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解放而斗争

第四节　为生存、为解放而斗争

黎族是一个勤劳勇敢、不畏强暴、富有革命斗争精神的民族。为了民族的生存和解放，在新中国成立前的漫长苦难日子里，为了反抗历代反动统治阶级的残酷压迫，黎族人民与各族人民一起进行了前赴后继的不屈不挠的斗争。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开始，黎族人民就积极投身于伟大的革命斗争行列，创建海南岛第一个苏维埃政权——陵水县苏维埃，建立了五指山革命根据地，解放整个海南岛。新中国成立后，黎族人民又和人民解放军一起，捍卫着祖国的南大门，为保卫和巩固祖国的国防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一、古代黎族人民反抗封建压迫的斗争

历代封建王朝以黎族为“化外之民”，对他们实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政策。特别是宋代以后，各种“治黎”政策，更是一朝严于一朝。在政治上实行所谓“羁縻政策”，制造民族压迫，挑起民族纠纷；在军事上实行野蛮的武力镇压和征讨；在经济上实行强制的超经济剥削，致使黎族劳动人民痛苦不堪，家破人亡，流离失所，无以为生。由于封建王朝及其官吏的横征暴敛，给黎族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激起了黎族人民多次强烈的反抗斗争。据《汉书·贾捐之传》载，从西汉设珠崖、儋耳两郡到昭帝始元元年（前86年）的20多年间，大大小小的反抗斗争有6次之多。以后在神爵三年（前59年）、甘露元年（前53年）、初元元年（前48年）都爆发过反抗斗争。

（一）反抗强征广幅布斗争

汉武帝末年（前87年），珠崖太守孙幸强征广幅布作为贡品，黎民百姓承受不了，便揭竿而起，攻破郡城，将孙幸杀死。由于黎族人民的强烈反抗，迫使汉朝在海南岛的统治者“戒刺官吏毋贪珍赂”，以缓和人民的反抗斗争。

（二）唐乾封初年的联合反抗斗争

唐代，封建王朝及其官吏和黎族中有权势的上层首领相互勾结，以“土贡”、赋税等方式，大量掠夺当地出产的珍珠、玳瑁、香料、槟榔、五色藤、盘班布、金糖香和益智子的同时，还强迫黎族人民采伐异木造大海船远航广州。一些豪强也从中“竭夷僚之膏血以自肥”，使黎族人民苦于赋税、贡品的负担。大小官吏的勒索欺凌，加剧了当时的阶级矛盾，也激化了民族间的矛盾。于是，在唐乾封初年（666～667年）便爆发了黎族和其他民族的联合反抗斗争，连琼州都被攻陷了。

（三）元朝后期王马等人起义

宋王朝为了稳固其统治地位，采取了“以夷治夷”政策。一是对黎族上层首领以官爵利禄收买，通过他们来统治黎族人民。二是利用当时的地主武装，以加强对各族人民的镇压和屠杀。元代统治者承袭宋代的措施，一方面对黎族人民实施残酷的武力镇压。在90多年的统治中，大举“征黎”不下10次，武装镇压的规模为前所未见，甚至连偏僻的五指山中心地区都不能幸免。另一方面利用“归降的上层首领，封以官爵”，授以实权。为便于统治，还专门设立了“黎兵万户府”，下辖“千户所”“百户所”。万户以下都任用黎族“峒首”，统率黎兵，兼管地方上的军事和民政。同时，强占大量土地“屯田”，称为“海南黎蛮屯田万户府”，剥夺了劳动人民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加速了阶级分化，激起了黎族人民前赴后继的反抗斗争。据文献记载，从宋神宗熙宁九年到元末近300年内（1076～1367年），黎族农民起义达18次之多。起义地点不仅遍及封建化较早的岛北、岛东、岛西地区，而且还发展到开发较迟的岛东南地区。规模较大的是元代后期王马等人领导的黎族起义，发动武装农民达数万人之多。东西地区诸黎支皆响应，使大半个岛屿燃起了斗争的烈火。大大动摇了元朝封建统治者在海南岛的统治地位。

（四）符南蛇起义

明王朝废“黎兵万户府”，代之“以峒管黎”，设土舍、土官，由封建官府通过各地的“峒首”进行统治。使“峒”成为封建政权的基层组织。封建官吏、地主、豪强、“峒首”互相勾结，没收农民的大量耕地作为“屯田”“宦田”“庄田”等，包揽征收赋税和诉讼，鱼肉百姓。与此同时，明王朝还加紧实行强迫同化政策，把靠近汉族地区的一些黎族与当地汉族同样编入“都图”，载入黄册与鱼鳞册，“悉输赋听役”，使黎族人民陷入地租、赋税、差役和高利贷的剥削之中。迫使人民群众不得不武装起来进行反抗斗争。从洪武六年（1373年）到崇祯十四年（1641年）的260多年中，黎族人民的起义达30多次，规模较大的有14次。特别是弘治十四年（1501年）儋州七坊（今白沙七坊镇）符南蛇领导的农民起义，声势最为浩大，兵力多达万余人，歼灭敌官兵3000余人，连陷儋州、昌化、感恩等州县，临高县城也“危在朝夕”。为挽救败局，明王朝又调来征瑶将军毛锐，率领数省10万官军渡海镇压。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奋战，义军终因力量悬殊，在弘治十五年（1502年）12月被镇压下去，符南蛇不幸中箭，堕河身亡。但黎族人民起义反抗斗争的火种没有被扑灭。

（五）嘉靖年间农民起义

明嘉靖十八至二十七年（1539～1548年），大规模的黎族农民起义再次爆发。其中，万州鹧鸪啼峒（今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和平镇）、陵水及保亭县境内的黎族那红、那黄、陈那任等人领导的起义，崖县止强、石讼村（今乐东黎族自治县志仲镇）与古镇州（今东方市东方镇）等地黎族那燕、那牵、符门钦等为首的农民起义，都牵动了封建王朝数省10万余大军，费银数十万两，历时三四年才镇压下去。由于规模大、范围广，被当时封建统治阶级称为震动一时的“大变”。

（六）万历后期农民起义

公元1573～1620年，又掀起了第三次黎族农民起义高潮。崖州抱由（今乐东黎族自治县抱由镇、三平乡）的黎族人民起义，攻陷乐安营，围攻崖州城。使封建统治阶级“岁无宁日”，不得不寻找新的治黎政策。海瑞、韩俊和郑廷鹄等人在这种背景下提出了“开通十字路，设立州县，移民垦荒，设学教黎”等措施，但这些主张一直没有被采纳。清王朝承袭明代一套老办法，一方面在五指山周围的交通要道分设琼山县水尾营（今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黎母山镇）、崖州乐安营（今乐东黎族自治县抱由镇）、儋州薄沙营（今白沙黎族自治县牙叉镇）、陵水县宝停营（今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保城镇）、定安县太平营（今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湾岭镇）5处军事地点，使封建王朝的军事政治势力一直伸到偏远的山区。另一方面，在黎族上层首领中任命一批粮长，由粮长向黎族人民征收赋税转交给当地官府。封建官吏兵将们更是恣意勒收粮赋，“额粮一石，私收数倍，毒加骨髓，祸及鸡豚”，若有反抗，则“擅锁平民入营拷打”。黎族人民“财产尽于诛求，筋力困于差役”，加上帝国主义势力的入侵，便激起了各族人民大规模的反抗斗争。仅康熙元年（1662年）到道光末年（1850年）100多年间，黎族和黎汉族人民联合起义就有18次之多。以道光九年（1829年）崖州洋琳峒（三亚市雅亮乡）黎亚鸡、张红须领导的起义规模最大。起义军与山区的黎族群众联合行动，声势浩大，使“州兵不能御”，把前来镇压的官兵杀得大败而逃，连万州营千总周明清、崖州营记委黄振强均被打死。清王朝大为震怒，增派大军，最后“椒扰三载，糜饷亿万”，才把这次起义镇压下去。

（七）反清王朝的起义斗争

1840年以后，除了帝国主义列强对海南资源掠夺外，汉族官吏、地主、奸商和黎族封建上层人物也加强了对黎、苗族地区丰富资源的掠夺。他们通过租佃、雇工、高利贷以及带有原始掠夺性质的械斗和各种无理罚款等方式，榨取少数民族人民的血汗钱。汉族地主阶级则专门包揽黎人的粮务，称为甲头、本管、副手等，从中渔利，致使“黎人实际之负担，每多于应纳粮额数倍”。清封建王朝对黎、苗族人民的搜刮榨取，也达到空前严重的地步。除了“厘金”“战败赔偿摊派”“捐献”和各种名目的“附加税”之外，黎、苗族人民对于田赋、色米的负担，比汉区更为苛重。甚至居住在山区一向没有额定粮赋的黎族农民，每村每年最少也要交纳4万铜钱和400箩谷子。此外，还经常遭到贪官污吏的勒索、巧取豪夺以及兵痞流氓的骚扰。黎、苗族人民在重重压迫和剥削下，鬻儿卖女，倾家荡产，过着流离失所的悲惨生活，因此不断起来反抗。咸丰三年（1853年），海南岛的“天地会”为了响应太平天国革命，在东、中、北部各县发动武装起义，并深入到一些黎族地区建立据点。咸丰七年（1857年），定安县的天地会义军活动扩展到该县的黎族地区，并围攻枫木和岭门（今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湾岭镇）两地。陵水县红鞋等18村的黎族人民在黄有庆领导下，与清朝封建统治者进行了长期斗争，并曾一度围攻陵水县城。从1858年夏天至1859年5月、6月间，起义斗争的烈火遍及陵水县全境和崖州的赞坡、三亚、羊栏等黎族地区。在以后的20年中，又发生过崖州、万州等地黎、汉族人民的多次联合起义。

（八）多港峒起义

陈庆昌依靠美国基督教堂的冶基善，在黎族地区横行霸道，专门替洋人放债、收账。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八月，陈庆昌到抱赖村催债并强行抢夺欠债人的耕牛，激起村民的愤怒，将其打死。美国基督教堂向崖州清廷的官吏告状。平日亦是横征暴敛的把总何秉钺率兵袭击多港峒，抓走了村民李亚发的妹妹。多港峒黎民忍无可忍，在李亚发、吕那改的带领下，汇集4000多人于1897年12月22日发起了起义。义军于23日攻破乐安城，救出李亚发的妹妹，把总何秉钺逃往崖州。义军队伍不断扩大，向九所、黄流、崖州城等地进攻，终因清军把守严密未果，只好撤回多港峒一带凭险据守。斗争坚持了3年之久，给清朝统治者以有力的打击，何秉钺最后被处决。

二、黎族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

有着革命传统的黎族人民，为了打碎长期被压迫、被剥削、被奴役的枷锁，他们和汉民族以及其他民族人民一道，开展了英勇不屈的反抗斗争，从19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初叶，仅见于史志记载的就不下十数次之多。特别是光绪年间（1875～1908年），到处都掀起了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反抗封建统治者的斗争，在我国反帝反封建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一）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统治者的黑暗统治斗争

早在道光九年至十三年（1829～1833年）间，崖州和儋州就先后爆发了大规模的黎族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统治的斗争，到了咸丰年间（1851～1861年），太平天国革命席卷了大半个中国，斗争的烈火也燃烧到海南岛来。为了响应太平天国运动，陵水县红鞋、红袍等村的黎族首领黄有庆领导黎族人民于清咸丰八年（1858年）夏起来斗争。起义之初，陵水县知县程宗洛率兵驰往镇压，黎族人民奋起抵抗，“镖伤兵勇十余名”。不久，黄有庆父子被当地黎耀村的土豪李亚六杀害，黎族农民并没有因为失去首领而停止斗争，“八月二十三日，黎匪焚劫盐灶、山脚、沸水村等乡；九月二十三日，焚劫上园客村”。由于受红鞋、红袍等村黎族农民起义的影响，附近地区的黎族也起来斗争。

十一月初，琼州镇总兵黄开广由海路趋陵水港登陆扎营，准备进剿黎族农民起义军。下旬，黎族起义军的步骑兵1000多人突袭陵水县城西南一带。十二月十三日，大艾峒黎族起义军又攻打光岭村，二十日进下田村。崖州赞坡村的黎族起义军则屡去三亚市、小桥、坡顶各村“肆扰”，并“焚烧羊栏新村”。清咸丰九年（1859年）正月，陵水县知县庆瑞等督率各兵勇“焚匪巢三十余所，阵斩首恶亚燧二首级，悍虐生黎，歼擒过半”，“轰毙数十名，焚其巢穴”。后经过同治八年（1869年）、光绪元年至四年（1875～1878年）、光绪七年至八年（1881～1882年）崖州、万州等地黎族、汉族人民的联合起义，斗争的烈火愈烧愈旺。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冬，又爆发了拥有2000多人的、更大规模的汉、黎农民武装起义。起义队伍以临高县的和舍、兰泮、岭仑、南丰，儋州的抱舍、田表、洛基、那大、四方山、大星为据点，向封建统治者发起猛烈进攻，一度攻入澄迈县的重镇金江市。这次起义得到万州、乐会、陵水、崖州等地黎、汉族人民的纷纷响应，各地的起义群众集结1000多人，在汉族陈忠明、陈忠清、郑显昌，黎族王打文、王高山、胡那肥等率领下，攻克了定安县的南闾、仙沟、雷鸣各市。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爆发了崖州多港峒（今乐东黎族自治县大安乡）黎族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大起义。这年冬天，崖县多港峒黎族农民4000多人，在吕那改等的领导下，爆发了持续3年之久的武装起义。起义以“陈庆昌被杀”事件为导火线。陈庆昌（又名陈世典，汉族），崖州九所附近乐罗村人，是美国基督教会安插在这个村的爪牙。由于他平日在乐安城（今乐东黎族自治县抱由镇附近）里胡作非为，放债图利，专替汉商“抱收烂账”，欺压黎族群众，稍有拖欠，即捉猪拉牛，或被捉到城里严刑拷打，群众对他早已恨之入骨。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八月一日，他到抱来村（今后物大队荣抱村附近，原村已毁）催债，强拉欠债人的水牛，被愤怒的群众杀死。美国基督教堂的帝国主义分子便乘机讹诈，勒索“偿命”，并向崖州清廷官吏“告状”。当时盘踞在乐安城内的把总何秉钺，平日一向“苛求无厌”“形同土匪”。他曾借口“生日”和“纳婚”，“勒派各村钱牛米谷”，仅多涧村即“派钱百二十千，多港村派钱70千，牛49头”，因遭群众反对而“屡索未交”。何把总为此怀恨在心，乘查办陈庆昌被杀害事件的机会，派兵到多港峒，不分青红皂白把正在田里干活的农民李亚发的妹妹（一说是吕那改的女儿）抓走，关在牢狱里作进一步的胁迫。这一无理的暴行，马上激起多港、多涧峒农民的义愤，在吕那改、李亚发等人的领导下，4000多黎族农民拿起火药枪、弓箭、长刀等武器，于1897年农历十一月十八日起义，次日攻破了乐安城，将城内的店铺房屋付之一炬，并夺回了李亚发的妹妹，何秉钺只得逃命窜走崖州乞援。起义群众声势浩大，附近各峒的农民，由于平日受帝国主义传教士及其爪牙的勒索、敲诈和清廷官吏贪得无厌的欺压，都纷纷响应，加入起义队伍，共同向九所、黄流、崖州城等地进攻，一直打了3年之久，给予封建统治者以沉重的打击。

到了辛亥革命前的一段时间，黎族、汉族人民一起又积极地参加了由“三点会”“三合会”或“天地会”组织领导的反清斗争。当时这些组织多活动于琼山、定安、感恩等县或黎、汉等族杂居的地区。如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三点会”会员活动于感恩县佛罗市、盐田村、文质村一带；宣统三年（1911年）又有琼山县的“三合会”会员与当地的黎族人民联合，开展反清武装斗争，并一度攻占了岭肚市一带，给封建统治阶级造成了很大的打击。

1911年清王朝覆灭后，袁世凯这个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代表，爬上统治宝座。这个大军阀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在统治期间，纵容兵痞窜入黎族地区，奸淫掳掠，栽赃加祸，无恶不作。被激怒了的黎族人民便自发地起来抗击军阀的骚扰劫掠，还积极参加了由同盟会会员陈继虞、陈侠农领导的讨袁（世凯）、反龙（济光）斗争。1914年2月间，万宁县兴隆地区的黎族农民武装4000多人参加了讨袁军，在陈侠农、钟启祯的率领下，先后攻破了袁世凯爪牙盘踞的万宁和陵水2座县城。稍后，白沙县牙叉地区的黎族人民又多次拿起武器伏击龙济光匪兵的骚扰，使龙济光掠夺黎族地区儋县元门峒金矿和五指山藤满岭金铜矿的阴谋没有得逞。与此同时，保亭县部分地区（原为陵水县辖，后划归保亭县）黎族农民也武装起来，杀掉了黎族大地主恶霸王义（即王维昌、王昭夷之父），并参加了民军的反龙斗争，从而使民军的活动范围扩展到五指山中心地区的番阳峒（现为五指山市辖）一带。

1914年2月，万宁县兴隆地区的黎族团总、黎族首领钟奇曾和钟孟君兄弟俩率领4000多名黎族农民武装加入了讨袁的革命军，顺利地占领了万宁县城，攻下了陵水县城和新村港，迫使三亚一个连的部分敌军宣布起义，30余名三亚盐警队宣布反正，成为海南讨袁武装的中坚力量。

近代以来，黎、汉族人民的友好往来和并肩战斗，进一步密切了彼此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黎族社会内部的经济结构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加上封建统治者实行的同化政策，使临近汉族居住的或与汉族杂居的黎族人民，逐渐失去了本民族的特点且这种同化进程发展很快。如现今屯昌县与琼中县毗邻的地区，以至万宁县的牛漏、兴隆、南桥一带，均已“编入都图里甲”，“饮食衣服与民人同”，出现了所谓“易俗遗风可望”“熟黎效汉俗”“生黎亦效熟黎习俗”的现象（光绪《定安县志·黎岐志》）。许多人已经不懂黎话。有些黎族地主阶级还把他们的子女送到远在加积市的美国教会学校读书。

1918年4月，黎族人民武装在民军领导人陈继虞的领导下从陵水县城出发进军海口，同年11月，在琼崖的龙济光残部被消灭。龙济光残部被消灭后，军阀沉鸿英又接踵而来，1920年，黎族人民武装在陈继虞的领导下，采用智取的办法夺取了定安县城。此时，黎汉各族人民武装已壮大到拥有机枪、双筒、七九、单响、长苗、六八、毛瑟等枪械几千支，人数4000人，整编成了7个支队、2个独立营的队伍。

历史实践证明：中国迫切需要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这个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才能完成（《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在帝国主义时代，单纯的农民革命和软弱的民族资产阶级都不能取得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彻底胜利。黎族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也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获得彻底的胜利。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面目就焕然一新了（《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伟大的“五四”运动的爆发，揭开了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从此黎族人民的解放运动也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二）讨袁反龙斗争

辛亥革命后，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篡夺了革命果实，国内各派系军阀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割据一方，互相厮杀，民无宁日。黎、苗族人民，不仅自发地起来抗击军阀的骚扰劫掠，还积极参加由同盟会员陈侠农、陈继虞领导的民军讨袁（世凯）反龙（济光）斗争。1914年2月间，万宁县（现为万宁市）兴隆地区的黎族农民武装4000多人参加了讨袁军，在陈侠农、钟启祯的领导下，先后攻下万宁和陵水两座县城。接着又攻克了乐会县城，成立了民军县政府，并坚持斗争3个多月。1915年白沙县牙叉地区的黎族人民多次伏击了龙济光的匪兵，使龙济光策划掠夺黎族地区元门峒金矿和五指山藤满岭金铜矿的阴谋彻底破产。与此同时，陵水县的黎族人民也武装起来，杀掉了勾结龙济光的黎族总管、大地主恶霸王义，并参加了民军的反龙斗争。从而使民军的活动地区扩大到五指山中心的番阳（今通什市番阳镇）一带。

（三）反抗帝国主义侵略

海南岛由于军事和经济上的重要性，一直是帝国主义列强觊觎的对象。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接踵而至。1858年，清政府与英、法签订的《天津条约》中，包括开放琼州口（今海口市）为“通商口岸”，允许英、法等国家在这里设立领事馆。1897年7月，法帝国主义强迫清政府作出不割让海南岛与他国的声明，把海南置于法国势力范围之内。从此，海南成为各帝国主义列强角逐和掠夺的对象。各国为了争夺市场、掠夺资源，相继在海口、加积、那大、三亚和崖城等市镇开设洋行，倾销洋货，进行经济掠夺。洋纱、洋油的输入，破坏了本地手工业的生产，使广大农村的土纱、榨油业纷纷停业破产。鸦片的大量进口，直接摧残和毒害海南各族人民，仅1886年就向海南输入鸦片1916担，价值白银149万多两，占当年进口总值的64.72%。帝国主义还在黎、苗族聚居区进行宗教活动。自从明代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葡萄牙人巴特勒·加俄把基督教传入海南岛后，有些“传教士”就披着“传教”的外衣纷纷涌入海南岛建立教区教堂，干着搜集情报、调查资源的勾当。如曾任清王朝舰长的美籍丹麦人冶基善，1881年11月从广州到海南进行宗教活动，1882年他开始了为时一年的环岛“旅行”。为了有一个牢固的立足点，1883年，他在崖州府勒罗村（今乐东黎族自治县九所镇附近）建立传教总部及教会学校，并与广州来的美国长老会牧师亨利深入黎、苗族地区的白沙、乐东、保亭等地进行传教和窥探活动，百般拉拢黎、苗族和汉族地主上层人物。据统计，1892～1917年的20多年间，全岛接受洗礼的教徒由78人增加至1642人，激增20多倍。

（四）海南岛中共党组织的诞生

1923年，中共广东区委派遣徐成章等几位海南籍的共产党员，回到海南岛进行革命宣传和组织工作。1924年和1925年，又派了陈英才（崖县）、陈贵清（陵水）、刘开汉（昌江）等同志回海南秘密开展革命活动，发动群众，筹建党组织，在崖县和昌江创建了以共产党员为核心的国民党县党部和农民协会。1926年1月，广东国民革命军第十二师渡琼讨伐军阀邓本殷，大批共产党员也随军来琼。中共广东区委通过国民党广东省党部组织部长杨匏安（共产党员），派在广州读书的陵水籍黎族共产党员黄振士、郑家齐等人回到陵水县，改组国民党陵水县党部，由黄振士任书记，陈贵清任秘书。1926年2月28日，在陵水县城文明路陈贵清家中召开了陵水县第一次党员会议，成立陵水县第一个党小组，黄振士任党小组长。几个月后，党员发展到100多名。接着，把党的骨干和进步青年逐步调到国民党县党部工作。中共党组织还领导群众积极开展工运、农运和妇运，创办县农民训练所，加紧培养黎族、汉族农民运动骨干，参加学习的学员，半数以上为黎族。县、区、乡各级工会、农民协会、妇女协会和儿童团等革命团体也相继建立起来，当年8月，陵水县农民协会在党的领导下，组织了一次空前规模的反土豪劣绅、反租税、反粮食外运的斗争。数以千计的黎、汉族农民拿起弓箭、梭镖、扁担、锄头和猎枪等，与武装的农训所学员一起，在陵水县城游行示威，高呼“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工农联合起来”等口号。迫使当时陵水县县长狼狈逃窜，土豪劣绅纷纷逃命。

（五）海南第一个县苏维埃政权

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不久，4月21日，反革命屠杀扩展到海南岛，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逮捕、被杀害，革命组织和团体遭到破坏和摧残。为适应斗争形势的需要，中共琼崖地委改为中共琼崖特别委员会。根据琼崖特委的指示，同年7月12日召开了陵水县第一次党代会，成立中共陵水县委，黄振士担任第一任县委书记，并着手建立以黎族人民为主体、以农训所学员为骨干的农民武装力量——陵水县农民自卫军，下设东、西、北、中4路农军，编制有县赤卫队、区常备队、乡后备队等，人数2800多人。1927年8月18日，黄振士等率领2000多名农军突袭陵水县城，陵水县城获解放。8月21日，在陵城镇召开了民众大会、宣布成立陵水县人民委员会，黄振士任主席，陈贵清任秘书。这是海南历史上第一个县苏维埃政权。7天后，反动派纠集重兵，分3路向苏维埃政权进行疯狂反扑。农军和赤卫军同敌军激战一昼夜后主动撤离县城，转向陵保、陵万边沿农村，一边整训和扩大队伍，一边发动群众保卫秋收，为迎接更大规模的革命斗争准备了条件。

（六）海南各族人民反“围剿”和抗日斗争

1932年7月，国民党政府调遣陈汉光警卫旅和空军一个分队到海南岛，对各革命根据地和红军进行大规模“围剿”。对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实行“剿抚兼施”政策，设立“琼崖抚黎专员公署”，纠集地主武装向陵崖苏区进行扫荡，疯狂地屠杀黎、苗族人民。琼崖工农红军遭受了最惨重的挫折和损失。琼崖特委和工农红军在冯白驹等同志领导下，与黎、苗、汉各族人民一起，克服了种种困难并坚持斗争。1933年1～3月，崖县仲田岭（今三亚市藤桥镇）黎族赤卫队，打退了陈汉光部300多名敌军的10多次进攻，有力地配合了琼崖红军独立师在母瑞山、六连岭等根据地的军事行动。此后，昌江、感恩、崖县等南区各县相继恢复了县的领导机关，在学校、工人中发展党组织，组建游击队，不断袭击地方反动武装。

1936年，琼崖特委派刘秋菊、林茂松等同志到崖县莺哥海（今乐东黎族自治县辖）及角头村一带指导党组织工作，宣传和建立民众抗日组织。又派一批党员到昌江、感恩、乐东等地进行革命活动，建立昌感地区各族人民抗日游击队和乐东尖峰岭地区少数民族游击队。1939年2月10日，日本大举进攻海南岛。为了保卫祖国的宝岛，琼崖抗日独立队在潭口阻击敌人。黎、苗、汉、回各族人民也投入战斗，仅1939年3月，昌感、乐东边界地区就有300多名黎、汉族青年参加了抗日游击队，组织起20多个民兵中队，活跃在日军据点周围和敌人重要交通线上，配合和支持独立总队作战。1940年12月，琼崖国民党顽固派纠集主力3000余人，兵分5路向美合根据地进犯。这时，昌（江）、白（沙）、感（恩）、乐（东）、崖（县）、万（宁）保（亭）、崖（县）、保（亭）和陵（水）、崖（县）等交界处的5个新建立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各族人民，纷纷拿起粉枪（火枪）、刀矛、斧头等武器，痛击日、伪军，有力地配合了抗日部队，保卫了抗日民主根据地。在岛西南的感、乐、崖边区，日军进犯频繁，黎族民兵也出击频繁。仅田头、黑眉两村的黎族民兵和群众，在日军“扫荡”的两年多时间里，就与敌人战斗了50多次。两村的青壮年男子都组织起来，编成战斗小组，埋伏在村前岭后、道旁林间，迂回袭击日军，使日军疲于应付，狼狈溃逃。妇女们平时担负生产劳动，战时参加担架、运输，冒着枪林弹雨支缓前线。老人儿童则深入敌人据点侦察敌情，为部队传递情报。形成全民战争，给入侵者以狠狠地打击。

（七）白沙起义

位于海南岛五指山腹地的白沙县，聚居着数万黎族、苗族人民。新中国成立前，特别是抗日战争爆发后，该地成为国民党的后方。国民党军对当地百姓残酷统治，视其为草芥。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黎族人民，1942年起在黎族首领王国兴的带领下，以红毛乡为基点酝酿武装斗争。1943年春节前后，王国兴在红毛乡德伦山和什干山两次召集各乡首领和苗族首领邓明仁参加会议，商议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的问题，大家一致推举王国兴为起义总指挥，约定于8月l7日起义。首领们歃血为盟，立誓要驱逐国贼，实现黎、苗族的自治。1943年7月12日，白沙一区的白沙、元门、牙叉等乡的首领率400多人，突袭驻向民村的国民党白沙县政府和什空村的国民党白沙县游击独立中队。8月16日，牙炳、对俄、九架、探扭等村的起义首领率众围攻长岭村的国民党白沙县游击队常备第二大队陈文才部，龙头、阜青、狮球、光雅、七坊等乡的起义群众策应，将陈文才部打散。同日，王国兴、王玉锦、王泽义等首领不慎被捕，王玉锦机智逃脱后，率20名敢死队员救出其他被捕的人。8月18日，王玉锦率部攻打由白沙一区逃到二区的国民党昌江、感恩县流亡政府。8月26日，王国兴率领一、二区起义队伍数千人围攻番响的国民党守备二团，团长王弼弃部逃跑。至此，历时半个月的白沙起义取得了胜利。起义中，参加的人数2万多，缴获轻机关枪一挺，步枪90多支，还缴获一批子弹和物资。白沙县境内的国民党政府和部队几乎都逃到外县，国民党军队死伤800多人。1943年9月下旬，国民党纠集1000多人的军队，分3路围剿白沙起义队伍。起义军虽顽强抵抗，但终因缺乏经验和粮草补给困难而撤到鹦哥岭、什寒山一带。

白沙起义纪念碑

在重重的困难中，王国兴派吉有理、王文聪、王高定到临高、儋县寻找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琼崖特委领导人冯白驹接见了他们，并高度评价了白沙起义，表示琼崖特委和独立总队坚决支持他们的斗争。琼崖特委派出干部到白沙进行宣传工作，协助义军进行军事训练，并派出部队配合黎族、苗族义军反攻，击败国民党军对鹦哥岭的3次进攻。此后，琼崖特委派干部组成黎民工作委员会，帮助王国兴组建白保乐人民解放团（王国兴任团长，王玉锦任参谋），成立白沙抗日民主政府，建立了白沙革命根据地，并以此为依托，创建了包括白沙县、保亭县、乐东县在内的五指山中心根据地。白沙起义为扩大中国共产党的抗日统一战线，为创建五指山革命根据地，为日后的海南解放作出了巨大贡献。

三、解放战争时期黎族人民对敌斗争的贡献

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2月14日，国民党46军以5个团的兵力，加上各种地方武装，分4路进攻白沙革命根据地，琼崖内战全面爆发。我党为了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做好对付敌人进攻的准备，仅留下白沙县地方武装，由詹力之和王国兴等率领就地坚持战斗。白沙县民主政府按照特委指示，派基干中队、警卫中队分别下到各区、乡和区乡村的干部们一起组织发动村民，打击国民党地方政权组织和土豪劣绅。先伏击国民党牙叉乡乡长符和昌及其乡兵队，然后在旺丁村袭击了国民党白沙县方振南特务中队，使敌人再不敢侵犯白沙三区。在白沙二区，敌人同样由于黎族人民武装的抵抗而不能实行有效控制。

由于我党领导的革命武装力量的坚决反击，到1948年6月，白沙、保亭和乐东3县全部获得解放，使原来分散在五指山外围地区的小块根据地连接起来，形成了一片方圆上万公里的解放区，使中共琼崖地方党组织和琼纵部队有了广大的革命根据地。也就在这一年中，白沙、保亭、乐东3县有2000多名黎、苗族青壮年参加琼崖纵队，还有更多的青年参加了地方武装和民兵组织，从而壮大了武装力量，同时也为解放战争作出了贡献。

经过军民的艰苦战斗，五指山区的政治、军事、文化建设均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五指山区革命根据地进一步巩固。由于这场解放战争得到黎族、苗族等各族人民的支持，我党在琼崖解放战争中有了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后方基地。它对琼崖解放战争的顺利进行和取得胜利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正如冯白驹在《中国共产党的光辉照耀在海南岛上》一书中所写的那样：“这个根据地（指五指山区）的建立，虽然时间不久，但在支持和发展后期海南人民革命战争上具有重大作用，没有这个根据地的建立，我们就不会取得1948年与1949年中秋春两季攻势的伟大胜利；没有这个根据地的建立，我们就不可能粉碎国民党在解放前夜的大举进攻；也可以这样说，没有这个根据地的建立，更不能配合大军完成渡海登陆作战解放海南的任务。”战争的胜利说明，是琼崖纵队汉族、黎族指战员浴血奋战的结果，也是各族人民积极支援的结果。

五指山中心根据地建成后，为适应形势发展，中共琼崖区党委组织了秋季攻势、春季攻势和夏季攻势的有关战役，打击了琼崖国民党势力。在秋季攻势中，仅白沙县解放区的黎族人民在人力、物力和财力方面就给予了部队大力支持。据统计，在秋季攻势中白沙全县共献出粮食5000余担、2万多块光洋、1100名黎、苗族青年报名参军，组织民工队、担架队和运输队几十个，为秋季攻势的顺利进行提供了人力、物力和财力的保证。随着革命政权的建立，地方党组织在黎族地区吸收了一批在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先进分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有力地提高了党组织的战斗力和领导作用。在保亭解放区，黎族人民跟白沙解放区一样，积极响应琼崖区党委扩军支前的号召，以实际行动，从人力、物力、财力上支持解放战争。全县选送929人到琼崖纵队参军。其中，仅七峰乡就有218人报名参军，该乡还捐献毛巾1660条、衣服1648套，预借粮食735石，并组织了乡一级支前委员会15个，参加人数共计1242人。琼中县人民政府在“一切为了前线”的口号下，在1948年时，全县有653名黎、苗族青年参军，949人参加民兵组织保乡队，2000多人参加担架队和运输队支援前线。这些参军参战和担架运输的人员全是青壮年。

此外，其他解放区和游击区的黎族人民也响应琼崖区党委的号召，竭尽全力支援解放战争。

解放军野战大军渡海登陆成功后，琼崖纵队、各族民兵、地方武装和人民积极配合，从各个地方向国民党反动势力进行攻击。这时候的国民党反动势力，迅速土崩瓦解。人民军队乘胜追击，直下三亚、榆林。解放军在作战的过程中，沿途各地都得到黎族民兵配合，并派人当向导，协作部队搜索、歼灭残敌，终于在1950年5月1日解放了全海南。

在海南获得解放的过程中，黎族人民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正如冯白驹同志在《贯彻毛主席的民族政策，建设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区》一文中所说的那样：“海南人民革命战争能够在最后配合全国取得胜利，是与黎族苗族人民的支持分不开的。”1950年6月琼崖纵队举行的庆功大会也得到证明。在这次庆功大会上，有60多名黎族指战员被评为功臣、模范，有的还被评为特等英雄，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群英大会，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由于黎族人民在革命斗争中作出的重大贡献，在海南尚未完全解放之前，党中央就指定要选一名黎族代表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商讨国家大事。在1949年前夕，王国兴被选为黎族代表，被护送到北京。在政协会议上，王国兴被邀作了大会发言，同时还被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