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苏联经历了两次经济政策与经济体制的急剧转变。
第一次是从“战时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转变。在那次转变过程中，如前一章所述，虽然也经过了激烈的争论，但当时由于列宁还在世，他广泛而深入地听取基层干部和直接生产者的意见，坚持从实际出发，吸取正确意见，修正自己原先的认识;同时，他又具有崇高的领袖威望，可以在党内高层做耐心地说服工作，在激烈的争辩中具有最后仲裁的权威。这样，“新经济政策”终于作为经济和政治危机的应急对策而被广泛接受，从而顺利地实现了那一次转变。
第二次转变是从“新经济政策”向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转变。这一转变的结局是在联共党内高层领导经过两场历时五、六年激烈的大争论之后实现的。
列宁晚年的思想，即考虑商业和市场机制对社会主义经济的积极作用以及市场经济是不可超越的阶段等观点，当时在理论上尚未来得及充分阐释，在实践中也还没有充分展示，以致党内高层对“新经济政策”的内在矛盾(即指令性计划与市场机制的矛盾)有不同的理解并作各取所需的解释。在列宁逝世后，这些潜伏着的分歧就爆发为更激烈的争论。
争论的主题是:“新经济政策”是作为临时的退却策略而应及时废弃还是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道路而应继续坚持?争论先后分为两场:第一场争论的一方是以斯大林、布哈林为主帅的中央多数派，另一方先是托洛斯基派、后是托洛斯基与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联合的反对派，主要争论苏联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第二场争论的一方是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等，另一方是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等，争论的实质是关于苏联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这两场争论的主要内容都涉及苏联工业化道路及相关的农村政策，但核心问题(尤其是第二场争论的核心问题)则是能否通过市场关系走向社会主义。这里，我们仅从经济体制的角度来观察、评价这两场至关重要的论战。那时，人们对“新经济政策”的理解存在很大分歧。按照“新经济政策”自身发展的逻辑，要求在更大程度上运用市场机制，更广、更深地采取市场取向的政策措施，那些重视从实际出发、讲究实际成效和实际利益的人都主张继续实行“新经济政策”。但这样做是同传统的社会主义理念冲突的，那些受传统的社会主义理念束缚较多的人，就主张更多地限制“新经济政策”和更早地取消它;即使是主张发展“新经济政策”的人，也由于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传统的社会主义理念的影响以及有其他顾虑而不敢坚定地、始终一贯地坚持“新经济政策”和按照“新经济政策”的逻辑进一步采取克服困难和危机的措施。争论同人们怎样领会和理解列宁的思想有很大关系。大体说来，托洛斯基等“左倾反对派”常常引用列宁在革命时期或“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讲话和文章，即坚持列宁旧的提法;而布哈林接受了列宁后期的思想，坚持列宁的新提法，即“新经济政策”的精髓。斯大林的认识则有一个变化和反复的过程，他在第一场争论中是同布哈林一起维护“新经济政策”的，他们反击托洛斯基的挑战时，依据的基本理论就是苏联一国可以而且能够建成社会主义，条件是必须坚持列宁制定的“新经济政策”。斯大林说:“我认为在目前，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在现今‘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在共产主义的所有思想流派中，托洛斯基主义要算是最危险的思想流派了。因为它竭力设法使人不相信我国革命的力量，不相信工农联盟，不相信‘新经济政策’的俄国会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1]其后，在第二场争论中，斯大林虽然仍坚持苏联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观点，但把托洛斯基的“超级工业化”理论和托派干将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观点融合到自己的理论中，来批判布哈林;而布哈林则坚持只有通过“新经济政策”才能使苏联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详见后面的论述)。本来，如果仅仅是理论上的辩论，提供的是两种不同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模式，可以“和而不同”，由实践和时间来检验。遗憾的是，当时的理论争论是同政治斗争交织在一起的，没有民主的气氛和理性的比较。政治斗争的结局是执掌领导权的斯大林取得了胜利，随后，‘新经济政策’就被废止了，逐渐形成了以单一公有制为基础的高度集中、排斥市场机制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
斯大林
第一次:斯大林依靠布哈林的理论战胜了托、季反对派
争论的背景是:1923年，苏联经济形势严峻，卢布行市不稳，货币贬值严重;工农业产品“剪刀差”扩大，引发工业品销售危机;农民强烈不满，工人也有罢工;城乡出现骚动，社会出现动荡。政治上，党内出现新的工人反对派;列宁病情严重，难于继续问政;苏共党内最高决策层主要领导人之间政见分歧。国际上，西欧革命正转入低潮。面临这样的形势，应当采取什么对策，在苏共领导层产生了尖锐分歧。1924—1925年，苏共中央和苏维埃政府决定放宽农村政策，减收农业税，降低工业品价格，放宽对租佃土地和雇佣农村劳动力的限制，借以提高个体农民生产的积极性。这表明苏共领导的多数派按照“新经济政策”的要求，把一些可以容许的原则进一步推广到农村中去。但是，在少数派看来，这些措施对富农作了过多的让步，甚至认为这是“富农倾向”占据了统治地位。于是，在1923年秋—1924年1月，以托洛斯基致党中央的信和46人致政治局的声明为导火线，在苏共党内爆发了激烈的辩论。托洛斯基认为，苏联一国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必然会同农民发生冲突。为此，苏维埃国家必须实行“超级工业化”，以“剥夺”农民的方式维护苏维埃政权。托派是以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论为理论基础向中央多数派挑战的。中央多数派的主要理论家是布哈林。所以，布哈林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分别是论战双方的主将。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认为，苏维埃俄国的命运取决于能否迅速实现工业化，为此，需要有一个庞大的投资计划，需要集中一切资源。依靠国营工业部门内部的盈余、按照市场关系进行“正常的”积累过程太慢，必须加速这个过程，进行“异常的”积累。“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只能靠“剥削”小农个体经济的办法进行，“剥夺”或者“剥削”农民是苏联实现工业化的主要途径，苏联工业必然要“吞噬”农业部门。国营企业和农业之间是“宗主国”和“殖民地”的关系，要通过工农产品的不等价交换，从农民那里把大量剩余价值向工业部门转移。他认为，1923年及以后出现的“剪刀差”现象是最好的从农民那里抽取资金的方法，反对政府为缩小“剪刀差”而进行的努力。他说:“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可以不触动小资产阶级(包括农民)经济资源而自行发展的思想无疑是反动的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国家在这里的任务不是从小资产阶级那里拿得比资本主义从他们那里拿得更少的东西，……而是拿得更多的东西。”他认为:“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是克服我们社会主义落后性的规律，它只是在我们国家经济还没有在技术上和经济上优胜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时期起作用。”“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是为国营经济的生存而斗争的规律”，“是整个苏维埃国营经济的主要动力”，“如果我们不理解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在苏维埃经济中所起的中心作用，我们对苏维埃经济的实质就一窍不通。”他还认为，价值规律与社会主义经济是对立的，价值规律的特点是自发性，而社会主义经济要求有计划地确定比例;价值规律要求等价交换，而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要求非等价交换[2]。
布哈林是联共党内赫赫有名的理论家，他曾经在《过渡时期经济学》以及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合著的《共产主义ABC》中主张通过“战时共产主义”体制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但后来他对列宁提出的新经济政策深有领悟，作过很好的发挥，从而与过去的合作者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产生分歧并形成了对立。
布哈林批判对方把“剥削”、“殖民地”这些概念应用到无产阶级专政时期，他说:“在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看来，……我们在社会主义工业中有无产阶级的‘宗主国’，在农民经济(虽然不是全部的)中有小资产阶级‘殖民地’。工人阶级同农民的关系也就是按照残酷的剥削者同殖民地的剥削对象的关系确立的。”布哈林认为，“二者必居其一:或者实行‘殖民地的’路线——剥削、攫取‘技术上可以达到的’一切，那时我们将会使农民经济衰竭，会使其收入降低，会使农民经济消失和受到破坏，会使它被‘吞并’”;“或者无产阶级国家在农民经济的合理化不断发展和收入不断增加的基础上确实能够得到更多的东西。这的确是正确的政策。”布哈林认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方法论存在错误:第一，他把问题看成是静态的，而不是动态的(瓜分现有的东西，而不是变化着的东西);第二，他孤立地看待社会主义工业，而不是把它同农民经济联系起来(他的全部‘联系’只在于扣款;他不了解在农民经济占很大比重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工业中的积累是农民经济中的积累的函数)。布哈林讽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是“建议无产阶级杀掉会生金蛋的母鸡”，强调不能杀鸡取卵，要让母鸡自愿地生下金蛋。杀鸡取卵的政策“意味着工农联盟破裂，或者至少是严重破坏。”[3]
布哈林在批判中进一步阐明“同农民处于战争状态的无产阶级专政，……无论如何不可能是强大的”。工农联盟是无产阶级政权的基础，“如果失掉了阶级力量的这种特别有利的结合，那么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整个发展基础就完了。”所以，他认为对农民必须实行“谨慎与和解”的政策，党必须像“在刀刃上行走”那样小心谨慎。他还说:“我们不能用铁扫帚把中农赶入共产主义，不要用‘战时共产主义’的拳打脚踢推着他们走。”[4]布哈林强烈反对所谓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观点，认为不能把无产阶级看作是一个剥削阶级，无产阶级绝不能剥削农民。布哈林不反对从农民那里积累一定的资金，但同反对派在方法和限度上有很大的分歧。他说:“我们从农民那里能够取多少，在多大程度上我们可以进行这种抽取，用什么方法，这种抽取的限度在哪里，……我们和反对派之间的分歧就在这里。……反对派的同志主张过度抽取，主张对农民施加巨大的压力。这样做，……在经济上是不合理的，在政治上是不能允许的。我们的立场并不是否定这种抽取，但是我们的计算要清醒得多。”[5]布哈林这些精辟的论述，来源于他对列宁后期思想的深刻理解并纠正了自己过去的“左派共产主义”观点。
布哈林还正确地表述了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他说:“我们的经济是为消费者而存在的，消费者不是为经济而存在的。这一点永远不该忘记。‘新经济’同旧经济的区别就在于把群众的需要当作它的标准。”[6]他认为反对派“对农民经济估计不足，这里表现为对市场力量估计不足，不懂得市场经济的神经，即货币体系的全部意义，孤立地对工业作片面的分析。”他指出当时国内形势严峻，其特点就“在于同农村结合的崩溃，因为在高价政策(和销售危机)下，在苏维埃纸币破产(它失去任何购买力)下，要拽着工业前进是不可能的，不管我们多么强调哪怕是极端美妙的‘计划’也不行”[7]。
布哈林在联共(布)十四大上，全力捍卫列宁的后期思想，维护列宁制定的“新经济政策”。新反对派(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将主要矛头对准布哈林，给他扣了许多污蔑性的帽子，如“小资产阶级腐朽性”的化身、具有“富农倾向”、具有“民粹派精神”等;但是有一顶帽子看来他们扣对了，那就是新反对派成员皮达可夫说布哈林是“百分之一百五十的‘新经济政策’分子”[8]。加米涅夫甚至说:“我现在看到斯大林同志已完全成为这条政治路线的俘虏，这条路线的创始人和真正的代表是布哈林同志。”[9]
归纳起来，布哈林在论战中的主要观点有三:
第一，关于能否通过市场关系走向社会主义?布哈林说，过去曾经认为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之后立即消灭市场，从而立即消灭资本主义经济和立即实行计划经济。现在认识到，走向社会主义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市场关系、货币、交易所、银行等起着非常巨大的作用。十月革命以来，经济政策经历了一个“由‘堵塞的’经济周转到越来越‘开放的’经济周转的发展”。“新经济政策”就是“‘开放的’周转制度”。布哈林还进一步明确地说:“现在我们看清了我们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它不在，或者确切地说，不完全在我们过去所探求过的地方。过去我们认为，我们可以一举消灭市场关系。而实际情况表明，我们恰恰要通过市场关系走向社会主义。”[10]
第二，社会主义经济要不要保持平衡地发展?与他的对手相反，布哈林认为，不顾一切地扩大对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投资，会破坏比例关系。他主张平衡地增长投资，要重视由市场反映的需求。布哈林认为，计划的根本任务是保持平衡，不仅要保持各生产部门之间的正确比例，而且要保持经济生活的一切方面的比例。如果无视这种比例就会造成经济紊乱。他还强调:“农业是全部经济的基础”[11]。
第三，农村走向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是合作社还是集体农庄?布哈林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保留农民生产资料私有的合作社而不是生产资料公有的集体农庄。他说:“以前那些分散的、零散的、在经济上相互间毫无联系的农户，将在采购、销售和信贷的基础上日益互相联合起来，而且在这一事业中实现同无产阶级国家经济机关的结合。另一方面，将来农民会从共同采购和共同销售，会从一般的信贷组织逐渐过渡到组织自己的合作的黄油制造厂和一般的农畜产品加工厂。农民通过切身经验越是相信过渡到集体的劳动形式是有利的，则上述的组织过程就会进行得越远，越深刻。农民将通过购买机器过渡到集体使用机器。农民经济将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地，就像黄油制造厂那样，在新的基础上组织起来。”[12]
布哈林在这里提出的是一条通过市场关系实现工农业同时繁荣的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时他在政治斗争中是属于斯大林和联共(布)中央多数派，所以，在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论战中取胜了。
但是不久，反对托季联盟的斗争这一波刚平，联共(布)中央内部斗争的另一波又起，在斯大林和布哈林之间开始了激烈的论战和斗争，布哈林遭到了惨败。他提出的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也自然地被否决、被抛弃了。而前一回合论战中失败的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提出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理论观点和托洛斯基主义的“超级工业化”计划却在以后斯大林领导的经济实践中实际上得到了贯彻。历史就是这样无情地具有讽刺意味!
第二次:斯大林与布哈林关于废弃还是坚持“新经济政策”的决战
斯大林与布哈林论战的导火线是1927年底到1928年春季在苏联发生了粮食收购危机。1927年11—12月，苏联收购到的粮食数量锐减，只相当于1926年同期收购量的一半，而工业化的进展使国家对商品粮的需求大大增加。在如何认识和解决粮食收购危机的问题上，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与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之间发生了尖锐的分歧。双方激烈论战的内容实际上涉及一系列理论和方针政策问题，涉及“新经济政策”是继续执行还是立即废止，涉及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是选择布哈林模式还是斯大林模式，也就是说，是选择通过市场关系走向社会主义还是搞排斥市场机制的社会主义。这场斗争的结局给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造成了长期的、深远的影响。
对待严重的粮食收购危机，斯大林主张采取“非常措施”来解决，即强制收购粮食，对反抗者运用刑法严厉制裁。斯大林唯一的一次外出工作视察，就是1928年1月亲赴西伯利亚主要产粮区督促粮食收购。斯大林要求:第一，富农立刻按照国家价格交出全部余粮;第二，如不服从，就依照国家刑法第107条将他们送上法庭判罪，余粮由国家没收。由此，搜查、逮捕、没收粮食等高压行为席卷了全国农村。
斯大林认为，只要有富农存在，他们就一定会对抗粮食收购。政府唯一的对策就是加紧建设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他强调，苏维埃制度不能长久地建立在两种不同的基础之上，这两个不同的基础就是“联合的社会主义化的工业和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个体小农经济”[13]。因此，他提出要加速把小农经济联合为大规模的集体经济。这是斯大林要废弃“新经济政策”的信号。
斯大林要采取“非常措施”收购粮食的主张是经过全体政治局委员一致同意后实行的。但是，在对造成粮食收购危机的原因和“非常措施”使用的范围、限度与作用等问题上，布哈林与斯大林的认识完全不同。在斯大林赴西伯利亚巡视回莫斯科以后，中央政治局于1928年2月6日召开会议，会上对收购粮食问题的争论十分激烈。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等人指责斯大林过分地采取高压措施收购粮食的做法，说这既侵犯了中农利益，又破坏了地方粮食市场，动摇了工农联盟。他们还指出，使用刑法必须通过司法机关和司法程序来进行。
斯大林此时没有同布哈林等人进行公开争论。他承认在实行“非常措施”时有“许多歪曲和过火行为”。他一再表示实行“非常措施”不是取消“新经济政策”，不是恢复余粮收集制和剥夺富农。他说:“‘新经济政策’是我们经济政策的基础，而且在相当长的时期中不会改变。”随后，斯大林通过中央委员会指示各级党组织:“坚决取缔在加强粮食收购的运动中发生的过火行为和歪曲行为”[14]，但此类行为一直没有停止。
1928年3月10日，苏联政府保安部门宣布，在顿巴斯工业联合企业的沙赫特矿区破获了一个反革命集团。这个事件震动了全党。1928年4月6—11日，联共(布)中央开会专门讨论粮食收购危机和沙赫特事件。布哈林认为，粮食收购危机的原因是农民经济缩小、谷物生产下降，而谷物生产下降的原因在于国家计划工作失误，主要是:工农产品比价不合理，谷物收购价格太低，生产力配置不利于谷物业;基本建设投资增加太快、太多，破坏了城乡平衡;货币尚未稳定到使农民可以把它作为积累手段的地步。至于富农，只是利用我们的工作失误兴风作浪，他们的投机行为是造成粮食收购危机的原因之一，但不是主要原因。斯大林的看法则与此大相径庭，他认为造成粮食收购危机的原因是:工业发展速度太慢，致使对农村的商品供应不足;苏联已成为小农经济的国家，而小农经济提供商品粮极少;富农已经成长起来，积累了粮食，投机倒把，操纵粮价，破坏国家的粮食征购工作。全会作出的决议表明，布哈林的主张占了上风。决议指出，“如果及时地和正确地保持平衡和消除经济机关与党机关中的缺点，那么这种困难是不致发生的。”决议还强调，必须“绝对制止”过火行为和歪曲现象，“因为它们破坏着党的经济政策基础，威胁着城乡间的经济联系，破坏着信用制度并使工人阶级同中农基本群众的联盟遭到削弱”。关于沙赫特事件，决议认为，这一方面是资产阶级势力反对社会主义的“新方法”和“新形式”;另一方面，也“暴露出我们的经济工作和经济管理体系本身存在着不能容忍的缺点和错误”[15]。决议要求全党党组织必须克服官僚主义，改进工作。
全会一结束，斯大林和布哈林于4月13日分别赴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两大地方党组织通报4月全会的精神，但在观点上却各唱各的调。斯大林说:“收购危机标志着农村资本主义分子在‘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对苏维埃发动的第一次严重的进攻，”“沙赫特事件标志着国际资本及其在我国的代理人对苏维埃政权发动的又一次严重进攻”。斯大林警告说:“我们有国内敌人，也有国外敌人。同志们，这一点是一分钟也不能忘记的。”[16]而布哈林在分析粮食收购危机时说:“我们不诿过于人，我们直截了当地说，在很大程度上是我们‘机关’的过错，不是狭义的机关(某一个苏维埃机关犯了这样的错误)，而是广义的机关，就是说，是计划经济的机关的过错。我们的计划编制得不大好。我们被争论缠住，造成了许多错误，误了事，这也就使得我们的敌人(他们在其他条件下干不出任何反对我们的大事)有可能获得若干(暂时的)胜利。”关于沙赫特事件，布哈林认为，它表明“整个传送带系统——群众、阶级、工会、苏维埃、党——遭到了破坏。党组织脱离了工人群众，工会组织脱离了非党工人群众，经济工作人员脱离了这些工人群众”。他认为应吸取的教训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17]。
1928年4月下旬，粮食收购危机再度爆发。中央又一次采取“非常措施”，党内争论再次加剧。5月6日，布哈林在全苏列宁共青团八大上作报告，反对“乱提阶级斗争”，反对“某些突然跃进”。布哈林还发表文章，谴责那些“荒谬的工业主义的人”[18]。一些支持布哈林观点的人认为，斯大林的政策是在“挑动”党同农民摊牌，是不要个体农业而要那种建立在“彻底毁灭农民”的基础之上的集体化，把“非常措施”看成是一种“政权体系”，一条经过(刑法)第107条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时候，布哈林已开始把斯大林看成是新托洛斯基主义的代表[19]。因为他拾起了托派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理论和“超级工业化”理论，这些理论的实质是剥夺农民，牺牲农业来片面地加足马力实现工业化。
斯大林开始主动进攻，削弱布哈林的影响。5月28日，他在红色教授学院发表了《在粮食战线上》的讲话，不指名地批判布哈林的观点，“拿计划得不好和偶然的错误来解释一切，那就是犯了极大的错误”。斯大林坚决认为，小农经济是粮食战线上困难的根源，出路只有“由个体农民经济过渡到集体的公共经济”。斯大林在讲话中很严厉地说，不能恢复“富农经济”，苏维埃政权不能“同时依靠两个对立的阶级，既依靠以剥削工人阶级为经济原则的富农阶级，又依靠以消灭一切剥削为经济原则的工人阶级”。还指责说:“这真是反动派才玩得出的把戏”[20]。
1928年5月下旬和6月，布哈林给党中央政治局写信，针锋相对地指出:“拯救我们的不是集体农庄。目前任何集体化都是不可能的”，“我们能把集体农庄建立在贫穷和分散的基础上吗?”[21]
这样，斯大林与布哈林在理论上的分歧越来越大，在政策上也越来越难于取得共识。
1928年6月15日，财政副人民委员弗鲁姆金给政治局写了一封信，批评斯大林的政策。弗鲁姆金是1898年入党的老党员，长期从事粮食、外贸和财政工作。他在信中反映:农村中除了一小部分贫农外，都有反政府的情绪;最近采取的方针使中农基本群众感到没有希望，没有前途;应该回到联共(布)第十四次和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方针上去;最大限度地帮助那些加入集体经济的贫农;不要用突击和超突击的方式扩展国营农场。中央政治局经过表决，决定把这封信连同一封政治局集体的复信交给中央委员们传阅。但斯大林却破坏这个决定，他以总书记的身份通过中央书记处发出了他的复信，严厉批评弗鲁姆金的信是“一封要求宽容富农、取消对富农的限制的申请书”[22]。弗鲁姆金随后被指控参加“右倾派别集团”，1938年被枪决。布哈林对斯大林破坏政治局的决定十分气愤，批评斯大林把政治局当作“总书记底下的一个咨询机构”。
斯大林此时还没有同布哈林公开摊牌，他安抚布哈林说:“你和我是喜马拉雅山，而其他人则不过是无名之辈。”[23]布哈林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引用了这句话，斯大林予以否认。从此，斯大林和布哈林之间的个人关系彻底决裂[24]。
1928年7月，苏共中央又召开全会。会上，关于农村政策的两种观点继续激烈辩论。斯大林在全会上首次提出“贡税论”同布哈林的市场经济均衡论较量。斯大林说:“农民不仅向国家交纳一般的税，即直接税和间接税，而且他们在购买工业品时还要因为价格较高而多付一些钱，这是第一;而在出卖农产品时多少要少得一些钱，这是第二。这是为了发展为全国(包括农民在内)服务的工业而向农民征收的一种额外税。这是一种类似‘贡税’的东西，是一种类似超额税的东西;为了保持并加快工业发展的现有速度，保证工业满足全国的需要，继续提高农村物质生活水平，然后完全取消这种额外税，消除城乡间的‘剪刀差’，我们不得不暂时征收这种税。”[25]从斯大林的这些表述中，不难看出，他实际上已经吸取了他和中央多数派曾经批判过的托派主将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中的一些观点，这必然激起布哈林等人的反对。
布哈林认为，斯大林的政策是“导致国内战争”的“战时共产主义”和“军事封建”政策[26]。他表示可以采取非暴力的“‘新经济政策’的方法”来限制富农进行积累和扩大影响，以免触犯其他农民阶层的利益。他警告说，不要“人为地把共产主义移植到农村中去”[27]。布哈林明确地表示:“我们的政策中心是:我们决不应容许对于‘结合’的威胁。否则，我们就不能实现列宁的基本遗训”[28]。布哈林指的是列宁后期思想中十分重视同农民的“结合”问题，主张通过“新经济政策”和市场关系，无产阶级同农民一起建设社会主义。而斯大林则更多地注意到了富农的威胁，并将富农的能量夸大了。他把“停止退却”看成是对富农的进攻，而且这种进攻不是像列宁所说的从经济方面展开竞争，而是采取政治突击和暴力方式来解决问题。
随后，双方又经过多次高层会议上的若干个回合的激烈争论，包括舌战和笔战，终于以组织措施强行结束了争论。1929年4月16日召开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党内事件的决议》，指出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是“右倾分子”，他们的活动是“右倾机会主义的派别活动”[29]。布哈林被撤销了在《真理报》和共产国际的领导职务，并被解除了政治局委员职务，托姆斯基被解除了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职务，乌格拉诺夫被解除中央书记职务，李可夫后来也被解除人民委员会主席职务。
从此，斯大林走上了权力之巅。
概括起来，斯大林与布哈林围绕着粮食问题的争论实质上是关于“新经济政策”是立即停止、废弃还是继续坚持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问题上:
第一，怎样看待阶级斗争的形势?
布哈林在同托洛斯基分子论战时说过:“我国基本的农民合作社组织网将由一些不是富农式的而是‘劳动’式的合作社细胞构成，这些细胞将长入我们的全部国家机关的体系中去，因而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单一链条中的环节。另一方面，富农的合作社窝巢也会同样经过银行等长入这个体系中去;但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是异类，例如像租让企业那样”[30]。
斯大林以前对这个观点没有表示过反对。但到1929年，他将这段话翻出来大加批判，说这是布哈林的“富农长入社会主义”论。斯大林认为，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因为既然把承租企业家和富农相提并论，而富农又长入社会主义，那么由此会得出什么结论呢?由此得出的结论只有一个，就是承租企业家也长入社会主义”。他说:“布哈林的错误正是在于他认为富农和承租企业家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是异类，但还是会长入社会主义的。”“城乡资本家、富农和承租企业家都长入社会主义，请看布哈林说出了多么愚蠢的话。”斯大林接着讽刺地说:“我们不需要这样的‘社会主义’。让布哈林自己把它拿去吧!”斯大林尖锐地提出:“或者是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或者是资本家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或者是阶级利益的不可调和的对立性;或者是阶级利益协调的理论”，两者必居其一。斯大林还有意将布哈林与列宁对立起来，提出了两个公式:“通过无产阶级的残酷的阶级斗争来消灭阶级，这就是列宁的公式”;“通过阶级斗争熄灭和资本家长入社会主义来消灭阶级，这就是布哈林的公式。”[31]
斯大林认为，苏联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化。因为“社会主义正在胜利地进攻资本主义分子，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分子增长得快，资本主义分子的比重因此正在下降，正因为资本主义分子的比重正在下降，资本主义分子才感觉到有死亡的危险，于是就加紧进行反抗。”“在目前的发展阶段，在目前这种力量对比的条件下，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和城乡资本主义分子反抗的加紧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发生的。”这就是“谁战胜谁”的问题[32]。
苏共中央接受了斯大林关于阶级斗争尖锐化的理论。在1929年4月的一项决议中作了如下表述:“社会主义经济形式的发展、资本主义成分的被排挤以及随之而来的敌对阶级的反抗的加强，都不可避免地会使社会主义建设的这个转变阶段的阶级斗争尖锐起来。目前阶段的无产阶级专政意味着阶级斗争的继续和加剧而不是熄灭。”[33]
布哈林反对斯大林阶级斗争尖锐化的观点。他认为，阶级斗争在某些场合、某种条件下虽有可能激化，但出现粮食收购危机的根源在于谷物生产落后和粮食价格偏低，在于“新经济政策”未能贯彻，主要不在于富农破坏。一些反革命破坏事件通常发生在地方苏维埃机关软弱无力的地区。随着这种机关的改善，随着苏维埃所有基层政权的巩固，随着农村地方党组织和青年团组织的改善和加强，这类现象会越来越少，以致最后绝迹。他主张用经济斗争的办法而不是用暴力的办法来对付城乡资本主义成分，尤其反对在农村实行侵犯中农利益的政策。他认为苏联的农村还很贫穷，并反对夸大富农的力量。斯大林批判布哈林对农民的分化估计不足，忘记了“贫农是工人阶级的支柱，中农是同盟者，富农是阶级敌人”这个公式。斯大林还把“布哈林集团”和托洛斯基主义相提并论，说它们的区别在于，“托洛斯基主义反对和中农群众建立巩固联盟的政策，而布哈林集团则主张和全体农民建立任何一种联盟。”[34]
第二，经济发展要加速突击增长还是要和谐平衡增长?
斯大林要求用高积累的办法实现高速度的工业化，重点是高速发展重工业。为此需要采用剥夺农民的办法来筹集发展重工业所需的资金，同时不能顾及轻工业和消费领域。这是斯大林和布哈林争论的最主要的问题之一。斯大林说:“这个问题所以重要，是因为我们在党的经济政策问题方面的实际分歧的一切线索都集中在这个问题上。”斯大林说:“不加速发展我国工业，就不能以机器和拖拉机供给农村。因此，迅速发展我国工业是在集体制基础上改造农业的钥匙。”斯大林还说:“布哈林躲避‘非常措施’就像小鬼躲避阎王一样。”[35]
布哈林则认为社会主义工业积累和农业经济的积累是互为条件、相互促进的，主张保持工农业之间的平衡、工业内部重工业和轻工业之间的平衡、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平衡。他认为，积累和消费是相互影响的，积累过高会影响、抑制人民生活需求，使生产失去动力。布哈林在1928年9月发表的《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中提出了一个和谐平衡发展苏联工业的纲领。他指出，苏联发生了独特的危机，它与资本主义的危机有不同的特点:这里和那里都出现了生产和需求的比例失调，那里是生产过剩，这里是商品荒;这里和那里都存在着不同生产领域之间的比例失调，在苏联的典型例子是金属荒(指工业品)。商品荒的根源何在?工业不能满足农村需求的根源何在?不能用发展速度低来解释，因为苏联的发展速度比其他各国简直高得不可比拟，因为农民几乎一半收入来源于非农业，首先来源于工业，因为苏联的经济不能充分满足城市的消费性需求和生产性需求。这种商品荒是破坏国家的基本经济比例造成的。计划的根本任务是保持平衡，不仅要保持各生产部门之间的正确比例，而且要保持经济生活一切方面的比例，无视这种比例就会发生危机。现在的问题是:工业的发展速度大大超过农业的发展速度;被置于非常不利地位的谷物业有落后于最低限度的必要速度的危险。进一步加快工业发展速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业原料的生产和农产品的出口额。在分配工业内部的资金时，必须力求做到“比较无危机的发展”，能保证工业各部门之间比较正确的协调一致的发展。布哈林说，我们必须力求使工业化有一种尽可能高的速度，但这绝不是说必须把一切都用于基本建设。在制定基本建设计划的时候，必须考虑后备。在我们这里弦已经绷得太紧了，把它绷得更紧，使商品荒更加尖锐化，已经不行了。其次，必须保持基本建设的物质因素的比例，因为不能用“未来的砖头”建造“现实的”工厂。在重工业和轻工业的比重方面，将重心放在生产资料上是正确的，但必须在注意轻工业的条件下，利用其资本来从事重工业的建设。我们既要尽可能快地前进，“又要第一，缓和商品荒，第二，改善后备状况，第三，保证一种比较无危机的发展”。为此，我们必须紧缩多得可怕的非生产性开支，必须更加节约基本建设的耗费;我们必须用各种办法提高我们企业的生产率，降低生产成本;我们必须把那些为社会主义工作的经济成分最大限度地开动起来，使之变得极其灵活机动。这就要求把个人的、集团的、群众的、社会的和国家的主动精神错综地配合起来。我们是过分集中化了。由于许多领域过分集中化，我们使自己丧失了额外的力量、资金、后备和潜力，而且由于许多官僚主义的障碍不能利用这些潜力[36]。
同年(1928年)11月，斯大林在《论国家工业化和联共(布)党内的右倾》的演说中，同布哈林进行了针锋相对但没有指名的论战，强调了高速度、紧计划的必要。他说，高速度发展整个工业特别是发展生产资料生产，是国家工业化的主要基础和关键，是在社会主义发展的基础上改造我国整个国民经济的主要基础和关键。高速度地发展工业，就要尽量增加工业的基本建设的投资。这样做会使我们的一切计划都很紧。但是不紧不行。从外部条件来说，要取得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我们必须赶上并超过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这样做“不仅从建成社会主义方面来看这是对的。从处在资本主义包围的情况下保卫我国的独立来看这也是对的。不为国防建立足够的工业基础，就不可能保卫住我们国家的独立。不使工业具有高度的技术，就不可能建立这样的工业基础”。“正因为如此，列宁才把在经济方面赶上并超过先进国家的问题当作我国发展的生死存亡问题提出来”。从国内条件来说，我国农业、农业技术和农业文化过分落后，小商品生产者极其分散而十分落后的生产在我国还占绝对优势。我们的任务就在于最大限度地保证在新的技术基础上改造农业所必需的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但是，要实现这个任务，就必须高速度发展我国的工业。斯大林总结说:“我们的经济计划(无论预算内的或预算外的)所以很紧，并规定向基本建设大量投资以保持工业的高速度发展，其根源就在这里。”[37]
第三，怎样实行农业合作化?解决谷物问题的根本出路何在?
斯大林和布哈林分别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1929年4月，斯大林在《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的演说中对两个方案作了简明的概括。他说自己的方案要点是:
(1)我们重新装备(改造)工业;
(2)我们开始认真地重新装备(改造)农业;
(3)为此必须扩大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建设;
(4)目前粮食收购方面的困难，可以采取一些依靠中农和贫农群众共同赞助的临时的非常措施;
(5)必须发展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广泛订立预购合同、加紧发展机器拖拉机站来补充个体贫农和中农经济的发展，以利于把资本主义分子从农业中排挤出去，把个体农民经济逐步引上大规模集体经济的轨道，引上集体劳动的轨道;
(6)但是要做到这一切，首先必须加紧发展工业，发展冶金业、化学工业、机器制造业、拖拉机制造场、农业机器制造厂等。不然就不可能解决谷物问题，也不可能改造农业。
斯大林的结论是:“高速度发展我国工业是改造农业的钥匙”。主张在短期内迅速全盘集体化，建立集体农庄。
斯大林对布哈林的方案也作了一个带有一定程度歪曲和攻击性的概括，他说:
“布哈林的方案是:
(1)使市场‘常态化’，容许在市场上自由玩弄价格和抬高粮价，即使这样做会使工业品、原料和粮食涨价;
(2)相当地减低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发展速度，以便全力发展个体农民经济;
(3)以自流的方式收购粮食，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条件下都不可以采取甚至不可以部分地采取‘非常措施’来对付富农，即使这些措施受到中农和贫农群众的赞助;
(4)缺粮时就输入约值一亿卢布的粮食;
(5)如果外汇不够，不能同时输入粮食和工业设备，那就应当减少工业设备的输入，也就是说，减低我国工业的发展速度，不然我国农业就会‘停滞不前’，甚至会‘直线下降’。”
“结论:发展个体农民经济是改造农业的钥匙”[38]。
实际上，布哈林只是反对匆忙实行集体化。他说，马克思主义者向来认为，切实可行的集体化需要有熟练的人、农业上的一定积累和机械化，而这三个先决条件当时苏联都不具备。他质问，难道能“在贫穷和衰退的基础上”实行集体化吗?李可夫也认为“这会败坏社会主义化的工作的名声，并把整个事情搞糟。”[39]布哈林坚持集体化要贯彻自愿原则，主张从流通环节入手，把农民组织在采购、销售和信贷合作社里，然后逐步过渡到生产合作社。他认为，只有合作社而不是集体农庄才是农民走向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
第四，关于“贡税”问题。这是与工业化道路及农村政策相关的问题。
布哈林说:“究竟是什么决定了随后的政策呢?……是斯大林关于‘贡税’的讲话。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同志是完全反对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关于殖民地和剥削农民的意见的。但是在七月全会上，他却提出了‘贡税’的口号，也就是要对农民进行军事封建剥削。”斯大林对此极为不满，把它归结为布哈林的“主要错误”，而且使用他习惯用的“二者必居其一”的句式:“或者布哈林分子承认‘剪刀差’和使资金从农业‘流入’工业在目前是不可避免的，那么他们就应当承认自己的责备是诬蔑，承认党是完全正确的;或者他们否认‘剪刀差’和‘流入’在目前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就请他们直截了当地说出来，好让党把他们算入我国工业化的反对者之列。”随后，斯大林又把问题的性质上纲上线地说:“问题在于:布哈林和他的朋友挑剔‘贡税’这个字眼而且说起对农民实行军事封建剥削政策的话来，这并不是偶然的。毫无疑问，他们吵嚷说实行军事封建剥削，是想表示他们对于我们各机关所实行的我们党对待富农的政策的极端不满。对党在领导农民方面的列宁的政策不满，对我们的粮食收购政策不满，对我们的全力发展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政策不满，最后，希望‘解放’市场和规定私人自由贸易完全自由，——这就是布哈林关于对农民实行军事封建剥削政策的号叫中所表现出来的东西。”斯大林还表示，布哈林反对“贡税”的言论，绝“不是从马克思主义者的武库里拿来的”，而“是从立宪民主党首领米留可夫的武库里拿来的”，“就是附和米留可夫之流的先生们，就是做人民公敌的尾巴”[40]。
第五，全部论战内容的实质，归根到底是关于“新经济政策”以及和市场的关系问题。
斯大林批判布哈林的错误是，只看见“新经济政策”的一个方面，而没有看见“新经济政策”是由两个方面组成的。一个方面是“它的锋芒指向‘战时共产主义’，指向排斥任何私人贸易自由的制度和秩序”，“容许私人贸易的一定自由”。但“布哈林忘记了‘新经济政策’还有另一方面。问题在于‘新经济政策’绝不是容许私人贸易完全自由，绝不是容许在市场上自由玩弄价格。‘新经济政策’是在保证国家对市场起调节作用的条件下容许私人贸易在一定限度、在一定范围内的自由。这就是‘新经济政策’的第二个方面。”斯大林强调，“新经济政策”的第二方面比第一方面“对我们更为重要”[41]。斯大林批判布哈林只注意“从左边”即从那些想取消任何贸易自由的人们方面来的危险的观点是“极大的错误”。斯大林拒绝布哈林在粮食收购危机中提出的市场“常态化”和按地区调整粮食收购价格的方案，并且上纲地批判说，布哈林的方案表明，“他不满意苏维埃的市场条件，他想逐渐取消国家对市场的调节作用，提议向从右边来破坏‘新经济政策’的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让步”，说布哈林“做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俘虏是多么服帖”。斯大林还认为，布哈林的政策“就是力图使城乡富有阶层结合起来，这真是一种特殊的结合”[42]。其实，布哈林说的无产阶级同农民“结合”主要指的是中农。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无产阶级政权曾经尝试过“消灭”小资产阶级，结果失败了，导致了无产阶级政权与农民的一场严重的政治危机。列宁总结了教训，说要像“在刀刃上行走”那样“小心谨慎”地对待农民，主要是指要谨慎地对待中农。难道列宁也是“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俘虏”吗?可见，斯大林的批判有些强词夺理，现在看来是缺乏说服力的。
对于斯大林和布哈林的争论，从我们今天的经济学常识、从苏联模式衰亡的教训和中国农村改革的经验来看，布哈林的主张显然有更大的合理性，如果照其实施，也许能使苏联通过市场关系实现工农业同时繁荣和经济持续发展，即使被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断，只要战后继续恢复和发展市场经济，苏联或许不会沦落到衰亡的命运。但在当时，苏联处在战争与革命的时代大背景下，又是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既没有经验，又不容易得到外援，斯大林的方案适应了苏联国内迫切要求赶上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强烈愿望和迅速增强国家经济实力与国防实力以防御外来侵略的需要，所以很自然地占了上风。令人痛惜和值得引以为深刻教训的是，这些不同理论观点和不同政策方案的争论，同政治斗争、党内派别斗争纠缠在一起，不允许外传和公开讨论，更不允许试验和经过实践检验。布哈林在中央会议上阐明的所有观点和申辩都被封锁、扣压或经过筛选之后才能见报，党员和人民群众根本无法知道上层分歧的实际情况，更没有经过全党认真的讨论。特别是滥用权力给不同观点的人扣上政治大帽子，在政治上甚至肉体上把他们判了死刑，这是毫不足取的，其造成的危害也是无法弥补的。当布哈林等人实际上已不坚持己见、完全停止与中央抗争的时候，中央对他们采取的组织措施仍毫不留情地逐步升级。联共(布)十六大宣布右倾反对派的观点和联共(布)党籍不相容，宣布将“思想意识上的异己分子都清洗掉”[43]。党员没有保留不同意见的权利，党内容不得不同的声音，以致主流理论观点和占主导地位的政策上的错误长期得不到纠正，给党和国家长期留下了严重的后患。
1929年是大转变的一年。当“反右倾斗争”刚刚告一段落，斯大林就正式废弃了“新经济政策”。同年12月27日，斯大林说:“我们所以采取‘新经济政策’，就是因为它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当它不再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抛开。”[44]
“新经济政策”在克服危机、战胜困难方面曾经取得过巨大的成就，在列宁逝世之后虽然还继续实施了几年，但实施过程中一直存在着激烈的争论，它前后实施一共不到10年，到20世纪20年代末终于被斯大林废弃了，这是苏联历史上的一场大悲剧。在废弃“新经济政策”以后，斯大林支持编写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重新把“新经济政策”定义为:允许“少许的商品流转自由”的暂时退却，“待积蓄起力量后，重新开始进攻”[45]。任何超出这一定义的理解都被禁止。自此以后，苏联逐渐建立起高度集中的排斥市场机制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即所谓的苏联模式或斯大林模式。
【注释】
[1]《斯大林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31页。
[2]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新经济学》，三联书店，1984年，第25页、第41页、第78页、第138页、第208页。
[3]《布哈林文选》(上册)，东方出版社，1988年，第220—221页、第231页、第233页、第240页。
[4]转引自斯蒂芬·F·科恩:《布哈林与布尔什维克革命》，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41页、第242页、第250页。
[5]《真理报》，1927年7月7日。
[6]《真理报》，1928年9月30日。
[7]《布哈林文选》(上册)，东方出版社，1988年，第254页。
[8]斯蒂芬·F·科恩:《布哈林与布尔什维克革命》，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39页。
[9]《联共(布)第14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第254页、第494页，转引自邢广程:《苏联高层决策70年——从列宁到戈尔巴乔夫》，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第69页。
[10]《布哈林文选》(上册)，东方出版社，1988年，第358页、第360页、第441页。
[11]《布哈林文选》(上册)，东方出版社，1988年，第390页。
[12]同上书，第419—420页。
[13]《斯大林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5—7页。
[14]同上书，第15页、第16页、第17页。
[15]《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3分册)，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428页、第433—434页。
[16]《斯大林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54页。
[17]《布哈林文选》(中册)，东方出版社，1988年，第219页、第220页、第234页。
[18]《真理报》，1928年5月27日。
[19]转引自斯蒂芬·F·科恩:《布哈林与布尔什维克革命》，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24页。
[20]《斯大林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71页、第77页。
[21]《布哈林思想研究》(译文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85页。
[22]《斯大林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110页、第232—234页。
[23]转引自斯蒂芬·F·科恩:《布哈林与布尔什维克革命》，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25页。
[24]邢广程:《苏联高层决策70年——从列宁到戈尔巴乔夫》，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第173—174页。
[25]《斯大林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139页、第140页。
[26]《真理报》，1928年7月14日。
[27]邢广程:《苏联高层决策70年——从列宁到戈尔巴乔夫》，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第176页。
[28]《布哈林文选》(中册)，东方出版社，1988年，第269页。
[29]《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3分册)，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490页。
[30]转引自《斯大林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26页、第27页。
[31]同上书，第27页、第28页、第29页、第31页。
[32]《斯大林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32页、第33页。
[33]《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3分册)，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493页。
[34]《斯大林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36页、第38页。
[35]同上书，第51页、第54页。
[36]《布哈林文选》(中册)，东方出版社，1988年，第297—298页。
[37]《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78页、第81页、第84页。
[38]《斯大林选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58—159页。
[39]转引自斯蒂芬·F·科恩:《布哈林与布尔什维克革命》，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78页。
[40]《斯大林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51页。
[41]同上书，第40页。
[42]同上书，第41页、第43页。
[43]《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4分册)，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37页。
[44]《斯大林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151页。
[45]《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2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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