呕心沥血培养林学专门人才

中国近代林业教育兴起时，梁希留学日本；中国近代林业发展时，梁希回国从事林业教育与教学。中国近代林业发展的三个阶段，梁希是自始至终的参与者。据史料记载：“民国六年（1917年），第一班学生殷良弼等14人毕业，这是中国高等林业学校培养的第一批林业人才。”在张楚宝的文章里也有相应记录：“1916年至1923年，北京农业专门学校任教。该校是我国最早设有林科的高等学校之一。梁老任教员兼林科主任，历时七年……在任教期间，林科毕业的有殷良弼、徐承熔、贾成章、白采、叶道渊、程跻云、洪昌谊、林渭访等。1920年，梁老曾带领林科应届毕业班学生赴日本参观学习。”。

从1916年至1949年，梁希在三所大学里任教，以下分三个部分加以介绍。

研究梁希30年的教书生涯，梁希无论在哪一所大学里教书，育人总是第一位的，而传授知识则放在了第二位，这是梁希与众不同之处，也是梁希从事教育的成功之处。

根据资料，梁希在国立北平大学任教，总是鼓励同学们树立远大理想，鼓励有条件的同学出国留洋，学习国外的先进理念与先进技术，将来为中国的林业建设做一番事业；对于那些没有条件的同学，梁希亦会竭尽所能提供帮助。

梁希在国立北平大学期间，除了在校内办林场外，还在校外办起了第二林场与第三林场，多次带领学生植树造林，因为梁希深知，植树造林不仅仅是林业实践的需要，还因为这一做法符合先树木而后树人的教育宗旨。

教学方面，梁希为国内的学生“量身定做”林科的课程，使课程适合于我国的林业发展之需要。当时的高等林业教育，“凡有关教师的选聘、经费使用、课程设置、课程表的编制、学生选修课表的批准、毕业考核，以及实验、图书设备的扩充等事均由系主任决定”。由于梁希不仅是北京农业专门学校的林科老师，而且也兼任着主任一职，所以，梁希在教学中有条件不拘一格从事教学。

由于梁希独特的教书育人的风格，国立北平大学农学院林科的口碑一向很好。梁希1916年至1923年任职林科主任，每一届招生人数始终在10人以上，还曾达到过创纪录的24人，梁希离开该科赴德国留学之后，该科招生出现滑坡。以下简表为1917年至1937年国立北平大学农学院林科历届毕业生人数。

表2-7 国立北平大学农学院林科历届毕业人数

研究梁希，必然关注梁希的学生，这才发现梁希的学生中不少人后来独自开创了一片天地。据资料记载，从1916年到1923年，梁希在国立北平大学农学院林科培养的学生后来很多人成为林业界名扬四海的林学家，有的甚至像梁希一样成了德高望重的教育家。

殷良弼（1894-1982年）林业教育家、中国近代林业开拓者之一。1917年毕业于国立北平大学农学院林科，毕业后经学校推荐赴日留学，就读于日本帝国大学农学部林科，回国后，任教于国立北平农学院、浙江省立农业专门学校，后任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农林学校校长、教授，以及浙江省天台第四林场场长、西南联大教授、西北农学院教授等。殷良弼在教学思想上不受束缚，从国情出发采取不同方式，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不同层次的专业人才，坚持梁希先生的“办好林业教育，必先办好林场”的独特的办学方针，在教学之余，进行多方面且实用性极强的林化研究：早年在北京引种薄荷，并提炼薄荷油；利用棉花杆皮剥制纤维，制造纸浆；研究剥棕榈皮制造各种用具；利用核桃榨油。抗战之前，我国烧炭技术落后，难以烧制成可供炼金炼银的钢炭，殷良弼广泛收集并研究日本烧制各种炭的技术与经验，发明了“二重障壁制炭”，解决了木材炭化的质量和产量，并取得了显著成效，他还为商业单位研制成功印刷镌版磨炭。殷良弼从事高等林业教育60年，为中国的林业教育培育了众多的优秀人才，他是继梁希之后又一个著名的林业教育家，又一个著名的林化专家。

程跻云（1896-1992年）林业教育家、造林专家。1922年毕业于国立北平大学农学院林科，任职安徽省立第三模范林场场长，任职期间着重培植乡土树种马尾松，在荒山造林中扩大近10万亩。1935年赴德国慕尼黑大学森林土壤系深造，1939年获博士学位，回国后任中山大学森林系教授，1941年被选为中华林学会理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东农林科学研究所技正、山东农学院园艺系教授兼系主任。程跻云一生专攻造林学，在德国留学期间，专程赴法国、意大利、南斯拉夫、瑞士、瑞典、丹麦进行林业考察，随后发表《林业考察纪要》；在山东期间，于胶东进行造林研究工作，引种南方速生树种如杉木、水杉、柳杉等，在济南引种经济树种如乌桕、杜仲等，对山东省的林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教学中主要讲授造林学、森林苗圃学、护林防火学等。教育方面，程跻云为之尽心尽力，培养了几代林业高等人才。

乐天宇（1901-1984年）林业教育家、生物学家。1921年考入国立北平大学农学院林科，1925年毕业，1926年在安徽六安农校任教，1931年至1937年先后任河南大学农学院教授、湖南农林局局长。乐天宇是中共老资格党员，1925年任国立北平大学农学院党支部书记，1937年至1943年赴陕甘宁边区建设厅工作，对边区林业作过全面考察，考察之中发现了离延安80里处有一片80平方公里的烂泥洼，水草茂盛，土质肥沃，随即向中央作出开发烂泥洼的建议，并三次陪同朱德总司令前往视察，朱德重新定其名为南泥湾，三五九旅进驻开垦后为延安的自给自足做出了贡献。1941年至1946年任延安自然科学院生物系主任、边区林务局局长，1949年任北京农业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建国初期曾为海南发展橡胶事业，做了大量的开拓性工作。晚年自费创办九嶷山学院，学员从200多人发展到500多人，事迹轰动了海内外。

周桢（1889-1972年）林业教育家。早年就读于国立北平大学农学院林科，据程跻云介绍，周桢也是梁希的学生，1925年赴德国萨克逊邦林学院学习，是中国出国攻读森林经理学的第一人，历时四年。回国后在浙江大学农学院任教森林经理学、测树学等，1931年兼任西湖林场场长，1942年任福建省农林研究所所长，1945年任福建省农学院院长，1948年赴台考察，任台大农学院院长。一生著作颇丰，完成我国第一部《森林经理学》专著，年过八十，还推出200余万字的《世界林业》巨著。他是台湾地区共认的林业教育与林业研究的三大鼻祖之一。

贾成章（1894-1970年），安徽合肥人，著名林学家。长期从事有关阳光与林木生长之间关系的研究，是中国林木耐阴性研究的第一人，对中国森林生态学的发展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1915年考入国立北平大学农学院林科。1923年赴德国明兴大学（今慕尼黑大学）研究部学习林学，1927年春获博士学位。贾成章有关林业耐阴性研究成果在1927年的德国林报上刊登，以后，权威的《德国植物地理基础造林学》（茹布诺普1960年版）、《森林学》（柯斯特勒1955年版）和《苏联山地森林学》（古里萨什维利1959年版）等研究巨著中都引用了他的研究成果。贾成章研究的20多个树种的耐阴性都相继作了发表。在进行耐阴性的研究工作上，他认为，首先必须测定出林木需光的最小限，若光线在树木需光最小限之下的时候，则树叶不能生长，直至死亡；其次应测定光合作用的呼吸作用的收支平衡点，收支平衡点越高，植物就越不耐阴；最后要搞清林木生长环境与树龄对于林木的影响。贾成章的研究成果，对造林树种的选择、抚育采伐、森林更新等都具有重要意义，对提高树木生长量提供了科学依据，可以说，贾成章的研究成果对世界林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黄维炎（1904-1988年），林学家。1922年考入国立北平大学农学院林科，1935年赴德国留学，就读于慕尼黑大学林学部，1938年获博士学位回国，1938年至1945年先后任中山大学农学院教授兼林场主任、广东省建设厅科长等。1952年参加湛江华南橡胶园的勘测工作，被评为劳动模范，1953年参加海南岛橡胶园的开发工作，为发展海南橡胶作出了显著贡献。

林渭访（1896-1974年），浙江人。林学家，也是树木分类学权威之一，精于松柏科及壳斗科植物。1918年考入国立水平大学农学院，攻读林业。1922年毕业后，受聘省立笕桥甲种农业专科学校，教授森林学。后该校并入浙江大学农学院，林渭访继续任讲师一职。1930年，林渭访被保送进入德国塔廊林业大学（今德累斯顿工业大学林业系）研究院，攻读树木学，并在柏林植物博物馆及奥地利维也纳自然历史博物馆等研究造林学、中国裸子植物学、树木学、木材解剖学。1932年冬回浙大农学院任教授。抗战期间担任河南大学副教授、教授，后历任广西大学森林系主任、福建省农林研究所所长。1945年10月，应东南长官公署陈仪邀请赴台湾，接收日军撤退后林业研究机构，成立台湾省林业试验所，任所长。

叶道渊（1891-1969年），著名林学家。1917年中国首批大学林科毕业生，后留学德国，获林学博士，回国后应陈嘉庚之邀，任集美高级农林学校校长，数年后为学校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培养出一批农林人才，先后任中央大学、浙江大学、广西大学等校的教授兼系主任，培养了大批的林业人才。1948年当选为国民党立法委员，1949年赴香港，原有北上与梁希会合的打算，后因飞往新加坡后病重，以后滞留新加坡，滞留期间拒绝国民党立法院赴台的邀请。

以上八人，殷良弼、程跻云、乐天宇、周桢、贾成章、黄维炎、林渭访、叶道渊，经资料核对，均是梁希1916年至1923年期间教过的学生。他们中前四人被誉为教育家，后四人则是林学家。这八个学生中，除乐天宇外，都有留学经历，其中殷良弼留学日本，余六人均留学德国，是否与梁希留学德国有关，现无资料证实，但有资料指出：梁希总是“鼓励有条件的同学去发达的欧洲国家深造考察，学习国外先进经验，探索新知”。

1927年，梁希44岁，从德国留学回国再次到国立北平农业大学任教授兼系主任，两年之后的1929年，梁希任浙江大学农学院森林系教授兼主任。

浙江大学的前身是清朝时地方上著名的求是书院，求是书院自创立起便以“求是”作为自己的名称。求是书院奉行的“务求实学，存是去非”的教育理念后来也成为浙江大学一直倡导的校风。1927年7月15日更名为浙江第三中山大学，含有纪念孙中山之意。1928年4月，浙江第三中山大学更名为浙江大学，同年7月，重新命名为国立浙江大学。当时的浙江大学采取一年级不分系的政策，目的是为了避免学生过早投入专业，而忽视了全面发展。

梁希来到浙大森林系后，很快出现了名师效应。浙江作为鱼米之乡历来有育蚕的传统，因而蚕桑业较为发达。原先大二选课时，选择蚕桑专业的同学较多，而报考森林系的同学却较少。1931年春，梁希受邀前往浙大大学担任农学院院长，“那年填入森林系的竟达9人，在全院5个系中，人数仅次于农艺系”。

为了更好地为学生教授《林产制造学》，梁希和汤惠荪、蔡邦华等人花了几年的功夫，在笕桥建立了林化实验室。在当时的中国，林产制造学作为新兴的学科，缺乏讲义、师资、仪器。可以说，一切都要从头开始。梁希一人身兼数职，不但要编写《林产制造化学》讲义，教授学生课程，履行浙大森林系主任的义务，还得四处筹钱创建林化室。这是一所单独建筑的实验室，有“一排长条形的平房，以学生实验室面积最大，与实验室相通的是梁师与其助教王相骥先生的研究室。研究室中除安置仪器设备外，还有不少支架，放满了德、日文书籍”。林化室里的书籍琳琅满目，仪器齐全，因此，被公认“为当时国内建设较早，设备较为齐全的实验室”。而梁希为了这所林化室，倾注了不少心血，他甚至把“家”也安在了这里。从研究室走进去，最里面一层是梁希的寝室，除了书，不过一张单人床而已。

他的学生严赓雪回忆那一时期的梁希，“研究室中放满了德日文书籍，寝室书架上的书则完全是线状的中国古典文学本”。梁希自己说，“白昼攻硬性的学科，晚上则涉猎软性的文学，借以调剂脑力”。

从1929年到1933年，梁希在浙大农学院森林系任职五年，为该校创建了中国最早的森林化学试验室，与此同时，培养弟子数十人，可惜，这一时期毕业的学生少，留下的资料更少，目前收集到的只有严赓雪、周慧明二人，他二人后来均成为林业教育与林业科研的领军人物。

严赓雪（1910——），教育家，新疆地区高等林业教育的创始人。江苏吴江县人，1930年考入浙大农学院森林系，师从梁希，1935年参加高等文官考试，以第一名成绩被录用为机关人员，以后进行过红茶研究、垦区研究、水土保持研究、封山育林研究，都有成果发表。1950年在华东农林部工作期间，向中央林垦部建议对华东五省作森林勘察，取得中央林垦部支持，当时的江苏、山东、浙江、安徽四省森林调查队开展了中国规模空前的森林勘察工作，为中国林业建设大政方针提供了重要依据。1952年调新疆八一农学院（今新疆农业大学）从事教学和研究，是新疆地区高等林业教育的创始人和新疆林业建设的开拓者，培育了几代少数民族林业科技人才，在新疆的森林调查和防护林建设以及油井区“林草结合方式进行固沙”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在研究方面同样硕果累累，特别是70岁时主持《新疆森林》编写工作，80岁时隆重推出65万字的专著，此外，他还担任国家电视片《中国森林》西北片的主持人。

周慧明（1915-2010年），林产化学专家。福建省福州市人。浙江大学森林系学生，毕业后前往英国深造。1946年获英国伦敦大学皇家理工学院哲学博士学位。曾任中央大学森林系教授。建国后，历任林业部森林利用司副司长、东北林学院、南京林学院、南京林业大学教授，中国林学会第一届常务理事，九三学社第一届中央副秘书长。从事林产工业技术管理和研究工作。曾与梁希合作发表《中国十四省油桐种子分析》，与钱大正、王爱凤合著《竹材乙酰化的物理力学性质》等论文。晚年，她为缅怀恩师，宣传梁希以及梁希的林业思想，发表了一批高质量的文章，为后人留下了一批珍贵资料，成为我们今天研究梁希的宝贵财富。

1933年，梁希应聘到中央大学农学院森林系任教授，直至1949年，时间长达16年，这一时期的学生后来写回忆性文章者甚多。内容大多忆及梁希的人格魅力与感召精神。

后来成为教育家的杨衔晋回顾说：梁希“在中央大学任教时，曾讲授《木材工艺学》、《森林利用学》和《林产制造化学》等课程。梁师学识渊博，基础深广，讲课系统扼要，板书工整清晰，辅导及时，要求严格，连实验课也亲自参加，对实验报告的批阅亦丝毫不苟，考试更为严格。梁师对教学的严肃认真态度，对我一生从事教育工作，影响很大”。程芝因为听说梁希教授是“最著名的森林化学家”，因而舍弃同济大学化学系，追随梁希在中大学习森林化学；1944年秋天，黄枢因“慕梁希教授之名”，从广东省中山大学转校到重庆中央大学森林系；薛纪如，本是中央大学理学院的学生，因为“受梁老的影响，毅然转而学林”；李继书因为仰慕梁希先生，也改了专业。“从农业化学系转到森林系改学林业，重点学习梁希先生讲授的森林利用专业”。因老师而重新选择学校，因老师而重新选择专业，这样的事例在旧中国虽有但并不多见，由此可见，梁希在中国林业教育事业中的崇高地位和人格魅力。

据梁希学生回忆，梁希在每次上课之前，总是把复杂的公式和图表抄在一块小黑板上，板书工整遒劲。特别是中央大学搬迁到重庆后，因为纸张供应困难，没有讲义和书籍，上课全靠笔记。梁老为了便于同学们记笔记，每次都将讲授内容在黑板上系统地写出。虽是草图，板书上的炉窑、导管或容器，无论大小，都形态逼真。因此，有人曾说：“此乃五十年锻炼之功，非一朝一夕之力也！”梁希亲自书写的讲义，屡经修改，被梁希“视若珍宝”。在重庆中大时，学生们“每见梁师总是提着一个藏有这些手稿的黄布包，去躲防空洞，却不带其他一物”。这些手稿早应付梓，却未见刊出，非为其他，而是出于严谨治学，不到尽善尽美绝不肯轻易付梓刊印。

梁希严谨认真，严于律己，表现在每一个细节。据同学们回忆，“他每天提前半小时上班，不到时间不下班。上班时间，除了给学生讲课以外，不是在办公室看书，就是到实验室参加实验，总是不停地学习，不停地工作。他办事很认真，每办一件事情，都是仔仔细细，一点也不马虎。写一份普通的信，写一个简单的报告，都要字斟句酌，不许出差错。梁希的生活很有秩序，爱好整齐清洁，把办公室打扫干干净净。一张未经油漆的白木书桌，已经使用多年，桌面上找不到一小滴墨点或污点。放在办公桌上的书籍和材料，井井有条，每一本书都有它固定的位置”。梁希的言教身教，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大家，他的学生经过严格的训练，普遍具有严谨求真的良好品质。

为了让学生养成刻苦攻读的精神，梁希从细节着眼，培养学生的良好习惯。学生刚一进校，“先生分配方板凳一张，没有靠背，以为搞科学者，首先得学会专心致志，能坐牢板凳，磨炼刻苦学习的精神”。为了让大家养成良好的工作作风，梁希要求学生写报告必须“改正誊清至合格为止，养成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做完实验后，学生顺手将火柴梗丢在地上，先生以身示范，无声地将它捡起放到废液缸里。“为先生当助手时，程芝从洗瓶架上取下洗净的烧杯给先生使用，先生查看一下烧杯上如有水的痕迹，就把它放在一边，……先生只挑选合格者使用，其余均放在一边”。这些虽然看起来只是小事，但是，对于科学工作者来说，认真细致是终身受益的好习惯。在梁希的影响下，所有学生也自觉养成了良好的工作习惯。

工作中严格要求，生活中给予关心。梁希对学生如同家人。据程芝回忆：“1947年一直就跟着梁老在实验室工作，当他的研究助理。他就像父亲一样，他平时要求对你很严格。……过年过节他会把我们这些人找到一起，他请客，请我们吃顿饭。他就把这个实验室的人，就认为是一个家庭。”

尤其是中央大学搬迁至重庆沙坪坝期间，梁希领导了三个实验室，分别是木材学实验室、森林化学实验室和中央林业实验所林产利用组实验室。这些实验室不仅牵扯了梁希大部分的精力，而且也花费了他许多的薪金。梁希把大部分的薪金都用于林化室的经费，剩下来一部分送给几名得意门生作留学费用。“抗战时期七八年间，从没有寄过钱回家”。梁希对家人的“冷落”曾经让很多人不解，有人说他“失之偏颇”。但所有的人又都客观地说，梁希是一个国而忘家、公而忘私的人，正因如此，他在外教书几十年，从来孑然一身。

在重庆中大时，梁希领导着中央大学的三个林化实验室，“工作人员约30名”。这三个林化实验室紧挨着中大图书馆。中央大学图书馆占据了重庆松林坡的顶峰，鸟瞰嘉陵，气势磅礴。图书馆的下方是木材学实验室，次下方是林产化学实验室，最下方是中央林业实验所林场利用组实验室。“木材学实验室为木板结构，内贮木材标本及试验设备，……分内外两间。外间大，居中为实验台，周围靠窗为工作台，靠墙为标本架。内间用木板与外间相分隔，仅一窗，……靠隔板有两大书架，贮马列著作、科学文献及试验资料”。林产化学实验室仅仅借用了“化学系和化工系合用着的一栋房子，在左端占有了几间”。条件虽然简陋，但梁希的赤诚之心不减，他就在这里给学生做实验和从事研究工作。由于梁希的苦心孤诣，从中央林业实验所林场利用组实验室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林产化工技术研究人员。

梁希在中大所授《木材工艺学》《森林利用学》及《林产制造化学》，后两门学科虽属森林系必修科目，但是，早期不少大学甚至包括中央大学在内，优质师资难求，而后期各校优质师资能够满足，“得力于先生谆谆教诲，积极培养人才”。梁希到中大，也为中大森林系招收研究生奠定了师资基础。从1942年开始，中央大学农科研究所附设森林学部，招收研究生，并授予硕士学位。虽然受到战乱的影响，人数不多，但是，这毕竟是中国有史以来，林科招收研究生的开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下表所列为中央大学森林系历届研究生毕业人数。

表2-8 中央大学森林系历届研究生毕业人数

从1933年至1948年，梁希所在的中央大学森林系共培养“毕业本科学生109名，研究生7名”。这些学生后来一部分成为新中国林业部的工作人员，其余分散在林业高等院校和林业科研机构，成为各地区的中坚力量。

据现有资料显示，梁希在中央大学农学院森林系培养的学生后来成为共和国林业大厦的栋梁之柱者甚多。

杨衔晋（1913-1984年），教育家。1931年考入中央大学农学院森林系，四年大学三年即毕业，1942年任复旦大学农学院教授，1945年赴美国耶鲁大学林学院，1950年由上海复旦大学借调东北农学院任教授，以后留在东北，为后来成立的东北林学院培养高级人才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1952年任东北林学院林工系主任，1956年任教务主任，1962年任副院长，1979年任院长。杨衔晋一生科研成果甚多，主要研究中国的植物分类以及植物新种的发现，共计发表植物新种70多个。

袁同功（1912-1990年），林学家。1938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农学院森林系，1950年获加拿大多伦多林科硕士学位，历任南大教授、南林大教授、福建林学院教授兼系主任。在任南大教授期间，兼任林业部委托南大举办的全国林业干部培训班班主任，1952年至1958年协助苏联专家举办全国木材水运专家培训班并兼班主任，1959年到福建林学院，参与创建工作，在林学院工作32年，培养了大批林业人才。梁希的遗著《林产制造化学》，袁同功是参与整理的四人之一。

薛纪如（1921——），植物学家、竹类专家。在竹类的研究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命名了四个新属，60多个新种，对云南竹类研究和竹业生产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薛纪如1941年考入中大生物系，后转入农学院森林系，毕业后考取研究生，1946年独自两次从万县到磨刀溪采集水杉标本，1947年第11期《科学世界》发表薛纪如文章《中国唯一之巨树——水杉》，在国际上产生很大影响。1948年研究生毕业，赴云南从事高等林业教育，50年代初期在云南作过多项考察，50年代中期对紫胶的寄主植物及其生产进行深入调查，为云南紫胶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薛纪如在云南从事高等教育50年，他培养的研究生大多已为教授，他的科研重点为竹类研究，而且在云南竹类的研究与发展中成绩斐然。

黄中立（1918-1983年），森林经理学家。他奠定了中国木材计量标准的基石，开拓了我国林业遥感科研事业，著有《原木积材表制法及原理》《林业专业档案》。黄中立1938年就读于中大农学院森林系，1941年毕业，以后较长时期深入林区调查研究，发表了一系列的研究文章。为继续深造，1947年考入加拿大多伦多林学院，攻读研究生专业。建国初期，他接到梁希托人送来邀请回国参加建设的信息，提前于1950年3月回国，后任林业部科长、工程师。1956年调林科院工作，任森林经理室主任、研究员，他的研究性论文发表极多，论著极有特色。

李继书（1918——），木材学研究专家。1945年毕业于中大农学院森林系，1948年派往澳大利亚进修，1950年起任林业部工程师、高级工程师、教授级工程师，主持制定了全国统一的《木材规格》在全国组织贯彻执行。长期以来从事木材加工工业的生产技术管理工作，参加编辑林业部林业发展规划等工作。

根据资料核对，梁希中大16年培养的学生还有：林学家张楚宝、造林专家黄枢、造林专家李霆、林化专家周光荣、林化专家程芝、林学家贾铭钰等。梁希还有一位中大的学生：胡大维教授。胡大维与黄枢、程芝原是1944-1946年时的同学，大学毕业后去美国留学获硕士学位。胡大维长期从事林业试验研究，他认为：在浩瀚的植物基因大海中，必然蕴藏有数不清的优良基因，而人类的一部林业史，就是对野生植物驯化栽培及开发利用的一部历史，至今仍然有大量的尚未开发利用的植物新物种，他常常自我期许，希望能在这方面通过试验研究作出更多的贡献。经过多年努力，终获丰硕的成果：他研究发现了中华泡桐和日本泡桐的天然杂交种，于是定名为台湾泡桐，仅仅生长一至两年，便可采伐出口；台湾造纸业需要大量的木材纤维原料，他推出生长快速的巨型银合欢，获得企业界的一致认同；他发现许多在山林中隐藏的宝贵资源，其中最感兴趣的就是野生果实爱玉子，于是亲赴各地采集标本，培养成株，比较优劣，栽培出许多生长快速充实饱满的品系，为台湾的林业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胡大维经常说，他的研究思想源自梁希，富国利民，经世济用，一脉相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