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比起管制并改造日本达70年之久的美国，我们对于战败邻国的真实想法以及那些想法所以发生的社会环境，还缺乏动态的把握、细部的了解和准确的判断。这或许不怪我们：素以侵华和反共著称，并把战后的一切——无论是美好的还是丑陋的素颜全部托付给美国的日本，其近现代以来高筑于日中之间的“政治隔离墙”和“价值隔离墙”，不但没有因“二战”的败北而被打破，反而在随即发生的冷战格局下被进一步强化了。然而，战败初期的日本，其所面临的生存危机和举国失序乱象，却一点也不比德国好。美国历史学家约翰·W.道尔（John W.Dower）的描述是：“满目疮痍的国土、颠沛流离的人民、衰亡没落的帝国与支离破碎的梦想。”当然，“（如果）我们从战败者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将会学到更多：不仅是悲惨、迷茫、悲观和怨恨，还有希望、韧性、远见与梦想”。这促使他“试图‘从内部’传达一些对于日本战败经验的认识”，进而“关注这一进程中最难捕捉的现象——‘民众意识’”，亦即“试图通过还原社会各个阶层民众的声音获取一种认知，即：在一个毁灭的世界里重新开始，到底意味着什么”。[4]
日本战败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武威精神”的膨胀者出于对自身能力的无端自信进而不自揣量和盲目冒进，应该是人们在观察日本终局时的有效视角。这一点，朱云影早年在《日本必败论》中，已根据其内政、外交、财政、产业和派阀等翔实统计数据，给出了答案。[5]这意味着，当为某个自明的“神圣”目标而杀人和自杀者意识到自己的全部行动最终不过是逞“匹夫之勇”的脱缰暴走时，形成于欺瞒和无知的脆弱“信仰”，也只能迅速瓦解而别无可能。日本人在形容战败瞬间的国家情状和国民心理时所使用的“举国虚脱”和“茫然自失”语词，果然以“潘潘”（パンパンガール，对美军慰安妇与街头娼妓）、“黑市”（闇市，私人违法交易市场）和“粕取”（粕取り，酗酒浇愁）等绝望生存实况，为人们展示了这一切；而就在昨天还信誓旦旦要“一亿一心”和“一亿玉碎”的天皇效忠者们，也一夜之间变成了利己主义和败坏风纪的最典型代表：“有警方的目击者提供，不少人步履踉跄地将抢来的军用物资尽可能多地扛回家，仿佛是‘迷途知返’的本能所驱使。即使是神风特攻队的幸存者，也参与了疯狂的物资掠夺”，“有一位飞行员以此来迎接战败：他将飞机装满军需日用品，飞到他家附近的一个飞机场，把战利品装车运回家，然后再返回将飞机引爆”。[6]吊诡的是，除了无知尊皇者的切腹自杀和激情如太宰治等自害自毙者外，大部分日本人选择的是如何迅速地洗心革面、告别过去以示“辞旧迎新”。对此，官方“一亿总忏悔”或“全体国民总忏悔”令[7]的发出时间与老百姓的疾速转向，几乎同时发生：“很难找到另外一个两种文化交汇的历史时刻，比这更强烈、更不可预知、更暧昧不明、更使人迷惑和令人兴奋了。许多美国人，当他们到来的时候，做好了心理准备将面对狂热的天皇崇拜者所带来的不快。但当第一批全副武装的美国士兵登陆之时，欢呼的日本妇女向他们热情召唤，而男人们鞠躬如也地殷勤询问征服者的需求。他们发现自己不仅被优雅的赠仪和娱乐所包围，也被礼貌的举止所诱惑和吸引，大大超出了他们自身所觉察的程度。尤其是他们所遇到的日本民众，厌倦战争、蔑视曾给自身带来灾难的军国主义分子，同时几乎被这片被毁的土地上的现实困境所压垮。事实证明，最重要的是，战败者既希望忘记过去又想要超越以往。”[8]如果有如此感受者不想自我欺瞒，就会发现，上述事项当中，应该是真情和表演都有，否则，美国人便不会感到自己已多少被日本人的妩媚所“迷惑”和“诱惑”。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美方已经无法从“欢迎者”的言行中看出更多的表演成分——他们宁可相信日本人的眼神和表情全是真的，因为这至少可以满足美国最想扮演的解放者和救世主心理。与此相应，日本人的说法和做法也似乎变化得更加乖巧，其拥抱占领军的程度甚至让人无法相信，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就在战败的前一刻，还是“鬼畜英美”骂个不停的死硬分子。
道尔的记录显示，1942年曾把罗斯福和丘吉尔的下半身描绘为野兽，并将一把亮闪闪的日本刀戳在他们屁股上的日本画家加藤悦郎，居然在“8.15”后一夜间就把可憎的敌人变成了解放者，其变化之遽，几乎不需要过程。与此同时，有许多前帝国军人，竟自发地向美国人揭露起曾经虐待过盟军战俘的日方人员，而那些未能按照盟军最高司令官命令上缴私藏家传刀剑的人也频遭举报。事情显然并没有到此结束。有一些人来信说，天皇才是日本最大的利己主义者，是个“吸血鬼”；另有人写信要求，对战犯的审批，无论如何都不过分，因为至少有十万军国主义分子应当被处以绞刑。而最令道尔感到吃惊的信件，竟然是来信者迫切要求日本被吞并，或者成为美国永久的殖民地。他们断言，不如此，则美国在日本所推行的民主改革，将很快破灭。然而最富于戏剧性的案例，还要数道尔的以下记录，尽管这种记录过度地表现了日本人言行的某种夸张：“这些信也暗示了占领的潜在的——有时也不是那么隐蔽的——性的维度。正如美国本身一样，麦克阿瑟被日本男女民众认为是虽然宽大却占据优势的男性的存在。甚至被认为是具有启蒙精神的《朝日新闻》，也以某种天主教式的说法，称麦克阿瑟为‘我们的父’。麦克阿瑟的司令部也分享了这种男性的身份。在写给最高司令官与总司令部的信中，不难分辨出那种持久的依赖心理。而许多写信者显然分不清楚接受麦克阿瑟、接受家长制的权威与接受民主之间的区别。在这点上，最露骨的是一些女性写给麦克阿瑟的独特来信，被困惑的专家们分析为‘我想给你生孩子’的类型。在这里，拥抱征服者的愿望，如果不能在现实中达成，至少是在字面上实现了。”[9]
当这些一时还“分不清楚接受麦克阿瑟、接受家长制的权威与接受民主之间的区别”的草根式反应经过日本的“头脑们”——教育家和思想家的思考后，一系列不乏理性色彩的发言，似乎给战后日本如何走出困境提供了某种方向性的指导——这显然要比从外部强行植入的美国人的要求，更富于日本格调，也更容易被接受。日本知识界能发生如此变化，就常理看应该是异常艰难的：“这对知识阶层来说，是一次戏剧性的转变，因为它们之中曾经反战的仅是凤毛麟角。尽管占领当局对军国主义者和极端民族主义者的清洗，最终只涉及数百名学者和作家，但是事实上到1930年代中期，战前大多数的自由主义者和左翼知识分子放弃了他们的信仰。无论如何，他们支持过战争。”正唯如此，能有一群知识分子同时反省那场错误的战争，已足以使这种转向变得意义不凡，道尔于是乎想到了“进步文化人”丸山真男的所谓“悔恨共同体”。他认为，对于许多像丸山这样的学者和文化人而言，战败与被占领，包含着对未来欣喜的期待，还掺杂着对过去深深的悔恨。这也是他们何以会决意重新开始，并将占领军当局“配给的自由”变成自发拥抱非军事化和民主化的原因。当然，道尔也同时指出感情与理性即便在知识人身上也未能完全剥离的事实：“在知识层中间，政治和意识形态问题，就这样彻底地与悔恨和自我批评纠缠在了一起”，他暗示，所谓“进步文化人”的上述转变，其实也反映了某种不得已心态：“在这个时代做一名受人尊重的知识者，就需要成为一名民主革命的传道者。”[10]道尔或许不了解丸山真男与南原繁之间的师承关系，否则，无论在时间还是观点上，“进步文化人”的称号，大概都会首先送给东京帝国大学末代也是东京大学初代总长南原繁——这位被他誉为“战争批判的先导者”的人物。他指出，与许多教育者相同，“南原繁为曾经鼓励学生支持战时‘光辉的日本’使命的个人之罪，背上了沉重的精神负担。南原繁转变为战争批判的先导者与和平的传道者，经历了理论和信仰上大的飞跃”，这种“飞跃”已被具体体现在此后他的系列营为中：“在欢迎复员学生的集会上，南原繁直率地告诉学生们，战争的真正胜利者是‘理性和真理’，而且这些伟大理想的担负者不是日本，而是英美。这是值得庆祝的胜利”，重要的是，南原繁甚至认为那些死在战场上的学生是“为国民的罪恶而赎罪的牺牲”！[11]这种看似激动的发言，其实已基于他为时不短的思考。他的学生丸山真男事后回忆说，南原似乎早就预料到日本的战败终局：其以人性为旨归而提出的“共同体论”，某种意义上已构成了他上述判断的主要依据。[12]而这个“共同体论”对于日本的改造意义，似乎比丸山的“共同体说”还要更根本些。
以上情况意味着，战败初期的日本，无论是官弁走卒，还是知识精英，他们都曾以极快的速度“完成了”让美国人“震惊”的价值转向工程：“战败显示了多年来所有的极端民族主义的教化，竟然可以被如此迅速地丢弃！”[13]可是，这同时也使学者们特别是那些穷年研究日本学问的专家们的学术观点和智库建议，在GHQ的对日政策制定上，显得有些多余。几乎没有证据能够证明，麦克阿瑟的政策是出自哪个学者或哪家智库之手。传说最多者，是初版于1946年的鲁思·本尼迪克特的成名作《菊与刀》。据称，它的出台，曾直接决定了战后初期美国的对日策略。实际上，从这本书的观点中，除了能发现与GHQ的想法发生某种巧合的一致性外，却无法找到麦克阿瑟将军参考过该书的直接凭证。事实是，“标志着保守的日本专家失去权威的时间，可以被精确锁定”，即“1945年8月11日”。这一天，美国国务院为麦克阿瑟指定的第一位政治顾问，竟是一位中国问题专家，而非国务院的资深日本事务专家。而且，在此后数年间，定期往返于华盛顿和东京之间的顾问团中，也很难寻觅到日本专家的影子。有资料证明，麦克阿瑟从不与日本人交往，也不听学者之言。据他亲近的一位人士说，只有16位日本人跟他说话超过两次。麦克阿瑟只是通过一些由美国军方摄影师拍摄的关于日本的新闻纪录片，使他至少在银幕上跟他所统治的国家保持联系。[14]而且除了情报机关提供的报告书外，他并没有涉猎过有关日本的书籍，也从不询问他的部下有关日本的问题，当然也不从日本人那里寻求情报。当一位在德国出生并且在德国受教育的法学家应聘前来监督日本全部民法和刑法修订任务时，曾谦虚地对统帅部一个陆军上校说：“尽管我精通欧洲事务，但是我对日本的情况毫无所知。”可上校的回答简直可以用“意外”来形容：“噢，那样正好。如果你对日本了解得太多，你可能就会有成见了。我们不喜欢日本问题的老手。”道尔于是在分析麦克阿瑟将军所谓“有华盛顿、林肯、耶稣基督、他再加上天皇的帮助，就能将日本民主化”这一说法时指出：“尽管可以将麦克阿瑟的这种信念归为偏见、假设和陈腐的豪言壮语的混合，但是它却没有受到日本或亚洲问题专家们的干扰。”[15]这意味着，如果仅仅听凭某些人的评价就断言麦克阿瑟将军全然不知日本，那就过于冒险了。事实上，前面所揭示的日本人的战后表现诸相，已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这位最高司令长官对自己治理对象的细微了解、渊博学识、自我改变及其所独有的事物掌控能力。这一观点，至少可以从麦克阿瑟本人的《回忆录》中获得细节上的支持。他写道：“今天我们在东京回想起九十二年前我国同胞海军准将培理。他的目的是通过对世界的友谊、贸易和交往揭起锁国帷幕给日本带来一个开明和进步的时代。但遗憾的是，由此而得到的关于西方科学的知识却被铸成一种对人压迫和奴役的工具了。言论自由、行动自由乃至思想自由都通过诉诸迷信和使用武力而被剥夺了。我们由于原则性的波茨坦宣言而承担了务必使日本人民从被奴役的条件下解放出来的义务。我的目的是，军队复员以及采取其他必不可少的抵消战争潜力的步骤，尽快地去实施上述承诺。”于是，“我从受命为最高统帅那时候开始，就拟定了我想要遵循的各项政策，通过天皇和帝国政府机构来执行这些政策。我完全熟悉日本的行政的弱点和强处，感到我们所设想的改革是会使日本与现代先进的思想和行动齐头并进的改革。首先摧毁军事力量。惩罚战犯。建立代议制政府结构。使宪法现代化。举行自由选举。给予妇女选举权。释放政治犯。解放农民。建立自由劳动组织。鼓励自由经济。取消警察压迫。发展自由而负责的新闻事业。教育自由化。分散政治权力。政教分离”。他相信，“如果得到正当的引导，日本民族的活力将能向纵的方面而不是向横的方面发展。如果这个民族的才智转到建设渠道，国家就能从当前这样可悲的情景提高到受人尊重的地位。”惟此，麦克阿瑟对自己有效地避免了对日改造方案中可能会出现的这样或那样的强迫行动而深感得意：“没有任何在新的日本政府中的好事由于我强加上去或由于对我和我所代表的那些盟国的畏惧而去施行”，“（否则）一旦我离开日本，这些改变也就消失了”；“我所提出的一些改革，是要深入日本人性格的核心的”，“改革必须来自日本人，我知道如果我们不从这个基本的假定出发，整个占领工作就会失败。我在东京时的那几年里，我经常让我的参谋人员记住这个想法：‘我们必须谨慎地避免仅仅为了寻找连我们在我国也许都不能享有的某种程度的完善而干预日本人的行动’”。[16]1945年10月中旬，一位访问东京的特使向杜鲁门总统报告说：“（麦克阿瑟）将军声明说，东方人具有一种自卑情结使得他们在战争胜利时会‘像孩子般的残忍’，在失败时则会像奴隶般地顺从和依赖。”[17]据载，有关“孩子”的说法，还出现在麦克阿瑟的另一个发言中。1951年5月，在美国国会举行的长达三天的“听证会”上，统治日本近6年的占领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一方面赞美了日本，认为单纯的日本国民比老道的德国人要更可信，但同时他也十分感性地宣称，在现代文明的标准下，如果45岁是一个成人的年龄标志，那么，日本人的精神年龄，却很像12岁的孩子。话语间或许没有贬低日本人的用意，因为在他看来，小孩子的头脑中没有固定的思维框架，这样才容易从零开始，学习和接受新的思想观念和世界规范。[18]但日本人的反应显然比较激烈，他们甚至动用广告为自己证明，说“我们不是12岁的孩子！”[19]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