，《托克维尔：民主的政治科学》，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81页。
[88]同上书，第213页。
[89]Walter Simon，French Liberalism：1789-1848，John Wiley and Sons，Inc，1972，p．7．
[90]Fronsois Furet，In the Workshop of History，p．192．
[91]Ibid．，p．187．
[92]托克维尔著，黄艳红译：《政治与友谊：托克维尔书信集》，第160页。托克维尔说，这种革命的宗教是我们的刺刀和大炮所不能摧毁的。它将给我们造成无法消弭的困难和危险。可见托克维尔将此和工人阶级的街垒战这一实体性的力量看作为一样的恐怖和可怕。实际上，托克维尔一直在思考为什么在法国革命的心态始终长久地存在，为什么阶级之间的对立如此尖锐，并充满着导致革命的暗喻。详见Jack Lively，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of Alexis De Tocqueville，p．211。托克维尔在不同的地方一再使用“革命的宗教”这个词汇。一些学者将此称为“革命的文化”“革命的精神”等，认为，“革命的精神”在民主的人民中更本然地存在。见Jean-Claude Lamberti，Tocqueville and the Two Democracies，pp．209，238。
[93]托克维尔著，黄艳红译：《政治与友谊：托克维尔书信集》，第106页。
[94]托克维尔著，周炽湛等译：《回忆录：1848年革命》，第101页。也详见其《旧制度与大革命》，第241—242页。
[95]托克维尔著，周炽湛等译：《回忆录：1848年革命》，第100—101页。
[96]托克维尔著，黄艳红译：《政治与友谊：托克维尔书信集》，第218页。
[97]托克维尔著，黄艳红译：《政治与友谊：托克维尔书信集》，第289页。
[98]同上书，第160页。
[99]George Armstrong Kelly，The Human Comedy：Constant，Tocqueville and French Liberalism，p．41．
[100]George Armstrong Kelly，The Human Comedy：Constant，Tocqueville and French Liberalism，p．45．
[101]托克维尔著，倪玉珍译：《美国游记》，第59页。
[102]托克维尔著，黄艳红译：《政治与友谊：托克维尔书信集》，第223页。
[103]同上书，第284页。
[104]同上书，第191页。
[105]托克维尔著，周炽湛等译：《回忆录：1848年革命》，第137页。
[106]Alan S．Kahan（eds．），The Old Regime and the Revolution，Introduction by Francois Furet and Francoise Meloni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8，p．1．
[107]Melvin Richter，Tocqueville and Guizot on Democracy：From a Type of Society to a Political Regime，History of European Ideas（30），2004，p．66．
[108]托克维尔著，董果良译：《论美国的民主》，第889页。
[109]同上书，第3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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