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期刊”的原始功用究竟有多大

“核心期刊”的原始功用究竟有多大

一、“核心期刊”的原始功用究竟有多大

“核心期刊”的研究和遴选主要有两个原始功用。一是为图书情报机构收集、馆藏期刊提供参考;一是为读者查找、阅读期刊文献提供参考。

先看“为读者选择、阅读期刊文献提供参考”的功能。“核心期刊”的相关理论源于英国文献学家布拉德福(S.C.Bradford)1934年提出的“文献离散定律”。布拉德福是当时世界上很有名的英国科学图书馆(Science Library)的馆长,以布氏的身份和地位,他的文献学方面的文章要在专业杂志上发表,绝无问题。但就是他的那篇后来被广为传誉的《关于特定主题的情报源》(Sources of Information on Specific Subjects),他没有放在图书情报学专业杂志上发表,而是有意发表在科技期刊《工程》(Engineering)上,其用意就在于希望能够引起科技研究人员的注意。布氏用心可谓良苦,但事与愿违,他犯了个常识性的错误,专业的科研人员并不需要什么“文献离散定律”,哪些期刊经常发表本专业的文章,他们比布拉德福更清楚。无怪乎,他的这篇论文1934年发表后,在科技界未引起半点涟漪。直到1948年,也就是布拉德福去世的那一年,他的专著《文献工作》(Documentation)出版,这篇文章被略加修改,收入该书,这才在图书情报界引起较大反响。这就很能说明问题。期刊是获取学术信息的主渠道,对治学者而言,不熟悉本专业的期刊出版情况,就难以了解专业领域的研究现状,他们对本专业、本领域期刊的了解程度,远在一般的图书情报人员之上,而且更熟悉、更深入,甚至是了如指掌,如数家珍,哪里还需要什么“文献离散定律”呢?从这一角度讲,我们说“核心期刊”最为原始的理论基础,对“读者选择、阅读期刊文献”的参考价值就不大。其次,科学研究有着自身的一些特点,研究领域日益细分,新学科也不断涌现,远非“核心期刊表”所能够包容,一些“微观”领域的研究成果经常在哪些期刊发表,也只有“圈内”人士才会知晓。再次,对普通读者或初学者而言,“核心期刊”的“导航”价值又有多大呢?“核心期刊表”的作用又远不及一些索引类、文摘类刊物,尤其是各种数据库。

“核心期刊”为“读者选择、阅读期刊提供参考”的功用,颇似目录学。但在电子时代,“核心期刊”的这种目录学意义已大为减退。就国内而言,目前已经建立起多种类型的期刊文献题录数据库和全文数据库,影响较大的就有“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维普数据库”、“万方数据库”等等。这些数据库的检索功能巨大,远非传统的目录学所能比拟,更不要说什么“核心期刊表”了。像中国知识基础设施工程(CNKI)的标志性成果之一“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目前就收录有1994年以来国内出版的6100种学术期刊的全文800万篇,相关题录达1500万篇。这些全文和题录几乎涵盖了我国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所有的研究领域。读者可以从“篇名”、“作者”、“关键词”、“中文摘要”等15个角度,对数百万篇期刊文献进行查询。读者要查询某个专题的文献,几分钟甚至几秒钟就能做到,而且获取的信息量大,这是传统的目录学、“核心期刊表”根本就做不到的。令人欣喜的是,“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的收录范围已延伸到各刊创办之初,有许多难以一见的民国期刊文献,也可轻松查找到。此前还曾报道过,“世纪光盘”拟将我国4000多种重要期刊自创刊以来的全部文献电子化,预计收录文献达1800万篇,数据容量达2500G。读者完全可以“按需索文”,十分便捷。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读者获取文献的方式也已多样化。如“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引文链接版1994～2000)”将期刊文献用“引证关系”连接起来,读者直接点击文献中某一“参考文献”,即可迅速查询到该“参考文献”对应的全文,并可循此路径,实现“无限性”追踪查询,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了。可以这样说,科技水平的发展已经完全能够满足读者定向阅读、按需索文、方便快捷的需求。相比之下,“核心期刊表”所谓的“为读者选择、阅读期刊提供参考”的作用已微乎其微。事实上,从来也没有几个读者是依据“核心期刊表”来选择、阅读期刊文献的。

再来看“为图书情报机构收集、馆藏期刊提供参考”的功能。

这里“参考”的意义究竟又有多大呢?据笔者所知,根本就没有几家图书馆是根据“核心期刊表”来订阅期刊的。起初“核心期刊”的研制大多出自学者个人之手,由于来源资料的限制,同一专题各自遴选的结果往往甚为悬殊,其可信度和使用价值当然就不可能有多大。图书情报界业内人士早就指出过这一问题:“核心期刊的测定除了为一些研究人员提供了一些有关某学科论文较为集中的刊物名称之外,其社会效益恐怕就是为写有关这方面文章的莘莘学子们多提供一条谋生之道罢了。”^[1]从实际的情况来看,少有图书馆是参考这些“核心期刊表”来订阅期刊的。90年代以来,尤其是《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出版之后,情况倒略有改观,确有一些图书馆是根据“核心期刊表”来订阅或调整馆藏期刊的。不过,后来又发现不对了,许多馆藏期刊无人翻阅,不少学者这才纷纷写起文章来,力辨“核心期刊”与“馆藏核心期刊”之关系,一段时期竟成图书情报界热点问题(20世纪90年代初期)。人们普遍认为,“核心期刊”不是“馆藏核心期刊”,各家图书馆“应根据各自的需要作些增删修改”,而不能“一成不变地搬用核心期刊表”。^[2]“核心期刊表”的作用本来就只能是“参考”,现在又变成了“参考”的“参考”,“参考”的要义如此,“参考”的价值能有多大,就可想而知。图书馆有自己的特定读者群,公众图书馆与专业图书馆的读者对象有很大差异,究竟该订阅一些什么样的期刊,要视读者的需求而定。图书馆完全可以通过专家咨询、读者调查以及馆藏期刊的流通情况而定,事实上许多图书馆就普遍采用这些方法。这些方法看似“传统”、“费时费力”,但与“核心期刊”的遴选相比,还是微不足道的,而且针对性强。何况,用“核心期刊表”订刊,并不能省去“增删、修改”这样一个复杂环节。参照“核心期刊表”订刊,有时反而会适得其反。“核心期刊表”有明显的滞后性,近三、四年甚至更长时间以来出版的“新刊”,是不可能在入选之列的,而这些期刊恰恰更具馆藏价值。此外,在我国参考“核心期刊表”来订阅馆藏期刊,在一定程度上,也不利于期刊本身的发展。我国的学术期刊,就发行而言本来就有太多的“难言之隐”,长期以来发行的主渠道是在图书馆。现在图书馆如按“核心期刊表”来订阅期刊,势必要挤出大部分学术期刊,又要给学术期刊“雪上加霜”了,“核心期刊表”的原始初衷是帮助读者阅读文献,如果限制了学术期刊的发展,又怎能很好地发挥“核心期刊表”的“价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