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雷德里克·拉策尔，《政治地理学》

弗雷德里克·拉策尔，《政治地理学》

书评　弗雷德里克·拉策尔，《政治地理学》⁽¹⁾

这部重要著作的目的，是要把政治地理学建设成为一门科学，特别是一门社会科学。

拉策尔近乎把政治地理学看成是所有社会科学中最基本的学科。在《社会学年鉴》我去年分析过的《国家及其领土》（Staat und sein Boden）那本著作中，拉策尔已经试图证明，地理因素对整个社会演化来说具有压倒一切的作用，如今，他的所有观点又再次出现在本书的第一部分中。我们没有必要详细考察这个观点，因为它所依据的一般看法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过于简单。根据作者的说法，社会成员据说自发地组成了许多自治单位，而且能够做到自给自足。除了他们与他们生活其中的共同土地之间的联系外，就不再有其他永久的联系了。因此，土地是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纽带（vinculum sociale，Das stoffliche am Staat ist nur der Boden），当各部分的个体化趋势越来越明显时，土地就越具有这样的特征。无论是心理学还是社会学，都不允许我们赋予个体如此程度的自主性。在我们所看到的所有历史时期中，人格身上都根本没有什么与之有关的绝对的东西。借助并非起源于领土，却又完全带有原始色彩的纽带，每一个体意识就能够直接与其他所有个体联系起来。

要想让政治地理学变成一门科学，领土根本没有必要在社会事实的起源中发挥如此重要的作用。相比而言，更为重要的是尽可能精确地确定这门科学的目的和使之成为可能的方法。遗憾的是，拉策尔并没有明确解决这一问题。实际上，他指出政治地理学的任务就是研究国家与土地之间的关系。可是，他的表达极其模糊，他并没有清楚地界定研究领域。这些关系是由什么构成的呢？我们能够通过什么记号来认识它们呢？不过，从整部著作来看，读者所看到的是一种我们认为可以按照以下方式加以阐述的地理学概念。

任何政治社会都必须占据具有明确的规模和形式的土地：即国家（Staatsgebiet）的领土。这一领域不只是国家之外的物或一系列的物，而归国家所有。它是集体生活中的整合因素，因此每个国家的特征就是其领土形式。不过，这些不同的形式始终处于演变之中。它们会扩张，也会收缩；就像它们的内部安排一样，它们的轮廓也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所改变。寻找这种演化的规律、领土因素中各种要素所依赖的条件及其在社会中所履行的功能，必然会成为政治地理学的目的。由此看来，根据这个术语所设计的研究体系，已经不再是它以前通常的样子了，也不再是一种对政治区划或行政区划简单的描述，而是一门名副其实的解释性科学。这门科学的对象，是公共生活中能够用领土这一术语来表达的一切事物。一旦事实确定下来，它不仅要按照上述方式去说明这些事实的本来面目，而且还要为这些事实提供解释，即把发生其中的各种变化与解释这些变化的原因联系起来。

当然，人们只能试图通过广泛的比较来做出这样的解释，包括从最初级和最原始的到最晚近和最先进的变化多样的人类群集形式，因为所有这些形式都是很有意义的。如同在其他生命科学中一样，它通常是最具有说明力的胚胎类型。所以，政治地理学不应该仅限于考察那些具有完美形式的最文明的国家，而应该追溯到最低级的政治体制类型。通过比较那些构造得最完美的社会，政治地理学能够成功地确定这些社会的地理演变规律。事实上，拉策尔的推论基础就是这一比较。他既提到了古代民族或最野蛮部落的地理状况，也提到了欧洲大国的地理状况。

这种变化是一个双重过程。一个过程与使其所统治的领土范围逐渐缩小或缩减的国家有关，这取决于该国家是否处于衰落之中。另一个过程与领土的变化结果有关，目的是使该领土与作为其基础的集体生活取得一致。实际上，国家与土地之间有两种关系：一方面，国家的作用或多或少可以延伸到某片土地；另一方面，国家通过紧密的联系牢牢地控制这片土地。根据国家的活动是表面上的或相反与土地性质密切相关，具有同等规模的两个国家可以不同程度地依赖于它们的地理基础。例如，与纯粹的商业民族或军事民族相比，农业民族与土地的联系就更紧密。边境上的要塞、道路、运河与各种建筑是把国家与其领土联系起来的众多纽带。一个社会越是在土地上留下它的痕迹，就越会把自己印入土地之中，继而也就越难以脱离自己。因此，第一个过程是一种扩张（Ausbreitung）过程，第二个过程则是一个巩固（Befestigung）或培植过程。两者完全不同，以至于两者的功能也是不同的。第一个过程把国家本身、政治权力当作它的根本代表；第二个过程把社会大众当作它的根本代表。毫无疑问，当国家在这种培植过程中进行协作时，这个时刻就到来了。最先转变过来的工匠是那些慢慢而默默地在这片领土上扩散的个体，他们通过各种可能的方式耕耘和塑造着这片领土。国家的行动只是后来才出现的。

对拉策尔的学说来说，这种区分是根本的，并体现为全然不同的方式。在这种截然对立的基础上，他确立了游牧民族和定居民族的差别。事实上，游牧是领土纽带最不稳固的社会状况，因为游牧者非常容易改变他们的领土。与此同时，由于他们需要广阔的空间以便游动，这两个过程处于彼此相反的关系中。我们可以在农业文明和军事文明之间发现与中世纪商业文明同样的对比。不过，无论这两个过程会有怎样的不同，两者永远也不可能彼此孤立地发生，也永远不可能处于绝对的纯粹状态之中。相反，它们持续不断地交迭更替。一当国家成熟起来，就会强烈感受到同化和巩固征服来的土地的需要。一当这项巩固工作开始进行，它就会再次感觉到进一步扩张的需要。另外，在整个历史长河中，这两个过程始终是并行发展的。最文明的社会也是领土最广的社会，与此同时，与其他所有社会相比，它们也会更深入地渗透到自己的领土中。

在本书前三个部分描述了这种发展的一般方面后，为了确定它们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拉策尔紧接着评述了主要的地理因素。

一、位置（die Lage）

一个国家的位置是这个国家所处的地点与其他地点所维持的关系总和。从某种程度上说，这自然会根据空间区域（der Raum）而发生变化，因为从感知上说，能够改变社会规模的因素同样也可以改变这个社会的位置，因为它无法与其他地域维持同样的关系。不过，这两种地理因素也必须彼此区分开来。法国就是一个例证。在这个国家存在的过程中，它亲眼看到了其领土范围所发生的相当大的变化，而且采取的方式也多有不同，虽然始终处于同样的位置：地处北海、大西洋、阿尔卑斯山和地中海之间。

从某些角度说，空间的大小取决于位置。一个社会是否更适于夺取邻近地区，取决于这个社会是否地处有利位置。从有利位置获得的优势，意味着周边地区可以很自然地落入它的活动范围。另一方面，人们也可以在北半球发现最辽阔的陆地。因此，北半球的国家利用天然的优势，控制着比南半球民族所控制的空间大得多的空间。人们可以从这一点看出位置巨大的重要意义，因为现有的干地越多，国家就越容易发展。另外，水越少，地表就难以彼此分割，因此，各民族也就越会紧密地彼此保持联系。这种联系的密切性是最重要的社会因素。最后，分割陆地的不同部分的距离也取决于这种位置，一个地区对另一个地区的影响是根据它们之间距离的大小而变化的。这样，亚洲地处欧洲、非洲和美洲之间，亚洲的中心位置易于亚洲文明向世界上的其他部分扩散，因此，亚洲的中心位置使这块大陆成为人类的摇篮。

更为重要的是这种位置会产生不同的效果，这取决于它地处中心还是边缘。根据这一事实，人们可以发现，处于大陆边缘的国家必然靠近大海。邻近大海是一个优势，这种最高的价值可以使这些地方成为吸引力和结晶化的中心。事实上，通过大海，一个民族可以同最不相同的民族自由交往，兼收并蓄；反过来说，它可以成为各种最不相同的影响的容器，并分享每一种文明。因此，这个地方能够最大限度地促进人类文化的迅速进步。另一方面，一个转移到内陆地区的国家却不得不依靠自己，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中。所以，周边区域最初是人们探索得最多的区域。最早的国家是在大海之边创建的，最先繁荣的国家尤其如此。征服者优先考虑的是在那里定居，人口也自然会向那里汇集。这就是古代文明的地中海特征。古代文明是沿着地中海沿岸发展起来的，而后才有规律地从东向西推进。当它不再专门局限于地中海沿岸时，就会传向大洋沿岸（伊比利亚半岛、高卢、大不列颠）。

二、空间

但是，以这种方式汇集于大陆边缘的国家中心能够扩展的空间是极其有限的。对最晚近的社会来说，它们也有占据空间的野心，任何事物都无法满足这样的野心。领土的规模日益成为民族生存的条件。因此，现代文明不可能停留在边缘地带。这就是为什么内陆地区比以前更有价值的原因。只有在那里，人们才能发现进行大规模扩张所必需的空间。这也是这个位置对欧洲来说比其他大陆显得更为重要的原因。干地越多，建造大规模社会的余地就越大，与美洲相比，提供给欧洲的干地少得可怜。在欧洲，国家密密匝匝地拥挤在一起，所以它们被迫在地球上的其他部分寻找它们所缺的领土。

这个因素之所以这样重要，有多种原因。一个社会的面积越大，它所包含的因素就越不同，它的集体生活所赖以为生的来源也越不同。与此同时，不同的自然力（平原、水道等）自然也就比其他地方拥有更大的面积。事实上，其关键部分越是地处内陆，就越隐蔽，越不易受到外界的攻击，这会使社会有机体的抵抗力进一步得到增长。最后，领土的规模甚至也会影响到民族精神。在每个民族中，都有某种空间感（Raumsinn），某种构想空间的方式，这对于一个民族的历史来说不是没有影响的，根据有效占据的空间是否广阔，这种方式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对于一个小规模社会来说，世界不过是其边境所及的领域；它对更遥远的地方毫无兴趣，因为那是它力所不及的地方。另一方面，人们的视野也会根据领土的大小而变化。只要人们已经占据了广大的空间，人们就能更好地学会如何向自己表现广阔的空间。他们的宇宙概念扩大了。而这种扩大了的概念正是伟大事业的必要条件。伟大的天才所具有的潜质，恰恰就在于他们超越了普普通通的同时代人运用空间进行的表现。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小国家会因此失去存在的理由。多亏有各种格外有利的环境结合起来，它们有时不仅能够成功地在规模最大的社会旁边守住自己的位置，而且人口的混合也能够略微或始终发挥有效的作用。由于它们的面积很有限，所以集中于有限面积上的社会力会发现自己会更紧密、更经常地彼此保持联系，从而更一致、更强烈地彼此产生作用和反作用。这样做的结果，可以迅速提高社会生活的紧密程度。这既是希腊—罗马城邦早熟的原因，也依然是我们当代社会中的城镇能够普遍履行的功能。它们是强化集中所带来的结果。它们也是一些社会潮流或商业潮流交汇的地点，并成为这种交汇的产物。不过与此同时，由于它们封闭在其构成要素封闭的、紧密的界限之内，所以它们也增强了整体的活力。由此，拉策尔开始多少注意到了城市群体的性质及其功能等问题。

最后，土地只有通过散布在地表上的人口，通过适应集体生活，特别是交换中的需要的方式，才能获得社会价值，于是，作者在有关空间因素的研究中加进了两章的内容：一章论述人口密度和人口分布，另一章论述沟通手段。

三、边境

在地图上，边境表现为一些精确而固定的线。不过，这种表现只是一种象征性的抽象而已。边境并不是什么固定而僵死的东西，而是两种冲动相互冲突的结果。它起源于如下事实：一个民族的活动，即扩张的自然运动遭遇到了邻近民族的相反活动，或者是带有惰性的环境产生了对抗作用，也就是说，这种环境是不适合于社会生活的（如大海、沙漠等）。同样，因为边境来自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冲动，所以它本身处于永恒的运动状态之中。尽管有所有条约的限制，但一个民族也不可能永远停留在外交家划定的明确地点上。根据构成民族生活的内部力量的增强或衰弱，这些力量会始终处于消长状态之中，真实的边境亦同样如此。同理，现实的边境也不真正是由线条构成的，而是由范围可大可小的地带构成的。这是因为，边境对应于以下事实：不管两个团体是否是社会团体，它们的会合总会在边缘上引发与发生在内陆地区的现象截然不同的现象。这些现象需要一定的发展空间。这个空间就是真正意义上的边境。正因为边境是活的东西，所以它拥有广延的特征，并始终处于变换过程之中。上述一切并没有强调在边境形成中起过作用的所有运动。就像这种分离的倾向会迫使彼此相连的人们退回自身一样，彼此融合、彼此渗透的倾向也会带来交换。边境就是这两种相反倾向的妥协。边境一方面具有分离作用，另一方面又可以充当交汇点。边境地带原先是独自存在的，是由部落周围无人居住和未经开发的不毛之地构成的，是该部落与邻近部落之间留出的一片荒地。只有当人们能够进一步理解领土的价值时，一个社会才会扩张到它所能达到的极限，扩张到与另一个社会遭遇的地方。这样，边境地带的面积就缩小了，由于确定边境的需求变成了一种冲动，所以人们才会形成线性边境这种抽象的概念。

地球表面的某些特征，使物质生活驻留于陆地外壳的某些地方，无法进一步扩张或至少不能持续扩张。这是不以人类群体的作用为转移的。因此，物质生活没有能力扩张到北角（North Cape）之外，甚至当人们还没有到过那里的时候也如此。在阿尔卑斯山一侧演化而成的生命与另一侧的生命没有什么联系。所以，即便这片大陆无人居住，南欧和北欧也同样像今天这样是彼此隔离的。同样的特征也会构成社会生活扩张的障碍，并且在人类群体中形成一种中断，就像在物质生活各种表现之间的那种中断一样。当政治边境和这些自然界限之间形成一致时，人们就可以说这些边境也是自然的。因此，这种边境必然会在或多或少比较纯粹的民族之间造成鸿沟，因为它的特点是使地球无法居住，无论在什么地方。所以，纯粹的自然边境只有在可居住土地的极限才能被发现，因为在其他任何地方，影响社会扩张的障碍都只是相对的和暂时的。在这些界限内，根本没有完全不可跨越的自然边境，人们也不能成功地把自然边境彼此连接起来。因此，作者得出结论说，自然边境的社会价值是次要的，人们过分地夸大了它的社会价值。

照此理解，政治边境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器官，是一种边缘的器官。它与社会中发生的一切都有密切联系，可以反映发生在社会中的一切事情。它会根据社会的扩充或缩小而扩大或减少。在社会力特别强烈的地方，我们发现它在相邻边境上会标出一个痕迹，相反，在生命越来越脆弱的地方，政治边境就不会很强。正是所有这些运动，确定了国家的领土形式。最后，就像所有器官一样，它也有自己的功能，即保护国家、与域外民族进行交换等等，对于域外民族来说，特殊的安排是必不可少的。

我们没有必要讨论本部著作的其余部分所论述的其他地理因素。作者始终站在同样的立场上，逐次研究了作为陆地和海洋之过渡地带（海岸、半岛、岛屿、水域、海洋、河流等等，最后还有高山和平原）的地域所具有的特征。上文所述，足以说明本书的精神了。

无论本书可能具有多么丰富的洞见和比较，我们首先必须对本书中的一般概念有所保留。我们已经能够让我们自己确信，这确实是创建一门新的科学的问题。无疑，政治地理学根本不是什么新的发明。不过近几年来，在地理学的所有分支中，它也许是最受忽视的。首先，地理学的所有分支中，没有一支得到这么少的真正意义上的科学论述。它只是叙述了一些纯粹的事实，没有解释任何事情。拉策尔渴望发现真正的规律。因此，他的任务具有巨大的重要意义，虽然他有前辈，但他的原创性依然值得关注。对我们来说，搞清楚曾经离社会学最远的学科怎样离社会学越来越近，是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因此，这样一种双向运动也同样是必不可缺的：社会学被迫远离它迄今为止植根其中的普遍性的领域，目的是为了与专门的学科建立联系（这就是我们这里所从事的工作）。专门的学科自身也越来越愿意与社会学建立联系，并采用社会学的形式。拉策尔这位著名的地理学家，想必不会拒绝把自己称为社会学家吧。

照此理解，从某种意义上说，政治地理学似乎是我们所说的社会形态学的一个分支，甚至可以说是社会形态学的别称，因为它处理的是社会所呈现的领土形式。不过，拉策尔提出的概念依然是模糊不清的。我们一开始就指出了这种不确定性，不过，我们还得返回到这种不确定性。作者在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之间来回摇摆。首先，他似乎明确提出，政治地理学的对象应该是社会在地球上确定下来后为自身获得的形式，这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形态学。随后，他把确定地球的物质特征（河流、高山、海洋等等）对民族政治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作为政治地理学的目标。再没有比这更明确的事情了。实际上，能够为社会赋予某种形式的因素、使边境修筑各种要塞的因素、社会是否明确、沟通手段是多是少、城市群体是否重要、领土是否辽阔，等等，所有这些都是社会原因，因而都具有道德的秩序。国家的经济发展、宗教观念在辽阔大地上得以传播的不同能力，都属于这种情况。也许，自然地理学的某些事实可以起到某种作用，但是，这些事实只是引发我们所要研究的现象的原因之一。相反，如果人们把考察它们如何影响国家发展的问题作为惟一的目标，它们就会成为人们应该考虑的根本原因，或者几乎是惟一的原因。当作者研究政治边境及其演化、交换体系、社会密度等问题时，明确采用了第一种视角。此外，随着他研究的推进，他并没有援引完全属于非地理因素的原因。不过，与此同时，能够说明他全神贯注于第二种视角的事实是，他把土地当作所有集体生活的基础，把土地当作能够将人们连结起来的纽带。由此，他指的土地就是自然存在的土地，所有社会制度形成之前的土地，因为他认为只有在这里才能发现社会制度存在的首要条件。另外，人们也只得去阅读有关河流和海洋的各章标题。这种模棱两可的特点必然会产生混淆，扰乱读者。

同样，由于本书的方法不够严格，所以该方法也可能会受到责难。上述比较是由各种说明构成的，而不是方法上的比较。相反的事实却几乎没有得到检验，不管作者的学问有多么广博精深，面对他的论断和这些论断所依据的证据之间存在的鸿沟，人们不能不感到吃惊。不过，所有这些都不过是任何科学在起步阶段所固有的瑕疵罢了。

【注释】

(1)Review“FriedrichRatzel，Politische Geographie（Munich undLeipzig，1897）”，L’Année sociologique，vol.2，18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