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启蒙和身份变化_底层视野_现代学

文化启蒙和身份变化_底层视野_现代学

7.3.2　普通民众子弟：文化启蒙和身份变化

现代学校初等教育的基本目的是对适龄儿童进行基础教育，使他们成为具备基本文化科学素养的国民。这一教育目的并不指向受教育者社会身份的变化，但会为身份变化打下基础或者提供可能。

在没有现代学校之前，佳村的男性子弟接受的是传统私塾教育。据村中老人回忆，刘氏宗祠里即办有义塾，这所义塾不仅刘姓子弟可读，外姓同样可读[23]。光绪三十二年（1906）两所新式小学堂开办后，佳村儿童开始获得了接受现代学校教育的机会。那么，这个机会对于佳村的普通民众子弟而言意味着什么呢？

首先，这意味着普遍的文化启蒙。在田野访谈和文献资料中，不少村中老人反复述说着外人对佳村文化水准的溢美之词“佳村连捡猪粪的都有文化”［1］98。捡猪粪是为了做肥田之用，捡猪粪者代表着底层民众。这句话所凸显的，正是震东小学对于提升本村乃至周边村落普通民众子弟文化水准的普遍性[24]。能实现普遍文化启蒙的关键在于震东小学的免费特点。如前所述，震东小学的办学费用来自以刘姓宗族为主的地方公产。学生免缴学费，只需负担书费，路远的学生每个学期再交一担木柴给学校食堂（一个成人一天可以砍两担柴），用作自带午饭的加热燃料。在20世纪30、40年代，佳村一带的儿童如果读私塾，一年要交9斗米（约20公斤）给先生作为学费[25]。因此，与私塾的费用相比，震东小学求学的费用是很低的，一般家庭都能负担。这一点得到了众多访谈对象的支持。比如邻近上坞源村的畲民没有土地，靠租种佳村地主的农田和看护他们的山林为生，“土改”时没有一个地主、富农成分的人。但即便是如此贫穷的山村，也有儿童能去震东小学读书。前文提到的叶根生家中靠砍柴为生，13岁时先被送到邻近的资口村读蒙童馆（私塾，佳村刘福安所设），一年后私塾解散转到震东小学插班读二年级；再过一年（1950）由于父亲病故而辍学[26]。畲族老人钟林根也与叶根生一起先去资口村的蒙童馆读书，私塾解散后也一样转入震东小学。比较幸运的是，由于他是家中独子，父母不但供他读完了小学，还进入俭公中学（即现在的松阳县第二中学）读了一年初中，直到1953年当地大旱，家中无力负担才辍学。他清楚地记得“那时候小学读书不用钱，初中要钱，我还有丁等助学金。”据他回忆，村中他们这一代人至少有3人去震东小学上过学，而该村直到解放初期也只有10余户人家[27]。一个贫苦的畲族村落也有儿童能去震东小学求学，佳村的儿童入学就更普遍了。1931年出生的刘为藩告诉笔者：“那时候不管家里条件好不好，都会去读的，学堂不用交学费的啊！除了个别很苦的给地主老倌放牛”[28]。

普通民众子弟接受了初等教育之后，大多不可能像士绅子弟一样继续沿着学制阶梯向上攀爬，多是做一个普通农民在乡村中从事农业劳动。但是对于部分人来说，掌握一定的文化知识多少会在他们的人生轨迹上提供一些身份变化的机会。(www.guayunfan.com)

首先，掌握一定的文化知识可以让一些平民子弟参与到乡村治理中来，担任乡长、保长、甲长、干事等基层公职。乡村社会实际的政治控制权掌握在士绅阶层手里，但是士绅往往不会出面担任乡长、保长、甲长等事务性基层官员，而是物色或者推举宗族中的平民子弟来担任公职[29]。比如光绪二十三年（1897）出生的刘福礽，震东小学毕业，曾任乡长；1912年出生的刘为干，初中学历，小时务农，后曾任界石乡乡长和温石乡干事［5］卷二13。民国后期，佳村是界石乡的驻地，本身分为两个保，当保长或者甲长的基本条件就是识字，两个保的保长基本由刘姓宗族的平民子弟轮流担任[30]。除了当保长，平民子弟还可以在乡里当事务员。比如光绪三十三年（1907）出生的刘福舟，9岁就读于震东小学，13岁（1920）时因家境变化而辍学于五年级第一学期，从事农业劳动；1942年辅助当乡长的胞兄刘福礽任乡干事4年，并加入国民党[31]。另如1921年出生的刘为屏，震东小学毕业后考入当时内迁到松阳办学的湘湖师范，毕业后去安石乡当了事务员，后又曾在界石乡当事务员[32]。

1949年后，国体、政体的巨大变化使佳村的士绅阶级走向没落，底层民众在政治上得到了“翻身”。乡长、生产队长、会计之类的基层干部，开始大量地由一些具有一定文化的贫苦农民担任。比如1927年出生的张光清，7、8岁时进震东小学读书，“读了6年书，毕业后就在家里。没有多少田，就凑着帮帮散工（打短工）。解放后因为说我们最苦，小学毕业的认识几个字，于是乡里就把我叫去做干部了。1950年1月份就入党了，1951年去乡里的，1980年退休。”张光清曾先后在新兴乡、赤寿乡当过总支书记和文书[33]。同样在1927年出生的刘福胜与张光清经历相似，他童年时只在震东小学上了两年半的学就因家境贫寒而辍学了。1950年土地改革时，由于阶级成分好又略有文化，“工作不用自己找的，都是（土改）工作队找上门来要我们做。”此后除了1954—1960年间在家务农，他一共担任了37年的乡村干部[34]。又如1928出生的刘福儒，在震东小学上了3年学后，因为得了“烂脚病”（疑为受日军细菌战散播的炭疽病毒所染）和父母生病而辍学。1949年解放后，他的成分是贫农，被选拔为生产队会计、民兵连长，抗美援朝时期被调到粮管所。由于他在校求学的时间不长，“虽然认识几个字，但算账难算，数字一多要把账轧平就很吃力了。”不过老人认为：“认识几个字还是有用的。以前搞集体化的时候，互助组的生产规划都是我做的。有机会用就能发挥作用”[35]。像生产队长、会计这一类基层职务，刘福尧、钟林根、刘为藩等受过震东小学教育的贫农都在1949年后担任过，1928年出生的刘福堂甚至在解放后担任过两个区的区长。

其次，掌握一定的文化知识还可以外出从军，并担任低级军官。比如1927年出生的张光洲，3岁丧父，8岁进入震东小学就读。小学6年毕业后，张光洲因家贫没有去考初中。抗战胜利后，刘福穰接任校长一职。张光洲和几位同村同学请他补习功课。刘校长每晚教他们《古文观止》，历时3个多月，并在学校中整理出一间房屋供他们住宿和供给纸张用品。1948年正月，张光洲在舅父的启发下报名从军，从此走出佳村辗转赴台供职于交通部门，于1986年退休［1］139－142。另外，生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的刘为霖，震东小学毕业后务农，抗战时期经过第三战区学员大队训练毕业后，曾充任陆军排长［5］卷一22。

再次，掌握一定的文化知识还有机会成为工人。前述的叶根生和钟林根，他们都是于1947年左右进入震东小学的。1958年叶根生被乡政府选拔为工人，进入水电十二局，作为一名起重工赴衢州建设乌溪江水库。虽然当时选拔工人主要是看阶级成分，在文化上没有要求，但是在外地工作的过程中他深感文化的重要性。由于小学肄业已十余年，出门在外的他能识字但不能书写，为此他经历了一个重新学习的过程。他说：“当时出门在外字认到但信写不起了，10多年没用了。……被逼得没办法，就在宿舍的被铺上学写字。我们到底是有基础的，进步好点快，两年之后，班组的工作记录都可以我来写了。13、14岁学的都没用，到24岁才用到”[36]。另一位畲族老人钟林根于1953年初中肄业后，一直在家务农，1972年遂昌源口建设承平一级电站时被选拔去做了一年技术工人，负责操纵柴油机发电。在村里，老人被视为一个重要的“文化人”，老人的儿媳自豪地告诉笔者：“现在村里做好事（红白喜事）我公公都去写字管账的”[37]。

限于资料，上述就一些普通民众子弟生涯变迁所概括出来的3方面情况只是一个概要性介绍。从总体上看，近代佳村普通民众子弟大多进入过震东小学接受学校教育，这在整体上提升了佳村民众的文化水准。但是对于其中大部分人来说，初等教育的经历并未改变他们身为农民和终生从事农业生产的人生轨迹；只有少数人在各种条件的机缘巧合下，不同程度地发挥了早年所受学校教育的作用。正如刘福儒所言，早年所受的教育“有机会用就能发挥作用”。而对于多数没有机会的普通民众子弟来说，则遵循着“用进废退”的自然规律，早年所受的教育逐渐退化为一种文化印记，并转而对后代寄予新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