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吉的“新方针”

纳吉的“新方针”

一、纳吉的“新方针”

除南斯拉夫之外，其他东欧国家要冲破苏联模式和摆脱苏联控制的第一次尝试发生在1953年斯大林去世之后，其背景是苏联自身在内政外交上开始作出调整。

前面曾提到过，随着时间的推移，苏联模式有正面效应递减、负面效应递增的特点。到20世纪50年代初，苏联政治生活中过度的个人集权、民主机制的缺失和法律制度被严重践踏，经济生活中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发展严重失衡，外交方面对西方国家的政策过于僵硬，所有这些都影响了苏联社会的正常发展。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新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开始内政外交的调整，即所谓的非斯大林化。第一，党和政府最高领导人职务分开，马林科夫担任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担任苏共中央书记，伏罗希洛夫担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第二，开始平反冤假错案。1953年4月，苏联内务部宣布“克里姆林宫医生间谍案”是冤案，释放了所有被捕人员并恢复名誉。苏联最高苏维埃也几次颁布大赦令，释放了一些所谓的罪犯。第三，在经济上，马林科夫提出在重工业发展已取得了伟大胜利的基础上，开始强调发展轻工业和食品工业；为了生产足够的粮食和向轻工业提供充足的原材料，降低农民的义务交售额，减免农业税。负责农业工作的赫鲁晓夫也主张进一步降低自留地税收，取消一部分农产品的实物税，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扩大玉米种植面积等等。第四，在外交上，苏联开始缓和同西方国家、同南斯拉夫的关系。苏联的非斯大林化在1956年2月召开的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达到了高潮。在《总结报告》中，赫鲁晓夫根据斯大林去世后几年来苏联对外政策上的调整，提出了“关于现代国际局势发展的几个问题”，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个体系之间的和平共处问题、现代防止战争的可能性问题、不同的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问题，这三个问题后来也被概括为“三和”（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在《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中，赫鲁晓夫揭露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把斯大林从神的位置拉到了人间。

但是，苏联的非斯大林化并不是全盘否定斯大林，只在某种程度上弱化了僵硬的苏联模式，对已成定式的政治和经济体制进行表层上的有限调整和改良，没有也不可能完全破除旧的模式。然而，这些调整对东欧的意义不可低估，实际上起到了“松绑”的作用，苏联甚至还迫使东欧国家跟上它调整的步伐。从东欧国家角度说，苏联模式本来对它们就更不适应，显现出的负面效应更大。这些都推动着东欧各国进行冲击苏联模式和摆脱苏联控制的尝试。

在匈牙利，1951年以后，苏联模式带来的消极后果就不同程度地显露出来了。经济上，匈牙利的工业化政策是仿效苏联设计和实施的，“完全无视自然资源、国内情况的局限性和特殊性”^[2]。为了把匈牙利变成一个“发达的工业国”、一个“钢铁之国”、一个“机器之国”，^[3]1951年2月，匈劳动人民党二大通过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修正案将投入与产出各项指标进一步拔高，国民经济投资额由原定的509亿福林增加到850亿福林，其中一半用于发展制造业，重工业投资翻了一番，农业增加仅30亿福林，轻工业几乎没有提高。这个修正案主要考虑苏联的战略和要求，忽视了匈牙利的国情和经济规律，导致积累与消费、国民经济中农轻重比例等方面的失衡。第一个五年计划指标被调高后，国民收入用于投资的比例上升到34%，用于人民消费的比例则降至52%。片面强调超速发展重工业使农业、轻工业和食品工业难以获得按比例发展的资金，其发展规模、速度与重工业形成了极大的反差。1953年，在工业部门中，重工业的比重为56．3%，轻工业和食品工业为43．7%。^[4]在这种情况下，人民生活水平非但没有增长，反而呈连年下降趋势。1950—1952年间，工人的人均实际工资分别为1949年的100．5%、88．1%、78．3%，农民1952年的人均收入只有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前的66%。^[5]政治上，国家的最高权力处于党的控制之下，议会成了表决党的决议的橡皮图章，政府变成党的决议的忠实执行者。在党内，一切事务服从于由拉科西、格罗、法尔卡什、雷瓦伊等四人集团，拉科西则位于权力的顶峰，大清洗时期的冤假错案就是他们秉承莫斯科旨意制造的。

为了使匈牙利跟上自己调整的步伐，为了缓和匈牙利的社会矛盾，进而也为了更好地控制匈牙利，苏联领导人于1953年6月13至16日将匈牙利党和国家领导人召到莫斯科进行了两轮会谈。从会议记录可以看出：第一，双方在会谈中的地位和身份是完全不平等的。一方面是苏联严厉的批评与尖刻的指责，另一方面是拉科西和格罗被动的检讨和无力的辩解。第二，除了贝利亚因工作关系对匈牙利的信息有所掌握，其他苏联领导人对匈牙利的情况基本一无所知。比如，布尔加宁就毫不隐讳地承认，关于匈牙利的许多事情都是“第一次听说”^[6]。

六月会谈最重要的结果是，匈牙利的最高权力参照苏联的样子进行调整：取消党的总书记设置，改设第一书记；党、政最高领导人职务分开，拉科西留任党的第一书记，部长会议主席职务由纳吉接替；调整了内务部，由格罗任内务部部长。在这次人事变动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纳吉将任部长会议主席。伊姆雷·纳吉（Imre Nagy，1896—1958年）生于卡波什瓦尔（Kaposvr）一个雇农家庭，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奥匈军队服役时被沙俄军队俘虏并遣送到俄国，1918年加入俄共（布）。1921年回国后，纳吉加入了非法状态的匈牙利共产党，负责组织农业工人运动，1927年被霍尔蒂当局逮捕，获释后流亡奥地利。1930—1944年间，纳吉旅居苏联，在莫斯科农业研究院学习和工作，1944年10月受匈共国外委员会委派回国在解放区工作。匈牙利解放前夕，纳吉以匈共代表身份出任德布勒森（Debrecen）临时政府农业部部长，领导过那里的土地改革。以后，纳吉又先后担任过内务部长、国民议会主席、征购部长、部长会议副主席等职，在匈共党内任过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1948年，由于对强制集体化表示不满，纳吉同拉科西发生争执，次年9月因“犯有布哈林式的错误”被免去了政治局委员的职务，下放到农业科学大学教授农业经济学和从事农业问题研究。1950年在承认了错误并做了自我批评后，纳吉重新当选为党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此时，苏联之所以让纳吉出任部长会议主席主要有两方面的考虑：一是纳吉同拉科西所犯的错误不仅没有关系，甚至还是其受害者。二是他在30年代上半期当过苏联安全总局的情报员并与苏联内务部有着密切的联系，贝利亚比较信任他。^[7]

根据六月会谈，匈工人党于6月27日举行的中央全会通过了《关于党在政策和实践中所犯的错误和为了纠正这些错误必须采取的措施的决议》。决议指出：匈党过去几年制定的工业化发展目标过高，没有考虑现实条件和劳动人民的需求；忽视农业生产，用强制手段加速发展农业集体化；滥用行政职权对劳动人民任意施以刑罚，犯这些错误的总根源是个人集权代替了集体领导。针对这些错误，决议提出：要彻底改变快速工业化的路线，降低重工业发展速度，修改国民经济发展和投资计划，调整农业政策，加大农业发展力度。无论是党的政策制定还是党内的一切活动都必须严格遵循集体领导的原则，为此，要切实保证党的代表大会在制定和决定党的政策方面的职能，保证中央委员会“真正成为贯彻党的集体领导的机构”。^[8]

7月3日，纳吉正式接任部长会议主席并代替政府在国民议会里作了施政演说，^[9]开始实施被称为是“新方针”调整与改革。

“新方针”降低了扩大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发展指标，把工业增长指标从210%降至165%，重工业增长指标由原先的280%调低到215%，取消或停建了一些正在进行中的大型投资项目。^[10]在放慢发展重工业的同时，纳吉政府还决定扩大对农业、轻工业、食品工业的投资比例，规定农业投资增加45%，约占国民经济总投资额的22%，轻工业和食品工业投资额1953年比上一年增加25．5%。^[11]这些措施初步扭转了国民经济发展比例失调的现象。在农业方面，允许参加合作社的农民自愿退社，鼓励个体农民与合作社平行发展，调整土地租金并给予农民优惠，减轻个体经营农民10%的作物上交义务，解除自由贸易的限制。政府还允许并鼓励零售商和个体小手工业者重操旧业，活跃市场，颁布了关于小手工业者从事工业活动法令和向小手工业者提供信贷的决议。到1954年，个体手工劳动者已超过10万人。^[12]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方面，将工业制成品、食品和工业品的价格下调10%—20%，^[13]工人、职员和农民从两次降低物价中获得5．5亿和4．9亿福林的好处。^[14]政府拨出专款提高发电站、钢铁工厂、采矿工业等部门92万多工人的工资。^[15]增加住房建设，提供低息贷款用于房屋建造，降低房屋建筑、装饰等材料的价格。在政治方面，纳吉着手纠正大清洗的错误，关闭了集中营，释放刑期在两年以下的政治犯，稳定了动荡的政治局势。

“新方针”的内容以经济调整为主，兼顾政治调整，有应急的特点，但在不同程度上触及了苏联模式的弊端，是一次有限的改革尝试。然而，“新方针”不可能解决许多具有全局性、积重难返的问题。比如，优先发展重工业所需的铁矿石、煤炭等原料和机器设备都需要从苏联进口，但是，生产出来的重工业产品由于成本过高、质量低劣在国际市场上没有竞争力。农业投资不够和错误的集体化政策使主要农副产品产量大为减少，粮食和加工类食品的出口急剧下滑。进出口严重失衡，消耗了国家有限的黄金和外汇储备。另外，“新方针”本身也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足，如计划不周，考虑不全，涉及的面太广，各项调整或改革措施也在不同程度上触及某些人的利益，等等，这些无疑影响了“新方针”实施的效果。

“新方针”实施最大的阻碍是苏联和拉科西派。

纳吉出任部长会议主席是苏联“钦点”的，这就要求他实施的“新方针”在时间上必须同马林科夫的“新方针”同步，内容上不能越过苏联鼓励和容忍的限度。就前一个方面而言，苏联在斯大林去世后的党政分权更多的是权力斗争的需要。没过多久，贝利亚于1953年7月被开除党籍并被处决，赫鲁晓夫于9月升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马林科夫“新方针”使严重失衡的经济关系有所改观，在开始时和浅层次上可以见到一些成效，但难以深化和持久，更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发展中的问题。这些为赫鲁晓夫攻击马林科夫提供了口实。1954年9月，赫鲁晓夫在回答英国科学家贝尔纳（J．D．Bernal）提问时就说，苏联将来还要把主要注意力放在重工业上。^[16]三个月后，《真理报》发表了这个谈话。1955年2月，马林科夫被迫辞职，他的“新方针”也走到了尽头。就后一个方面来说，纳吉的“新方针”有不少越线之处。比如，要降低所有重工业部门的发展速度，允许农民退社，支持个体经济，提拔知识分子担任领导职务等等。这些都偏离了苏联预设的轨道。

以拉科西为首的亲苏派是苏联模式在匈牙利的积极推行者，纳吉的上台和实施“新方针”对他们的地位和奉行的政策都是很大的冲击。同纳吉政治命运一样，拉科西的政治命运也掌握在苏联人手中。后者出于控制匈牙利的需要批评甚至“处理”了拉科西，但并没有抛弃他，拉科西还掌控着匈工人党。因此，他密切地关注苏联领导人的言行，根据莫斯科的“风向标”制定和调整自己的应对策略。开始时，拉科西表面对纳吉的“新方针”不说反对，但暗中进行阻挠和破坏，特别是利用党的领导机构公开抵制或拖延“新方针”的实施。后来，当苏联人对纳吉的态度发生变化时，拉科西便利用经济形势的恶化和“新方针”在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转守为攻，以借休假为名前往莫斯科，以纳吉的文章和演讲为素材，在苏联领导人面前对“新方针”和纳吉大加诋毁。

这样，纳吉的“新方针”到了1954年底就实施不下去了。1955年元旦，《自由人民报》开始长篇累牍地发表优先发展重工业，加强农业合作化，提高农村阶级斗争警惕性方面的文章，在舆论上向“新方针”发起进攻，为接下来的政策回转造势。1955年1月8日，匈党领导人再次被召到莫斯科。在会谈中，苏联领导人告诉纳吉，“新方针”是根本错误的。^[17]3月2至4日，匈工人党召开中央全会，在纳吉缺席的情况下通过了《关于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决议》。这个决议指责纳吉宣传并支持“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党的和机会主义的”、“右的修正主义的”观点，提出党的任务还是要坚持不懈地执行总路线和社会主义工业化政策，保证重工业的优先的发展。^[18]在4月14日召开的匈牙利工人党中央全会上，纳吉被撤销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并被开除出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年底又被开除出党。匈牙利的社会发展又回到了拉科西主张的老路上来。

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之后，纳吉并没有消沉，从1955年夏到1956年春对“新方针”进行了深刻反思并写了一系列的申辩文章。这些文章后因匈牙利事件的爆发而没能递交匈党中央，1957年由纳吉的友人秘密出版，书名为《为了保卫匈牙利人民》。在这些文章中，纳吉阐述了对匈苏关系、匈牙利社会主义道路、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若干问题的看法。其中，如何能摆脱苏联模式而探索一条适合匈牙利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如何能摆脱苏联控制而奉行匈牙利自己的外交政策，是纳吉思考的重点。他认为：匈牙利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是民族的，即要建立在匈牙利的现实基础上并符合匈牙利民族利益的；匈牙利的社会主义还必须是独立的，即是匈牙利党和人民自主选择的结果。^[19]可在当时，追求民族性就意味着对社会主义的背叛，追求独立自主就等于宣布脱离社会主义阵营。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否可与民族独立思想协调起来？能不能在保持民族独立、主权、平等、互不干涉内政的情况下，与社会主义阵营共同前进？不走苏联道路而又向社会主义社会前进？这些既是纳吉的困惑，也是许多匈牙利人的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