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的辩证法

启蒙辩证法

《启蒙辩证法》是霍克海默和阿多诺1944年在美国完成的。这一年纳粹德国行将灭亡，该书处处可见对极权主义的严厉批判是可以预料的，但作者却将极权主义的暴政多少归咎于启蒙，这岂止是出人意料，更可说是“骇人听闻”。不仅如此，本书的主题是探讨文化进步如何走向其反面的各种趋势，作者声称他们是根据20世纪30和40年代美国的社会现象来揭示这一主题的。这又是令人震惊的。在纳粹迫害最深重的时刻是美国庇护了这些德国的犹太人，不仅给了他们人道的生活条件，也给了自由的学术环境，然而，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批判的焦点之一恰恰是美国的“文化工业”！在人人都视极权主义与启蒙及美国自由主义文化为势不两立时，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坚称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这确是惊人之语，更意味深长，表明他们并不是作为纳粹的受害者来控诉极权主义的，而是作为体现真正良知和理性的批判知识分子来揭示极权主义的启蒙之源、文化之源，进而展示人类走向真正人性状态的解放之路，他们会感恩于美国，但他们更会超越一己之恩怨而为人类工作，在此意义上，他们确是秉承了马克思的精神，后者在他流亡的英国，写下了要埋葬当时以英国为首的世界资本主义的革命巨著《资本论》。

本书开宗明义：启蒙走向反面，启蒙的目标是要祛除神话，启蒙理性本身却变成了神话；启蒙要使人摆脱对超自然物的恐惧，却陷入对自然总体性的恐惧；启蒙高扬人的主体性，但“被彻底启蒙的人类丧失了自我”⁽⁹⁾；启蒙当然反对暴政，但启蒙造就了新的暴政；启蒙崇尚理性，带来了社会的进步，却同时伴随着人性的堕落；启蒙“提高人的才智的同时，也使人变得更加愚蠢”⁽¹⁰⁾，“被彻底启蒙的世界却笼罩在一片因胜利而招致的灾难之中”⁽¹¹⁾。这就是启蒙的辩证法。

霍克海默与阿多诺不反对启蒙，即不反对小写的启蒙或一般意义的启蒙，启蒙是通向解放的道路，以上他们的批判指向的是“启蒙运动”的启蒙。“启蒙”何以走向自己的反面？启蒙的实现当然需要社会的自由，取决于历史的条件，研究当代历史的学者不难举出欧洲极权主义的例子，来说明对启蒙所追求的自由和理性的遏制和消灭。但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却认为极权主义的盛行恰恰需要说明，与其说它是启蒙倒退的原因，毋宁说是启蒙自我倒退的结果，“启蒙思想的概念本身已经包含着今天随处可见的倒退的萌芽”，如果启蒙不对这一倒退的环节进行反思，启蒙也就无法改变自我毁灭的命运⁽¹²⁾。

何为导致启蒙倒退的内在因素？支配，理性的支配、技术的支配、对自然万物并进而对社会对人的支配。启蒙的工作是从祛除神话对人的支配开始的，在启蒙的理性看来，神话的基础是神人同形说，即用人主体来折射自然界。这样，“超自然物，比如精神和神灵都是人们自身畏惧自然现象的镜像”，破除神话的第一步是将这泛神论的世界还原为人主体⁽¹³⁾。如此逆转造成两个结果，一是将一切神话去神秘化，也即将一切对象去魅化，用韦伯的话说是世界进入一个“放逐众神、不见众神”的合理化时代；一是人主体，确切说，是主体理性成为唯一的主体和绝对的标准，面对并衡量一切已被客观化的对象事物。这两个结果意义深远，一方面，启蒙将世界去魅化，它就“摒除了一切不可度量之物”，在理性可度量的抽象作用下，万物趋向同一，其代价是“万物不能与自身认同”，“个人只是把自己设定为一个物，一种统计因素”，高扬主体的启蒙却吊诡地让真实的个体、主体和质的丰富和多样性归于消失，“获得自由的人最终变成了‘群氓’，黑格尔称他们是启蒙的结果”⁽¹⁴⁾。另一方面，相信能祛除世界的一切神话的主体理性，当然视世界为透明的和可控的，相信理性不仅可以通过知识掌握世界，也可以通过理性造就的技术利用世界和控制世界，这就招致了启蒙所要反对的神话和信仰的复辟，即创造了对理性（科学和技术）无所不能的新的神话。

新的神话带来了新的支配，首先是对自然的支配，“神话变成了启蒙，自然则变成了纯粹的客观性……启蒙对待万物，就像独裁者对待人。独裁者了解这些人，因此他才能操纵他们；而科学家熟悉万物，因此他才能制造万物。于是，万物便顺从科学家的意志。事物的本质万变不离其宗，即永远是统治的基础”⁽¹⁵⁾。

其次是对人的支配。对自然的支配就是技术的支配、工业化的支配，这必然伴随着对人的支配的集体的权力和制度的权力的同步增长。“泛灵论使对象精神化，而工业化却把人的灵魂物化了……凭借大生产及其文化的无穷动力，个体的常规行为方式表现为唯一自然、体面和合理的行为方式。个人只是把自己设定为一个物，一种统计因素，或是一种成败。他的标准就是自我持存，即是否成功地适应他职业的客观性以及与之相应的行为模式。其他一切事情，不管是观念，还是罪行，都受到集体力量，受到从班级一直到工会这些集体力量的监控。但是，连具有威慑性的集体也只有骗人的嘴脸，而它根子里却隐藏着把集体操控为权力工具的权力。这种权力野蛮地把个体拼凑起来，全然不能体现出人的真正性质，就像价值全然不能体现出消费品的性质一样。物与人在求助于没有偏见的认识过程中，采用的却是一种可怕的扭曲形式，这恰恰证明了它所具有的支配力量。”⁽¹⁶⁾

新的支配带来了新的异化，首先是人的异化，理性的机构和技术的机构越是复杂和精致，身体所能得到的经验便越是贫乏。“通过理性化的劳动方式，消除人的本质以及把人变成单纯的功能等做法从科学领域进入了经验世界。这些做法无非是再一次使人的经验类似于两栖动物的经验。今天，大众的退步表现为他们毫无能力亲耳听到那些未闻之音，毫无能力亲手触摸到那些难及植物，这就是祛除一切已被征服了的神话形式的新的欺骗手段……让劳动者软弱无力不只是统治者们的策略，而且也是工业社会合乎逻辑的结果；因为工业社会竭力想摆脱本来的命运，最后却还是落入了这一本来的命运。”⁽¹⁷⁾

其次是主体和理性自身的异化，将一切去神秘化并用实证的知识和技术支配一切的主体理性，最终也将自己工具化了。“为了进一步实行严格的控制，主体性悄悄地把自己转变为所谓中立的游戏规则的逻辑。实证主义，最终没有给思想自身留有任何余地……主体在取消意识之后将自我客体化的技术过程，彻底摆脱了模糊的神话思想以及一切意义，因为理性自身已经成为万能经济机器的辅助工具。理性成了用于制造一切其他工具的工具。”⁽¹⁸⁾从将理性高扬为认识一切、衡量一切和支配一切的至高无上的权威，到理性自我退化为实施支配的工具，或确切说，制造支配自然和社会的工具的工具，这真是最惊人的否定的辩证法！成为工具的理性还能阻止奥斯维辛对人的极有效率的屠杀吗？至此，当霍克海默与阿多诺说“启蒙带有极权主义性质”、断言“技术造就起来的大众时刻准备着投身到任意一种暴政当中”⁽¹⁹⁾时，我们还觉得“骇人听闻”吗？放弃了思想的实证主义的启蒙，不仅难以避免工具理性和技术反过来奴役发明它们的人类，而且必然招致思想的报复，“放弃了思想，启蒙也就放弃了自我实现的可能”⁽²⁰⁾。

法兰克福学派认为，艺术不仅是审美的表达和获得满足的经验，也是批判观念的最后一个庇护所，通过将马克思所说的关于实在的种种幻觉表现出来，“艺术就抵制了艺术作品的商品化，表达不被资本逻辑污染的表象和经验，保持独立的能力，从而可以批判地思考社会”⁽²¹⁾。但在晚期资本主义（二战后），文化与技术结合，文化作品商品化，包括电视、电影、畅销书、主流报刊和杂志及商业电台在内的文化工业导致的文化进步的辩证法是，文化在文化工业中走向反面，文化产品不再提供审美价值、不再激发思考和批判，反成为麻醉人、欺骗人舒舒服服顺从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操纵和支配的工具。“文化工业”的这一批判进路与上述“启蒙辩证法”的分析完全一致，而《启蒙的辩证法》中“文化工业”章的副标题“作为大众欺骗的启蒙”，更是明确文化工业已成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形式，它比早期资本主义中的官方意识形态对大众更隐蔽也更有效地实施了文化霸权（葛兰西）或符号暴力（布尔迪厄），从而更隐蔽也更有效地生产和再生产了现存的经济与社会制度。

文化工业理论集中于文化工业性质的辨析及其欺骗性和操纵功能的批判。首先，文化成为工业，文化作品成为工业产品，产品的要求压倒了作品的要求。“文化工业的发展使效果、修饰以及技术细节获得凌驾于作品本身的优势地位……在音乐中，单纯的和声效果消除了对整体形式的意识；在绘画中，对各种色彩的强调削弱了构图的效果；在小说中，心理描写变得比小说框架更重要。”⁽²²⁾“所有消费者的兴趣都是以技术而不是以内容为导向的，这些内容始终都在无休止地重复着，不断地腐烂掉。”⁽²³⁾文化工业没有创新吗？最新产品的不断变化，是一切商品包括文化商品的特征，但“大众文化时代的新颖之处就在于，它排除了新颖之处”⁽²⁴⁾，因为千篇一律的求新，只是商品的时髦，旨在迎合消费者的接受习惯以获得利润而已，一切业已消失，仅仅剩下了风格。“当人们谈论文化的时候，恰恰是在与文化作对。文化已经变成了一种很普通的说法，已经被带进了行政领域，具有了图式化、索引和分类的含义。很明显，这也是一种工业化。”⁽²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说“文化在今天令一切彼此相似”。文化工业的问题，不仅在于将艺术变成了商品，更在于它否定了艺术自身的独立性。阿多诺指出：“文化产业的全部实践将谋取利润的动机挪到精神产品上来了……带有文化产业风格的精神产品不仅长久地也是商品，而且越来越是商品。”这样，在文化工业中失去的东西形同作品的内在审美消费价值⁽²⁶⁾。概言之，文化工业消灭了文化，这是典型的阿多诺式的否定的辩证法。

其次，文化工业的产品以其特殊的技术和消费方式，模糊了虚构世界与真实世界的界限，将人们的关注从真实的社会问题引开，不仅使人将虚构的生活当实在来认同，也误导人在表象的欢娱中将现实理想化，人们观看电影的经验就是如此。“正因为电影总是想去制造常规观念的世界，所以，常看电影的人也会把外部世界当成他刚刚看过的影片的延伸……真实生活再也与电影分不开了。”有声电影的发明，将艺术再造真实的能力臻于迄今未有的完美程度，以至于“电影强迫它的受害者直接把它等同于现实”，观赏者若不想漏掉连续的电影情节，就必须集中所有的注意力，而这必然失去自己的自主思考和想象空间⁽²⁷⁾。对那些常看电影的人来说，“生活变得更加容易了。电影向人们保证，生活就是它们那种样子，它们总是对的，在它们的权力范围以外，人们根本用不着问这问那”⁽²⁸⁾，“这种认同和转移的过程，令文化工业在给电视台、电影公司、杂志社和主题公园带来利润的同时，又对生活的异化有疗治作用”⁽²⁹⁾。他们认为，马克思说宗教是人民的精神鸦片，文化工业也以同样的原则发挥作用。然而如艾格评论的那样，人们可以周日不再去教堂或把经书放回书架而离开宗教，但却很难对文化工业扭头说再见，文化工业已浸透生活，鲍德里亚意义上的拟像包围了我们，它们是由表象和意象构成的厚厚的织物。“每一件事物都成为广告，且难以识别和批判，因为它被层层包裹在由文化工业在我们和实在之间制造的幻觉之下。”⁽³⁰⁾

第三，文化工业无论是在操纵人的意义上还是驯服人的效果上都是一种文化霸权或符号暴力。一方面，文化工业将一套物化了的世界的观念加给了大众。“对大众意识来说，一切也都是从制造商们的意识中来的。不但颠来倒去的流行歌曲、电影明星和肥皂剧具有僵化不变的模式，而且娱乐本身的特定内容也是从这里产生出来的。”⁽³¹⁾“没有人会从每一个有声电影或每一个广播节目中推断出社会效果，但是社会效果确是为所有人共同分享的。整个文化工业把人类塑造成能够在每个产品中都可以进行不断再生产的类型。”⁽³²⁾另一方面，大众之被操纵，不仅在于文化工业意识形态的欺骗，还在于大众对文化产品的“理解”和认同。“今天，受骗的大众甚至要比那些成功人士更容易受到成功神话的迷惑。他们始终固守着奴役他们的意识形态。普通人热爱着对他们的不公，这种力量甚至比当权者的狡诈还要强大。”⁽³³⁾因此，“文化工业的权力是建立在认同被制造出来的需求的基础上，而不是简单地建立在对立的基础上，即使这种对立是彻底掌握权力与彻底丧失无力之间的对立”⁽³⁴⁾。布尔迪厄将这种得到被支配者认同而发挥支配作用的符号称之为“符号暴力”，它是通过一种既是认识又是误识的行为完成的，此种行为是超出行为者的意识和意愿控制的。以男性秩序为例，它在社会结构上体现为两性的劳动分工，而其认知结构（文化形式）则体现在身体和心智之中。“被支配者，即女性，将这种无思性的思想图式，运用到这一支配关系借以实现自身的人们身上，并类似地应用到（自然和社会）世界中的万事万物之上，特别是他们身陷其中的支配关系之上……女性从支配者的立足点来构建这种支配关系，也就是说，将其视为自然而然的。”⁽³⁵⁾这种为完全无思地认同的男性的社会正义论最终将铭刻于女性的身体上，作为一种“身体化政治”而赋予男性统治一种无可争议的合法性。引入布尔迪厄的“符号暴力”，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文化工业”的权力分析，现在已经清楚，如果说，文化工业是迎合消费需求的文化生产，那么这种消费需求恰恰是由文化工业制造出来的。文化工业许诺给人带来娱乐和美，“然而，不论电影院有多大，这些言过其实的快乐机制并没有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尊严。那种‘完全利用’现有技术资源和设备来满足大众审美消费的想法，正是构成经济制度的重要部分，而这种经济制度却从来不肯利用资源去消除饥饿”⁽³⁶⁾。

最后，文化工业的权力背后站着资本的权力，“最有实力的广播公司离不开电力公司，电影公司离不开银行”⁽³⁷⁾。文化生产过程整合了所有的生产要素，从电影改编成的小说，到最后制作成的音响效果，“所有这一切，都是投资资本取得的成就，资本已经变成了绝对的主人，被深深印在了在生产线上劳作的被剥夺者的心灵之中”⁽³⁸⁾。

“文化工业”这一概念后来成为批判理论最有效的概念之一，也引出广泛的争议和批评。文化研究学者反对文化工业批判对“高雅”文化，的过分偏好，而低估大众文化所具有的潜在的解放作用。阿多诺争辩道，他说的文化工业有别于大众文化，如果后者指的是“大众自发形成的蓬勃向上的文化”的话。文化工业是为大众生产的，其产品也因此并非大众自身的东西。因此法兰克福学派批判文化工业，完全不是从有教养的资产阶级的规范性美学立场出发，对大众文化的所谓低级产品一味谩骂。“相反，阿多诺恰恰在强调，这里根本不可能有针对‘高雅’文化谎言的实质性抵抗，因为像插科打诨、赶集逛市、杂耍胡闹这些‘低级’形式的颠覆性潜能已经在遍布开来的文化产业中得到了驯服，再不能展现出荒谬的力量。它已完全用于以商品形式提供消遣手段，引导消费者同现存社会整体保持一致。”⁽³⁹⁾

作为历经大萧条和大屠杀并在资本主义最发达的美国生活过的批判知识分子，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文化的批判带着深刻的悲观主义，他们不仅看到了以启蒙名义进步的文化工业，实际是对大众的欺骗，“它阻止了独立的、自主的、自觉作判断的、做抉择的个体的形成”，也对文化将人带入真正人性状态的前景没有信心，“如果强调文化足以祛除人的野蛮，脱身于蒙昧状态，脱身于长久的暴力压制，那么文化是败落了”⁽⁴⁰⁾。他们还把纳粹集中营与美国资本主义放在一起批判，两者的区别只是，艾森豪威尔的美国不需要集中营，因为电视一再生产出社会的服从。这样的对比当然引起许多人的不满和不快。但正是法兰克福学派发明的文化工业理论开了文化研究的先河，他们从社会深处追踪渗透于日常经验中种种的操纵与支配，启发了后来的文化研究学派。他们的全部工作旨在揭示，追求解放的启蒙如何反而深深陷入了野蛮状态；这项探究工作仍是未竟的事业，激励一代代的后来者。他们所要致力的人类的真正的人性状态的目标，则永远具有感人至深的道义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