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读研

挑战未知　兴趣所致——张亚平院士访谈录

本人近照

张亚平，男，1965年生，1982年考入复旦大学生物系生物化学专业。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博士生导师。

曾获“2004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一直致力于动物和人的进化历史与遗传多样性研究，对灵长类、食肉类等一系列动物类群的研究，澄清了这些类群系统与演化中的一些重要问题。以线粒体基因组作为主要遗传标记研究东亚人群的遗传多样性，揭示了东亚人群进化的一些规律，并阐述了我国一些民族的演化历程。

我是1982年从云南的一个偏远地区考进复旦的。在此之前对复旦的了解非常有限，只知道复旦是一所名牌大学，也听到些复旦生物学系的名气。我对生物比较感兴趣，高考时生物和化学都考得比较好。看到复旦的生物化学专业，虽然完全没概念，但看学校不错，专业似乎和我的喜好有点关系，且是两门考得好的课程的组合，碰运气报了之后就被录取了。真正上了课之后，我还蛮喜欢这个专业的。

那时候还没生科院，只有生物系。生物系下面有蛮多专业，像我读的生物化学，还有遗传学、微生物学、生物物理、植物学和动物学等。所有专业一、二年级大部分的基础课是一样的，到后面学到比较专业的课程时才分开。

很多老师都很不错。复旦的遗传学专业和遗传学研究所在全国的影响很大，是传统优势学科，有谈家桢先生和刘祖洞先生。谈家桢先生曾经来作过一次报告，我印象深刻。赵寿元教授上的遗传学课，我觉得非常精彩，这对我后来转向遗传学有些影响。

那时学风非常好，大家都很努力。晚上自习，去图书馆，多数都要提前一点去占位子。课外活动也很活跃，大家都会参加一些不同的活动，我喜欢体育，所以参加体育活动多一点。那时候受一些同学和朋友的影响，对经济管理比较感兴趣，去听过相关的课。我也看武侠小说，打打扑克什么的。我还喜欢旅游，放假回去的时候，总是拉几个同伴，顺路到什么地方去玩一下，那时没有钱，我们只能采取经济的旅游方式。

我毕业之后去了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读研究生。当时我对遗传学和动物学都比较感兴趣，而且我看了一下，昆明动物研究所的所长施立明院士在这方面的工作做得很好。另外，云南的生物资源比较丰富，回家乡机会也多一点。毕业去向的潮流是能够留上海就留上海，可我觉得在上海如果没有很合适的单位和研究方向，未必有好的发展机会，何况我也想继续深造发展。

施立明先生也是复旦毕业的，我读研的时候他就做我的导师，带领我进入了研究领域。当时我们研究所还在昆明的郊区，在离市区十几公里的山上，条件很艰苦，很少能回家。施先生他工作非常刻苦，搞研究也非常严谨，对科学执著追求，对学生要求严格，这些对我的影响很大。我在那里写第一篇论文时，还要靠手抄写。我的字比较差，最怕写字，每改一次论文就要重抄一次，手都写酸了。改了七八次左右，改到后来，还有很小的地方要改动，我就说能不能就算了，施先生马上很严肃地说，“张亚平同志”，当时一听“同志”我就开始哆嗦了，“科学是要精益求精的，别人给你提的好建议，如果你听不进去的话，那别人以后就不会再给你提建议了。”于是我就老老实实、认认真真地把它改好了。那篇文章投出去非常顺利，没怎么修改就发表了。我从施先生那里点点滴滴学到的东西，对我后来的工作、研究影响都是很大的。

后来我到美国圣迭戈去做动物遗传的博士后研究。1994年的时候，施先生突然病故，由他建立的细胞与分子进化开放实验需要接替的学术带头人，昆明动物所就请我回来，而且施先生生病前也希望我能够回来。我是所里培养出来的，毕竟有感情，就考虑了一下，我和美国的导师商量，他也鼓励我回来看看。但回来之后，这边的条件确实比较差，我担心是不是能顺利开展工作。于是我想去拜访中科院的周光召院长，当时基础局相关部门的一些同志觉得我挺不错，帮了很多忙，使我有机会拜访到了周院长。周院长日理万机，最初答应给我5～10分钟。幸运的是，我的汇报打动了他，一谈就是几十分钟，在了解了我在国外的工作情况、实验室面临的困难和我回国的工作设想后，他当即决定给我15万美元的特别经费支持，用于实验室建设，这在当时算是很大的支持了。我从来没有拜访过那么大的领导，也从来没有想到过能得到那么大的支持，于是有一种“士为知己者死”的冲动，我就下定决心回来了。

我成为最年轻当选的院士之一，又是亚洲第一个获得生物多样性领导奖的学者。有这样的成就其实还是赖运气比较好，在人生中做了几个重要而幸运的选择。当年选择到云南来读研究生，我跟到施先生那么好的导师；在美国的导师赖德博士也很好，我们现在还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很支持我在国内的研究；我从美国回来后也很幸运，得到周院长的关照。在所有时期，包括困难的时候，我一直都有贵人相助。回来做研究，有云南生物多样性的自然优势，手下又有一个以年轻人为主、朝气蓬勃的团队。大家都非常努力地工作，晚上普遍干得很晚，我们选择的研究课题很多都得以实现。要取得这样的成绩，必须依靠团队的努力与拼搏，光凭自己的能耐是根本不可能的，我们的成绩就是大家一起拼出来的，离不开方方面面的支持和帮助。

我们的工作也并非一帆风顺，刚开始的时候条件比较有限，“小米加步枪”和人家竞争，一心选择有特色的东西。但过了一段时间后发现，过于强调地区特色的东西可能迷失普遍性，虽然也能有些成果，但要产生更大的影响比较困难。过于区域特色的东西，关注的人就少，而科研的根本还是探索具有普遍性的规律。所以我把思路进行了调整，以我们一些有特色的资源为基础，探索一些更基础性和规律性的问题，这样的成果就能引起更广泛的关注和普遍的共鸣。我自己在科研工作中的体会就是要把特色和规律性、普遍性结合起来，不过不同实验室的不同课题还是应有所区别。

科研是探索未知规律的过程，是富有挑战性的工作，而且要做“第一”，已经不是国内竞争，而是世界竞争的问题了。这是一个没有国界、没有硝烟的战场，非常辛苦，要耐得住寂寞。我自己并不是非常聪明的类型，只能更努力一些，从前的爱好非常多，为了做科研只好暂时牺牲业余爱好了，把别人喝咖啡和聊天的时间都放到科研上来。但只要对科研非常有兴趣的话，每天都泡在实验室里，这种旁人看来不正常的生活方式，却能乐在其中。就好像登山一样，过程非常辛苦，但到山顶之后感觉非常好。科学研究需要强烈的好奇心，如果没有兴趣是很难有所作为的。我读研究生的时候，施院士就说：“如果你们没有兴趣的话，就趁早卷着被子回家，不要来浪费时间了。”现在我对我的研究生也是这么说的。另外，刻苦钻研的精神、团队精神也是很重要的，有兴趣、有信心、知道怎么做、大家相互帮助，这样希望就大了。

我也回复旦看过，感觉学校大了许多，条件有很大的改善。我们那时候都住本部的“筒子楼”，7个人一间，上下床，正好4张，但自有一番欢乐。整个班的氛围很不错，班主任孙栋林老师人也很好，大家感情深厚，离校分手的时候，虽然说是男生，眼泪还是掉下来。

我们班的同学现在仍然在学术界做教授、搞研究的不是很多了，有改行做律师和搞经营的。不过他们主要还是在跟生物相关领域的比较多，毕竟是接受过这方面训练。我喜欢玩，喜欢交朋友，82级100多号人，男生我大多认识，他们现在大部分在国外，国内少一些。大家虽然分开多年，但关系还是很好，有的从国外回来，我们就叙叙旧什么的，顺便看看有没有互相合作的机会。

复旦的整个氛围是自由向上的。我们那时就很开放活跃了，比如我们能够跨院系选课，这样的宽松环境在当时的大学中来说是不多见的。学生群体质量也很不错，有努力学习、积极探索的精神。在复旦生活学习过的人都会受到这种氛围潜移默化的影响，我也是获益至深。每个学校都有自己的一些传统和文化，复旦的传统就是学术思维比较活跃和自由。我作为学校培养出来的校友，希望复旦今后不光成为国内一流的大学，还能成为亚洲、世界一流的大学。也衷心祝愿复旦生命科学学院有更大的发展，取得更辉煌的成就。

（采访整理：农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