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日本国家力量持续增强，对与经济大国身份相符的政治地位、安全利益与军事政策的需求日益高涨，这促使日本安全政策更趋向于追求“军事正常化”。作为影响日本安全政策的外部因素，这一时期，冷战形势和美国全球战略发生曲折变化。总体上，美国冷战战略压力增大，迫切要求日本加强战略协作，分担安全责任。但与此同时，“经济中心主义”国家战略的惯性，以及尚未衰退的和平主义力量则构成了日本加速“军事正常化”的主要阻力。此时日本的“军事正常化”，表现为在过去安全政策延长线上的稳步发展，基本内容为依托日美同盟，确定为推进“军事正常化”的基本思路，强化军事软硬件建设，同时在主张多种手段保障日本安全的过程中，重视自主性与军事安全手段。
这一时期，日本安全政策的重大特点，是自主意识与同盟协调意识的同步加强与逐渐合流，最终将追求安全自主容纳于日美同盟体制中，从而确定了日本“军事正常化”的基本思路。1970年年初，美国战略收缩，日本基于危机感，安全自主意识增强。时任防卫厅长官的中曾根康弘提出以“防卫自主五原则”为核心的“自主防卫论”。[26]但相较于50年代时，中曾根等“自主防卫论”者对日美同盟的批判明显缓和，不再坚持“同盟与自主不可并存”。[27]中曾根提出“日美任务分担论”，其基本思想是在同盟关系对等、安全责任分担明确的前提下，“确保日本拥有立足自身的安全政策”，“任务分担越明确，则美国不能轻视日本的作用，而日本的自主则越能够得到保证”。[28]中曾根以现实性、工具性态度对待日美同盟，在同盟体系中增强日本自主性，摸索“强军之路”，逐步成为日本推动“军事正常化”的基本思路。[29]
20世纪70年代后期美苏“新冷战爆发”，在苏联军事威胁增大、美国对日战略需求增强的情况下，确保美国对日安全承诺有效性，以及借“任务分担”提升日本在同盟内的地位，成为日本优先考虑的问题。[30]因此，日本在坚持推进安全自主的同时，明确了“日美安保体制为主”的安全政策思路，以更主动姿态与美国合作，公开将日美关系定义为军事同盟。[31]1978年日美签署《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即“78指针”）。1981年铃木首相访美时提出“千里海防论”，将“周边海域数百海里范围内和海上通道1000海里”作为日本防御范围。1983年中曾根首相访美时提出“日美共同命运体论”与“不沉航空母舰论”。80年代，日本以“国际国家”与“西方一员”姿态，积极参与美国领导的西方集体防御体制，并表现出较强的战略主动性乃至“领导意识”。
除借“任务分担”增强自主性，借与西方合作追求“大国身份的安全政策”之外，日本还逐步意识到，与美国的防务合作显著提高了日本军事能力，而且“同盟体制的存在，使得日本建设自主防卫力量的努力具有了合法性”。[32]以“78指针”为基础，日美防务合作重点包括联合“有事研究”、武器装备技术交流以及联合军事训演等。其中，双方在武器装备与军事演习方面产生了直接的合作效果。[33]日本同意对美提供装备技术，加强了对美制装备的采购。美国原产或授权日方生产的战斗机、反潜侦察机、“宙斯盾”舰载反导作战系统等大量列装自卫队。[34]日本海陆空自卫队与美军的制度化联合训演在这一时期得到启动或加强。[35]1980年，日本还首次参加环太平洋联合军演，进入美国主导的多边军演体系。联合训演对提升自卫队实战能力，推动日本参与国际安全合作起到了重要作用。[36]尽管80年代后期日美防务合作有所起伏，但取得的成果促使日本以更主动的心态看待同盟体制，思考如何使其价值最大化。
在国力增长的背景下，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日本防卫预算进入一个持续20年的快速增长时期，为军力发展奠定了基础。[37]在建设方针方面，70年代中曾根提出“所需防卫力量”概念，致力于推进大规模扩军的“四次防”，而曾任防卫次官的久保卓也提出了军力扩建规模更小、内外舆论更容易接受的“基础防卫力量”概念。[38]最终，中曾根的“四次防”计划大幅缩水。[39]以“久保构想”为基础，1976年日本出台首部《防卫计划大纲》（即“76大纲”），提出发展“有节制而高质量的基础防卫力量”。需要指出的是，久保本人亦是自主防卫的支持者，他主张的“基础防卫力量”并非要削减军事力量，相反以提升核心作战能力，实现部队精干化、效率化为基本前提。[40]
同时，在日美战略协调的背景下，日本主动提出“洋上击破”、前沿遏制等攻势性战术理念。在政府“重视制海空权与海上歼敌”的指示下，日本军力建设方针进一步向海上、空中作战力量以及反潜反导力量倾斜。在国力与财政支持下，“76大纲”具体实施情况超过日本政府预期。[41]通过依靠自主军工技术以及有针对性地引进美制装备，自卫队迎来了现代化水平提升幅度最大的时期。1985年，防卫厅主导的“中期业务计划”被升级为政府的“中期防卫力整备计划”，这表明，日本认为有必要以更长远、更具战略性的方式来规划军力发展。
除“硬件建设”外，日本还逐步推进防卫体制方面的“软件建设”。80年代中期，日本政府成立“防卫改革委员会”，以强化安全决策与应急能力为目标进行系统性体制改革。1986年，防卫厅研究提出一揽子的7类32项防卫体制改革方案，其中大多付诸实施。通过改革，统合幕僚会议在集中决策与应对危机上的权力得到加强，分属自卫队各军种的后勤系统开始统一化，自卫队的体制得到优化。1986年，日本还新设“安全保障会议”取代“国防会议”，以内阁九大臣会议为核心，下设事态应对委员会和事务局。这成为以后日本安全战略指导体制的基本模型。
20世纪70—80年代日本安全政策的另一大特点是，争论焦点从“N次防”即中长期军力建设计划转向更广泛的政策领域，除与美国的同盟合作外，经济安全、能源安全、海上通道安全、国内自然灾害防范等问题均被列入安全政策视野。[42]经济增长带来日本海外利益的扩张，1973年石油危机进一步催生了日本在能源安全上的危机感。“作为经济大国的日本，其安全利益不再限于国土不受侵犯，同时需理所应当地掌握有效保卫安全利益的更多手段。”[43]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日本政府提出“综合安全保障战略”。该战略强调军事与非军事安全手段并重，注重安全保障手段的多样化。1980年，“综合安全保障研究委员会”的报告书中指出，日本应当重视在安全上的“自主努力”，“需要为将国际环境改变为更好而努力”，并且“需与共享理念与利益的国家保持合作”。[44]“综合安全保障战略”尽管涉及诸多非军事安全方面，但主要结论是“日本在军事方面需要增强自卫能力”，原因是美国“已经不能像过去那样单独地、广域地、全方位地提供安全”。[45]
同时，日本开始从军事安全角度重视海洋问题，特别是海洋资源与海上航道问题。对日本而言，保护海上航道安全并非单纯考虑日美同盟合作，由于日本依赖海外资源与市场的脆弱性，海上航道安全对于日本“军事具有生死攸关意义”。在现代国际法制度初建、各国将围绕海洋资源展开国际竞争的情况下，日本应像世界上的其他“海权国家”一样，强化独立的海洋安全保障能力。[46]在日本看来，安全利益的扩展和手段的多样化，并不意味着军事手段不再适用，相反，这要求日本以更宽广的视角，重视军事手段的应用，并使之与其他战略手段相匹配。[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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