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日本护宪运动的三个方向

日本不但有“和平宪法”，在思想界也素有“战后和平主义”的提法，然而，由于这些“和平主义”所表达的意义并不一定与西方或中国的理解相重合，日本以外的国家与日本在对“和平主义”的认识上往往存在双重误区。具体而言，在西方，作为政治思想概念的“和平主义”（pacifism）有特定的定义，即以非战·非武装·非暴力为理念和原则的思想。这种定义在政治思想研究中通行，但包括日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国家在提到“和平主义”一词时却并不一定指代上述内涵。而且使问题变得更为复杂的是，日本和中国各自为“和平主义”一词所赋予的意象也常是大不相同的。日本的特点在于常将“和平主义”与“和平”不加区别地使用，不论是“非武装和平”“中立和平”还是“武装和平”，都会宣称自己拥护“和平主义”，而实际上三种观点虽然都不反对“和平”，其实现和平的方式却是大相径庭，并不一定都能够归入“和平主义”的范畴。而中国对“和平主义”的理解往往是褒义的、理想主义的，因而难以认识到日本各种“和平主义”背后存在的差别。这就造成日本的“战后和平主义”与作为政治思想的“和平主义”之间，以及日本的“战后和平主义”与中国所理解的“日本战后和平主义”之间存在着错位。这种错位也是目前国内的日本研究者易将护宪运动（思想）简单归结为和平主义运动（思想）的原因之一。

国内外现有研究常将战后日本的护宪运动与护宪思想不加区别地等同于“和平主义”运动与思想，或者只关注护宪运动与护宪思想中关于宪法第九条的部分，国内学界的通行观点则据此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政治变化的主要思想背景在于“和平主义”思潮的衰退。但事实上，战后日本的护宪运动及其指导思想有更加复杂的特点与变化过程，如果对其进行归类，至少可以分为以下三个主要方向。

（1）市民和平运动。战后至今，许多日本国民为反对战争、反对日本重新武装、反对修改规定了和平主义内容的《日本国宪法》，自发地结成团体或参与街头运动，拥护和平主义。他们的主张以非战、非武装的和平主义思想为主，也常同时包含争取市民权利等内容。

（2）左翼政党或左翼团体领导的反改宪运动。这一类护宪运动以政党主导的议会斗争和街头运动为主要方式，其指导方针是通过发动舆论、确保反对改宪案通过的议会席位等阻止改宪案的通过，捍卫宪法。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运动团体是1954年由日本社会党（左、右两派）与日本劳动组合总评议会（“总评”）发起的“宪法拥护国民联合”。值得注意的是，在指导思想上，这一类护宪运动与一般的市民和平运动并不完全相同。虽然宪法拥护国民联合等团体亦以捍卫和平宪法为诉求，但他们的思想更倾向于“非武装中立”，实际上与纯粹的和平主义理念有一定的区别。同时，在政党主导下，他们的主张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现实的党派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影响，带有与主张修改宪法的保守势力对抗的意味，也受到左翼阵营内部矛盾的限制。随着社会党的分裂，“宪法拥护国民联合”也在20世纪60年代初分裂成社会党·“总评”系的“宪法拥护国民联合”与民社党·“同盟”（全日本劳动总同盟）系的“宪法拥护新国民会议”。

（3）知识分子护宪运动。这一类运动通常很少采取街头游行等引人注目的运动方式，长期以来并未受到国内外学界的关注，但实际上其影响力不容小视，甚至可以说在很多时期都超过了市民和平运动。战后以来最有代表性的知识分子护宪运动团体是由大内兵卫、我妻荣、宫泽俊义等约50名日本各个领域的一流学者组成的“宪法问题研究会”（1958—1976）。该研究会成立的直接动因是对抗1957年岸信介内阁设立的旨在修改宪法的“宪法调查会”，其一系列宪法启蒙活动对宪法调查会和政府的改宪活动造成了相当大的障碍。宪法调查会最终没有得出“改宪”的结论，很大程度上是宪法问题研究会努力的结果。在护宪的指导思想上，这一类运动的情况更为多样，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战后至今，护宪知识分子的主流宪法观并不是理想化的和平主义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