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兰托会议

宗教会议遇到种种政治性的困难，这似乎表明，在多事之秋，国际性的宗教会议已不再是管理天主教事务的合适手段。首先，赴会者少得可怜。在早期开的国际性宗教会议上曾聚集了约五百名高级教士，而出席特兰托会议的人数从没有接近过这样大的数字，有时人数陡降至二三十人。在一次会议上，曾就路德提出的主要争论点“救赎”通过一项重要教令，截至那时，有些好心的天主教徒认为此教令是一项可能实现的妥协方案。可就是在通过这项重要教令时，到会的高级教士也只有六十人而已。即使与会者很少，旧宗教会议上的争端再次被提交讨论。有个主教集团认为，从天主教世界各地云集而来赴会的天主教教会的主教们集体构成的权威高于教皇的权威。设法避开这种“主教派”运动也就成为由教皇委派主持会议的红衣主教使节们的一项主要职责了。

保持教皇权力对于约束教皇权力论，历届教皇都设法成功地加以抵制。最后，教皇胜利了，会议用投票方式通过一项最后裁决：未经罗马教廷的认可，宗教会议的法令一律无效。倘若宗教会议的理论观点得逞，那么现代的天主教教会可能像新教那样也变得四分五裂。显然，在特兰托会议上，各主教倾向于用民族的观点，即依照自己对待国内问题的观点来观察种种事态，同时他们还经常受到各自世俗君主的强有力的影响。总之，教皇派还是占了上风，也就是说，胜利的是集权分子，而不是民族分子。特兰托会议就这样维护了作为天主教教会统一中心的教皇制度，从而避免了天主教教会分裂成为一个个国家教会的那种实实在在的威胁。虽然如此，会议的成效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因为在每一个重要的国家里，世俗统治者起初只接受合乎其心意的会议成果。只是到后来，会议的影响才逐步加强和发生作用。

确定天主教教义的特兰托会议特兰托会议将国家政策问题和教会政策问题加以区分，会议本身致力于两项工作：一是阐述天主教教义，一是改革教会陋习。1545 年，当教会会议刚召开时，新教运动已经发展到无法与之和解的地步：新教徒，尤其是加尔文教徒在任何情况下都绝不愿意从属于罗马教会。总之，特兰托会议没有作出任何让步。

会议宣布，通过善行与信仰相结合，可以获得救赎。会议列举并确定了七种圣礼，认为圣礼是传递神的感化的媒介物，不以接受者的精神状态为转移。宣布教士宣誓担任神父职务后就是不同于俗人的特殊等级。阐明了忏悔和赦罪的过程、步骤。重申了圣餐变体论。会议把《圣经》和口传教义等量齐观，看作是天主教信仰的源泉。因此会议否决了新教仅从《圣经》中寻求真正信仰的主张，并再次断言自《新约全书》那些时代以来教会发展的合法性。会议宣布，由圣日罗姆在公元 4 世纪翻译的拉丁文《圣经》，是天主教教义可以依据的唯一文本。否定个人判断，即否定个人有权认为他们自己对《圣经》的解释比教会当局的解释更为真实。为了反对民族语言，规定拉丁文为宗教礼拜的语言，这一规定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第二次梵蒂冈会议才予以取消。维护教士的独身生活制度。坚持修道院制度。再次确认炼狱的存在。重申赎罪券的理论和正确的做法。赞成尊敬圣徒，赞成崇拜圣母玛利亚，赞成使用偶像、圣物和朝觐，认为这些都是精神上有益而虔诚的行动。

对宗教会议来说，确定教义要比改革陋习容易得多，因为后者存在于千百万人的生活习惯中，根深蒂固。然而，会议还是颁布教令，大力改革修道院制度。会议在坚持赎罪原则的同时，还采取行动反对其弊端。会议规定主教应按习惯居住在自己的主教辖区，要更悉心地恪守本职。会议给予主教更大的行政管辖权，管辖该主教区的教士。制止一人同时兼任许多教会职务（兼职）的陋习，并采取措施，以保证各级教士都能称职。为了提供受过教育的教士，会议规定每个主教区都应建立一所训练神父的神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