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之协助

中央研究院创设自然历史博物馆，乃是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多年提倡之结果。早在1924年时，生物研究所成立不久，即提出设立博物馆计划：“近来欧美学者时来中国采集动植物标本及发掘古代化石等，所获甚丰，于地质学、生物学，贡献极大，而主人翁之中国，竟对此一无所知。该社曾屡向来华研究之科学家交涉，要求其在中国所得之标本留一份于中国，多获允许，惟皆以中国当有安全之适当之博物馆为条件，而该社在南京所设之生物研究所所搜制之动物之标本亦在万种以上，亟待陈列，以供国人之参考，因益觉在南京设立博物馆之必要。”[2]中国科学社位于南京成贤街文德里，生物研究所设于社中。此时，科学社在上海建造新厦，计划将社所及科学图书馆迁往上海；而南京之房舍则全为生物所使用，但房屋陈旧，难以适应生物所事业之发展，更勿论博物馆矣。此时，科学社限于财力，向社会募集资金，但未能如愿，设立博物馆计划难于付诸实施。五年之后，科学社生物所在秉志主持之下，事业壮大，令学界瞩目，故又有筹划博物馆计划。1929年1月25日，中国科学社致函中央研究院，请求予以资助。其函云：

敬启者：

敝社自创立以来十有三年，各种事业逐渐扩充，如科学图书馆、生物研究所等勉有可观，近以频年收集之图书及采集之标本，因房屋缺乏，未能尽量陈列，以供观摩，深引为憾。敝社新近购得社外空地十亩，拟建筑一稍行完备之博物院，以便陈储动植物标本与图书等项，藉资发展科学，宣传文化，启迪民智。惟工程浩大，建筑匪易，感于经济支绌，未便实现。今敝社竭力筹措，仅及二万元，相差尚远。素仰贵院提倡科学，热心教育，不遗余力，务乞赐予补助建筑费一万元，俾资众擎易举，早观厥成，造福社会，实匪浅鲜。兹拟具建筑博物院计划书奉呈鉴察，尚希裁夺。用特函恳，无任企祷。

此上

国立中央研究院[3]

翌日1月26日中研院复函：“本院现方筹设博物院，实无款可资补助。所请未便照办，尚请查照。至附来计划书，应暂留本院，藉资观摩，而便参考。”[4]。惜科学社设立博物院计划书笔者未能觅得，其他相关文书亦未获见，不知中研院借鉴之确切内容。在生物所向中研院请求援助未果，即转向中基会和科学社。《胡适来往书信选》有1929年5月21日丁文江致胡适一通，为生物研究所增加经费事，向各方疏通，事涉生物研究所与自然历史博物馆。摘录如下：

他（秉志）现在最希望本年文化基金会开会增加补助费。我告诉他，叔永方面不成问题，但是必须向蔡先生方面疏通。第一，蔡先生是要在南京办博物馆的，要告诉他生物研究所是博物馆的根本。第二，要说明研究、博物馆又是两件事，不能合并（这是农山的意思）。我给他出主意，亲到上海给蔡先生谈谈。他到时一定来找你，请你帮他说话，希望你万万不要推辞。

杏佛方面最好请李仲揆说说。不可当一件事说，不然杏佛又要不高兴。只要随便主张科学社拿钱砌一所房子。你如果能同农山去见蔡先生更好。我想也请仲揆帮忙向蔡先生说说，或者农山同去。

要之，他的目的：（一）要文化基金会加补助费——从一万五千加到二万元；（二）要科学社拿一笔款（二万元）砌研究所——地已经有了，计划是现成的。请你照我上边说的情形，帮帮他的忙。[5]

函中所言“叔永”系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干事长任鸿隽，蔡先生系蔡元培，李仲揆系李四光。丁文江、胡适皆为中基会委员，姑且不论此复杂之人事关系，仅以此函可知秉志所领导之生物研究所需要多方面人士之支持。至于结果如何，此不俱论。

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是一开放机构，其目的是将动植物学在中国实现本土化。秉志（1886—1965），满族，河南开封人。1909年京师大学堂预科毕业，考取庚子赔款第一届赴美留学，获康奈尔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在费城韦斯特解剖和生物学研究所工作两年。在从事研究之余，对该所建制和管理模式甚为留意，意在回国之后，也创办一所类似机构，发展中国生物学。1922年，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即在秉志、胡先骕谋划之下，依照韦斯特研究所建制而创办。当生物研究所自办博物馆难以实现，而中央研究院设立自然历史博物馆需要秉志援手，其并未固步自封，而是乐于相助。故在博物馆六位筹备委员中，生物所即有秉志、钱崇澍、王家楫，占其三席；博物馆大多研究人员也为生物所派往；博物馆研究方向为动植物的分布与分类，其机构设置为动物组、植物组，此亦生物所为之筹划。秉志对自然历史博物馆创立寄予期望，在其成立两年之后，于1931年曾说“南京自然历史博物馆之任务，则为传播及提高国内一般人士之自然科学智识。……此馆既为国立机关，经费充实，基础稳固，假以时日，必能大有光扬之开展。”[6]1934年，又言生物所与博物馆之间需合作，曰：“国立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相与之切，尤逾寻常，书物标本互为交惠，采集研治常相合作。今日该馆技师专家，尽是前时本馆研究人员也。”[7]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前引丁文江之函，云为生物所申请经费说项，担心杨杏佛不高兴。杨杏佛与秉志、胡先骕皆为科学社重要成员，杨杏佛还为生物所成立而尽力。他们还同在东南大学任教。但在1925年，杨杏佛发动一场更换东南大学校长风波，其之主张不为秉志、胡先骕所赞同，由是彼此之间遂生芥蒂，故而杨杏佛对生物所会不高兴，称秉志为T党；但秉志、胡先骕对杨杏佛主持经办之中研院博物馆事，则未因此芥蒂而置之不问，此乃国家事业，而非某人之私事，故积极为之谋划。其后，彼此距离日渐疏远，杨杏佛对秉志、胡先骕所领导之事业总是施以打击。当1933年，杨杏佛被国民党特务暗杀身亡，胡先骕对此有言：“自此南北两生物研究机关少一心腹之患矣。”[8]可见积怨之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