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性科学巨著的出现

第四节　综合性科学巨著的出现

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在宋代达致巅峰后，到了明代则放缓了步伐。一般认为，明代科学方面进步较小，主要科技成就在技术方面，而同时期西方的科学技术则蒸蒸日上。据统计，明代以前，世界上的科学成就约有300项，其中中国占据了175项，达到总比例的一半以上。可是进入明代以后，这个比例就大大降低了。同宋元时期相比，明代的科技成果也相差甚远：数学方面，在明代近300年时间中，除了程大位的《算法统宗》取得了计算技术的突破外，几乎没有什么进步，甚至于出现了倒退现象。中国古代数学家创造的“天元术”差不多要失传了；天文学方面也几乎陷入停顿，只有对异常天象的一些记录，编制历书方面没有新的创造，运用《大统历》预测天象多次，但常常与实际情形不符；作为化学的前身，金丹术自南宋之后也开始衰落。^[75]

明代的科技进步缓慢是由一系列原因造成的。首先是朝廷重农抑商，海禁政策抑制了民间的海外商贸活动，国内的商业也被课以重税，发展受到很大限制。官方的对外贸易，即使像郑和下西洋那样的历史创举也主要是政治性的，而非贸易性的。工商业受限制从而也导致了相关的科技发展不受重视。其次，明代的教育主要是为科举服务的，参加科举考试必须要进学校。科举的目的是为国家选拔官员，朱元璋规定，“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进，非科举者，毋得与官”^[76]，把学校人才紧紧地拴在读书—科举—做官这条路上。科举制度自隋朝诞生以来，造成了多少士人皓首穷经，把一辈子的心血扑在儒家经典上。然而，明代为了统一意识形态，形成高度的中央集权，政府钦定的“经”的内容定尊于朱学。正如清代阎若璩所指出的，明代经学“不能远追汉唐及宋元者”，原因之一是“坏于洪武十七年甲子定制，以八股取士，其失也陋”。^[77]这造成了明代的知识分子视野狭窄，思想禁锢，缺乏创新精神。从明代文学的风气中也可看得很清楚，无论是以李梦阳为首的前七子，还是李攀龙为首的后七子，一个共同的倾向就是讲究复古摹拟，“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在学校、科举制度之下，士人以追求科名为终身奋斗目标，思想受到严重束缚，精神心力倾注于八股时艺之中，导致知识领域狭小，学术风气空疏肤浅，造成明代在经学、史学、文学等方面缺少广博精深的传世之作”^[78]。

这种状况直到晚明实学思潮兴起之后才得到改善。对于“实学”这一概念的界定，学术界尚存在一定的争议，有人认为它是明清之际才出现的一种学术思潮，有人则认为它作为特定的价值追求、治学方法与态度一直或显或隐地存在于儒家思想之中，为区别起见把明清之际出现的实学称作“明清实学”。“究其大端，中国历史上的实学概念主要包含人格修养上的实有诸己，经学上的通经致用和笃实解经学风，以及事功上的经世致用。可以概括地说，它的主要内容是修德、通经、致用三个方面”^[79]。应该说，明清实学仍然是从儒学内部产生的，没有脱离儒学范畴，否则难以解释它缘何得以横空出世；但是它产生于明末清初这一特定的历史、社会环境之中，也受到了此时进入中国的西学的影响，具有本身的一些独特性，因而不能被简单等同于之前儒学中的某些部分在这一时期的复兴。

自明代中叶出现一直延续到清代中叶的这股实学思潮历时近400年，要求冲破道学的樊篱，解放思想发扬理性，经世治用治国救民。它涵盖了社会生活的多个领域，而非一个孤立现象，包括政治上要求修明、经济上要求改良、文学上要求革命、提倡自然科学、史学与考据学要求解放、哲学上要求重新反思等等。在实学兴起之前，思想中占据统治地位的是阳明心学，心学发展到极致而成为清谈、思想遁入“空”、“无”，其唯心主义的弱点便暴露无遗了。在科学技术方面，心学的危害也是显而易见的，它只追求“心性之学”，术被当做小技而不屑一顾，儒学尤其是理学中的“格物致知”传统荡然无存。社会上抨击心学的声音越来越多，有以宋应星、徐光启为代表的自然科学家，有以张溥、陈子龙、顾炎武、方以智为代表的复社，以王夫之为代表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以陈第为代表的考据学派，此外还有朱舜水、傅山、潘平格、费密、吕留良等主张经世致用的思想家和学者。批判空谈、倡导实际是这些学派或学者的共同倾向。这样心学在经历了嘉靖年间的繁荣之后，在万历中期迅速走向衰落。

首先对心学发起批判的是明末的东林学派，顾宪成指出，“心是活物，最难把握”，如果以“吾心”作为是非标准，必然导致“轻重、长短颠倒失措”，“率天下而归于一无所事事”。高攀龙倡导士人起来救治心学的“虚疾”，“反之于实”，“不贵空谈，而贵实行”。东林学派在反对心学时，时常从朱子理学寻求支援，在顾炎武、徐光启那里也经常能发现这一现象。这是不足为怪的，在本章第一节中，我们曾经谈论过理学所富含的经世致用和科学探索精神，尤其是朱熹的即物穷理、格物致知思想对于科学技术发展的有利因素。复社的领袖张溥有感于当时士人只识空谈，“登明堂不能致君，长郡邑不知泽民，人才日下，吏治日偷”，因而提出“兴复古学”、“务为有用”的主张，并将其作为复社的宗旨。总的来看，东林学派重实用实学精神，“强调讲与行、学与习、说与做要密切结合，要躬行实践，求真求实”，“高度重视社会实际问题和‘百姓日用’之学”^[80]，也都基本上为后来的实学提倡者和实践者所共有。

实学精神在经学方面的突出表现是考据学派在万历中期以后的兴起。考据学派肇始于陈第、焦竑，在黄宗羲、顾炎武、方以智那里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至清代乾嘉年间而蔚为大观。不过，明末的考据学与乾嘉考据学派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在晚明它是作为空疏不切实际学风的反拨，具有针砭时弊的积极作用；而到了清代，考据学成为文人逃避文字狱、甚至于回避现实的逋逃薮。这也是钱穆不满于东林学派之后诸多自命“实学”学者的原因，“惟东林诸贤之所重在实行，而其后世变相乘，学者随时消息，相率以‘实学’为标榜，而实行顾非所重。舍实行而言实学，则非东林之所谓实学也”^[81]。明末考据学派在解释经义时，反对对古人、古书的亦步亦趋，主张“思而得之”；对于经书、传注的真伪采用多方面的证据进行考证，注重证据之间的互相参照、对比。这种怀疑与实证精神标志着明末思想上的解放。

明末实学普遍重视、提倡工商业和社会生产。李贽赋予了“理财”以很重要的地位，“不言理财者，决不能平治天下”^[82]，一改古来儒者和读书人羞于谈钱、轻视财物的传统，指出富贵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之势，追求富贵是人的自然本性。徐光启则从强国的角度论述了财富的重要性，认为只有兵强始能图存，强兵则必须“富国”、“财足”，“财足则惟我所为”。财富又是从生产劳动和四民就业中产生的。科学家宋应星对工商业非常重视，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将他誉为“工业科学家”，他的《天工开物》更是研究工业、农业生产的百科全书。除此而外，东林名士赵南星、启蒙思想家黄宗羲提出了“工商皆本”的革命性命题，对两千年来“农本工商末”的观念形成了挑战。赵南星将“士农工商”四者相提并论，“士农工商，生人之本业”，“农之服田，工之饬材，商贾之牵牛车而四方，其本业然也”^[83]。黄宗羲更是明确地指出，“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84]。

明代末期工商业和农业等的发展使得中国社会开始出现“资本主义的萌芽”。虽然整体上看明代末期的社会仍然是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制度为主，但是在手工业方面如丝织业等方面的确表现出新的变化。明朝一开始对手工业实行管制，后来改官营为私营。至明朝后期，除了盐业等少数几个行业实行商人为主体的盐引制外，大多数手工业都摆脱了政府的控制，成为民间手工业。江南丝织业中出现了相当规模的手工工厂，晚明时期的小说《醒世恒言》中就曾描写了吴江盛泽镇的机户施复经过艰苦创业，从一张织机发展到三四张织机的故事。商品货币关系进一步发展，新的商业城市大量崛起，形成了区域性乃至全国性的大市场。甚至有的学者认为在明代中后期，农业也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随着一些自耕农的破产，社会上出现了大量的“流民”，他们往往沦为佃农、成为农村里的雇佣劳动者或流入城市成为手工业劳动者。伴随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业性农业如植桑、种棉等有了较大发展。^[85]

总的来看，即便不以“资本主义萌芽”这样尚有争议的概念来概括这些变化，明代社会还是出现了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变的契机。“这种契机在各方面都有明显的表现。在经济上，传统的经济模式在充分发展之后开始衰败，国家对经济的控制越来越无力。商品经济得到长足的发展，海外贸易已经难于控制。在工商业中，雇佣劳动的规模化和组织化是十分突出的新的经济因素。劳动者人身的逐步解放，不仅为新经济因素提供了劳动力，也对旧社会秩序造成巨大的冲击。功利观念、享乐观念、奢侈风气，瓦解着传统社会。士大夫更加认识到自身的力量和群体的力量。市民文化蓬勃发展，启蒙思想也初露端倪。与此同时，西方传教士带着完全异质的文化来到中国。一批先进的中国人开始睁开眼睛看世界。中国传统的科学技术与西方的科学技术开始接触，西方的价值观念也开始在中国社会中渗透”^[86]。

明末实学思潮正是明代中后期社会、文化转变在思想上的反映，同时也为西学东渐提供了思想土壤。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西方传教士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自从中外贸易、文化交流发生以来，在各条交通线路上都留下了传教士或取经者的身影。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到繁荣时期，中国南部沿海港口曾经云集了为数众多的穆斯林和伊斯兰教的传教士，然而，基督教的影响一直不大。这是由于此时中国和西方的直接交流还不太频繁的缘故，直到西方地理大发现、进入大航海时代以后，马可·波罗的游记激起了西方航海家与探险家对东方的向往和到东方探险的兴趣，基督教的传教士也跟随早期的殖民主义者来到了东方。在16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沙勿略等早期来中国传教的耶稣会士均以失败告终，直到利玛窦、汤若望为代表的耶稣会士改变了传教方式和策略才取得了成功。他们学习中国的文化，将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习俗相结合。例如利玛窦学习汉语，潜心研究中国典籍，穿中国服饰，运用儒家思想传播基督教教义。西方的哲学、科学、技术、艺术也在他们的传教策略之中，“无心插柳柳成荫”，从此西学便越来越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学术。

传教士带来西方的天文历法、地理、数学等科学知识以及火器等技术，他们从西方携带了大量的图书著作，除了与天主教有关的书籍外，也包含科技著作。如传教士金尼阁在1620年返回澳门时一次便携带了7000余部图书。传教士亲自从事西方著作的翻译工作，在他们的带动下，形成了明末西学翻译的热潮。利玛窦因忙于学习儒家经典和介绍西学，除了社会和文化活动而外，甚至于很少机会顾及宗教问题。“历法是明末中西文化交流的重头戏，也是晚明人士对欧洲文化最加赞赏的一个部分”^[87]。汤若望等四位传教士先后在徐光启、李天经的主持下编撰《崇祯历法》，其中介绍了托勒密的《至大论》、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弟谷的《新编天文学初阶》和《彗星解》等著作，尤其是托勒密的天文学。开普勒的天体引力思想和伽利略的天文学也被附带介绍进来。汤若望不仅翻译了《远镜说》，还把望远镜的实物带到了中国，在官方和民间都引起了极大的仿制的兴趣。在数学方面，利玛窦先后与徐光启、李之藻合作翻译《几何原本》和《同文算指》，“是为欧洲数学传入我国的开始”^[88]，介绍了欧几里得数学和欧洲笔算方法。除此之外，欧洲几何学、三角学等知识也通过译介进入中国。在地理学方面，介绍了西方自地理大发现以来最新的世界地理知识以及世界各地的风土人情、名胜古迹和物产奇珍。欧洲人绘制的世界地图也被利玛窦带进了中国，冲击了几千年以来中国人的中国中心观，改变了中国人眼中的世界图景。

火药和火器是中国人的伟大发明，经由阿拉伯人传入欧洲之后曾经对西方文明进程产生过巨大影响，这在本章第二节中已经作过讨论。欧洲人对火器不断进行改造，在15世纪已经制造出较明代前期的火铳更加先进的火绳枪炮。随着17世纪初努尔哈赤在满洲的兴起，屡次击败明朝军队夺取明朝疆土，造成了朝野上下的恐慌，这提供了明末西方火器传入中国的外部动力。徐光启、孙元化都曾仿制过西方的“红夷大炮”，孙元化还是明末铸炮活动中的活跃人物，著有《西法神机》，是一部介绍西方16世纪有关火炮制造与使用方法的重要的火器专著。传教士阳玛诺、毕方济等人还被聘请协助讲解西方的炮术，崇祯九年(1642年)锦州失守后，因徐光启已经去世，汤若望被明廷委以制造火炮的重任。除了科技知识的传播外，传教士也影响了一些与他们交往的士大夫科学家，如徐光启、李之藻、王微等人。传教士带来的西方科学、技术无疑也有着其局限性，传教士尽管在宗教之外的科学、技术、艺术等领域有着广博的知识，但是本质上耶稣会是反宗教改革运动的先锋，他们只可能带来“传统的神学世界观和思想方法论”，而不可能是西方自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以来的近代科学和近代思想——“近代经典科学体系(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牛顿)和近代的新思维方式(培根和笛卡儿)”^[89]，在中国近代化历史中的作用不可被过高估计。

在实学思潮和西学的双重影响下，明末科学、技术研究出现了转机。实学的经世致用精神和对“知行并举”的强调，有力地纠正了心学等的唯心主义思想，在认识论上，“行”——实践的作用也受到了重视。科学、技术的研究被与国家命运、人民疾苦等联系在一起，例如徐光启认为科技是国家的富强之术，要求学习西方以求“超胜”；宋应星提出发展和促进生产，为改造社会而求有益于生人之政务；傅山则以医学为“济世”的真学问而“不屑为空言”；更有像李时珍、朱载堉、徐宏祖、王锡禅这样的厌倦于仕途，终生从事科学研究的科学家，科技工作被认为是比入仕更有意义、更利国计民生的大事。实学思潮和科学研究形成了有益的互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实学对“格物穷理”和“格心说”的批评，以“物”为天地宇宙之万物，以“理”为事物之“条理”和客观规律，突破了理学的羁绊；二是实学对“数”的科学解释，力图破除象数迷信，把“数”作为探求自然和检验客观事物规律“理”的科学认识的基础和方法，接近于近代实验科学的理论认识；三是倡导实测、实验、实证，发展了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同时也积极地影响了思想学术界，并推进了实学思潮的发展；四是这一时期的科学思想与学术思想的发展，存在着某些共同的特点，即由综合而走向批判总结，并蕴含着创新。总之，“科学技术领域里的‘数学化’倾向、实验方法和演绎推理方法的出现和古代科学哲学的批判总结，这三者一起兆示了近代实验科学的一线曙光”^[90]。

这样在晚明的60余年时间里，五千年中国古代科学技术闪现出了最后一道光彩，诞生了9部具有世界水平的综合性科学巨著。它们是：李时珍的《本草纲目》(1578年)、朱载堉的《律学新说》(1584年)、潘季驯的《河防一览》(1590年)、程大位的《算法统宗》(1592年)、屠本畯的《闽中海错疏》(1596年)、徐光启的《农政全书》(1633年)、宋应星的《天工开物》(1637年)、徐霞客的《游记》(1640年)、吴有性的《温疫论》(1642年)。

李时珍出身医学世家，祖父和母亲都是享誉一方的名医。李时珍在行医过程中，发现以往的本草书中存在不少的粗疏、错漏之处，因事关病人的健康和生命，从而决心重新编撰一部新的本草专书。他在唐慎微的《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的基础上，参考了800余种的文献书籍，其间还包括大量的问访、观察、栽培、试服工作，经过27年的辛勤努力终于编成《本草纲目》一书。《本草纲目》全书52卷，对我国16世纪以前的药物学进行了总结，书中收录药物1800余种，较《经史证类备急本草》增加了300余种。同时附有药图1000余幅，药方11000余个。李时珍提出了当时最先进的药物分类法，采用了“物以类从，目随纲举”的方法，依药物属性分门别类，易于查找。对于不同部位均能入药的植物，以植物为纲，部位为目，条理清晰。每一种药物所记述的内容，包括校正、释名、集解、辨疑、正误、修治、气味、主治、发明、附录、附方等项，李时珍将自己对药物的观察、研究以及应用过程的经验、发现都融汇其中。同时李时珍纠正了以往本草书中的错误和一些不科学的看法，如服水银、雄黄可以成仙的迷信。《本草纲目》还涉及了人体生理、疾病症状与预防等方面的知识，除了药物学外，涵盖植物学、动物学、矿物学、物理学、化学、农学、天文、气象等学科，辑录了大量的古代文献，为后世留下了极珍贵的文献资料，不愧为我国古代科学文化中的瑰宝。

图46　李时珍

朱载堉生于嘉靖十五年(1536年)，是明仁宗朱高炽的第六代孙。然而他放弃继承王爵之位，自称道人，终生潜心研究律吕历算，著有《乐律全书》，包含《律历融通》四卷(附《音义》一卷、《圣寿万年历》二卷、《万年历备考》三卷、《律学新说》四卷、《算学新说》和《乐学新说》、《律吕精义》等著作多种，涉及音律学、音乐学、历法、数学、珠算、计量学、乐器制造、乐谱和舞谱、物理学、文学及绘画等多个学科，是个不折不扣的博学多才者。其中《律学新说》和《律吕精义》是朱载堉最重要的乐律学著作，凝结了他毕生研究的心血。朱载堉在音律学方面的最重要贡献是在世界上最早创建了十二平均律(又称“新法密律”)，“实现了人们长达十几个世纪的旋宫转调的夙愿”，而且传入西方后，“引起了欧洲音乐理论和声学界的强烈反响”^[91]。

明代自明成祖朱棣开始定都北京，而经济中心则在南方，因此需要从南方运输大量的粮食、物资北上，漕运的重要性便突显出来了。漕运带来的一个问题是黄河治理，即如何保证黄河泛滥不影响大运河的通航问题。潘季驯自嘉靖四十四年(1565)至万历十八年(1590)的25年中，曾四次出任总理河道的职务，负责治理河道12年之久，积累了丰富的治河经验，写成《河防一览》一书。潘季驯找到了黄河为患的症结在于泥沙，提出“以河治河，束水攻沙”的理论，在黄河两边筑造堤岸，成功地治理了黄河，对后世治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河防一览》一书既较全面地继承了前人治河经验的主要成果，又系统地总结了潘季驯长期治河的实践经验。它是‘束水攻沙’论的主要代表著作，也是16世纪我国河工水平、水利科学技术和管理水平的重要标志，是我国水利典籍中的一件珍品”^[92]。

程大位的《算法统宗》含十七卷及首篇一卷，是一部以珠算为主要计算工具的应用数学著作，全书收集了595个问题，并配有大量的图形和以诗词形式表示的问题与算法、歌诀，保留了《九章算术》的体例，并吸收了《测圆海镜分类释术》等书的内容，在总结和继承前人珠算主要成果的基础上，对所参考文献的错讹之处作了删除，同时又有所发展和创新，是中国古代数学史上的一部重要著作。《算法统宗》的创新之处表现在：首次在珠算中采用降阶处理的方法求解高阶方程；首创“珠算归除开立方法”；并对珠算进位作了巧妙的创新。《算法统宗》在明末传入朝鲜、日本和东南亚等地，“对这些地方的珠算传播起了很大的作用”。如日本明治时代的畅销书《尘劫记》即仿《算法统宗》而来，在日本普及了珠算知识，并“为高等数学开辟了道路”^[93]。

屠本畯的《闽中海错疏》是我国最早的海产动物志，全书分三卷，上、中卷载鳞部167种、下卷载甲部90种共200多种水产动物，作者根据自己的观察和研究，介绍了这些水产动物的名称、品种、产地、形态特征和生物学特性，类似于现代生物志的编写方式。书中所载水产动物，以海洋经济鱼类为主，按照动物性状分类介绍，在大类中又析分出不同的小类，接近于现代生物学中的科、属分类方法。“在明代以前，我国没有水产动物志，甚至动物学专著也不多，动物学知识主要散见于医学和农学著作中，还没有形成一门有系统的动物科学。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屠本畯能写出一部含有自然分类概念的水产动物志，在我国为最早，在世界上也找不到前例，这是值得在生物学史上给予高度评价的”^[94]。

徐光启学贯古今、中西，在数学、天文历法、军事、农学等领域都有着极高的造诣，被认为是中国近代科学的先驱者。在数学方面，徐光启与利玛窦合作翻译了《几何原本》，把欧几里得几何学体系介绍到了中国，是中国译介西方科学著作的开始。徐光启翻译时使用的一些数学概念，如“点、面、线、平行线、直线、直角、钝角、锐角、三角形、四方形”等一直沿用至今。在天文学领域，徐光启主持编订了《崇祯历书》，引入了西方天文学知识和体系，并继承了中国古代历法重视农事的思想，体现出中西汇通的科学视野。不过，徐光启用力最勤的还是农学方面，其代表作《农政全书》集我国古代农业科学之大成，功在千秋。《农政全书》分农本、田制、农事、水利、农器、树艺、蚕桑、蚕桑广类、种植、牧养、制造、荒政12目，共60卷50余万字，涵盖了古代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徐光启同汉代的氾胜之、北魏的贾思勰、元代的王祯一起被称为古代四大农学家，但是《农政全书》除了体现出《齐民要术》、《农书》等书中的农本思想之外，还特别贯穿着徐光启的农政思想，不仅局限于农业技术的探讨，还包括了对农政措施的关注，集中体现在对屯垦、水利和荒政三项农业政策的讨论中。徐光启还把自己长期调查、访问、观察、实验的内容，以“玄扈先生曰”的形式写出来，共计6万多字，对古代农业科学进行了总结和推进。总之，“《农政全书》是徐光启个人的研究成果和古代的经验总结熔为一炉的农业科学巨著”^[95]。

图47　宋应星

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书名寓含“凭借天工(自然界的工巧和法则)开发万物”之义，体现了作者“天人合一”的技术思想。全书共18卷，分上、中、下三编，系统地总结了古代农业和手工业方面的生产技术：上编6卷，记载了稻、麦、黍、稷、粱、粟、麻、菽的耕作技术和使用的农具；养蚕、织布、染色所使用的机械及技术、经验；制糖、制盐等的加工技术等等。中编7卷，包括制陶、冶铸、舟车、制油、造纸等方面的技术和经验。下编5卷，涉及金、银、铜、铁等矿物的开采与冶炼以及兵器、火药、墨、酒等的制作工艺。这些内容都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反映出作者对人民生活资料及生产工具的重视。作品也表现出对手工业的重视，在记述方法上，宋应星特别注重生产数据的运用，体现出自然科学定量分析的特征。《天工开物》是研究我国古代尤其是明代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的重要文献，无愧于“中国十七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的赞誉。

徐霞客被称为“千古奇人”，其《游记》被称为“千古奇书”，主要在于他能到人所不能到，写人所不能写，因而徐霞客及其《游记》就不能被视为普通的旅行家和游记。徐霞客从20岁出游太湖到54岁，先后出游20多次，足迹几乎遍布了当时两京13省的名山大川。尤其是他晚年到西南地区最长的一次远途跋涉，历时四年，游历了浙、赣、湘、桂、滇等省份，深入人迹罕至的崇山峻岭，最后因足疾和身患重病被从滇西护送返乡，抵家后第二年便溘然长逝。徐霞客留下的《游记》一书可谓是地理学的百科全书，除了对山川地理的考察外，还记录了沿途的气候、自然景观和人文历史。在地理方面成就最大的是对西南石灰岩溶地貌和洞穴的考察，被公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岩溶洞穴学的珍贵文献。徐霞客通过亲身探索，纠正了许多地理学上的错误见解，如确定长江的正源是金沙江而不是岷江，考察出黄山的最高峰是莲花峰而非天都峰，推翻了雁荡山龙湫水出自雁湖的旧说等等。为探明真相，徐霞客经常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甚至于以生命危险为代价，表现出通过实践探索自然、追求真理的勇气和精神。

图48　徐霞客

吴有性大约生活在16世纪80年代至17世纪60年代之间，这一时期疫病连连，夺去了很多人的生命。吴有性在前人论述的基础上，经过自己长期的观察、实践，写成《温疫论》一书，对瘟疫病的病因和特点提出了创造性的见解。吴有性最大的贡献在于创立了“戾气说”，即瘟疫由戾气引起，破除了以前对于疫病病因的时气说、伏气说、瘴气说和百病皆生于六气的观点。戾气是物质性的，可以通过药物制服。对于戾气的传播途径，可以通过空气和接触传入口鼻，打破了之前“邪从皮毛而入”的定论，也为控制瘟疫蔓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如采用切断传播途径的方法。戾气具有特异性定位的特点，即对某些脏器组织有亲和力，易引起它们的病变。同时，人类和禽兽的疫病是由不同的戾气引起的。戾气有多种，其致病有流行性、散发性、地区性和时间性等特点，应该根据不同的戾气专药专治。^[96]这些都为人们正确认识传染病并寻找控制、治疗方法奠定了基础。

图49　《温疫论》书影

在晚明如此短暂的时间里，出现了如此之多、涵盖学科如此之广的综合性科学巨著，实在让人叹为观止。不过，这已经是几千年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最后的华丽登场了，预示了此后长时间的谢幕。其实，随着西学的进入，一些问题也已经被提了出来：如何对待西学？全盘拒绝、全盘接受还是批判接受？如何摆正中学和西学的关系？中西会通、西学中源还是中体西用？这类问题越来越严峻地摆在中国知识分子的面前，成为驱之不去的梦魇。但凡在民族危急存亡的关头，类似问题的讨论又会沉渣泛起。无论如何，中国传统科学和技术都由此开始了缓慢而曲折的近代化进程，中国的知识分子必须接受西方科学技术崛起并反超的事实，对我们传统科技所写下的光辉篇章的回顾，都应该化为知耻后勇、迎头赶上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