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人类思想的进化

启蒙运动

法国革命（1789年）前的六七十年，史称启蒙运动时期。启蒙运动在社会思想史上具有重大意义，这时期的思想家更自觉地将他们以为是科学的原则运用到对人类生存条件的反思上去。他们对人、人性及社会的研究更具社会学的意向与敏感，因而理所当然地被许多研究者视为社会学的先驱或奠基人。

关于启蒙运动的精神，康德有一段名言：

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Sapere aude！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¹⁾

康德的定义使我们了解启蒙运动的精神是运用理性对过去遗留下来的一切进行批判：批判传统的宗教；批判所有剥夺人们自由思考及自我确证其意见真理性之权利的权威，在社会生活中这意味着怀疑传统的权威；批判当代的政治和社会制度，特别是专制的君主，批判矛头所及包括社会等级制和私有制。情况正如恩格斯所说：“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悟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²⁾

启蒙运动又被称为理性的时代，但人们对理性主义的观点却是五花八门的，不存在一种为启蒙时代的思想家所共同确认的理性主义，以下所述是理性时代关于理性主义的最流行的观点。

（1）进步概念　启蒙学者全都相信人类持续进步的前景。历史进步的基础是理性，推动力是理性所能掌握的无限积累的知识，进步理论最好地表达了理性主义的意识形态。这种历史进步观本质上却是反历史主义的。因为进步只是（或主要是）知识的进步，且是为永恒不变的人性（理性）所保证的；这样，社会历史的进步、倒退或停滞全然取决于理性是否被人所发现和发扬。而理性、真理何时被发现，“这并不是历史发展的进程所必然产生的、不可避免的事情，而纯粹是一种侥幸的偶然现象”⁽³⁾。如果人类早五百年发现启蒙运动的理性原则，那样人类就会免去五百年的迷误、斗争和痛苦。“只是现在阳光才照射进来，理性的王国才开始出现。”⁽⁴⁾启蒙运动的进步观在鼓吹社会变革、高扬理性精神、传播进步观念等方面自有伟大贡献，但它在双重意义上是非历史的：它既非指真实的社会历史进程，而只是观念的进程；又非黑格尔所说的那种自我运动自我发展的绝对精神，而只是抽象的不变的理性。因此，它既是唯心主义的又是形而上学的。

意大利哲学家维柯的《新科学》代表了18世纪历史科学的真正诞生。熊彼特建议用“思想与社会的进化科学”这个短语来形容他的“新科学”，“但不应把这理解为人类思想的进化决定人类社会的进化；也不应把这理解为社会的历史进化决定人类思想的进化，虽然这样理解较为接近真理；而应该理解为人类思想和社会是同一进化过程的两方面。”⁽⁵⁾从人类思想合情合理、合乎逻辑地起作用这个意义上说，理性并不是这个过程的决定性因素，维柯是以反唯智论的态度看待这种过程的。他认为当涉及人类社会生活领域时，我们谈论的不是一个可用理智推断的世界，而是一个活生生的和我们直接参与其间的世界。他否认人性这类东西的存在，如果人性指的是一旦获得便永远不变的本质的话。人是与他的实际发展过程不可分的，他同时具有物性、德性、悟性、灵性、社会性、政治性和艺术性。人性只有依人与他人及其身外世界的各种关系才能得到理解。人性因此是一个不断生成的过程，从半动物变为完全的人性状态，这正是在历史中长成的和发现的，而非从历史中抽象出来的。维柯的确说过“理性的本性，才是人所特有的本性”，但这并非与生俱来的。“人在自然世界中本是野兽，在各民族的世界中他们才变成了人，通过变成民族世界，他们才变成了人。”⁽⁶⁾“在维柯的理论中，哲学与社会学已合二为一，也就是说，思想与行动已合二为一，而这种合并实质上是历史性的。”⁽⁷⁾维柯远远超越了18世纪的一般思想潮流，即超越了启蒙运动，所以他不为自己的同代人所理解，直到几乎两百年后才享有他应得的声誉。

（2）自然概念　自然概念，包括其所有的派生概念（如自然秩序、自然法、自然状态、自然人性、自然体系等），在理性思想中是一关键概念。启蒙学者继承了自然法学派的自然概念，赋予自然一词更多人文的、政治的及社会的含义。G·霍索恩（G. Hawthorn）说“自然概念在18世纪被人奉为真、善、美的试金石”，自然的就是善的，反自然的就是恶的⁽⁸⁾。大多数启蒙学者主张师法自然，顺从自然。卢梭崇尚自然，还有其将自然与社会、与人为因素完全对立的特殊含义，《爱弥儿》第一卷的第一句话是：“出自造物主之手的东西都是好的，而一到了人的手里，就全变坏了。”⁽⁹⁾另一个常见的倾向是从自然概念引出这样一类问题：在所有的因素中何为第一性的、必然的、恒久的或自然的，何为第二性的、偶然的、流变的或人为的。答案很少是一致的，关于何为自然的社会条件的问题则更加难求统一，然而唯理论的思想仍然热衷于这类问题。

（3）利益概念　启蒙学者依感觉主义、人文主义观点肯定个人的权利和利益。爱尔维修（Helvetius，1715—1772）将自身利益在人类世界中起的作用，等同于万有引力定律在物理世界中起的作用，认为“快乐和痛苦永远是支配人的行动的唯一原则”⁽¹⁰⁾。但他们都强调人们追求私利应当是合理的或开明的，他们力图用功利主义原则统一自身利益与公共利益。“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应当爱其他的人，因为他们是他的存在、他的保存、他的快乐所必需的。”⁽¹¹⁾理性已经消除了除公共利益外的所有超个人的价值，功利主义的原则又将公共利益视为用理性指导与调和而实现的自身利益及其满足的总和，这样启蒙学者就在利益概念中发现了社会价值的合理基础，发现了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内在联系，并发现了唯一有意义的行为规范准则。

当然，并非所有的启蒙运动人士全都接受上述的功利主义道德观。哈钦森（F. Hutcheson，1694—1746）追随沙夫茨伯里（Shaftesbury，1671—1713），以利他主义的同情心及快乐主义的道德感作为合理行为的根据。根据这一假说，有德的人会从行善中感到快乐，而不管他们对行善的结果有何看法。这样，合理的善的行为既非出于利己的快乐，又非基于理智的计算，而完全源于一种直觉的道德情感。这种学说在英国启蒙学派中影响颇大，而其直觉论则预示了康德的道德命令说。

（4）秩序概念　理性的批判已将过去的一切世界观和社会制度抛进垃圾桶里，这要求以新的秩序取而代之。这种秩序应该用世俗的、经验的观点，而非宗教神学的和思辨哲学的观点来阐述。17世纪科学革命的成就给18世纪的思想家留下深刻印象，牛顿被奉为最大的权威，数学、物理学成为新的世界图景的典范。达朗贝尔（d'Alembert，1717—1783）说：“真正的世界体系被承认了，自然哲学已经彻底变革了；几乎一切其他知识领域都采取了新的形式。”⁽¹²⁾人被视为自然的一部分；新的秩序观不仅适用于物理世界，也适用于心理世界和人类社会。法国唯物主义依机械论世界观解释一切社会现象和人类行为；苏格兰学派则在经验心理学的基础上构建人性科学的大厦。总之，秩序被设想为统一的自然—道德的秩序，它支配着宇宙间的一切事物。

当启蒙学者以人类导师的身份向世人宣传理性真理时，他们“并不是想首先解放某一个阶级，而是想立即解放全人类”⁽¹³⁾。他们自视为世界的公民，超越了国家和民族的限制，他们发誓拋弃任何集团的偏见，而只听从理性的呼声。这种意识自然是错觉，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这个永恒的理性实际上不过是正好在那时发展成为资产者的中等市民的理想化的悟性而已。”⁽¹⁴⁾他们的著作是为所有愿意阅读它们的人写的，其实质是为一个正成长为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主导因素的匿名的市场写的。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过程正与旧的专制的政治上层建筑发生全面的冲突，理性主义思想代表了前者的利益、意志与抱负。但在社会危机加深的时刻，旧统治阶级内部也会发生剧烈分化。法国革命前，启蒙的思想已在贵族、皇室、教会中拥有一定数量的追随者。正是到了如列宁所说的社会濒于崩溃边缘的危急关头，人民已经不能再按常规生活下去，统治者也不能再按常规统治下去时，启蒙思想得以迅速而广泛地传播，渗透到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传统秩序成为问题，新的秩序的蓝图亟待被发现和勾画。未来的制度应与理性和自然一致，保障个人的幸福、个人在社会中的自由和平等以及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和谐。至于哪种制度最能体现上述原则以及如何建立等问题，启蒙学者对此并无一致看法。但他们都认为保持一个共同的批判战线和一种一般的哲学理念至为重要。启蒙时代的哲学家关心政治，因而受到官方的迫害，他们也随时准备着被投进巴士底狱，但他们中的多数人并不想煽动革命。狄德罗（D. Diderot，1713—1784）对革命的态度颇具代表性：“在骚乱的时刻，公民要站在维护现成的制度一边；各项制度解体以后，如果国家是统一的，他要站在国家的一边；如果国家已经分裂，他将支持那维护成员的平等和一切人的自由者。”⁽¹⁵⁾他们的确如熊彼特所分析的那样，对法国社会的迅速解体并没有预见到⁽¹⁶⁾。

革命的结论是被下一代人从他们的著作中推出的，这就是北美的独立战争和该世纪后期的法国革命。18世纪的启蒙哲学在使社会秩序成为问题并使这些问题受到广泛关注的意义上为这些革命作了准备。泰勒（E. B. Tylor，1832—1917）曾把18世纪思想家们的著作，看作是充满了幻想的东西，认为这种幻想对于引起1789年可怕的天翻地覆的骚动应负责任⁽¹⁷⁾。泰勒只讲对了一半。启蒙运动的思想不是无根的幻想，而是历史洪流激荡出的概念结晶。从臣民哲学到公民哲学的嬗变仅是想象的跳跃吗？自然法、社会契约、自由、平等、人权等概念所包念的深厚时代意蕴，岂是卢梭在圣日耳曼森林中独自沉思默想虚构出来的？他们若有失误，也不在泰勒所非难的，而在他们把历史地形成的人类制度误认为是永恒的，原本就在理性之中有其根据，并且是由先知先觉的理性的头脑（如像他们这样的启蒙导师）认识到和发现出来的。开始纠正这一迷误的人是孟德斯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