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外规制与吉田路线”（年）

战败国所处的先天条件，注定了战后日本安全政策的出发点是复杂而非正常的。在“和平宪法”与《日美安全保障条约》两大规范因素的作用下，日本采用了“吉田路线”这一主流安全政策模式。

日本战后安全政策的原型，是作为战败国在20世纪40年代后半期—50年代初的被占领期形成的^[4]。由于当时国际国内条件的制约，日本从两个特殊前提出发构思了新安全战略，即1947年施行的“和平宪法”^[5]和1952年生效的《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当然，同时期日本还进行了以签订《旧金山和约》实现“片面媾和”、倒向西方阵营的战略选择。

在这之前，从理论上或部分现实性来说，日本在安全政策上至少曾有三个选项：非武装中立、自主防卫（重新武装、军事大国）以及下述的“吉田路线”。然而，和平宪法及其第九条制定后，日本至少在名义上需把“放弃战争”和“不保持军力”作为新安全政策的前提。并且，和平宪法施行之后催生了日本一系列的重要防卫基本政策及原则，例如“专守防卫”原则、“不做军事大国”方针、无核三原则、武器出口三原则等；同时，还给日本安全政策带来了一个重要特质——“法无规定”即不可行的法制教条主义，任何安全防卫重大政策及行为，都需要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及其准允^[6]。缘其如此，战后日本安全政策演变的基本线索之一，也可以说就是保守政治集团（尤其是民族主义势力和军事现实主义者）试图以法制改造这一软件改编过程来铺垫“国防正常化”的过程。

和平宪法制定后，日本政府也曾短暂地考虑过由联合国和地区机构负责其安全保障的安全路线。实际上，直到1950年前后，吉田茂首相多次强调重整军备的困难性。然而，“冷战”开始后，朝鲜战争爆发、联合国大会分裂、美国压力日增等外部环境以及早日实现媾和的内需，使日本决策层很快倒向靠美保护路线。1951年，日美缔结《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条约规定美军承担保卫日本义务，日本则提供基地等服务，从而形成了不对等的日美安全关系结构。由此，依赖美国及日美同盟保障安全便成为战后日本安全政策的重要支柱^[7]。

以上两大规定因素，再加上日本国内经济民生压力，使得日本安全政策回调到了一种比较折中、温和的现实方向，这主要体现为时任日本首相吉田茂主导确立的“吉田路线”。该路线，并非回归传统权力政治型的现实主义路线，当然也不是（而且越来越不是）纯粹的自由理想主义路线，而是坚持轻军备、安全靠美、重视经济发展的一种国家安全及发展路线，它被认为是在当时非自主条件下比较符合日本国家利益的一种自主战略选择，也是一种广义上的国家安全保障政策。其中，“轻军备”加“安全靠美”的“吉田安全路线”，至少到20世纪90年代，是不断被日本主流政治势力确认并作为国家安全保障的基本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