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西南山区_底层视野_现代学

浙西南山区_底层视野_现代学

1.3.3　浙西南山区

浙西南山区是一个区域地理概念，泛指浙江省的西南部山地。这一带是浙江省地势最高的区域，洞宫山脉和仙霞岭东北－西南走向横亘其中，省内最高峰黄茅尖（海拔1921米）和百山祖（海拔1857米）均在其境内。从行政区划上说，在明清时期主要是指处州府所辖的丽水、缙云、青田、云和、松阳、宣平、遂昌、龙泉、庆元、景宁10县，旧时简称“处属十县”。

本研究将浙西南山区作为考察的区域基于下列四点原因：

第一，作为一项中、微观研究，将视野放在一个特定区域，能使研究较为精细、深入。区域社会是整体中国的一部分，解剖一个具有特色的区域社会，本身就有助于我们深化对整体中国的认识。而且乡村民众总是生活在具体的区域社会中，我们要关注下层民众，重建社会生活的实态，都离不开区域研究［35］总序1－2。为此，笔者选择了浙西南山区这一区域，尝试对该区域乡村民众社会生活中学校教育所扮演的角色进行考察，努力重建这一区域乡村民众生活实态的某些侧面。

第二，浙西南山区群山环抱，有“九山半水半分田”之称，区域内有瓯江流域及其支流形成的小块河谷或低地。该区域相对封闭，内部由于水系的存在而联系密切，逐渐形成了经济、社会、文化上的同质性和内聚力。根据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的区域研究学说，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中心－边缘”结构，适合展开区域研究。由于社会经济条件的落后，该区域民众绝大多数生活在村庄中，少数生活在集镇，县城里的更是极少数。即便是县城，也只是联结周围若干个村庄、并为村民提供定期的资源和信息交流平台的“集镇”。直到民国后期，浙西南十县仍然是“十县九无城”，多数县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城墙，在外人看来，一些县城无非就是个“大村落”[9]。据学者对清雍正年间浙江各府县市民（城镇）人口比例的考察发现，处州府各县市民比例没有超过10%的，并指出在山区城镇人口一般只占5%左右，甚至更低［37］120。当然到了民国期间，城镇人口会有增加，但是直至1949年浙西南山区9县（不含宣平县）的城镇人口也仅为9.49万人，占总人口数的8.09%；农村人口则为107.72万人，占总人口数的91.91%；从职业上来看，到1949年非农业人口仅为9.02万，占总人口数的7.7%，农业人口则为108.19万人，占总人口数的92.3%［38］71。可以说在本研究所关注的清末到民国期间，浙西南山区的人口绝大多数是农村人口，我们可以将整个浙西南山区视为一个乡村区域。为此，本文除了研究需要而在局部章节将县城和周边乡村有所区分外，一般情况下会综合利用所有涉及浙西南山区村落和城镇在内的资料；在具体章节中也将同时使用“乡村民众”与“山区民众”这两个称谓，两个称谓所指称的是同一群体。(www.guayunfan.com)

第三，中国的现代学校教育首先发生于沿海、沿江的大中城市，清末兴学以来学校教育在内陆或乡村地区的推广也遭遇到重重阻力。即便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人们意识到了这一问题而开展的乡村教育和乡村建设运动，其成效也局限在一些实验区而已，相对于全国广大的乡村而言可谓沧海一粟。然而，1937年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迫使政治、经济、军事中心撤退到内陆和乡村地区；各种教育机构也大量内迁，从而推动了内陆和乡村地区教育事业的迅猛发展。就全国而言，大西南、大西北是大后方；就浙江而言，浙西南山区就是大后方。“抗战”爆发后，临时省会以及各种行政机关、军事单位、经济实体、文教机构纷纷迁入浙西南山区，使这一区域文化教育水平获得了迅猛发展，民众的社会生活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由此可见，浙西南山区在1904—1949年的现代学校教育变迁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全国的一个缩影。认真考察该区域在该时段的现代学校教育和民众生活变迁情况，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人们对20世纪中国教育变迁的认识。

第四，浙西南山区是笔者的家乡，要了解乡村民众的生活，进入比较熟悉的区域总比进入别的区域要可行一些。浙西南山区的山川形胜、风土人情、历史沿革，笔者虽不能称了如指掌，但毕竟是熟悉和亲切的。浙西南山区的学校教育在经历了抗战期间的兴盛后重又走向沉寂，至今仍在全省处于落后位置，这一事实更迫使笔者去探寻其历史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