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强国与文化生产力

党的十八大精神有四个核心要素：五位一体的战略，科学发展的理论，文化强国的路径，民族复兴的目标。其中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这一命题的提出是我党改革发展理论的重大成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理论界和中央决策层对文化在国家建设中作用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不断深化、不断完善的过程。

“文化大革命”以后，我党提出的第一个关于文化的正面表述是“宣传文化”。在这个时间段内，我们把文化从负面的革命对象转为正面的革命力量，肯定文化在政治宣传、意识形态和社会效益方面的积极作用；并与此同时，强调文化的事业属性和公益特征，把文化建设作为党的阵地建设和公共事业建设的组成部分。

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发展和深入，我党在发现文化具有经济元素的同时，在中央和政府文件中提出了文化产业的概念。2003年8月，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关于世界文化产业的发展状况和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的专题，总书记的讲话将文化产业放在国家发展的战略高度来认识。文化除了精神层面的作用外，文化的经济属性、产业属性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国家统计局关于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规定的发布，国务院文化产业振兴规划的推出，进一步将文化产业从定性的认识拓展到定量的操作实施层面。

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决定提出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的要求。这是我党第一次在文件中明确提出文化生产力的概念，在文化理论建设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文化生产力理论的提出，从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的途径、是从体制机制创新入手，积极地推动了我国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均衡发展，也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目标的提出，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2011年10月召开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在全体与会代表对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充分认识下，高度一致地通过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我们理解作为文化强国的文化，包含三个层面：作为物质的文化符号体系，作为精神的文化价值体系，作为行为的文化制度体系。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建设就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的高度统一。

在总结十六大以来文化改革发展的实践和理论成果的基础上，胡锦涛同志在十八大报告中部署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时候，提出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并特别提出增强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这里提到的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实际就是文化生产力，就是文化体现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的一种综合国力。

十八大新一届中央领导对文化的这三个层面都做了清晰的解读。第一个物质文明层面，习近平总书记在他的就职演讲当中明确提出，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着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第二个精神文明层面，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性，但什么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没有达成共识，无法完整表述。十八大报告特别给予了24个词的清晰表述，“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国家、社会和人民三个角度阐述了核心价值观的内涵。以前较少提及的自由、民主、平等、公正等普世的价值均融合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里面去，这是巨大的进步。

第三个制度文明层面。习总书记在纪念现行宪法实行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特别强调“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在于实施”，任何组织和个人的行为都必须在宪法的规范之内。在这里，文化的制度文明意义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十七届六中全会的主题是文化体制改革，而文化体制改革的核心要义是要突破一切阻碍文化生产力发展的机制和体制的障碍。现在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仍然是发达的生产力与滞后的生产关系的矛盾。生产关系的调整就是行为制度的调整。

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是新一届领导集体提出的改革发展的路线图、时间表、任务书。决定进一步从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建立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高文化开放水平四个方面提出了推进文化体制机制创新的思路，辨析了改革与发展的关系，文化发展与社会经济全面发展的关系，使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理论更为完整，更具可操作性。

根据以上对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理论发展过程的梳理，就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及文化体制改革的相关问题，个人提出以下思考和建议，供有关决策部门参考：

一、加强对文化生产力理论的解读，进一步明确文化发展在国家发展中的战略位置，以及文化发展与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互动关系。在今后五至十年，不仅要完成文化发展布局，更要在理论上有所创新和建构。要认真研究物质层面的文化符号体系、精神层面的文化价值体系、行为层面的文化制度体系，以及三个层面的互动关系。文化不仅是软实力，还是综合实力，实际上就是美国总统奥巴马说的巧实力。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文化生产力概念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提供了很好的理论支撑，是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成果，可惜解读得不够。

二、充分认识文化在社会发展中所呈现的凝聚力、推动力和创造力，把文化从思想文化系统的工作重点拓展为各行各业都关注的社会热点。以前在党和政府的文件或规划中对文化发展使用的标准句式是繁荣文化事业，发展文化产业，改革文化体制；建议从核心价值提炼、民族文化传承、社会形态建构、机制体制创新等方面来建构文化发展思路。认真领会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讲话中提出的多元、平等、包容的战略思想；真正做到在理论层面有所创新，在战略层面上面向未来，在应用层面上切实可行。

三、从物质符号、精神价值、行为规范、制度设计四个方面布局文化发展。1.梳理物质符号。强调文化建设与历史传承的关系，对可传承、可物化的文化形态进行梳理以求流传。具体可体现为一系列重大文化工程的实施上。2.提炼精神价值。进一步提炼民族精神和国家形象，增强文化认同与向心力。使其对内有凝聚作用，对外具呈现功能。由文化认同达到民族认同、国家认同。3.引导行为规范。针对文明素质和道德水准的缺失和下降的问题，从法律、行政、道德和文化不同层面引导和建构，并尝试形成可量化的评价标准。4.完善制度设计。以民主政治和市场机制为基础，以前期经济改革的经验和教训为借鉴，探索有益和可行的文化制度设计。

四、强化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功能开发与合理利用。优化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运行机制，确保服务内容、服务质量和服务模式不断提升，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文化需求；确保地方政府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上的投入比例逐年提升，拓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资金来源渠道，引导企业投入资金，在有条件的地区探索运用基金会、社会组织等方式提供公共文化服务资金；建立全国和省市两级的公共文化服务监测与评估数据库，探索公共文化的跨省市、跨地区服务模式。

五、加快文化管理体制改革与文化法制建设。加快国家、省市两级文化管理体制改革，鼓励有条件的文化企业通过市场手段做大做强，在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的文化产业集团的同时，关注中小企业的发展，构建良性的产业生态；在文物遗产保护、文化市场、文化综合执法、版权开发与保护、精神文明建设与社会道德风尚培育等文化发展的关键领域，积极推进民主与法制建设，规范地方政府的产业开发行为，树立公民积极向上的文化审美观念，建设法律、规范、公德、品德融合的文化约束体制。

六、全面梳理与提炼我国传统文化资源，促进以中华文化为基本元素的文化产品和产业开发，形成一批具有重大社会影响的传统文化研究成果，建立“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元素库”；鼓励文学艺术界、文化产业企业在文艺创作、影视生产、内容创意、装帧设计等方面加入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与文化资源；引导借助互联网、手机等新的科技平台的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内容开发，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精髓与时尚文化、流行文化相结合，激发全社会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感、自豪感。

七、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同时注意吸收优秀的世界文化成果，在加强政府层面文化交流的同时支持和协调不同层面民间交流活动的开展。积极参与和影响国际话语体系与对话规则的修订；支持我国在国际上具有一定优势的新兴文化业态的发展，如动漫、影视、出版、移动内容服务等；对我国传统文化走出去给予必要的扶持政策，对那些具有鲜明中华民族特色的优秀内容产品，要通过相应措施给予专项支持与帮助。

八、加强文化领域国家级重大工程建设。我国文化发展需要从国家层面以国家级重大工程的方式对重点领域、重点问题进行攻关。在文化科技领域，可以借鉴国家实验室、国家工程实验室等高新科技发展经验，以国家重点文化科技工程的方式推动文化技术与应用平台开发，数字内容产业关键技术标准研发；在传统文化资源挖掘领域，建立“中国传统文化元素评估与提炼数据库”等重大工程。

九、鼓励各地运用自身优势，形成文化产业发展的区域特色，避免同质化竞争与单一模式开发；在中西部地区重点省份设立文化产业区域服务中心，整合区域资源，为中西部地区的中小文化产业企业提供科技服务、智力嫁接、产品营销、人才引进等相关服务，推动中西部地区文化产业发展；引导各地干部群众更好地认识文化产业发展的特点与潜力，实现文化产业战略地位的提升。

十、从国家文化安全出发，建立跨学科、跨行业、跨部门的国家文化智库（或专家委员会），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打破目前各相关部门所属研究机构明显的部门或行业利益取向。综合国际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要素，从数据的科学研判、概念的厘定辨析、理论的创新思考、趋势的预测把握、挑战的化解应对等实际需求入手，从理论研究、战略研究、对策研究、应用研究等不同层面为国家决策服务。

从宣传文化到文化生产力是我国文化发展的第一个跨越，我们认识到文化不仅是意识形态，还是国家实力的体现；从文化生产力到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我国文化发展的第二个跨越，我们从呈现文化实力提升到文化立国的高度。这样的认识是社会物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也是人民群众的愿望和呼声。改革是最大的红利。作为一个从事文化研究的学者，我愿意和大家一起，参与和见证这个伟大事业的改革和发展过程。

参考文献：

［1］《十八大报告》，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2］《习近平在常委见面会上的讲话》，新华社，2012年11月。

［3］《习近平在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新华社，2012年12月。

［4］熊澄宇：《文化产业研究：战略与对策》，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5］熊澄宇：《世界文化产业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6］熊澄宇：《对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若干思考》，载《新闻战线》2012年第3期。

【注释】

[1]本文原收录于《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