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克福议会

与此同时，类似的事情在整个德国更大的舞台上也表现出来。由于旧政府的无能，使国内处于权力的真空状态。一个自我任命的委员会召集一个预备议会，后者接着便为全德议会的选举作了筹备工作。整个德国的选民们不管现有的君主们，径自选派代表去法兰克福，以便建立一个联邦式的超国家的机构。这样产生的法兰克福议会的强弱取决于这次选举的方式。议会表现了整个德国人民心理上的情绪，也反映出许多德国人的自由主义的和民族主义的热望。它代表一种思想。至于政治上，它什么也代表不了。议员无权发布命令或者期待别人顺从他们。在法兰克福举行的全德国民议会，从表面上看，类似 1789 年在法国举行的国民议会，然而实际上前者处于完全不同的地位。对全德议会来说，在它以前没有存在过一个民族的机构，也没有一支全德的军队和行政官员可由国民议会接管。法兰克福议会本身毫无权力，它要依赖有主权的国家才能存在，而后者又正是它企图取代的。

不合时宜的革命法兰克福议会于 1848 年 5 月举行。与会议员代表除少数例外，没有革命者，他们绝大多数是专业工作者——教员、法官、律师、政府机关人员、新教和天主教的教士以及知名的经纪人。他们想要建立的即使不是平均主义的德国，也是一个自由、自治、在联邦范围内统一的“民主的”德国。他们的观点是热切的、平和的，并且是合法的；他们期望通过劝说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厌恶暴力。巴黎六月起义与英国的宪章派的鼓动，这两个事例正发生在法兰克福议会开始活动的几个星期内。这样，该议会对德国的激进主义与共和主义的恐惧感便有增无减了。德国的悲剧（后来欧洲也一样）在于，德国的革命发生得太迟了，那时候，社会革命家们已经开始向资产阶级宣战，而资产阶级则已经惧怕老百姓了。正是老百姓，而不是那些教授或者受尊敬的商人，他们在动乱的时刻实际上已经夺得武器，并且走上街头高呼革命的口号。如果没有下层阶级的起义，中产阶级的革命也不会成功。1789 年与 1794 年期间，在法国出现过的资产阶级与下层阶级革命者貌合神离的联盟，在 1848 年的德国不会并且也没有发生。革命力量的一种形式——有控制的人民骚动，法兰克福议会的德国人不会并且也没有加以运用。恰恰相反，当 1848 年 9 月在法兰克福本地发生激进派的骚乱时，全德国民议会采取了镇压手段。由于其本身没有武装力量，它便求助于普鲁士军队。后者将骚乱镇压下去以后，国民议会便在其保护下继续活动。

领土问题然而，法兰克福国民议会面临的最苦恼的问题，不是社会的而是民族的问题。迄今为止仅仅存在于头脑里的这个“德意志”到底是怎样的呢？法兰克福的议员们渴望建立一个真正的德国，这当然不会是比他们所哀叹的阴暗的德意志更小的德国。由此看来，议员中的“大德意志派”属多数，他们认为，他们正在为之拟定一部宪法的德国应该包括奥地利的土地，匈牙利则除外。这意味着邦联的王冠必然是献给哈布斯堡王朝。法兰克福国民议会里最初处于少数的另一部分人，属于“小德意志派”。他们认为，新的德意志国家，应该将奥地利排除在外，只应包括那些较小的国家和整个普鲁士王国。如果那样的话，普鲁士的国王将成为联邦的皇帝。

1848 年 5 月召开的法兰克福国民议会（正如这幅 19 世纪绘制的插图那样），其大部分议员都是从事专门职业的人们。他们惧怕工人阶级，就像畏惧国王和普鲁士贵族的权力一样，甚至更甚。国民议会的代表曾草拟一部宪法并寻求建立一个包括除奥地利以外的全部德意志各邦的立宪君主制度。可是普鲁士国王不肯接受这种给国王任命权力的制度。当 1849 年议会被宣告解散时，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民族、民主愿望就完全破灭了。（akg-images）

对奥地利和普鲁士军队的依赖法兰克福国民议会期望将非德意志的各民族保留在新的德意志国家里，而每当这些民族以行动来表达其本民族的愿望时，国民议会则又必然地要依赖于奥地利和普鲁士军队。当温迪施格雷茨镇压了捷克的革命时，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不禁为之拍手叫好。它对普鲁士军队镇压波森的波兰人这一行动也表示满意。在这后一个问题上，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和在柏林举行的普鲁士国民议会，意见并不一致。前者的议员代表，认定普鲁士的革命议会太激进，也太亲近波兰，因比，他们实际上是支持普鲁士军队和容克去反对柏林的革命的。而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也决不可能存在。总之，国民议会转而反对柏林的革命运动，从而失掉了先前支持它的群众基础。当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后来发起一系列反对容克、沙皇以及法兰克福的骚乱的时候，议会承认本身的虚弱和脆弱，只能请求普鲁士军队作为自己的庇护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