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西南山区民众受教育情况的整体评估_底层视野

浙西南山区民众受教育情况的整体评估_底层视野_现代学

3.3　浙西南山区民众受教育情况的整体评估

据1948年统计，浙西南山区各县（不含宣平）的总人口为1167670人，其中大学程度1872人，占总人口数的0.16%；高中程度3803人，占总人口数的0.33%；初中程度14780人，占总人口数的1.27%；高小程度59445人，占总人口数的5.10%；初小程度95079人，占总人口数的8.14%；私塾119960人，占总人口数的10.17%；不识字713233人，占总人口数的61.08%［17］75。各项百分比之和为86.25%，尚有13.75%的人口文化程度不详。从前述对国民教育制度实施期间失学民众补习班情况的考察中可知，1940—1948年间浙西南山区10县中失学民众补习班毕业的人数应该不少于215429人，此数字占1948年浙西南山区10县总人口1242093人的17.34%［17］69；［18］93。如果再考虑扫盲之后的复盲因素，到1948年214994名经过失学民众补习教育的人有部分会重新成为文盲。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前述13.75%文化程度不详的人口，应该基本受过失学民众补习教育。这一推算如果成立，那么到1948年，浙西南山区受过各种类型和层次的教育的人口比例约为38.92%；按浙西南山区10县124.21万总人口计算约有49.68万人。在这49.68万人中，排除掉总人口10.17%的接受私塾教育的人（12.63万人），则还有占总人口数28.75%的约37.05万人接受过各种层次和类型的学校教育。这一大致的数值，应该就是浙西南山区近代兴学以来学校教育的成果。

除了从总量上进行考察之外，我们还可以用学龄儿童入学率这一关键指标来考察近代兴学以来初等学校为儿童提供的入学机会。由于清末和民国时期的相关资料大多残缺不全，我们很难有充足的数据描述各县历年学龄儿童入学率的变化情况，而只能撷取民国时期数据相对较多的若干年份作一概要性描述（详见表3.17）。

表3.17　民国期间浙西南山区各县若干年份学龄儿童入学率

单位：%(www.guayunfan.com)

资料来源：本章表3.2、表3.8、表3.9，另根据各县教育志记载，不再一一注明。

从表3.17所列的几个年份的数据可见，民国中期以来浙西南山区各县的学龄儿童入学率总体上是逐步提高的，各县平均入学率的最高值是在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达到60.83%。浙江全省的学龄儿童入学率最高值是1947年的66%［4］208，浙西南山区的水平略低于全省平均水平。

当然，民国年间各县的有关统计数据也不完全可靠。受时代条件的制约和天灾人祸的影响，很多学校的办学很不稳定，这也造成了统计的困难和不确定。1931年缙云县教育局长就估计：“（缙云县小学的数量）八折九折恐怕还担不住，尤其许多学校，时开时闭，间年而停，经年而复，视为常事”［8］49。因此，我们一方面要看到从清末到民国后期浙西南山区各县的学校教育规模整体上在不断扩充，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清醒地意识到，在种种条件的制约下“量”的扩充并不必然导致“质”的提高。应该说，近代浙西南山区学校教育的办学质量是不尽如人意的。

首先，办学层次和民众受教育水平均不高。

从办学层次来看，各县所办的大多数都是初级小学，中学数量极少，根本无法满足小学毕业生的升学需求。从清末到民国后期，虽然中小学的办学规模整体上不断扩大，但是中、小学之间的数量差距也在不断扩大。1949年的小学数量比1911年扩大了11倍，中学数量却只比1911年扩大了6.8倍。1940年后国民教育事业中的失学民众补习教育也同样办学层次不高，初级班和高级班在办学时间上只是半年和一年的差别，远没有办理小学和中学那么复杂和困难。但是初级班的数量还是远远超过高级班。在1940—1943年间，各县办理的初级班和高级班的数量分别是3928班和334班，前者是后者的11.8倍。云和县则在这4年中未办过1个高级班［33］［34］。

办学层次的低下导致民众受教育水平的低下。从1948年9个县人口的文化结构中我们看到，中学程度的仅占总人口的1.6%（高中0.33%，初中1.27%），小学程度的占总人口的13.24%（高小5.10%，初小8.14%）。从1940—1943年失学民众补习教育的数据中我们也看到，毕业于初级班和高级班的民众数量分别为123473人和9252人，前者是后者的13.3倍［33］［34］。中学数量少和受过中等教育的人口比例低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等以上教育的费用远比初等教育昂贵，普通人家根本负担不起。1948年度第一学期（1948.8—1949.1）全浙江省公私立中等学校的收费标准为：入读初中，住校生平均要支付84.25公斤大米和990万元法币，通校生平均要支付67.75公斤大米和355.5万元法币；入读高中，住校生则是145.75公斤大米和985.5万元法币，通校生是73.25公斤大米和351万元法币［3］440。到了1949年初，国民政府的经济濒临崩溃，物价飞涨，学校已不收纸币而改收实物（学米）作为学费了。当时省立处州中学高中一个学期的费用是：“学杂费和主副食费700斤，书籍费300多斤，再加运费百斤，共计需要一千多斤稻谷。”也就是说，一个学生每学期需缴费用为0.5吨稻谷，“普通人家委实不堪负担”［6］221。由于浙西南山区各县村庄分布分散、交通不便、信息不灵、经济落后，大部分家庭只能让子女初识文字；宗族有一定公产的可以读至小学毕业，少数可以读完初中。但是再要接受高中以上的教育，就得长途跋涉到外地求学了。这对于绝大部分乡村农家子弟来说是不敢想象的。

其次，学校的师资水平低。

1924年，省视学陶赞尧到庆元县视察北区区立第一女子小学校时发现，“教员戴雅贞授高级理科，教授尚有变化；李静斋授三、四年级习字，一、二年级国语，仅依书直说，似欠合法”［14］30。这段评价反映了当时浙西南山区教师水平不高的问题。我们还是以浙西南各县中初等教育规模最大的青田县为例来说明这一问题（见表3.18）。

表3.18　青田县1934—1947年间若干年份小学教员资格情况

单位：人（人数、其中女性），%（比例）

资料来源：［2］120。

从上表可见，虽然1934年到1947年间青田县小学合格教员的比例总体上呈上升趋势，但是中间起伏很大，这反映出教师队伍的不稳定；而最后35%的合格率，终究尚未达到一个起码的（60%）水准。师资水平低不是青田一县的情况，其他各县都有反映。比如庆元县立两等小学堂在宣统元年（1909）时有教员7人，其中师范毕业1人，他科毕业1人，旧学之士5人。民国初年，小学骤增师资紧缺，教员大多数由旧式学究充数，全无科学知识者比比皆是。1934年小学教员资格调查显示，全县有小学教员105人，其中师范毕业生7人，登记合格12人，不合格6人，未登记85人。1944年2月，全县共219名小学教员，经检定合格教员仅34人。1946年全省第二次小学教员总登记中，庆元小学校长、教员合计367人，普师、简师毕业的合格教员仅63人，代用教员则高达304人，占教师总数的82.6%［41］38－40。

虽然在抗日战争期间大量外地人才的涌入或在外工作的人士回原籍避难，使得学校可以聘请到比以往更好的师资，另外国民教育制度推行的过程中相关的教育实验研究也在专家指导下在浙西南山区实施，这也有助于教育质量的提高，但是这种提高是极其有限的。对于浙西南大多数乡镇村庄办理的小学来说，本就因为身处山区地瘠民贫，抗战期间又屡遭战乱，政府无暇顾及，因此在经费、师资等方面都很难达到起码的要求，教育质量总体上依然低下。1941年6月，省教育厅督学金学俨视察龙泉县的教育后称：“各学校经费仅发至二月底止，米珠薪桂，月给为难，优良教师不安于位”。另外，由于抗战期间担任教师可缓征兵役，“有的为了缓征兵役而不在职，难免滥竽充数，以致学生到校日少，有的保国民学校处停顿状况”［13］41。到南京国民政府即将崩溃时，经济状况跌至谷底，各地的教育质量也日渐下降。1948年10月松阳县某参议员的提案中就指出：“查松阳县乡村教育日形腐败，或校门紧闭，或半年不到一月教课，或教课不若塾师之勤，因而水准低落，已成不可掩饰之事实，岂不令人痛愤！”［10］42这段话语，当可视为对民国后期浙西南山区学校教育质量的一个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