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二世为什么会成为英国国王？

尽管辉格党大为恼火，詹姆斯二世 1685 年还是成了国王。不久，他还引起托利党的反感。托利党是强有力的英国国教徒。他们是地主，大多数的教区牧师都是由他们任命的。这些牧师把托利党的观点传给农村居民，而主教、副主教、大学工作人员和其他高级教士又都是从这些牧师中挑选的。禁止不信奉国教者和天主教徒担任公职的法律，使圣公会教徒（即英国国教徒）垄断了地方政府、中央政府，以及陆军与海军的职位。詹姆斯二世却根本不把宣誓条例放在眼内，若无其事地声称他有权在个别情况下暂缓执行此法，并且任命许多天主教徒担任有权有势和有利可图的官职。他像他哥哥做过的那样，提出一个普遍实行宗教宽容的纲领，准许罗马天主教徒以及不信奉国教者参与公共生活。

辉格党和托利党合力反对国王如此一个纲领，不管是直言不讳地当作一项政治世俗化措施，还是暗暗地意在对天主教徒表示偏袒，都同样使英国国教教会大为反感。有七个主教不同意此纲领，便以违抗国王的罪名被起诉，然而陪审团宣判他们无罪。詹姆斯的所作所为，侵犯了国教的特权，威胁了圣公会对教会和国家的垄断地位，引起公众对“教皇制度”的恐惧。他还竭力采用其祖父詹姆斯一世提出的哲学主张，认为英国国王可以随意制定法律、废除法律。托利党和辉格党合力反对。1688 年，詹姆斯二世得子；经洗礼，他的儿子信仰天主教。这时展现出的前景是：一个接一个的天主教统治者，将无限期地统治英国。因此，两党领袖决定废黜詹姆斯二世，请他的成年女儿玛丽承继王位。玛丽在她父亲改宗罗马天主教前出生，从小信奉新教。

17 世纪英国的主要城镇

这两幅地图显示了 17 世纪英国的主要城镇，也显示了英国内战期间，把这个国家分成保王派地区和议会派地区的粗略分界线。国王查理一世从北部和西部得到他最强有力的支持，议会则从东南部和伦敦获得其最强有力的支持。后来保王派“托利党”和议会派“辉格党”之间发生冲突，也出现相同的地区政治模式。上层贵族和伦敦商业阶级，反对斯图亚特国王查理二世和詹姆斯二世亲法、亲罗马天主教的政策，通常支持辉格党。

威廉入侵英国玛丽是奥兰治的威廉的妻子。上文说过，威廉成年后，曾致力于遏制法国国王的野心。上文也说过，法国国王曾试图吞并或继承西班牙世界，建立世界君主国，使欧洲面临威胁。对于威廉三世来说，除非能使英国为己所用，不然，就算成了英国女王的丈夫，抑或自己成了英国国王，也不过是形同儿戏而已。他永远是个荷兰人；他毕生以求的目的是拯救荷兰，为此就要挫败路易十四。他对英国的主要兴趣是使英国人参与他的反法均势。因为英国人普遍反法，对他们国王的亲法倾向大为恼怒，威廉便毫不费劲地与心怀不满的辉格党和托利党达成谅解。于是，威廉凭仗英国社会名流发出的一份请求书，率领一支人数可观的军队入侵英格兰。詹姆斯二世仓皇出逃，威廉和玛丽宣告为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国王和女王，共同执掌国政。翌年，即 1690 年，在威廉三世统麾下，一支由荷兰人、德意志人、苏格兰人和法国胡格诺派教徒组成的混合军队，在爱尔兰博因河河畔打败了詹姆斯二世率领的法国—爱尔兰军队，从而挽救了英格兰的宪政特权。而且，圣公会新教仍然是英国国教。詹姆斯二世逃往法国。

当然，路易十四拒绝承认他的宿敌为英国的统治者。在法国宫庭中，他继续给予詹姆斯二世一切英国国王应有的礼遇。因此，在英吉利海峡彼岸恢复天主教，恢复斯图亚特王朝，成了他策划战争的主要动机之一。反之亦然，英国人更有理由抗法了。法国如若取胜，就意味着反革命，就意味着君主专制制度在英国扎根。1688 年革命在法国发动的战争中危若累卵。

“权利法案”和“宽容法案”1689 年，议会通过“权利法案”，规定国王未经议会同意，不得中止执行任何法律（如宣誓条例曾被暂缓执行），不得擅自加税或维持军队；未按法律程序手续，不得拘捕臣民（即使是穷苦无告的也不行）。威廉三世接受这些条款作为取得英国王位的条件。因此，国王与人民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契约关系。1701 年，又通过“王位继承法”，规定任何天主教徒都不能当英国国王，从而排除詹姆斯二世的子孙复位的可能性。他的子孙在随后一个世纪中被称为“王位觊觎者”。1689 年，议会还通过“宽容法案”，允许不信奉国教的新教徒信仰他们的宗教，但仍排斥他们参与政治生活和担任公职。但不久，就找到规避这些限制的方法，并且就连天主教徒，只要不支持王位觊觎者，也不受干扰，这样一来，在英格兰和低地苏格兰，此后都没有再发生任何严重的宗教纠纷。

英格兰议会无权为苏格兰制定法律，因此人们害怕詹姆斯二世会有一天在他的北部王国复辟。保卫英格兰的议会革命，确保全岛的抗法防御工事，都需要这两个王国组织实行联合。然而，与英格兰合并，苏格兰人并不热心。英格兰人用经济利益来引诱苏格兰人。以往，苏格兰人不仅在英国东印度公司，而且在英属殖民地，以及在推行英国重商主义和航海法的体制中，一直都没有任何权利。他们因为同意联合，所以也就得以享有这些权利了。1707 年，大不列颠联合王国宣告成立。苏格兰人保留自己的地方法律制度，保持自己的信仰长老会，但他们的政府和议会与英格兰的合并一起。从此，“英国人”一词，是泛指英格兰人和苏格兰人。

爱尔兰对 1688 年革命的威胁至于爱尔兰，人们这时害怕它会成为斯图亚特家族和法国人策划阴谋的中心。1688 年革命，标志着旷日持久的纠纷达到顶峰。爱尔兰从未被英格兰完全“征服”过，尽管 12 世纪以来，就有一些英格兰家族，确切地说盎格鲁—诺曼家族，在这里开垦庄园。中世纪末，爱尔兰自成一个王国，有自己的议会，臣属于英国王室。宗教改革期间，英格兰改信新教，而爱尔兰仍信奉天主教，但爱尔兰的修道院同英格兰的一样，都被废除了。爱尔兰国教本身，连同其主教机构、教区机构，以及征收什一税的机构，全都变成单一的圣公会教会的，而爱尔兰土生土长的广大民众对此毫无好感。随后，如前文所述，就是移民垦殖北爱尔兰的运动：大批移民，主要是苏格兰人和长老会教徒，到该岛北部地区定居。又如上文刚叙述过的，接着就是克伦威尔时期，在这期间，英格兰地主阶级遍布爱尔兰其余各地，更确切地说，形成了一个新兴的盎格鲁—爱尔兰上层阶级，这些拥有地产的英国家族，大部分时间都住在英格兰，却年年从爱尔兰庄园中攫取收入，为他们名目繁多的收入中再添一份财富。

因此，到 17 世纪末，爱尔兰成了一个非常混杂的国家。大约有三分之二人口是天主教徒，他们大都是凯尔特人的后代；约有五分之一人口是长老会教徒，与当时的苏格兰人有亲戚关系。其余的少数人口是圣公会教徒，大都是盎格鲁—爱尔兰人，是现代或古代英格兰人的后裔，他们占有大部分土地，操纵法定教会，左右爱尔兰议会。在本质上，爱尔兰是个地主—农民社会：长老会教徒和天主教民众绝大多数都从事农业，城镇规模很小，几乎还未产生中产阶级。

对天主教徒的限制1688 年革命中，詹姆斯二世在博因河畔最终败北；这次革命后，英国人害怕爱尔兰会成为危险之源，威胁英格兰革命后的各种安排。他们还需防范被征服的爱尔兰天主教徒起来反抗。为此，那些在本土家园捍卫自己各种自治权利的英国精英，却开始着手破坏爱尔兰天主教徒的宗教自治权、政治自治权和社会自治权了。在外来教会和外在地主制度的负担之外，这时爱尔兰人又增添一项“刑事法典”。天主教教士遭到放逐，天主教徒不准享有选举权或出席爱尔兰议会。天主教徒教师不准任课，天主教徒父母不准送孩子到海外天主教学校读书。天主教徒，谁也不能在三一学院（都柏林大学）这所圣公会学校获得学位。爱尔兰天主教徒不准购置田地，租地不得超过三十一年，不准继承新教徒的田产或拥有一匹价值超过五英镑的马。一个天主教徒的儿子若改宗新教，那么，他的财产权就会受到有利于其儿子的限制。天主教徒不准担任律师，不准当警察，在大多数行业中招收学徒也不得超过两个。有些事情，就连爱尔兰新教徒也无资格去做。爱尔兰船运受到排斥，不得进入不列颠的殖民地；爱尔兰人也不能输入殖民地的货物，除非通过英格兰转运。爱尔兰的呢绒和玻璃制品被禁止出口。爱尔兰议会不得对英格兰产品征收任何进口税。在国际贸易中，爱尔兰人唯一能做的，就只剩下出口农产品一项了，而由此获得的外汇，又大部分都得用来偿付在外地主的租金。

1642—1648 年

英国内战

1649 年

国王查理一世在伦敦被处决

1649—1658 年

奥利弗·克伦威尔领导英国“共和政体”，任“护国主”

1660 年

英国王政复辟，国王查理二世

1661 年

国王路易十四亲政；统治持续到 1715 年

1685 年

取消《南特敕令》；迫害法国新教徒

1688 年

“光荣革命”使威廉和玛丽登上英国王位，加强议会权力

1702—1713 年

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均势”限制法国扩张

1713 年

《乌得勒支和约》

制订刑事法典，部分原因在于战略目的，即在漫长的抗法战争中，削弱爱尔兰这个潜在的敌国。另外则是为了商业目的：排除爱尔兰的竞争，以利于英国产品的推销。再则也带有社会目的：巩固圣公会教徒的势力地位，即后来所称作的“支配地位”。在随后的几十年中，法典的部分条款零零碎碎地给删掉；在 18 世纪，天主教徒的商业阶级崛起，但大部分条款仍长期有效。结果，例如，直到 1793 年，天主教徒还无权投票选举爱尔兰议会议员，甚至在这时候也还不能被选进议会。一言以蔽之，17 世纪以来的爱尔兰人是西欧最受压抑的民族。

反法联盟詹姆斯二世被废黜不久，英国就参加了威廉三世的反法联盟。英国给联盟带来一支有高度战斗力的海军，还有一笔十分可观的财富。为了筹集战争费用，威廉政府从一个由私人贷款者组成的财团借到一百二十万英镑，这些政府公债券持有者为此得到开设一个银行的特权。由此可见，英格兰银行和不列颠国债同时发端于 1694 年。流动资金拥有者、伦敦商人和收取大量地租的辉格党贵族，把钱借给了新政权，这样不用说，他们就有一切理由来保卫新政权，反对法国和詹姆斯二世。再说，他们终于有了一个他们能操纵其政策的政府，也就乐意把大笔大笔的钱交给这个政府。国债扶摇直上，然而，政府的信誉却一直良好；不列颠政府能随意筹集的财富之多，能源源不断地投入欧洲战争的金钱数量之巨，多年来一直使欧洲大陆大为惊讶。

光荣革命1688 年的事件，英国人后来称为“光荣革命”。经人们描画，这场革命维护了议会政府的原则，维护了法治，乃至维护了反对暴政的造反权利（虽然，如上所述，英国执政阶级否定爱尔兰享有这一切权利）。人们常把推翻詹姆斯二世和通过限制英国国王权力的议会新法案，描绘成为英国立宪自治政府发展史上的顶峰。事件发生后不久，像约翰·洛克这样的政治作家，广泛传播这些观点。这些观点确实是有一定道理，即使最近有些作家已在贬低 1688 年革命。他们指出，这是一场由地主贵族发动并坚持的阶级运动。议会虽然勇于反对国王，坚持自己的权利，同时却又把大部分人民拒之门外。中世纪时，下院议员通常领取薪俸，这一惯例到 17 世纪消失了，结果，自此以后，只有收入富裕的人才能当议员。1688 年议会胜利后，这一倾向成了法律的依据。1710 年通过一项法令，要求下院议员必须拥有法定水准以上的收入，而这一水准之高，只有数千人才有资格达到。这种收入都是得自地产。1688 年到 1832 年的英国是现代真正贵族统治的最好样板，换句话说，就是贵族地主阶级在这个国家里不仅享有特权，而且还管理着政府。但话又说回来，地主们是当时唯一能自觉自立的阶级，有雄厚的财富，人数众多，又有文化。“英国绅士”的统治，在其严加限定的社会范围内，倒是一个享有政治自由的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