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烈竞争的压力

二、激烈竞争的压力

如果说追求利润是公司行为的内部动力，那么，竞争成为公司行为的外部动力。跨国公司追求利润最大化不可避免地导致它们相互之间的激烈竞争。与此同时，资金、技术缺少的发展中国家追求经济增长目标的动机也导致它们彼此之间竞相吸引跨国公司的FDI。因此，影响跨国公司侵犯人权的竞争因素包括两个方面：

其一，美国跨国公司与其他国家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市场、合同的竞争。

在全球化时代，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市场国家的合同和市场占有率成了美国跨国公司与其他国家跨国公司展开激烈竞争的对象。“如果波音公司不按照中国的规则行事，空中客车就会这样做。如果美国电报电话公司不符合巴西的要求，Alcatel将乐于去帮助”^[109]。美国政府在法律上将贸易与人权联系起来，对伊朗、伊拉克和利比亚之类的‘贱民国家’的单边制裁时常将美国跨国公司置于相对于其竞争对手很不利的地位^[110]，如“赫尔姆斯伯顿法案”、“达马托法”等。从商业竞争角度看，美国政府向发展中国家提出人权、民主问题损害了美国投资者的利益。例如，美国政府的《外国腐败法案》禁止美国投资者以贿赂外国政府官员的方式获得项目（投标）不利于美国跨国公司与其他国家跨国公司和东道国本土企业之间的竞争。这引起了美国投资者持续的不满。美国在印尼的商会组织（AMCH AM）不断指责美国议员在人权和政治开放方面对印尼政府的批评。要求克林顿政府淡化人权，强调印尼在茂物会议中扮演的关键性角色。

竞争的外在压力导致美国跨国公司不会支持更直接导致政治改革和民主化的政策倡议。的确存在着强有力的理由显示他们的客观利益不是去推动这样的改革。“投资者真正想要的是一个政治经济稳定的气候，而不管它是由威权政府提供还是由民主政府提供”。^[111]跨国投资者至少有两个不推进东道国政治更加开放的理由：第一个理由是暗指的。意识到东道国面临其他外国投资者和贸易伙伴，跨国公司不愿本国政府鼓动东道国实行政治改革，因为这会破坏自己与东道国之间的关系，而且正如一位美国CEO所说的：这样会给其他国家的投资者以优势，因为他们国家的政府宁愿在促使东道国家政治改革上保持沉默，绝大多数投资者的母国政府都是这样做的。^[112]

第二个跨国投资者想远离政治开放议题的理由是：无论是在母国，还是在发展中东道国，他们均从前殖民者与前殖民地之间存在的“自由鸿沟”中获益。如果发展中国家的工人都像美国工人一样享受免于拷打、监禁、折磨和失踪的普遍政治保护和组织工会、抗议剥削性、危险性的工作条件的权利与自由，则这不利于美国跨国公司的利益。因为这种“自由鸿沟”的填平不仅会剥夺了跨国投资者在后殖民地从事廉价生产的机会，而且也剥夺了他们对付国内工人的筹码，即通过扬言将生产迁往劳动力更便宜、更柔顺、更易于被吓唬的地方而制造可信的威胁。因此，尽管印尼从跨国资本的流入中肯定能获得有益的经济效果，但认为跨国投资的存在正在促进印尼的政治发展的观点是值得怀疑的。

其二是发展中东道国为了吸引美国跨国公司投资而相互竞争。

发展中国家之间对跨国公司FDI的竞争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而加剧。发展中国家竞相吸引FDI的竞争对第三世界人权（包括劳工权利）负面影响的因果机制是这样的：在跨国公司经营易于在国家间，特别是在那些劳动密集型国家间流动的前提下，跨国公司越来越有能力以撤资来威胁东道国。这对东道国劳工和政府都产生了影响。从对东道国劳工的负面影响来讲，一种新的“霸权式的专制主义”（hegemonic despotism）“工厂体制”在资本的全球性流动以及全球性生产体系中形成。这种“新的专制主义是在霸权式体制上生长出来的。新的专制主义的基础是资本的流动性对于全体劳工所产生的理性辖制：工人对资本外逃、工厂倒闭，或是生产转移的恐惧代替了原来对于被监工解雇的担心”。^[113]在新的专制主义的工厂体制下，想保住其工作的工人对组织工会、集体谈判或努力争取更好的工作条件采取回避、冷淡甚至否定的态度。

从对发展中国家政府来讲，跨国公司的流动性和东道国对创造就业机会的渴望，驱动东道国政府在税收、劳动安全、工资标准和社会福利项目上的“竞相逐底”（race to bottom）的让步，接下来就是混乱和压制。具体来讲，由于跨国公司日益以威胁撤资作为获取有利于己的税收和劳工政策的筹码，因此，如果东道国政府希望保持高水平的投资，其政策的独立性就不得不屈就于市场力量，东道国政府甚至认为制定诸如允许公司避税、冻结工资水平、压制公民社会组织（如工会和支持民主的运动）和削减社会开支和公共投资的政策，对于从制度上吸引外资是必要的。^[114]为了吸引和保持必要的外来投资，政府会实行无情的取消社会福利项目和强制性地使工会活动减少的政策，通过压制劳工运动和强制实施低工资政策确保跨国公司获得廉价的劳动力。在前面的案例中谈到了墨西哥政府为了争取到美国跨国公司到本国投资，专门在靠近美国南部的边界地区设立“保税区加工厂”，并通过政府控制为跨国公司设厂经营提供稳定的政治秩序。例如政府对保税区加工厂工人自由组织工会、罢工和集体谈判权的控制，从而出现了美国跨国公司与墨西哥政府“联合”压制或侵犯保税区劳工权利的现象，这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通过之前尤为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