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理论与都市文化的生产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都市文化的生产

郑崇选

都市是城市化进程的高级阶段，相应地，都市文化是在都市的环境中所产生的文明成果，都市文化产品的生产是通过当代都市的文化产业发展来组织和运作的，它是在都市的独特背景中由都市大众的文化消费需求决定的。都市文化的生产同样要服膺于人类社会的生产，它也是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产物。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同样可以把都市文化的生产放置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样一个更为宽广的视野中去审视。具体来说，也就是运用马克思关于精神生产的理论去分析都市文化产品的生产，而用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去完成关于都市文化空间的美学批判。这样，我们可以在都市文化的生产和社会效果两个有机联系的层面去更为深刻地理解都市文化的生产和消费机制，用更为科学的理论去避免都市文化发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一、马克思主义关于精神生产的理论

社会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同时也是马克思考察、分析人类社会，建构唯物史观的客观根据。马克思的生产劳动理论提出了人类社会生产的两种基本形式，即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所谓物质生产，是指物质资料的生产，也即人生存发展所需的生活物质资料的生产。马克思把精神生产看成是“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是一切高级的意识形式的生产，即“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及“科学或艺术的生产”。马克思指出:“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¹⁾也就是说，精神生产既有作为人类基本生产形式，与物质生产相同的特点和特征；也有不同于物质生产的特殊性质和规律。精神生产是人特有的生命活动和存在方式，是人的“真正的生产”。

之所以马克思把社会生产活动区别为两种不同的形式，其原因在于两种社会生产形式在人类社会关系结构中不同的阶段和作用。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曾有一段很著名的论断，比较深刻地概括了社会生产两种形式的关系:“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²⁾从中我们可以发现精神生产在社会生产结构中的地位，以及精神生产与其他生产要素之间的关系。在农业经济或工业经济时代，由于物质生活资料的匮乏，精神生产发展规模和水平的狭小、低下，因此物质生产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同时又是决定当时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在当今以及未来社会，虽然物质生产仍然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人们的物质需求仍然需要由物质生产来满足，但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物质资料的匮乏已基本消除，物质生产的功能已由满足人们生存的基本需要向服务于精神生产、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方向转化。精神生产已成为当今，特别是未来人类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

作为社会生产的基本形式之一，精神生产也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范畴。以往的学者在研究唯物史观时，往往只重视从物质生产实践、阶级斗争等方面来考察唯物史观，而忽略了精神生产理论的基础地位，从而导致精神生产理论在社会生产中地位和作用的缺失，导致对唯物史观理解的片面性。这种对精神生产片面的认识也是由人类社会的发展阶段决定的，对于物质生产发展的盲目追求，必然会忽略精神生产的重要作用。只有当物质生产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产生了很多物质生产自身不能解决的问题时，人们才开始注意到马克思在早期的文本中就已经开始阐发的精神生产理论。以至于恩格斯在晚年时不得不承认:“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机会来给其他参与相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³⁾显然，这里的经济方面指的就是物质生产，而其他参与相互作用的因素则指的是精神生产。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已经有意识地把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区别开来，并且开始凸显精神生产的重要作用，“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也就等于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⁴⁾，可见，在马克思那里，精神生产同物质生产一样，成为人的生活的一个核心的组成部分之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直接孕育了精神生产的概念，同时它也是马克思唯物史观思想的发源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最终确立了精神生产的概念:“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观念、思维、人们的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行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⁵⁾这里的精神生产，是以物质生产为基础的，不仅如此，精神生产还受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制约。马克思精神生产概念的孕育、准备和最终确立是和唯物史观对于社会发展的观点相一致的，这也充分证明了精神生产理论的科学性。

精神生产作为一种社会生产，其最终目的并不在于直接精神产品的生产和消费本身，而在于通过一定精神价值的社会性生产和分配，再生产出与一定社会形态的经济基础相适应的精神交往关系，即作为社会上层建筑之一部分的社会意识形态。这一点显示了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本质上的一致性，即两者都是人们进行的，只是以不同的形式进行的社会关系的生产。抛开具体的历史条件不谈，精神生产的主要作用表现为:一是生产精神产品，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提高人的整体素质，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二是为物质生产、社会发展提供理论观点、实践观念、价值取向、行为规范，从而保证人类社会发展的合规律性和目的性的统一，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精神生产归根到底是为了人的生存和发展，正是有了精神生产，才使人具有生存的价值和意义。因此我们只有立足于人的生存和发展，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的来源，马克思哲学的精神才能真正地向我们显现出来。

在马克思哲学的整体视域中，精神生产与文化生产并不是两个完全相通的概念。文化生产的概念既来源于马克思的精神生产，同时又与泰勒的总体性文化概念相关。与精神这一概念不同，文化与物质没有形成截然两分的关系。人的一切成果都是文化，同时在文化概念中还包括器物的物质层面。但是，与精神生产相通的是，文化概念也突出强调了在一定物质基础上的人的主体性与精神特征，文化生产的内在结构已经包括了精神生产、人的自我生产以及社会关系再生产三种基本生产形式。在现代社会的发展背景下，文化生产已经取代精神生产，在实质上与物质生产共同构成了社会生产的两大基本形式。因此，我们可以把文化生产引入马克思社会生产的基本框架，以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作为一般原理性的依据，也就可以比较完整地理解文化生产在复杂历史环境中的复杂状况。

二、都市文化的生产性

作为都市社会生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都市文化的生产体现了社会精神生产在都市化阶段的新特点。在马克思对社会生产的有关论述中，也曾经明确提出过艺术生产属于精神生产范畴的一个具体种类。艺术生产发展到现代都市阶段，其传统的生产方式日渐式微，新的社会化生产方式成为其主要的生产方式，这种转变也同样适用于当代都市文化的生产。

马克思指出:“要研究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之间的联系，首先必须把这种物质生产本身不是当作一般范畴来考察，而是从一定的历史的形式来考察。例如，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就和与中世纪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不同。如果物质生产本身不从它的特殊的历史的形式来看，那就不可能理解与它相适应的精神生产的特征以及这两种生产的相互作用。”⁽⁶⁾同样，要理解当代都市文化的生产，只有将其放在都市社会背景与物质生产的相互关系中进行考察才有可能揭示独特的时代状况。都市是现代性最集中的表达，政治和经济强有力的理性化过程，带来技术的进步和空前的人口集聚和流动，构成了现代都市图景，现代性将城市化和工业化牢牢地结合在一起，工业化成为城市化的基本范式，而随着高科技产业如先进的通讯和信息技术等的发展，当代都市又进入以信息化为主的后工业化阶段，以信息科学技术为基础的当代高新技术产业正在取代以机械制造业为主体的现代工业生产方式，文化资本的力量代替了工业资本成为都市强大的经济动力。物质生产以资本为核心，借助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资本生产联合其他生产要素，全面占有和支配了劳动者剩余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从而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都市的物质生产方式因此也出现革命性的变迁。马克思认为，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必须体现在一定的物质产品中，他把绝大部分精神劳动看成是如同服务劳动一样，是一种非生产性劳动。这显然由马克思所处时代的物质条件所决定的，当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无法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需求时，物质生产是社会生产的主要形式，而不能产生剩余价值的精神生产则是一种非生产性的劳动。资本的介入使精神生产的特点发生重大转变，精神生产从非生产性开始向生产性转变，精神生产也与劳动剩余价值的产生紧密联系。与此直接相关的是，当代都市文化的生产也被纳入资本增值的领域，文化生产的生产性特点越来越突出，文化生产融入物质生产之中，成为物质生产的一部分，而生产性文化生产作为直接的社会生产力，开始参与社会财富的生产。

当代都市文化生产性特点的突出直接促生了文化工业在全世界范围的发展，传统手工作坊式的文化生产逐渐被现代文化工业所取代。马克思通过对“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界说，提出了“文化工业”的某些特征。一般说来，“非生产劳动”是不固定或不物化在任何耐久的对象或可以出卖的商品的劳动。“生产劳动”却是一种以资本的增值为主要目的的劳动。文化工业概念的意义在于它描述了这样一个生产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文化形式的特点是由资本积累的逻辑决定，而不是由任何一个特殊的艺术家所坚持的艺术因素所决定，它成为现代经济的一个重要门类。“工业化文化”的出现，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精神生产领域历史形成的，虽特殊但确实必然会产生的形式。因为只有创造剩余价值，商品才会转化为资本，才会作为资本生产出来。“只有创造的价值大于本身价值的劳动才是生产的”，只有生产资本的劳动才是生产劳动，文化生产当然也无法脱离这个轨道。这样，势必会催生出一种以工业生产方式制造文化产品的行业，势必导致文化被资本所控制，势必导致使文化成为获取高额利润的手段，最终从本质和机制上破坏和消解艺术的独创性和审美性。马克思曾经尖锐地指出:“资本主义生产就同某些精神生产部门如艺术和诗歌相敌对”，就是基于这种批判分析的结果。

文化生产从非生产性向生产性的转变，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效应。生产性文化生产实现了生产、消费和社会关系再生产的同一，在生产消费文化产品的同时，再生产了与此相适应的社会心理和意识形态，从而建构并维护社会生产和交往的既有秩序。关于文化的生产性与社会意识形态的关系，很多西方理论家都有其论述。阿多诺认为，文化工业的目的是通过操纵大众的意识来维持现存社会经济政治体系的。它往往起着“意识形态控制”的作用，强化了现代资本主义文明，而不是质疑、批判和揭露。他还指出，意识形态具有肯定性，它维护现存的社会关系，顺应既定的社会存在，使社会变成一个严肃而听话的乖孩子，“除了它自身的存在，除了服从于现有的状况的支配力量的行为模式，意识形态就什么痕迹也没留下了”⁽⁷⁾但也有与此相反的观点肯定了文化生产性的积极社会作用。费斯克指出，文化工业的产品，并不代表大众文化本身，这些产品不过是大众进行意义生产和流通活动所需要的资源和材料。大众并不是只能消极被动地接受文化工业的产品及其所期许的意识形态内容，他们在观看时可以、而且也不可避免地在生产和流通各种不同的意义。大众不只是在消费文化商品，也是在利用和改换它；文化产品不只是消极接受的对象，更是人们可以利用的资源和材料。文化工业是不是统治者、商业机构有意识强加给“大众”的？它究竟是取消了反叛还是表达了反叛？至今仍然没有一个明确的结论。我们应该看到都市文化生产性所带来的文化生产力的大发展，同时也应该看到由文化生产性的强调所导致的文化产品本身的审美缺失。

另外一个方面，生产性文化生产还造就了一个消费文化时代。文化产业是专为大众的消费而生产产品的现代产业部门，不同于历史上任何一种文化形态，它是商品生产已经渗透到精神与无意识领域时代的产物。它从一开始就是作为供市场销售的可互换物而生产出来的。由此，文化的命运与资本的命运紧密相联，都市文化的生产与消费、制作与销售、交换与流通，统统按照市场规则运转。起决定作用的，不再是个性的表现或风格的寻求，不再是审美的自律和主体的静观，而是制造需要、占领市场、获取利润的文化工业的逻辑。从这个层面来讲，都市文化的生产与消费已经统一起来，正如马克思反复强调的:“生产直接是消费，消费直接是生产，每一方直接是它的对方。”“生产也是消费，消费的需要决定着生产。”⁽⁸⁾这些天才的理论预见，只有在随都市化进程而来的文化生产性特征出现的条件下才得以充分的表现。

三、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与都市文化批判

“异化”这一范畴是马克思一生都在坚持和使用的概念，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体系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理论地位。可以说异化的范畴贯穿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始终，无论是青年马克思或是成熟时期的马克思都没有放弃对异化的运用，两者之间只存在一个角度转化的问题，即从道德伦理角度向历史必然角度的转换。马克思的异化思想由于其本身的丰富性，要想形成一个统一的标准性的把握是难以实现的，因此，对于马克思异化思想的理解需要选择一个理论基点。马克思的异化思想集中体现在他的异化劳动理论中，通过对异化劳动理论的分析，我们就能正确、科学地把握马克思异化思想的合理内涵。马克思认为，工人同其劳动成果之间的关系之所以是异化关系，其原因在于劳动成果不属于自己，而属于他人。“人对自身的关系只有通过他对他人的关系，才成为对他来说是对象性的、现实的关系。因此，如果人对自己的劳动产品即对象化劳动的关系，就是对一个异己的、敌对的、强有力的、不依赖于他的对象的关系，那么他对这一对象所发生这种关系就在于有另一个异己的、敌对的、强有力的、不依赖于他的人是这一对象的主人。”⁽⁹⁾简言之，异化劳动实际上就是生产者把其生产出来的劳动产品的占有权让渡出来，生产者的劳动成果被他人占有，产品本身成了外在于生产者的独立存在物。异化劳动是人本质的异化，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是自由自觉的活动，自由自觉的活动是人类的特性，人因为其所具有的这种特性，才能够按照任何事物的尺度认识和把握事物，且能在理性的支配下自愿地从事某种活动。在异化劳动中，人的这种类特性丧失，“异化劳动，使他们自己的活动机能，使他的生命活动同人相异化，也就使类同人相异化。”⁽¹⁰⁾如此一来，在异化劳动中，人失去了人之为人的根据，变成了和动物一样的存在，失去了人本真的生命属性和自由本性。人与动物是不同的，动物把自己与自己的生命活动看成是同一件事情，人则能将它们自觉地区分开来，把生命活动作为意识的对象，逻辑地推断出两者之间的不可等同性。然而，异化劳动却让这一切界限变得混沌不堪，把人的类生活变成了维持个人生活的手段，人与自己的生命活动画上了等号，人的生命丧失了内在的张力和丰富性。

马克思的异化理论虽然已经经历很长时间的发展和各种不同理论背景的阐释，但在今天的社会语境中仍然有很大的应用空间，特别是在对都市文化的批判上，可以为我们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持。当代社会是一个文化焦虑的时代，学者衣俊卿在他的著述中说道:“当代人类自觉地意识到文化对于人的生存所具有的安身立命的、根据性的意义时，人们已经清楚地看到了文化的危机性的、悖论性的困境；或者说，当人们通过文化的自觉开始从自身确定生存的依据时，却惊讶地发现人类自己的自觉的或不自觉的历史行动和生存活动正在破坏着这一基础。”⁽¹¹⁾他所说的文化的危机性的、悖论性的困境实际上就是当代都市文化所面临的异化危机。人在自己的文化活动和文化创造中生产出来的文化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与文化活动本身相对立，且成为不依赖主体人的、与人对立的存在。文化的商业化趋势的流行，使得文化产品不再是人精神生活的食粮，而成为了一种商业性的存在，文化产品成为人类谋求物质利益的工具，沦为世俗的商品，对于人的生活来说已经没有了生命性的启示。

对于当代都市人的审美生存理想而言，都市的异化直接表现为文化消费的异化。当代人的文化生活，由于其内在的创造性、超越性维度的丧失，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过程日益表现为一种相互间的从众和服众心理。这样一种心理的产生必然导致千差万别的个性文化的消失，文化像其他商品一样，被批量化地生产出来，迥然各异、千姿百态的文化逐渐被统一、规整的文化模式所取代，人们甘愿接受这样一种固定的文化模式，情愿在规整的文化框架中艰难地呼吸，也不愿意运用自己的创造性去创造和选择个性的文化类型。在经济主宰社会生活，文化商品化趋势严重的情况下，当代都市文化日益失去了深度空间和价值维度，日益失去了批判与创造的内在激情、冲动与活力，日益泯灭了捍卫信仰和维护正义的人文品格，日益消解了自我反思的秉性与能力，而变成一种纯消费的文化和享乐型的文化。都市文化的精神性在匮乏，意义在消失，不仅没有提供都市人审美自由的想象性追求，相反却使都市异化的现象更为严重。都市文化的商业化趋势及其无个性现象必然地造成了当代文化生活中的文化浮嚣，其实质无非是文化与人之间的背离，是真实的文化内容与人的疏远和隔离，人由于自身的主观原因，放弃了对文化本质的吸收和接纳，人越来越觉得自己周围的文化变成了自己所无法认知的事物，文化不再是人的本质属性，而最终成为了束缚人的一种异己力量，成为人的对立物，人与文化至此陷入矛盾的两难境地。人，在文化之中，在文化世界的创造过程中，却再也无法感受到文化本身的生命力和积极启示，再也无法体验文化带来的愉悦之感，而只能孤立地、无助地、空虚地、失落地生存在这个世界之中，被文化远远地抛弃在外，文化与人的距离渐行渐远，终有一日成为远离人类世界的浮华之物。

文化主要表现为人的基本的生存方式或生存方法，因此，都市文化消费的异化其实就是人的深层次本质的异化。要避免都市文化的异化，必须避免人的本质的异化，恢复艺术和审美的个性和创造本质，也就是要恢复人的自由自觉的生存方式。我们要在人自身之中，在人的存在和发展中寻找根据和依靠，即人的异化的克服必须依靠人自身的力量，通过人的全面发展及人的“总体性”的实现来达到。

四、都市空间的文化功能与人的全面发展

本文所运用的空间的概念不同于哲学时空观中的空间范畴，它不仅是一种物质的客观范畴，而且是一种文化社会关系。任何时代的人们，都无法脱离具体的物质空间和文化空间而生存。曼纽·卡斯特认为:“空间是一个物质产物，相关于其他物质产物——包括人类——而牵涉于‘历史地’决定的社会之中，而这些社会关系赋予空间形式、功能和社会意义。”⁽¹²⁾从物质形态来看，都市空间首先是一个物质经济实体，是一个人工的物化环境。在都市空间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类型的建筑物、丰富的物质商品、交通工具、消费场所等，城市在不同的时期所留下的有形物质，反映了一个城市物质文化的发展历史，同时也反映了历史中人的行为和意识。我们应该重视都市空间中物质形态的具体构成，但更重要的是我们更应该找到隐含在物质背后的人的因素。城市的本质是人类为满足自身生存和发展需要而创造的人工环境，都市空间就是城市化发展中更为适合人的发展需要的物质空间。

源于工业革命的现代都市不仅标志着一种新的社会形态的出现，它同时也是人类文明和文化演进的一个阶段或者过程。都市不能仅限于满足人的生存需要，还要具备满足人的发展需要的各种条件和环境。人们之所以渴望居住在都市中，正是因为都市可以更多地满足人的发展需要。更确切地说，人类找到了能够满足自身发展需要的聚居形式。都市空间作为人类工作、生活、学习的重要场所，对其中的居民打上了时代的烙印，而都市空间作为时代的产物，其变化也预示着人类文明的前进方向。而且无论城市空间如何变化，其首先应该满足最大程度地适宜人类居住、生活，即“以人为本”。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文化又造就形态各异的城市空间。人类文化的每一次进步与退步都可以通过城市空间的改变而表现出来。芒福德在他的城市理论中，对城市空间的文化功能作用给予了高度的重视与评价。他说:“城市有包含各种文化的能力”，“城市通过它集中的物质和文化的力量加速了人类交往的程度，并将它的产品变成了可贮存和复制的形式，城市通过它的许多贮存设施（建筑物、档案馆、纪念性建筑、石碑、书籍）能够把它复杂的文化一代一代往下传，因为它不但集中了传递和扩大这一遗产所需的物质手段，而且也集中了人的智慧和力量，这一点是城市给人类的最大贡献”。⁽¹³⁾

克劳伯曾对文化作出过经典界说:所谓文化，是与自然相对立的“人化”，即人类“内隐或外显的行为方式”。它本质上涉及的是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城市的本质就是人类为满足自身生存和发展需要而创造的人工环境。在城市物质环境的背后是人类社会的存在，人类的需要又是人创造城市的动力之源。可以说，城市形态的产生与发展都来自人的生命力量，来自人的需要和欲望，人一旦失去了种种的需要和欲望，人类社会的发展也就会停滞下来，城市的发展也就无从谈起了。因此，城市就它的本质含义来说，就是人类生存的方式，是物质的和精神的空间显现的人的文化，是人文的空间化。城市文化作为城市与文化两个概念深层的结合，本质上涉及的是人与城市的关系，人成为城市的灵魂。正如伊里尔·沙里宁所说的:“城市的问题基本上是关心人的性质的。”“人是主人，（城市）物质上的安排就是为人服务的。”⁽¹⁴⁾从这个层面来讲，都市文化虽然是人类文化发展的高级形态，比之前的文化形态具有无比的丰富性。但是，现代都市文化概念的内在结构与其他文化形态仍然是统一的，都市文化仍然是都市人格的具体表现，是人格化的主题空间，它映射着特定时代人格的光辉，同时也是哲学的、宗教的、道德的和审美的等文化形式的集中表现。都市文化就是都市人之为都市人的生活方式。因此，基于以上的论述，我们说要充分发挥都市空间的文化功能，在根本上也就是要使都市空间真正成为都市人生存并得到充分发展的最佳场所。

然而，现代工业文明与科技发展在成为现代都市基质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无限的困惑。在城市现代化的驱使下，工具理性盛行于城市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大众消费社会使人拼命追求物质财富而为物所役，越来越细的社会分工致使人变成了工具，日益抽空了人的主体意识，商品拜物教盛行于城市生活的各种领域。对物的占有欲和追逐，以及这种欲望和追逐对人类自身完整性的挑战、破坏以及考验，构成了现代社会的人文主题和基本矛盾，其典型表现形态即为现代都市文明。在商业氛围极浓的都市社会中，无论是精英文化还是世俗文化都被同化进而腐化掉了，城市的文化功能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文化创造了并不存在的与人相称的社会幻想”。当代城市是商品交换的王国。由于交换中抽象的等价物——货币的介入，各种商品对不同消费者的实际使用价值被掩盖了，商品中所蕴含的创造性劳动也被掩盖了，全社会都变成了商品拜物教的天堂。商品经济使现代生活迅速物质化、精致化、人工化，甚至腐败了、堕落了，但这种堕落恰恰不是因为疏离了神性，而是疏离了人们可以亲和的纯朴的自然及代表生命本身的人性本我，是“角色与自我的分离”。现代城市社会的商品化进程，使本来完整统一的自我为了生存的需要，日益分裂为越来越多的角色，人格的分裂也就在所难免。整个城市就像一部大机器，绞杀了人的存在。在此背景下，都市空间的营造不仅没有带来人的全面发展，反而因为对物质的依附造就了单向度的人格，取消了人的丰富性发展。在各种规模的都市空间的规划中，人失去了对于空间的拥有权，而变成了各种交通工具的天下，特别是发达交通工具的天下。现代都市空间变成了汽车的天地，不再是人的领域。城市是为汽车而设计的，街道以车道来计算宽度，广场要考虑能停多少车。人群被赶回了各自的家里，要出来也得龟缩在汽车里。汽车奔驰在快速道路上，盘踞在大小空地上。如果说中世纪的城市空间是人的行为图式，那么现代都市空间讲述的则是汽车的故事。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人对都市空间拥有权的逐步削弱直至丧失的过程，也就是都市空间中的场所精神逐步削弱直至失落的过程。而一个人尽皆知的事实是，城市是因为人的聚居才成其为城市的，发展到今天成为人类的主要居住形态，而且在将来的很长一段时期里仍将如此。因此，关心人、为人服务是城市的基本任务。那么，人对城市空间权力的丧失，即城市空间“场所精神”的失落，是不是城市不应该有的“异化”现象呢？

关于大都市的发展，早期的城市文化研究者发表了很多不乐观的看法，在他们眼里，大都市是现代工业城市的代名词，如马克斯·韦伯认为现代城市丧失了晚期中世纪和早期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城市所拥有的丰富可能性；格奥尔克·西美尔则在对大都市与精神生活的探究中概括出现代城市生活的特征:没有人情味、没有个性的官僚系统和理性的市场化程序；斯宾格勒更视自己时代的大城市为一种癌症，并预言大都市文化将面临罗马一样的命运，都将毁于某种世界末日式的战争。显然，这些判断对于大都市的未来发展过于悲观，但是对于都市化进程中所带来的很多问题，特别是对于人的精神层面的消极影响，进而带来人的发展的异化现象则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¹⁵⁾根据马克思主义的人学原理，人的自由和谐全面发展具有广泛而深刻的科学内涵。人的全面发展的深刻内涵在于，人不仅要使自己的全部感官、全部能力获得全面发展，而且要使自己的全部现实关系和观念关系得到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是在社会关系中实现的，外部世界对人的全面发展将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马克思曾对人的全面发展境界有过这样的描述，“我们现在假定人就是人，而人对世界的关系是一种人的关系，那么你就只能用爱来交换爱，只能用信任来交换信任，等等。如果你想得到艺术的享受，那你就必须是一个有艺术修养的人。如果你想感化别人，那你就必须是一个实际上能鼓舞和推动别人前进的人。你对人和自然界的一切关系，都必须是你的现实的个人生活的、与你的意志的对象相符合的特定表现。”⁽¹⁶⁾如何才能使人在当代都市空间中获得全面的发展呢，一个最重要的内在动力就是要充分发挥都市空间的文化功能，使都市建设和文化发展都真正的“以人为本”。追求美好的生活是人生的最高理想，一个人性化的都市空间理应为此提供尽可能全面的条件。如果说物质生活是人类最基本的需要，那么，文化生活则体现着人类最基本的价值。当前，文化成为城市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是一个城市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智力资源和精神动力。文化作为城市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方式，能够更加关怀人的幸福、爱护人的生命、维护人的尊严、保障人的自由。以此作为城市文化发展的根本目标，从满足人们最基本的物质生活需要，到进一步满足人们更高层次的文化生活的需要，则是城市文化的时代追求。

人类创造了城市，原本是为了生活得更舒适、更幸福、更美好。正如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人们为了生活，聚居于城市；人们为了生活得更好，居留于城市。”未来的都市空间将成为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同样丰裕的人居宝地，作为创造者与享受者，作为这一社会变革的主体，都市人在创造一个又一个人间物质天堂的同时，必将完成自我人格的变革，实现文化价值新我对现实旧我的超越，最终成为真正全面发展的个体。

原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

郑崇选，（1977—　）男，河南延津人，文学博士。上海社科院文学所副研究员，兼任上海师大都市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出版专著《镜中之舞:当代消费文化语境中的文学叙事》《都市文化研究的多重视域》《现代性与都市文化理论》（合著）等。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分册，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

(7)转引自陈学明:《哈贝马斯的“晚期资本主义”论述评》，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251页。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9)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2页。

(10)《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57页。

(11)衣俊卿:《20世纪文化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深层解读·序言》，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第5页。

(12)曼纽·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504页。

(13)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倪文彦，宋俊岭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9年版。

(14)伊里尔·沙里宁:《城市:它的发展、衰败与未来》，顾启源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6年版，第23页。

(15)朱振武、高莉敏:《科学、文化与现代主义》，《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

(16)《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1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