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移支付制度与我国地区经济差距的相关分析

转移支付制度与我国地区经济差距的相关分析

宋健敏^[1]　邬媛媛^[2]

20世纪90年代以来，很多学者都对中国地区经济差距问题进行了研究，以往的研究通常采用两种方法:一种是使用各种统计指标来做定性描述；另一种是采用计量估计，其优点是能区分影响地区差距的各种因素的作用大小。^[3]这些研究的结果不完全一致，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其中，国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成果中具有代表性的是:魏后凯（1997），较全面地研究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收敛性，沿用Barro和Sasla－I－Martin分析方法计算了自1978年以来各地区产出差距收敛（β收敛^[4]），发现中国各地区GDP差距大约以每年2%的速度收敛。沈坤荣、马俊（2002），得出的结论为中国地区间差距不存在收敛，但呈现明显的分为东、中、西三大地带的“俱乐部收敛”^[5]特征。

从目前所收集的资料来看，国内以转移支付角度研究地区差距的文献较少。马栓友、于红霞（2003），曾通过对1995～2000年间全国范围内转移支付对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情况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得出结论，认为虽然中央政府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分别提出缩小地区差距和西部大开发战略，但目前我国的区域经济并没有出现收敛趋势:作为政府缩小地区发展差距重要手段的转移支付制度存在资金分配不合理等问题，虽然其结构目前正在逐步完善，但在1995～2000年间没有起到有效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作用。

本文将运用经验实证的方法，分析我国地区差距的现状以及现行转移支付制度对地区差距的影响。这里所说的地区差距是指地区间经济差距，而地区间经济差距的内容十分广泛，不同学者对此的界定也不尽相同。我们认为地区间经济差距不仅指增长总量上的绝对差距，还应指增长速度方面的相对差距。至于经济结构以及经济发展条件中所存在的不同则属于引起地区差距的原因范畴，不属于地区差距的结果，因此，不纳入本文所指地区差距的研究范围。在分析地区差距时，常用的测算指标有:人均GDP、国民收入、人均可支配收入、消费支出，等等。测算地区差距的方法通常是以衡量差距为核心，对有关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

一、我国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现状分析

（一）各地区人均GDP差异比较

一些指标显示，近年来我国地区间差距已非常明显并呈扩大趋势。研究表明，中国在国际可比较的范围内，属于地区经济差距（主要指相对差距，包括人均GDP地区差异系数以及最大值与最小值之比）较大的国家之一（樊纲，2000）。以下将对地区差距现状进行分析。

地区人均GDP差异系数，是一地区人均GDP标准差与其均值之比，用公式表示为:VC＝，其中X_i为i省人均GDP。根据1994～2004年各省市人均GDP数据，可测算出如表1结果。

表1　全国各地区人均GDP差距　单位:元

续表

资料来源:历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其中重庆数据从1997年其成为直辖市后开始计算，1999年西藏数据缺失。

从表1中计算结果可以看出，我国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非常明显，并呈扩大趋势。1996年我国各地区人均GDP相对差异系数为67.76%，其中上海的人均GDP为最大值，贵州的人均GDP为最小值，上海是贵州的10.64倍；1998年我国各地区人均GDP相对差异系数为71.46%，突破了70%，上海的人均GDP仍为最大值，贵州的人均GDP仍为最小值，上海是贵州的12.06倍，可以看出，最大值、最小值之间的比值也是呈逐年上升趋势的。从发展趋势来看，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之后，我国的各地区人均GDP差异系数越来越大，也表明了我国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也是越来越大的。

我们再把1994～2004年数据分别按照东部、中部、西部地区进行测算，测算结果如表2、表3、表4。^[6]

表2　东部地区人均GDP差异状况

续表

资料来源:历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其中重庆数据从1997年其成为直辖市后开始计算，1999年西藏数据缺失。

表3　中部地区人均GDP差异状况

资料来源:历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其中重庆数据从1997年其成为直辖市后开始计算，1999年西藏数据缺失。

表4　西部地区人均GDP差异状况

续表

注:重庆的数据从1997年开始加入计算，1999年缺少西藏的数据，因而样本个数为9个。

资料来源:历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其中重庆数据从1997年其成为直辖市后开始计算，1999年西藏数据缺失。

从以上三张表中列出的测算结果可以看出，东部地区内部省市的人均GDP差异比中部、西部地区要大，而西部地区内部省市的人均GDP差异又比中部地区稍大。纵向来看，东部地区在2001年以前内部各省市人均GDP的差距是呈逐年扩大的趋势，在2001年以后又稍稍下降，但差异仍然很明显。而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内部差距变化不大，西部地区甚至还有差距缩小的趋势。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地区差距不断拉大的同时存在着俱乐部收敛的倾向。^[7]根据刘夏明、魏英琪、李国平（2004）的分解，中国地区的总体差距主要来自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差距。^[8]下面图1、图2更为直观地展示了全国和各地区的差距变化情况。

图1　1994～2004年的中国地区差距

图2　东、中、西部地区GDP增长情况（单位:亿元）

（二）各地区经济增速比较

为了更进一步分析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同时我们还比较了1980～1990年和1991～2001年两个时间段东、中、西部地区的平均经济增长速度。

表5　各地平均经济增长速度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及《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计算而得。

从表5中可以看出，在20世纪80年代沿海地区经济发展速度较快，而中、西部内陆地区较缓慢，而1991～2001年间东、中部地区增速较快，尤其是东部地区，最低的辽宁平均增速为8.4%，而最高的福建增速则高达12.5%，西部地区除四川以外其他各省份平均增长速度则均在8%以下，与东、中部地区差距较大，发展缓慢。结合前文图1和图2我们也可以较直观地看出，1995～2004年间东部地区GDP增长很快，而中、西部地区相对比较缓慢。

二、转移支付对地区经济差距的影响分析

（一）转移支付前后地区财政能力差异变化

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转移支付是政府调节区域经济的重要政策手段。在地区间经济差距日益拉大的今天，我国的现行转移支付制度能否起到促进地区差距缩小的作用呢？

在政府实施转移支付以前，财政收支结构纵向和横向不平衡十分明显。我们用转移支付前后地区财力能力系数和财力保证系数，来分析财政转移支付在弥补各地区财政横向失衡中的作用。

某地区财政能力系数^[9]＝该地区人均财政收入/全国人均财政收入

某地区财力保证系数＝该地区人均财政支出/全国人均财政支出

我们根据有关数据测算得出如表6所示的结果。

表6　转移支付前后各地区财力保证度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中国财政年鉴》计算而得，表中数据为1994～2004年10年平均数。

由表6可以看出，转移支付前各地区财政自给能力差别很大，中、西部地区人均财政收入都在全国平均水平以下，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后，各地区的财力保证有所变化，但是，东部地区财力保证系数仍然高出中、西部地区较多，说明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象并未得到显著缓解，差距仍然较大。

表7　1995～2004年财政转移支付地区分布情况　单位:亿元

资料来源:历年《中国财政年鉴》。

由表7可以看出，1995年以来东、中、西部地区获得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数量都是不断增加的，尤其是西部地区增长较快，由1995年的598.04亿元增长到2004年的3132.38亿元，年均增速为20.2%。综合以上两表可以看出，我国现行转移支付在弥补财政纵向和横向失衡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二）转移支付对地区经济的影响

按照新古典增长理论，国家或地区间人均收入的差异是由于其资本－劳动比率（K/L）不同的结果，偏好和技术相似的经济会收敛到相同的稳态，即落后的经济会比富裕的经济增长快。假定储蓄率不变，一地区初始的资本－劳动比率（K/L）越低，其K/L增长就越快，在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的情况下，资本将从富裕地区流向贫穷地区，而劳动力因追求较高的工资率流向恰好相反。因此，区际间要素流动将促进K/L的提高，进而人均收入水平趋于均等。利用新古典增长模型，我们可以考察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的收敛性。主要方法是通过测算地区经济增长的β－收敛系数，^[10]对一个封闭经济来说，其渐进增长过程大体呈对数线形形式，即

其中，i代表经济单位，t和T代表期初和期末时间，T－t代表观察期长度，y_it和y_iT分别表示期初和期末人均产出或收入，表示稳定状态时的人均产出或收入增长率，是稳态时的人均产出或收入，系数β指人均收入y_it向稳态收敛的速度，β的值越高，则表示经济单位向稳态收敛的速度越快；u_it为误差项。在方程中代入各个地区不同时期人均产出或收入进行回归分析，可测算出β－收敛系数。β值大于0，经济趋于收敛；β值小于0，则趋于发散。在实证分析过程中，我们假定和为常数，则方程（1）将简化为:

其中A＝为常数，因为稳态值和时间趋势对各地区都相同。通常利用非线性最小二乘法对地区经济增长方程进行估计，可以得到β的估计值。

为了考察转移支付对地区经济的影响，我们在经济增长方程中加入转移支付这一影响因素，则增长方程变为条件收敛方程。β系数衡量的是一种条件收敛，即收敛的速率将同时决定于其他参数的差异。由于转移支付增加了对落后地区的拨款，促进了资本（K）向落后地区的流动，因而理论上转移支付会对地区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实证分析中，在数据选择上，由于各地区得到的转移支付总量不便于比较，我们采用转移支付的相对量，即转移支付比率TR（各地获得的转移支付与其财政收入的比重）这一因素进行计算。在回归方程中加入转移支付率这一因素后，新的回归方程变为:

其中，α、β和γ为待估参数，TR为转移支付率。

我们对全国及东、中、西部地区的人均GDP运用方程（2）和（3）分别进行回归分析，比较回归结果β值的变化情况，从而得出转移支付对地区经济影响程度的结论。

我们选取1995～2004年的数据（1994年实施的分税制从1995年起才有分省转移支付的数据），分析这一时期转移支付对区域经济收敛的影响。为消除物价影响，我们对各类数据都采用GDP指数进行缩减以剔除价格变化的影响。计算结果如表8。

表8　各时期GDP减缩指数（以1995年为基期）

根据计算出来的GDP缩减指数对各地区的GDP进行修正，修正的结果如表9。

表9　各地区修正人均GDP　单位:元

公式中因变量“”和自变量1“logy_it”可以由表9相关数据得出，自变量2“转移支付率TR”则可由表10得出，具体计算结果如表10。

表10　各地区转移支付率

续表

注:相关转移支付原始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财政年鉴》。

表11　经济增长回归方程中相关变量数据

续表

将表11中因变量和自变量的相关数据分别代入经济增长方程（2）和（3）:

1.我们运用非线性最小二乘法（NLS）估计地区经济增长方程，可以得到β的估计值，通过计算，对1995～2004年地区经济增长的初步估计回归结果如表12。

表12　1995～2004年地区经济增长方程的NLS估计

注:由于重庆市数据到1997年后才有，计算中仍包括在四川省，样本数是30个省市，括号内是t－统计量。带＊表示P＜0.05，在95%水平显著。

方程（2）是不考虑转移支付因素的经济增长方程，估计的β值为－0.006303，而且统计在95%水平上显著。说明1995～2004年我国地区经济不存在收敛，相反是以0.63%的速度发散，差距扩大。方程3加入了转移支付因素，估计的β值为－0.011343，β的绝对值比方程2的测算结果要大，说明分税制改革以后，在全国范围内转移支付制度并没有起到促进地区差距缩小的作用，反而还扩大了地区差距，使地区经济以1.1343%的速度扩散。

2.利用过渡期转移支付额测算的经济增长方程。为了深入测算不同形式的转移支付的绩效，我们用过渡期转移支付额（数据见表10）代替转移支付数据，代入方程（3）进行测算，回归结果如表13。

表13　1995～2004年地区经济增长方程的NLS估计（过渡期转移支付率）

注:本统计样本数为30，重庆市包括在四川省内。带＊表示P＜0.05，在95%水平显著。

由表13结果可知，把转移支付率变量换成过渡期转移支付额因素后，经济增长方程的β值仍然为负数，但绝对值变小了，与表12相比，说明虽然转移支付总额未能对地区经济收敛起到促进作用，但中央对各地区的过渡期转移支付在缩小地区差距上却起到了一定促进作用。

3.1995～2004年东、中、西部地区内部经济增长方程的估计。为了进一步考察转移支付在促进各地区经济差距缩小中的作用，我们对经济增长方程在东、中、西部地区分别进行测算，方法与上文中全国范围的测算相同，分别利用三大地带的数据代入增长方程（2）和（3），测算结果如表14。

表14　1995～2004年三大地带经济增长方程的NLS估计

续表

注:带＊＊表示P＜0.1，在90%水平显著。

以上的统计结果显示，在不考虑转移支付因素时，东部地区的收敛系数为负值，表明其内部经济为发散，而中部和西部地区收敛系数为正数，说明在中部和西部地区经济呈现“俱乐部收敛”现象。而加入转移支付变量之后，东部和中部地区的β值变大，说明转移支付在东部、中部各自地区内部对经济收敛起到一定促进作用，而西部地区的β值比方程（2）变小，说明转移支付在西部地区内部并未起到缩小差距的作用。

三、结论

从前面分析的结果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我国现行转移支付在全国范围内对地区经济差距缩小并没有起到促进作用，反而加大了地区差距扩大的速度。但是，通过对东、中、西部地区的测算，发现转移支付在东、中部地区内部起到了促进地区经济平衡发展的作用；在进一步测算后得出虽然转移支付总额未起到缩小地区差距的作用，但转移支付组成部分中的过渡期转移支付则起到了该作用。这说明过渡期转移支付形式最接近真正意义上的转移支付，起到了其应有的作用。

【注释】

[1]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

[2]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2004级硕士研究生。

[3]刘夏明、魏英琪、李国平:《收敛还是发散？——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争论的文献综述》，《经济研究》2004年第7期。

[4]β收敛是指初期人均产出水平较低的经济系统趋于在人均产出增长率、人均资本增长率等人均项目上比初期人均产出水平较高的经济系统以更快的速度增长，即不同的经济系统间的人均产出增长率与初始人均产出水平负相关。参见巴罗:《经济增长》第11章。

[5]Galor（1996）认为“俱乐部收敛”指的是初期经济发展水平接近的经济集团各自内部的不同经济系统之间，在具有相似的结构特征的前提下趋于收敛，即较穷的地区与较富的地区各自内部存在着收敛，而两个集团之间却没有收敛的迹象。

[6]按照“三分法”，将全国分为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其中东部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广西、海南12个省、市、自治区；中部包括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9个省、自治区；西部包括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9个省、自治区及重庆市。

[7]可以参考蔡昉、都阳:《中国地区经济增长的趋同与差异》，《经济研究》2000年第10期。

[8]刘夏明、魏英琪、李国平:《收敛还是发散？——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争论的文献综述》，《经济研究》2004年第7期。

[9]葛乃旭:《重建我国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的构想》，《财贸经济》2005年第1期。

[10]所谓β－收敛系数，是指初期人均产出水平较低的经济系统趋于在人均产出增长率、人均资本增长率等人均项目上比初期人均产出水平较高的经济系统以更快的速度增长，即不同的经济系统间的人均产出增长率与初始人均产出水平负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