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主义的胜与败

如前所述，“编撰会”对《新历史教科书》的编写与日本政府对《教育基本法》的修改在历史观、价值观层面上是同一回事，都是直接、间接地认同“皇国史观”，宣扬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思想，否定日本战后的民主主义与个人主义。因此，“编撰会”的成员均积极参与推动修改《教育基本法》。高桥哲哉指出，“编撰会”主要成员西尾干二、藤冈信胜、小林善纪、高桥史朗、坂本多加雄等人均为“新教育基本法追求会”的骨干，正是该会在2000年9月18日向首相森喜朗提交了《新教育基本法请求书》，最初明确提出日本皇室在“尊重传统与培养爱国心”方面是“国民统合的中心”。^[31]还应注意的是，2000年9月18日正是“九一八”事变69周年纪念日，该会在这一天向首相提交《新教育基本法请求书》应当不是偶然，而是间接表明对待日本侵华历史的态度，这种态度与《新历史教科书》介绍伊藤博文的时候回避伊藤在哈尔滨被击毙是一致的。不过，这种做法也表明了他们追求的“新教育基本法”的精神与战前日本国家主义意识形态的相通性。以“编撰会”成员为代表的日本知识分子，是国家主义知识分子，是历史修正主义者。

站在当代日本国家主义知识分子乃至日本政府对立面的，是在战后民主主义的传统中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即前述在抗议修改《教育基本法》的声明上签名的那些人。他们曾经被称为“左翼知识分子”，但从其成长历史、价值观内涵来看，称之为“民主主义知识分子”更符合实际。他们既是“编撰会”版《新历史教科书》的批判者，又是和平宪法、《教育基本法》的保卫者。

批判《新历史教科书》与保卫《教育基本法》，是21世纪初日本民主主义知识阵营对国家主义知识阵营及日本政府的两场主要斗争，但两场斗争的结果并不相同。

民主主义知识阵营对“编撰会”版《新历史教科书》的批判，采取了学术论争、媒体宣传、市民运动等多种形式。在《新历史教科书》“审定合格”两个半月之后的6月25日，他们编写的《历史教科书问题何在？/彻底核查Q&A》出版发行。该书与前述《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的主张》几乎同时出版（后者6月30日出版），两本书出版时间的一致也显示了双方对立的尖锐、斗争的激烈。该书用问答的形式对《新历史教科书》所涉问题进行了全面梳理或质疑，收录了加藤周一、大江健三郎等人批驳“编撰会”某些根本主张的文章。加藤周一的文章是《何谓对自己国家怀有自豪？》，大江健三郎的文章是《在这里无法培育新人》。这样，《新历史教科书》的知识错误与反动价值观两个层面的问题被系统地展示出来。“资料”部分还收录了韩国、中国大陆、中国台湾、泰国对“编撰会”版《新历史教科书》的批判。从作者阵容来看，该书会聚了当代日本最优秀的知识分子。批判阵营的批判卓有成效，结果是《新历史教科书》虽然“审定合格”，但日本全国只有八所私立学校并且是福利学校决定予以采用。^[32]这一结果2001年8月16日公布，西尾干二气急败坏，举行记者会表示抗议，而一直抵制《新历史教科书》的“儿童与教科书全国网络21”则发表声明，称这是“民主主义的胜利”“显示了市民的良知”。^[33]

“民主主义的胜利”是一个内涵丰富的表述。所谓“民主主义的胜利”，不仅意味着这是民主主义思想对同时代国家主义思想的胜利，并且意味着这种胜利具有历史性。限于战后日本的教科书领域而言，这场胜利处于战后初期通过《新宪法讲话》《民主主义》等教科书进行的民主主义教育的延长线上，并且处于家永三郎教科书诉讼案胜诉的延长线上。如前所述，战后初期的民主主义教育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受到国家主义思想的压制，双方的斗争持续进行，以至于发生了家永教科书诉讼案。在历史观层面上，家永历史教科书与“编撰会”版《新历史教科书》正相对立。意味深长的是，“编撰会”正是成立于家永教科书诉讼案胜诉的1997年。这不是历史的巧合，而是历史的必然。家永历史教科书基于民主主义精神如实记载近现代日本的侵略历史却被文部省审定为不合格，而《新历史教科书》歪曲历史反而被“审定合格”。家永三郎经过32年的漫长诉讼最终胜诉，不仅捍卫了历史真实，并且维护了《日本国宪法》赋予日本国民的基本权利和思想自由。在此意义上，2001年民主主义知识阵营对“编撰会”的胜利，是战后日本民主主义教育的再次胜利。所以，《历史教科书问题何在？/彻底核查Q&A》在讨论战后日本历史教科书整体状况的时候，高度评价家永诉讼案的重要性，指出：正是在家永诉讼案的影响下，战后日本的中学历史教科书才能够长期真实地讲述现代日本的侵略历史。^[34]

“民主主义的胜利”同时也是国际主义、人类主义的胜利。《日本国宪法》与原《教育基本法》均表明，战后日本的民主主义本来与国际主义、人类主义具有同一性。《新历史教科书》批判运动的国际主义、人类主义性质，不仅体现在批判阵营在批判历史修正主义的时候已经提出的“超越民族历史”这一主张^[35]，并且体现在旅日华人学者的积极参与及其与日本民主主义知识阵营的合作。早在1997年，即中日邦交正常化25周年之际，旅日华人学者就成立了“在日中国人教科书问题思考会”，针对中日间因历史教科书问题产生的摩擦，试图通过与日本人建立历史共识以促进两国关系健康发展。从2001年2月开始，针对“编撰会”等日本历史修正主义者的倒行逆施，该会组织签名活动、向日本政府相关部门及新闻媒体发表声明，在日本社会和中国国内都产生了一定影响。2001年7月14日，该会在早稻田大学举行大规模集会，批判《新历史教科书》。到会的不仅有中国人，还有多名日本人、旅日韩国人以及德国人、美国人，日本人中包括以慰安妇问题起诉日本政府而广为人知的松井耶依。主办者在批判“编撰会”的过程中认识到超国家价值的重要性，因此在当天的集会上宣布将组织名称由“在日中国人教科书问题思考会”改为“亚洲历史问题恳话会”。组织名称的这种变化，意味着旅日中国知识人超越了国家民族立场，获得了与日本民主主义知识阵营相同的国际主义、人类主义精神。无独有偶，旅日华人在批判《新历史教科书》的时候同样高度评价家永诉讼案。^[36]早稻田大学集会一周后的7月20日，日本知识界在位于东京繁华区的新宿文化中心举行“‘共感共苦’是否可能——历史认识与教科书问题对话集会”，会议题目中的“共感共苦”这个关键词再次体现了超国家的国际主义、人类主义精神。

不过，民主主义知识阵营批判《新历史教科书》的斗争获得胜利，保卫《教育基本法》的斗争却失败了。前者是“民主主义的胜利”，后者则是“民主主义的失败”。

“民主主义的失败”不是败于知识与思想，而是败于国家权力。民主主义知识阵营忧虑并抵抗的《新历史教科书》进行的历史教育、修改《教育基本法》可能导致的国家权力对民主权力的损害，在日本政府修改《教育基本法》的过程中已经变为现实。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实际上，《新历史教科书》的出版与《教育基本法》的修改都与特定的背景有关，都是世纪之交日本政治转型、右倾化、保守化在历史认识领域、教育思想领域的体现。1999年8月9日，日本内阁会议提出的《国旗国歌法案》在国会获得通过，13日实施。这样，在战前日本扩张史上被污染的太阳旗、《君之代》再次成为日本的法定符号。这是战后日本社会的一个巨大转折。在此背景上，森喜朗、小泉纯一郎、安倍晋三三位日本领导人共同努力、完成了对《教育基本法》的修改。因首相小渊惠三突然病倒，森喜朗2000年4月5日就任日本首相，5月即宣称“日本是以天皇为中心的神国”。当年9月18日，西尾干二、藤冈信胜等人的新教育基本法追求会，向森喜朗提交了《新教育基本法请求书》。小泉纯一郎2001年4月26日就任首相，从森喜朗手中接过修改《教育基本法》的接力棒，将具体工作落到实处。小泉上台之后推行“小泉革命”，而其“革命”思想的重要内容就是视日本自卫队为“国军”、认为规定着“放弃战争、否定军备及交战权”的宪法第九条“应当修改”。^[37]担任首相期间，他六次公然参拜靖国神社。接力棒传到小泉的继任安倍晋三手里，《教育基本法修改法案》在国会上一举通过。

在上述三位日本首相中，安倍晋三通过教育改革重建日本国家的意识最为自觉。作为“‘阴热’的国家主义者”^[38]，他在2002年1月担任小泉内阁官房副长官的时候就声称追求“一个有自信的国家”，说：“我们的内心靠的是什么呢？我认为是作为日本人的自信心和对于日本历史、文化的一种骄傲感。”他说，小泉当了首相之后，“虽是静悄悄的，但我认为日本社会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对于小泉出访东南亚国家时祭扫当地英雄墓地，他给予高度评价。因为埋葬在墓地的有当年的日本兵。意味深长的是，他不仅讲述“二战”结束时日本兵留在印尼与荷兰军队作战、帮助印尼独立的故事，并说：“这些故事在印度尼西亚的小学教科书中都有记载。”^[39]换言之，他不仅表达了“大东亚战争”史观，并且表达了这种历史与印尼教科书的关系。2006年7月，即就任首相两个月之前，安倍出版了全面阐述其政治理念的著作《迈向美丽之国》。该书第七章即最后一章“教育的再生”，就是从教育改革出发阐述“美丽之国”的建设。他在该章开头指出：“战后日本一味地从国家主义寻找60年前战争的起源与失败的原因，其结果是‘国家=恶’的方程式被固定于战后日本人心灵的某处。所以，从国家立场出发的构思很难形成。不，毋宁说忌讳那种构思的倾向很强。这是战后教育的失败之一。”这样为国家主义平反之后，他介绍了撒切尔时代英国的《1988年教育改革法》，认为英国在教育改革方面果断地做了两件事，“一是修正自虐式的偏向教育，二是提高教育水平”，并说两者“均与日本教育面临的课题相重叠”。在此基础上，安倍拿出了自己的“教育”定义，曰：“教育之目的乃培育有志向的国民、建设有品格的国家。”^[40]显而易见，安倍以“国民”“国家”为旨归的教育思想与日本战后初期民主主义教育时代的个人主义精神背道而驰，其所谓“自虐式的偏向教育”完全是藤冈信胜、西尾干二等人“自虐史观”的论调。与此相对应，西尾干二所谓“历史教科书问题是日本人自身的自我回归问题”表达的也是与安倍相同的理念。产生于民主主义时代的《教育基本法》在安倍晋三担任日本首相期间被修改是必然的。

新的《教育基本法》实施之后，日本的教育思想发生了逻辑性的转变，因此日本的历史教科书还将被重写。民主主义知识阵营的胜利只能是暂时的、相对的。当历史叙述成为培养自豪感、成为在现实世界中确立自我的一种方式，那么对于日本这样一个有侵略历史的国家来说，历史事实必然被回避、被排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