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社会人类学研究中的乡村教育图景_底层视野

早期社会人类学研究中的乡村教育图景_底层视野_现代学

1.2.1　早期社会人类学研究中的乡村教育图景

用“底层视角”进行微观研究一直是人类学研究的方法论特征之一[2]。20世纪初期，中国一些大学和研究机构先后设立了社会学和人类学系或专业，并展开了对中国乡村社区的初步研究，一批社会人类学研究成果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纷纷出版[3]。这些著作大多就某个乡村社区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状况展开共时性的结构描述和功能分析，其中少数著作涉及现代学校教育与乡村民众生活关系的考察。

廖泰初的《变动中的中国农村教育：山东汶上县教育研究》（1936）在访谈调查的基础之上，揭示了20世纪30年代汶上县私塾强大、学校势弱的情况。廖泰初认为，在当时的乡村社会条件下，私塾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政府与其一味强调取缔，还不如积极改良和利用；对于现代学校而言，则需要地方化和本土化，“适合环境需要，适合人民口味，得多数人的同情拥护”，才能真正成为乡村建设的新力量［10］1，11－12，23，34，85－87。杨懋春的《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1945年）用社会学中初级群体和次级群体的概念描述了家庭和村庄、以及在两者之间（宗族、邻里、宗教团体等）和两者之上（村庄群、集镇等）的社会组织中民众的生活方式。其中杨懋春观察到，台头村的两所学校（村小和教会小学）在村庄的组织、冲突、领导等活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他认为现代学校教育是受儿童欢迎也是能造就人才的，但是成年村民并不理解现代教育体制的意义，认为读书如果不做官就不能给家族带来荣誉，所以他们依旧怀念科举时代的功名［11］140－144，153－158，183。

从这些早期人类学著作（包括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中我们可以获得如下认识：

首先，现代学校教育在乡村的实施，不同地方差异巨大。汶上县和台头村同在山东省，前者位于西南部，后者位于东南部，然而两地在学校教育上的情况差异极大。前者私塾占统治地位，现代学校势弱；而后者则通过乡绅明智而积极地努力，将原有的私塾成功地改造成现代学校，并被政府纳入到公立学校系统而得到了资助，从而在与村中教会小学的竞争中居于优势地位。(www.guayunfan.com)

其次，乡村民众从实用性出发对不同类型的教育会采取不同的态度。如前所述，在费孝通考察的江村，“文化训练并不能显示对社区生活有所帮助”［7］50，学生家长并不愿意让子弟接受初等教育，但是又很欢迎那些能直接帮助他们提高生产水平的职业技术教育。在汶上县，私塾可以满足民众识字、打算盘、写毛笔字等实际需要，由此民众宁可花比读小学更多的钱也要进私塾。

再次，乡村中的现代学校有可能成为不同势力争夺社会地位的工具或“战场”。比如，台头村的村小由一个强势宗族办的私塾转变而来，教会小学则是其他宗族借外来文化之力显示自身存在的产物，两所学校把村庄分成了两个群体。村小教师在传统上享有很高的威望，因为他们的身份兼具学校教师、宗族族长、乡绅和地方学者多重角色，是村庄中非官方领导之一。在教育现代化的趋势中，村小的主持人也能跟上时代变化，由此新一代的村小教师仍然是重要的村庄领导。在汶上县，办私塾的“塾东”大多是乡村中的权势人物，有时甚至就是负责推广学校教育的乡长、镇长，这些人认为办私塾是获得和加强社会影响力的方便办法。这些情况都提醒我们，除了从经济角度看学校教育对乡村民众生活的影响外，还应该从乡村文化和权力结构的角度来理解现代学校在乡村的处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