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开篇的洋洋巨著

管仲开篇的洋洋巨著

《管子》：管仲开篇的洋洋巨著

管仲字夷吾，春秋齐国人。他和鲍叔是好朋友，“管鲍之交”被誉为友谊的典范。少年时二人就交往密切，还一同经商，管仲常多分多占，鲍叔理解他出于贫困;管仲三次做小官吏三次被开除，鲍叔认为他从政时机未到;管仲参加战争时三次当了逃兵，鲍叔理解他是因为家有老母的缘故。齐侯当政时，鲍叔和管仲分别在公子小白和公子纠手下做事，公子小白成为掌国政的桓公，失败的公子纠被杀，管仲也遭监禁。经鲍叔推荐，桓公任管仲为相。在他执政期间，使齐国崛起，“九合诸侯，一匡天下”。齐国九次主持诸侯联盟，各国都听从齐的号令。

司马迁在《史记·管晏列传》中说：“管仲世所谓贤臣，然孔子小之。”说孔子贬低或瞧不起他，并揣测是不是因为他未能辅佐齐桓公统一天下。细看孔子的言论，似乎找不出小瞧管仲的意思。《论语》中记载了孔子的话：“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说桓公九合诸侯，并没有使用军队战车，这全靠了管仲出力，并极赞管仲的仁爱。孔子还进一步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至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认为如果没有管仲，华夏就会丧失文化风俗传统，自己也会像落后的少数民族那样披头散发、衣襟从左面开了。当时，戎狄势力强大，吞并了卫、邢等一些小国，也威胁到齐鲁平原，齐联合宋、鲁、郑等华夏各国，打败了戎狄的进攻，拯救出被蹂躏的小国。孔子不仅没有小瞧管仲，而且抵制非议，充分地肯定了其大节。当然，孔子也指出了管仲的缺点，在《论语·为政》中说了一句话：“管仲之器小哉!”认为管仲没有辅佐桓公统一天下的大志。当问到管仲是否节俭时，孔子说：“管仲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即管仲娶了三个老婆，办公事讲排场，怎么算俭朴呢?当问管仲是否知礼时，孔子反问：“管仲而知礼，孰不知礼?”连管仲也算知礼，就没有不知礼的人了。管仲就是这样一个不拘小节的人，从总体看，孔子对他的大节是充分肯定和推崇的。

管仲是春秋时期的风云人物，写了不少文章，但《管子》一书却并未写成，到战国时期流传的有关论文多达389篇，大部分是后人所记所作，但却都或多或少地体现了管仲的政治经济思想。直到西汉时，刘向才清理杂乱，删去重复，定稿86篇，分为24卷。到明代万历年间史官赵用贤才编印出版，流传至今。因《管子》成书于战国时期，故列入本章评介。

显而易见《管子》非一人所著，大致有三种情况：一是出自管仲手笔;二是根据齐鲁史官档案整理;三是后人对某些篇章的解说。集合成书的《管子》洋洋洒洒数十万言，较详尽地反映了管仲的思想理念。

一、富民为立国之本

《管子·牧民》说：“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文中还提出“顺民心”并归纳为“四顺”：“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即人民的娱乐、富裕、安居、繁衍都必须以财富为基础。在《管子·治国》中指出：“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因此，《管子》把富民作为立国的根本。

富民是前提，富国是目的。《管子》把富民与富国有机地联系起来，指出：“国之富贫有五，轻税租、薄赋敛，不足恃也。”认为减轻税赋、地租是靠不住的。提出“五贫五富”措施：

一是“山泽救于火，草木植成”。保护森林，植树种草。可见虽当时还不懂得保护生态平衡，但其已看到这是富国富民的根基。

二是“沟渎遂于碍障，水安其藏”。即疏通沟渠，保护水源。反映出其已看到水利的重要性。《管子》不少篇章中谈到水利问题。如在《管子·形势解》中说：“水者地之血气，如筋脉之通流者也。故曰，水具材也。”以人体气血流通为喻，说明水是潜在的财富。《管子·度地》还记述了桓公与管仲的一段对话：“昔者桓公问管仲曰：‘寡人请问，度地形而为国者，其何如而可?’管仲对曰：‘……圣人之处国者，必于不倾之地，而择地形之肥饶者，乡(通向)山，左右经水若泽，内为落渠之写(泻)，因大川而注焉。’”(显然是后人所记)桓公问怎样选择国都，管仲回答说，必须选择肥沃富饶的乡村，其山林附近经水流、傍湖泊，可修筑渠道网罗灌溉，还要靠大河水注入使水不枯竭。这不正是管子脑海中兴修水利的图景吗?

三是“桑麻植于野，五谷宜其地”。即在野外植桑种麻，以发展丝麻纺织业，五谷杂粮种在适宜生长的地里，使粮食丰收。这正是管子“衣食足”的富民措施。

四是“六畜育于家，瓜瓠、荤菜、百果备具”。提倡发展家庭养殖业，发展蔬菜瓜果生产，增加农民收入。

五是“工事无刻镂，女事无文章”。工匠精雕细琢的手工艺品、妇女花团锦簇的纺织用品，是发展商品经济的需要，由于这些是贵族奢侈享受的必需品，所以管子主张禁止生产。这显然不符合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但在抑制当时的奢靡之风方面起到一定作用。

二、立政为治国之要

《管子》认为，立政是关系到国家安危、治乱、富贫的根本，是治国要务。《管子·权修》强调：“土地博大，野不可以无吏;百姓殷众，官不可以无长;操民之命，朝不可以无政。”是说土地广大、百姓众多，不能没有管理的官吏，他们掌握着人民的命运，不能没有良好的政治规范。《管子·立政》从三个方面阐述立政的要务：

一是用人。指出国君应审察三个人事问题：“一曰德不当其位，二曰功不当其禄，三曰能不当其官。”“德义未明于朝者，则不可加于尊位;功力未见于国者，则不可以授之重禄;临事不信于民者，则不可以使任大官。”指出用德、功、才三个标准考核官吏。《管子·五辅》中也强调用人的重要性：“人不可以不务也，此天下之极也。”《管子·修权》中进一步提出要培养人才：“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一树一获者谷也，一树十获者木也，一树百获者人也。”其远见卓识传于后世，成为“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成语的由来。

二是设职。《管子·修宪》中指出：“分国以为五乡，乡为之师。分乡以为五州，州为之长。分州以为十里，里为之尉。分里以为十游，游为之宗。十家为什，伍家为伍，什伍皆有长焉。”即把全国分为：乡—州—里—游—什—伍，便于层层管理。这样有利于地方对凡符合“孝、弟、忠、信、贤良、俊才”标准的青年逐级上报，让国家从中选拔人才。

三是布宪。《管子·立宪》中说：“孟春之朝，君自听朝，论爵赏校官，终五夕。季冬之夕，君自听朝，论罚罪刑杀，亦终五日。”在正月用五天时间，国君亲自临朝，讨论封赏晋爵的法令。在十月份又用五天时间，国君亲自临朝，讨论处罚定罪判刑的法令。然后，在次年正月初一，“百官在朝，君乃出令，布宪于国。”经过郑重其事地讨论，最后才发出政令，向全国宣布作为根本大法的宪法。《七法》、《版法》、《法禁》、《重令》、《任法》、《明法》、《正世》等七篇中，详论了法律问题，足见对法制在立政中的作用极为重视。《七法》篇指出：“象法化决塞、心术、计数。”意即象法的精神在于“化”，“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拿现代的话说，就是逐步实现法制化。“化”要解决三个问题：“决塞”，疏通堵塞;“心术”，符合民意;“计数”，把握度量。象法是七法之首，渗透于其他六法之中。“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这里以尺度、界限、规范以及各种量器为喻，使法律具体化。因此，所谓七法并非法律的七种类型，而是立法的七项原则。此外，《版法》篇阐述有法必依，以取信于民：《任法》篇强调以法为准，任法不任智;《明法》篇指出以法择人量功，使赏罚功罪透明化。

四是行令。《管子·立政》指出：“凡将举事，令必先出。曰事将为，其赏罚之数，必先明之。”要办大事必先制定法令，明确赏罚，论功行赏，论罪处罚，有违法的功不抵罪，做到令行禁止。

三、轻重为生财之道

轻重又叫准平，是说财富的分配问题，只有轻重适当，社会的天平才能保持平衡，财富才能不断增长。《管子·牧民》中说过：“天下不患无财，患无人以分之。”《管子》中有《轻重》七篇，论述了如何通过财富分配，达到富国富民的目的。各篇以问答的方式，深入地阐述了管仲的见解。桓公和管仲的言论，可能出自齐国的档案，后人根据管仲的思想而演绎成篇。即便如此，也忠实地反映了管仲的经济思想，是留给后世的宝贵遗产。其主要经济思想有：

1.聚天下之财

《轻重甲》篇中讲了一个聚财的故事：从前在夏桀当政时，搜刮天下财富用于奢靡享受，女乐工就达三万人，个个穿绣花衣裳，通宵达旦的乐声大街小巷都能听到。后来伊尹辅佐成汤取代了夏桀的帝位，没收了其财产。其实，这个例证并不恰当，这只是剥夺了剥夺者，并不是用经济手段源源不断地积蓄天下财富。况且，桓公仅是一个霸主，不应当也不可能采取这种非常规的方式。

另一个事例也许对我们有更深刻的启迪。桓公说，京城四郊的人民贫困，而来自四面八方的商人却很富有，怎么办呢?管仲出了个主意：引洛水，贯通杭庄之间的河道，并开展水上娱乐活动，吸引富商消费，一年之后四郊的人民就富裕了，富户的财富就减少了。桓公问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管仲回答说，原来商人积蓄物资，等到高价出卖;现在日夜在水上娱乐，贱卖贵买，钱就流入四郊人民的口袋了。

2.徕天下之民

春秋战国时期，人民流动频繁，如何吸引包括人才在内的人民到本国安居乐业，对增强综合国力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管子说：“度饥者得食，寒者得衣，死者得葬，不资者得振，则天下之归我者若流水。”桓公欣然采纳了管仲的建议，使齐国国力日强。

此外，管仲还提出吸引天下民众归齐的富民政策，如前述“五富五贫”等，齐还实行寓兵于民的政策，许多民众既是农民，又是战士，为保卫自身的劳动成果而战。

3.招天下之商

桓公问管仲，物价可以规定吗?管仲回答说，不可以。他认为物价涨跌不能经常固定。桓公问有许多稀缺物品价格昂贵如何解决，管仲提出招商的建议：“请以令为诸侯之商贾立客舍，一乘者有食，三乘者有刍菽，五乘者有伍养。天下之商贾，归齐若流水。”意思说设立接待商人的客店，把商人养起来，越是大商人待遇越高，有一驾马车的供给饮食，二驾马车的供给丰厚的菜馔，五驾马车的大商人还给配备随从。这就使商人像流水一样涌进齐国。

这种招商的措施有许多好处：一是商人涌向齐国，使稀缺商品不稀，可用较低的价格满足需要。二是齐产商品可打开销路，齐盛产粮食，可避免谷贱伤农。三是搞活了经济，促进了农、工、商各业的全面发展。

4.分天下之财

天下的财富怎样合理分配，避免贫富悬殊引起的社会问题，这既是具有雄才大略的桓公所操心的，更是颇具经济头脑的管仲所谋划的。固然，齐国利用国家财政收入的再分配，如恤孤、助贫等，但这毕竟有限，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就需根据轻重理论，利用市场机制，促进国民收入第一次分配的合理化，这在《管子·轻重》各篇中不乏生动的例证。

如桓公想削减商人的利润来补助农业的发展，问管仲有什么办法。管仲说：“粟重而万物轻，粟轻而万物重，两者不衡立，故杀正商贾之利而益农夫之事，则请重粟之价……”他认为，粮食和其他各种商品的比价不是固定不变的，只要设法提高粮价就可办到。桓公采纳管仲的建议，以霸主的权力下令诸侯、卿大夫及富商，要求他们都储备粮食，于是粮价高了三倍。这是以行政权力干预市场的结果。

桓公说，齐西部遭水灾，民众饥饿，东部丰收，但粮价低，问管仲怎么办。管仲建议以适当的价格收购东部的粮食，充实粮仓，给饥民发放粮食，给不能种植的农民发放种子，从而使东西部地区粮价保持相对平衡。

桓公带领臣下在北部沼泽地带进行了一次有各国诸侯参加的空前规模的游猎活动，一堆堆野火在夜空中闪耀，管仲进入桓公暂住的厅堂，向桓公表示祝贺说，田野都开辟了，预祝明年好收成。果然，第二年的租税到九月就交纳完毕，而且是上好的粮食。桓公问这是什么缘故，管仲说，无论大国小国，烹煮食物都要用柴，只有向当地农民购买，原来低贱的柴草上涨了十倍，农民春种夏收等费用都有了着落，所以能获得丰收。

管仲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经济学家，他的治国理念尤其是经济思想闪烁着大智大慧的光芒。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写出《国富论》，《管子》也算得上是中国版的《国富论》，它比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早出版了近两千年，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的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