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的语言视野

1　人类学的语言视野

一、思想背景

20世纪初，就在欧洲人文主义语言学沿着洪堡特主义的路线，深入发展的时候，美洲的语言学人文主义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独立地成长起来。这一变化基于两个重要的背景因素：其一，哲学、人文科学研究方兴未艾的语言本体论思潮;其二，人类学对语言研究和语言调查的全方位地介入。

语言本体论是作为对思维本体论的反拨而出现的。在方法上，它则是亚里士多德以来泛逻辑主义的对立面。从古希腊罗马时代开始，思维和语言的关系就被简单地看作内容和形式的关系。亚里士多德认为，思维范畴决定语言范畴，“口语是心灵的经验的符号”^[1]。“正如所有的人的书法并不是相同的，同样地，所有的人也并不是有相同的说话的声音;但这些声音所直接标志的心灵的经验，则对于一切人都是一样的，正如我们的经验所反映的那些东西对于一切人也是一样的”^[2]。从这一点作逻辑的推论，首先，语言作为形式，其发展是由思维内容、思维方式的发展需要所决定的。其次，在语言中所有取得表达的东西一定是属于逻辑学的东西，语言思维一定是合乎逻辑的思维。其三，思维是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活动，具有人类共性;同一思维内容可以用不同的语言形式来表示，语言具有民族性。在这种思维本体论的影响下，古希腊罗马时期的语言研究，主要关注思维范畴对语言范畴、首先是对语法范畴的影响。人们不仅把语法范畴和逻辑范畴等同起来，而且还把自己的研究任务看成是通过逻辑范畴和用逻辑范畴的术语来描写语法范畴。这种泛逻辑主义在整个18至19世纪的欧洲语言学人文主义传统中受到尖锐的挑战。进入20世纪以后，西方哲学思潮开始关注语言范畴对认识过程和思维范畴的形成的影响。维特根斯坦指出，世界是一切的实际事况(事实)，事实的逻辑图画是思想，思想是有意义的语句。因此，“我的整个任务在于解释语句的性质”^[3]。“哲学的整个云团凝结成语法的一滴两点”^[4]。许多典型的哲学难题的存在主要不是由于缺少某种观点的证据或强有力的论证，而是由于不能在词的多种使用中作出必要的区别。一旦进行了语言分析，澄清了语言的多种用法，许多困惑也就消失了。因此，当代哲学关注达到语言意义的明确性的方法是什么?达到真理的可靠的探究方法的特点是什么?作出正确有效论证的条件是什么?为此就必须研究语言在实践和思维中的作用，研究怎样在语言的使用中识别意义、获得意义，或确保意义的存在。于是，正如卡尔纳普所说，“一切有意义的哲学问题都归属于语法”^[5]。对语言意义及其类型作出分析，以求出逻辑范畴和确定辨明真理的程序，形成了20世纪哲学和人文科学研究共同的泛语言主义风格。这种泛语言主义与贯穿于19至20世纪的欧洲语言学的语言世界观的思想史传统一起，最终促成了以萨丕尔—沃尔夫为代表的美洲语言学人文主义的高峰。

美洲的语言学人文主义的另一个直接起因是人类学对语言学的全方位地介入。从人类学的观点来看，人类文化的传承基本上是依靠一个比任何动物都更为复杂的信息传播系统。因为人类必须学习文化，每个人都必须向别人学习适应他在社会中充分参加活动的知识和行为准则。在没有语言的情况下，由一些符号和语符指导，通过观察和模仿，人类也能够并且确实进行学习。但今日所知的所有文化，内容都如此丰富，以致它们需要有一些不仅能准确表示多种现象，而且还能让人们探寻过去、将来与现在经验的信息传播系统。语言是人类信息传播主要的和最高度发达的系统。任何一种人类学研究都不可缺少语言活动的知识。从20世纪初的人类学研究来看，美洲大陆的第一批居民——印第安人部落的文化和语言是20世纪初美国人类学的热点。这些语言散布在美国和加拿大广袤的大地上。它们几乎全部处于前文字状态，并且置身于较小而趋向消亡的社团之中。其数目之多、差别之大，超过全部欧洲的语言。从数量上看，它的总数达一百五十个以上的语条和上千种的语言。从差别上看，无论是语音成分还是语言结构，德语、法语、爱尔兰语、波兰语、立陶宛语、阿尔巴尼亚语、希腊语、巴斯克语、土耳其语、匈牙利语、芬兰语和契尔克斯语(所列为欧洲差别最大的语言)之间的差别，都比不上从加利福尼亚洲选出同等数目的语言之间的差别那么大。而这些语言几乎年年都在消亡(例如，加利福尼亚州雅那语(yana)的雅西方言(yahi)消亡于说这种话的最后一个人死去的1916年3月25日)。人类学家的使命感使他们竭力要在为时不致过晚的时候把美洲印第安语的材料记录下来(在早期(1890年以前)，这项工作主要是由传教士和那些旨在把宗教书籍译成土著语言以便推广宗教教育的人来做的)。语言学家正是在人类学的感召下全力投入记录和分析美洲当地语言的，由此形成了人类语言学(Anthropological Linguistics)。语言学的人类学紧迫感还由于当时新教教派为在国外广泛传教而对传教士进行的语言培训。它使许多宗教语言学家又从已建立在美洲的一些印第安部落的小哨所中走出来，把活动从哥伦比亚扩展到新几内亚。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语言学的人类学紧迫状态达到了顶点。当时美军要统治太平洋上的许多岛屿，却因没有人能跟当地居民交谈而陷入困境。他们求助于人类学语言学家为他们开设语言课程。正是在这样的紧张状态下，人类学和语言学的研究目的和方法日益紧密地结合起来。语言不容置疑地被包括在从一切方面研究人类文化的人类学范围之内。

人类学和语言学联姻，加上所调查的又是远离欧洲文明的不为人所知的文化的语言，这为语言学家打开了语言—思维—文化的新的视野。人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强烈感觉到每一言语社团都生活在多少不同于其他言语社团的社会中。这些不同既反映在言语社团的文化组成成分中，也在它们的语言中出现和存在。对一种远离欧洲影响的文化作人类学的调查研究，要求调查人在某种程度上精通该社团的语言。例如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中的许多最重要的细节，大都是用属于不同领域(宗教信仰、伦理道德、亲属关系、社会等级等等)的一些关键词来表述。换句话说，在描述某种文化时，如果对这一文化所包括的语言比较熟悉，那么文化的描述将会更透彻;反过来说，如果利用文化的其他方面的某些知识对语言作出描述，将会对语言的特点和它作为一种符号交际系统在社团中的作用提供更加全面的说明。而且，人类语言学家在他们对美洲土著语言的调查中第一次获得了语言—思维—文化之间存在直接联系的强烈印象，这就促使他们认真思考人类主要是通过语言去理解世界的这个欧洲语言、人文主义命题。

二、基本原则

人类语言学的先驱是现代普通人类学的创始人鲍阿斯。他不是一位职业语言学家，然而他在对印第安语的研究中提出了人类语言学的一些基本原则。

鲍阿斯

首先，每一种语言不应依据一些预定的标准(如希腊—拉丁语法)来描写，而只应依据它本身的语音、形式和意义的模式来描写，因为这些模式是从土著语言本身归纳出来的。对于没有书面形式的语言，尤其是对在人类经验的整理方式上有着根本差异的模式中形成的多种语言而言，印欧语言的语法范畴是完全不能照搬套用的。比如美洲印第安各语言的动词，就可能没有时态体系。时间的概念可能被划归为人类的反应、记忆或期望的一部分;某事在视野内的不出现等等。为了确实保证语言描写按语言的实际用法而不是按事先确立的语法模式，鲍阿斯提出，一个特定的语言体系可以分析成三个次体系：①操这一语言者所使用的各个语音;②由语音组合构成的意义单位的各种范畴;③将这些意义单位组合起来传达复杂意思和经验的各种体系。于是从语音入手循序渐进，成为一种“描写语言学”的研究规范。

其次，在对于主要的种族思想之形成的研究中，语言是最有启发的研究领域之一。因为，语言学中所形成的那些范畴，始终是人们所未意识到的，这就给研究民族思想文化带来极大的便利。人们可以研究这些范畴的形成过程，而不受第二性的解释中那些引人误解和造成混乱的因素的影响，而这些第二性解释的因素，在人种学研究中正在普遍模糊思想发展的真正的历史。鲍阿斯在人类学研究中较早地认识到一种文化中语言是文化最有特征的创造。印第安居民的文化、风俗习惯、道德和宗教观念跟语言结构的关系极为特殊，在语言、文化和思维之间存在某种直接的关系。

鲍阿斯的传统由他的学生、职业语言学家萨丕尔忠实地继承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