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竞争更趋激烈

“竞争”一词早在中国古代就已经出现，庄子《齐物论》指出，人类社会存在着“有竞有争”的现象，著名国学大师南怀瑾对这句话作了精辟的分析：“有竞有争指众人困于人类社会的现实。”可见，中国古人就已经认识到竞争是人类社会的自然现象。1907年，德国学者罗伯在其著作中也提到：“竞争是各方通过一定的活动来施展自己的能力，为达到各方共同的目的而各自所作的努力”。竞争的根源在于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以及人类对于资源的占有欲望。竞争也是西方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亚当·斯密思想的核心就是自由竞争。恩格斯指出“竞争是经济学家的主要范畴，是他最宠爱的女儿，他始终安抚着她”。^[14]20世纪80年代初期，著名的美国战略学家迈克尔·波特提出了竞争战略理论，竞争被视为国际经贸往来中最普遍的现象。当然，适度的竞争的确可以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但过度的竞争却可能带来“物极必反”的效应。

1.发达国家间的主导权之争

众所周知，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主要由美欧发达国家所引起，其给世界经济带来的灾难难以计数，然而这两个“元凶”竟然在全球无数企业的倒闭声中，捧起了诺贝尔和平奖。2009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美国总统奥巴马；2012年，这个奖又颁给了欧盟，引起舆论一片哗然。姑且不去评论诺贝尔和平奖的评价标准，但有一个事实应该引起国际社会关注——随着欧盟的壮大和欧元的流通，欧美之间已经不再是“一团和气”，欧美间的竞争已逐渐由隐形化转向白热化，首先是美元与欧元之争，其次是资源能源之争，其实质也是美国与欧盟对全球经济控制权和主导权的竞争。

欧美等发达国家基本都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且都进入了后工业化阶段，由于这些国家本身资源的有限性，市场难以通过有效的资源配置来实现调节功能，只能长期依靠债务透支来引进全球资源，但随着资源的成本价格升高，对资源的竞争也更趋激烈。而且，欧美发达国家长期实行高消费、高福利政策，其所带来的负面效应是劳动生产率和技术水平提升日趋缓慢，资源能源更为稀缺。欧元区国家石油进口依赖率高达80%～90%，其中德国最高，达到98%。能源供应短缺必然会沉重打击欧洲的经济增长，从而使欧元区国家的财政经济情况发生严重困难。因此，全球资源的紧张与短缺问题是造成国际竞争日趋激烈最主要的原因，并最终导致了发达国家间的资源和能源的占有权及话语权之争。

2002年1月1日，欧元正式流通，3月1日，欧元成为欧元区国家唯一法定货币，其与美元第一个回合的较量就是关于石油的计价货币之争。在2000年前，石油一直都是以美元计价的，这就意味着美国可以通过美元汇率来控制石油的价格和世界石油市场，当时，全球每年石油贸易超过6000亿美元，占全球贸易总额的10%。2000年11月，在萨达姆执政期间，伊拉克将石油销售改为欧元计价，这一决策对伊拉克来说有着一定的合理性，因为当时欧元的汇率是1欧元兑换83美分。有舆论认为，美国对伊拉克发动的战争很可能与此有关。的确，2003年6月，美国在战胜伊拉克后不久，就将伊拉克的石油销售重新用美元计价。2006年3月，伊朗宣布建立以欧元作为定价和交易货币的石油交易所，其结果自然也是受到了美国的教训。

石油定价货币不仅关乎美元与欧元对国际货币的主导权，也决定了美欧对全球能源与资源的使用权。顺着这个思路或许就可以理解，为什么长期保持良好合作关系的美国和德法等国在中东问题上却立场迥异，美国在对待两伊战争问题上立场强硬，而德法则竭力主张调停与妥协；也可以理解为什么欧债危机爆发后，一些美国经济学家大肆宣称欧元应该解体。揭开这一症结，可以追溯至2006年10月之前，当时国际市场流通的美元为7590亿，比欧元略多一点，而到同年12月份，流通的欧元总值达到6100亿，相当于8000亿美元以上，成了最通行的货币。俄罗斯、瑞士、委内瑞拉、阿联酋等国决定将其外汇储备从美元向欧元转移。

这一切都直接威胁到美国的全球货币霸权地位。美国政治评论家威廉姆·克拉克表示，美国一系列决定是“美元被欧元替代的威胁已经强大到足以使当局甘冒短期经济衰退的危险，以避开由于石油输出国组织转向欧元基准而引发的长远的美元崩溃”。可见，欧债危机不光是欧洲自身的问题，其间隐含的欧元与美元之争以及欧美对全球主导权之争也是不容忽视的。

美国早已将德国视为最主要的对手之一，从贸易战到金融战，美德之间的纷争似乎在不断加剧。在2010年10月二十大工业国和发展中国家集团峰会上，德国财政部长朔伊布勒斥责美国施压柏林、要求德国控制其飙升出口之举，指责美方行事虚伪。在欧债危机爆发后，美国与德国在应对危机的方案上也发生了冲突。德国总理默克尔提出，将纠正欧元诞生之初所犯的错误，并向财政一体化稳步迈进，而在这一过程中，将德国的财政纪律应用于整个欧洲是解决困扰该地区病灶的良策。但这一方案却遭到了美国总统奥巴马的严厉警告，他说，如果不能足够迅速和有力地对市场力量做出反应，那么欧元的生存在今后几个月有可能会受到威胁。^[15]

世界经济论坛2012年9月发表竞争力排行榜，德国在全球竞争力上首次超过美国，排名升至第6位，而美国下滑一位，排名第7位。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德国经济“一枝独秀”，很快从经济危机中恢复，而且各项重要经济指标都创造了历史最好水平，随着德国经济的进一步振兴，以及其在欧盟的重要领导地位，未来美德之间的较量将更为激烈，而美国与其他发达国家的竞争也将更为多样化。

2.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争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纷争由来已久，随着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不断提升，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矛盾也日益凸显，错综复杂。气候问题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争论最多的问题之一。在20余年的纷争中，从1992年巴西里约热内卢到2012年卡塔尔多哈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大阵营对立的气候谈判格局基本没有发生什么大变化。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争论焦点集中于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对全球气候变暖中的减排责任，发达国家提出，发展中国家应该细分为“相对发达的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他们认为中国、印度等一些新兴经济体属于“相对发达的发展中国家”，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温室气体排放在过去的20年中增量迅速，因此理应承担一定的减排责任。而发展中国家认为，人类活动、特别是工业化所排放的温室气体绝大多数都来自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与发达国家有着本质的区别，对发达国家的“奢侈排放”应予限制，而对发展中国家的“生存排放”和“发展排放”应予保障。

另一个方面是对全球环境保护中资金与技术支持的承担方式，资金机制一直是气候变化谈判中的焦点问题之一，发达国家提出应通过市场行为获得资金，英国认为，发达国家能够拿出1000亿美元来援助发展中国家，就已经不错了，至于这笔资金的财政来源，有些人认为碳市场应该成为未来主要的融资渠道，可以从全球清洁发展机制收入中抽取。还有的人则提出推动全球性碳税。而发展中国家认为，向发展中国家兑现资金与技术的支持是发达国家的政府责任，通过碳排放市场和私有部门筹集的资金只能作为补充。中国的立场是，发达国家应该拿出GDP的0.5%～1%向发展中国家兑现资金与技术的支持。

相关资料显示，1997年通过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京都议定书》为发达国家设立了强制减排目标，在2008—2012年《议定书》第一承诺期，发达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要在1990年的基础上平均减少5.2%。但一些发达国家对《议定书》态度消极，其中美国与加拿大已分别于2001年和2011年退出《议定书》。为了确定第一承诺期结束后（也就是2012年后）的减排目标，2007年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通过的“巴厘路线图”设定在2009年完成谈判，但在被寄予厚望的2009年哥本哈根大会和2010年坎昆大会，各方均未能达成一致。因此，2011年德班气候大会只得重申《议定书》在第一承诺期结束后继续有效，并将谈判期限延长到2015年，希望届时可以形成2020年后有约束力的减排目标。气候问题的根本是发展权之争，也是发达国家遏制发展中国家的武器，因此，短时间内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都很难对此争论达成共识。

G20峰会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另一个博弈场。G20即20国集团，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各10个，是布雷顿森林体系框架内一种非正式对话的新机制。G20峰会是20个国家首脑定期召开的会议，旨在推动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就实质性问题进行开放及建设性的讨论和研究，以寻求合作，并促进国际金融稳定和经济的持续增长。“更充分的国际合作”一直被G20所看重，在集团的多种文件中被屡屡提及，但更广泛的合作显然需要一个基础，即利益、权利、未来发展空间等问题上的适当让渡，从历次G20的峰会上来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斗争”似乎要高于“合作”，形成了发达国家制约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争取话语权的局面。

2010年6月，多伦多G20领导人峰会在全球经济复苏脆弱、复苏幅度不稳定的背景下召开，G20成员国在商讨的重点议题上出现了分歧。当时，美国的首要任务在于“促就业、保增长”，欧盟的任务在于“削债务、度危机”，新兴经济体的核心任务在于“保增长、求发展”，多伦多G20峰会中，各国争吵的氛围一度甚为高涨。各成员国都清楚，多伦多峰会的最大成果不在于达成普遍共识，而是尽可能地缩小彼此间的矛盾。

2010年11月，在G20首尔峰会期间，美国的二次量化宽松新政成为众矢之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汇率问题上发生激烈冲突，美国施压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做法未得到G20成员国的一致响应，会议一度陷入难关。峰会发表的公报写道：“各方应采取由市场决定的汇率制度，提高汇率弹性以反映经济基本面，克制竞争性货币贬值。”表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过争执后形成了一个相互妥协的方案，美国的影响力受到挑战，新兴市场的话语权有所上升。

中美之争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纷争上升的显著标志。随着中国的崛起和贸易大国地位的稳步确立，美国对中国的遏制不断增强。从政治到军事，从经济到文化，中美之争几乎渗透到各个领域。包括美国动用“双反”“知识产权”大棒对中国的贸易制裁，要求中国减顺差、逼迫人民币升值，更有甚者，通过推动TPP等与亚洲的区域合作协定，争夺在亚洲事务中的主导权，以削弱中国在亚洲的影响力。

新加坡《联合早报》曾刊登一篇题为“中美之争的实质”的文章，指出：中美之争既是政治军事上的，也是体制与价值观上的，但更是经济上的，而中美经济之争的实质在于制造业的争夺，用美国总统奥巴马的话来说，美国再工业化的目的就是让美国明天的制造业岗位不再扎根中国，由此为美国人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并实现经济的可持续性。^[16]中国以及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已经直接威胁到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霸权地位，未来，若不能形成有效的协调机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竞争与矛盾仍将不可避免。

3.发展中国家间的竞争

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历时10年的研究成果—《中国现代化报告2012：世界现代化概览》指出：依据历史经验，21世纪发达国家将有20个左右，发展中国家100多个，1～5个发展中国家有可能晋级发达国家，100多个发展中国家将争夺五张晋级发达国家的门票；21世纪享受现代化生活的新增人口可能达到7亿左右，其中约5亿可能来自发展中国家，而21世纪发展中国家人口可能达80亿至100亿，约100亿发展中国家人口将争夺这5亿张享受现代化生活的门票。的确，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阶段、发展模式等具有同质性，在国际市场需求增长乏力、越来越多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分工的大背景下，发展中国家间的竞争也更为激烈。

“Chindia”一词是印度政治家扎拉姆·拉梅什发明的，指的是拥有全球38%人口的两个亚洲大国——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国家都是文明古国，都位列全球增长最快的经济体。美国《商业周刊》高级编辑皮特·恩格戴奥在其专著《龙与象》中，将中国与印度的竞争比作“龙象之争”。由于中国与印度在发展中国家中实力最强，皆被视为亚洲的“经济巨人”，因此，中印之争也被作为发展中国家间竞争的典型。“龙象之争”被不断引用，不排除有挑动中国与印度攀比、竞争的意图，但的确也说明两国间存在着竞争的可能和格局。

中国是全球制造业中心，被称为“世界工厂”，但随着中国土地资源、劳动力成本等传统比较优势的弱化，印度在制造业中的成本优势已经高于中国，China Briefing的调查显示，中国最低工资约为印度的2～3倍，中国的全球制造业中心地位正面临着印度的挑战。在2006年9月印度政府公布的《汽车发展规划（2006—2016年）（草案）》中，印度明确提出“未来10年印度将致力成为全球汽车制造中心”，并公开表示在吸引外资方面“将与中国和泰国展开竞争”。

有媒体评论道：“2006—2012年，在全球汽车市场的平均增长率仅为1%～1.5%的前提下，中国汽车市场增长率将保持在15%，而同期印度市场增长率也接近10%，加上印度市场巨大的人口带来的潜在消费量，无论是在亚洲和全球制造定位以及内部消费潜力上，在外资汽车巨头的眼里，中国是看得见的蓝海，而印度市场，将是潜在的蓝海。”^[17]

印度是全球服务服务外包中心，被称为“世界办公室”，但随着中国大力推动服务外包的发展，印度服务外包中心的地位也受到中国的挑战。2009—2011年，中国服务外包企业承接服务外包合同金额由200.1亿美元增加到447.3亿美元，年均增长49.51%；离岸服务外包合同执行额由100.9亿美元增加到238.3亿美元，年均增长53.68%，是2005年的25倍，跃升为仅次于印度的全球第二大服务外包接包国。虽然中国与印度在服务外包规模和技术水平上还有一定差距，但追赶“班加罗尔”的势头已经不可阻挡。

对于中印之争，中国的态度是：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不是竞争对手，世界有足够空间供中印发展，也有足够空间供中印合作。两国经贸合作是互利共赢的，前途是光明的。中印市场空间十分广阔，只要相互开放市场，就能为双方经济增长提供有力的支撑；两国产业各有特长，可以优势互补，相互促进；两国致力于深化改革开放，可以在扩大交流与合作中相互学习借鉴。中国和谐包容的经济发展理念使得中国与印度的竞争形成了“竞争与合作”的良性互动格局，而这一格局也将带动发展中国家间的竞争向着“互利共赢”的方向发展。

适度竞争有助于社会发展，但在全球资源紧缺的形势下，如果全球经济治理机制不能有效发挥协调作用，将很可能导致过度竞争和不公平竞争，从而制约世界经济的发展。解决此一问题需要重点把握两个方面：一是形成新的有影响力的国际经济治理结构和协调机制，G20等国际协调机制应发挥更大的作用；二是发达国家经济再平衡的理念需要调整，世界经济失衡的真正原因恰在发达国家本身以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未形成有效的合作机制。只有发达国家从发展理念到经济理论上进行深刻反省，形成东西方相互包容与合作的和谐增长理念，世界经济才可能集聚动能，重现生机，再次步入新一轮增长周期，并形成合作、开放、共同发展的世界经济新秩序。

【注释】

[1]《经济参考报》，2012年12月23日。

[2]（美）比得·西夫等著：《美国大崩溃》，中信出版社2008年版，第38-40页。

[3]The Case for Saving Detroit.Time.Dec，2012.

[4]http://business.sohu.com/s2008/subprime.

[5]长周期理论是1926年由俄国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提出，中周期理论是1862年由法国经济学家朱格拉提出，短周期理论是1923年由英国经济学家基钦提出。

[6]《中国日报》，2005年11月19日。

[7]《第一财经日报》，2009年4月24日。

[8]菲德尔·卡斯特罗：《全球化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06页。

[9]覃莉：“他们，反的是什么？——反全球化运动扫描”，载《海外星云》2001年第24期。

[10]《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工作的报告》，联合国第五十五届会议补编第1号（A/55/1）。

[11]法国雅克·阿克：《经济全球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24页。

[12]新华网（华盛顿），2007年8月1日电。

[13]新华网（华盛顿），2009年12月24日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11页。

[15]美国《纽约时报》，2011年12月10日。

[16]新加坡《联合早报》，2012年8月24日。

[17]《经济参考报》，2007年5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