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籍制度衍生的“城市异客”

1-2.户籍制度衍生的“城市异客”

人口的迁徙流动对国家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据世界银行估计，在1978年至1995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年增长的9.4个百分点中，农村劳动力转移贡献了1.5个百分点。中国社科院人口研究所的一项研究发现，劳动力转移对1982年至1997年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为20.23%。而从农民经济生活的改善情况视之，非农收入（特别是劳务报酬收入）在农村人口收入中的比重越来越大。有研究表明，1997年以来，农民收入的增长主要来自于劳动者报酬收入的增长，三年共增加186元。今天的农民收入，大体是三分天下：劳务报酬占31.2%，种植业纯收入占34.8%，其他家庭经营纯收入（28.5%）和财产性、转移性收入（5.5%）占34%。⁽⁴⁶⁾在一些农村人口外出比较多的省，每年仅仅因为外出务工经商寄回的现金是以上百亿元计算的，像四川、安徽等省，外出打工寄回的钱超过了省里财政收入。除了经济生活的改观外，城市文明的洗礼，也在不同的程度上改变了农村流动人口的生活观念，相应地提升了他们在流动中的权利意识。

正是这种经济与文化的牵引力使农民工离开故土，带着改变生活、改变命运的希望来到陌生的城市。然而，与生俱来的户籍身份却使他们始终游离于朝夕生存的城市，尽管农民工融入城市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更是农民朝思暮想的向上的流动。事实上，农民与市民间的巨大差异，在社会巨变的25年中始终是每一位打工者都无法逾越的制度鸿沟，成为他们心灵的一道难以抚平的创痛，成为追逐幸福的精神枷锁。

1958年实行户籍制度之后，人口流动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城乡之间的距离逐渐拉大。这种二元管理体制，形成了城市与乡村两大难以跨越的身份阵营。在各种生活资源的配置中农民享受不到居民的待遇，这种不平等的记忆在几十年的历史沉积中强化了城乡间的差别，并成为新一代农民奔赴城市实现地位提升的内在动力。然而，一方面由于如潮而来的劳动力大军使城市管理和有限的资源分配面临着考验，另一方面人口的自由流动又无法避免，因此，限制农村人口进入城市的制度性障碍，依旧是引发社会问题的症结所在。在户籍制度下，进入城市部门的非农化人口难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民，他们虽然工作和生活在城市，却无法在城市中安身，这也是这个群体不停地在城乡之间流动的主要原因。有学者考察了20世纪80年代外出从事非农产业的第一代农民工现在的阶层地位，认为他们基本处于三种职业状态：农民工、农业劳动者和个体工商户。这一代农民工在二十多年的流动中，由于资金、技术和经营能力的限制，致使他们难以成为私营企业主，而最有可能的向上流动是成为个体工商户，这也是他们多年务工，有了一些积蓄和经验后的首选职业。除了这一小部分人之外，有一定数量的农民工仍然在农民工范围内频繁地变动着职业，进行平行流动。而相当一部分的农民工则重新回归了农业劳动者阶层。期间，1989—1991年和1998—2000年出现了两个回流高峰，前者缘于国家经济萎缩和治理整顿，后者是国有企业改革和乡镇企业改制的直接后果。无论是对“盲流”的清理，还是在与城市下岗职工竞争中的歧视性政策，都注定了农民工重返家乡务农的趋势。⁽⁴⁷⁾如果我们的城市留给大部分农民工的选择是回流务农的话，中国社会的发展将会停滞，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将遥遥无期。

如果再透过户籍制度这一表象探究其现状之源，我们就会认识到在这张身份标签的背后，相关连接的是以此为依托的住房制度、保险制度、社会福利政策、教育制度等对农民工走入城市的强大拒斥。与此相关的是，城市政策的地方保护主义、市民在计划体制下的“先赋”的优越感，使城市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大打折扣，在这仅仅属于“别人的都市”里，他们的生活中更多的是被剥夺感，而缺少了对城市的接纳与认同。他们离开了故土，却找寻不到新的家园，这数以亿计的农民工也因此成为中国城市生活中特有的“无根”的社会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