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质量与社会保障的一般理论分析

第一节　人口质量与社会保障的一般理论分析

人口学关于人口质量的界定一般包括人口的身体素质、文化科学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三个方面。人口的身体健康离不开基本的食物、生活保障以及医疗卫生保障；人口文化科学素质提高与社会文化教育保障事业发展密切相关；人口思想道德素质受社会保障状况影响也极其重大。反之，人口身体素质、文化科学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也会影响社会保障的发展水平。

一、人口质量的含义及其分类

人口质量也称人口素质，是指人口总体“质”的规定性。“人口质量”或称“人口素质”是多学科研究的对象。我国学者朱国宏认为：人口质量、人口素质和人口品质均相当于英文中的Population Quality一词，其内涵是同一的，至于使用哪一术语，一来与时代背景有关，二来与研究者的偏好有关。穆光宗则认为：从严格的意义来讲，两者也有一些细微的差别，这就是所谓的人口质量是相对于人口数量和就人口的总体而言的，而人口素质则是指人口质量的某一个方面，比如健康方面、文化教育方面。但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使用“人口素质”的说法。现代西方学者对人口素质的讨论最著名的当首推从经济学角度对人口质量进行探讨的人力资本理论，人口质量就是人力资本，舒尔茨的“人口质量经济学”早已成为人口经济学中的一门显学。那么，究竟什么是人口素质呢？中国人口学者认为，“人口素质”是一个具有多义性的概念，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和界定。也就是说，“人口素质”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在不同的学科视野里可能有着不同的规定。“人口素质”的内涵和外延的基础理论问题是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人口学复兴以来众多学者关注的一大热点，至今依然见仁见智，未有定论。^[1]对人口质量较早给出定义的是北京大学的张纯元教授，他在其著名的《人口理论教程》一书中定义如下：“人口质量是人本身具有的认识、改造世界的条件和能力。”^[2]穆光宗认为：所谓的人口素质或者说人口质量，就是指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人口的结构和组合状态所展现的各种社会功能和影响力。较高的人口素质和人口质量，一般总是具有较为合理的结构和组合，同时也会产生较强的社会功能和较为积极的影响力。从人口素质的外延来看，主要是“三要素”和“二要素”之争。传统的“三要素”论认为，人口素质包括了身体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这三个方面；并认为身体素质是人口质量的自然条件和基础，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是人口质量的中心。陈剑在1988年提出的“二要素”论则认为，“人口素质”只能由身体素质和文化科学素质组成。其理由是：如果把思想道德素质包括进去，由于缺乏统一的衡量尺度，就难以进行人口素质的国际比较；即便是泛人类所必须遵循的道德规范，进行指标分类和量化也是很难解决的问题。从目前的认识来看，无论是“三要素”论，还是“二要素”论，在认识上似乎都没有完全摆脱将“人口素质”等同于“人的素质”的嫌疑。但退一步说，倘若考虑了结构性因素，似乎也并非不可取。毫无疑问，我们既要看到“人口素质”和“人的素质”的联系，又要看到两者的区别。因此，所谓“人口素质”或“人口质量”也就是总量平均、系统有机和结构组合意义上的“人的素质”。

在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下，人口在质的规定性方面的发展水平，总是体现为人口总体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条件和能力。人口具有多方面的质的规定性，常常随着学科、国家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人类遗传学、医学、优生学讲到人口“质”的问题时，往往只和人口身体健康的先天素质或遗传、环境问题联系起来；教育学、经济学讲到人口“质”的问题时，常常只和人口的科学文化素质联系起来，以及与“人口智力投资”、“人才竞争”联系起来。本章从人口学角度出发，对人口质量的规定性，是指一个综合的“质”的内容，包括人口身体素质、文化科学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三个方面。

人口身体素质泛指人体发育的健全程度、智力状况、身高、体重、体质、耐力等，可由一组人的人体运动能力、发育状况、疾病状况、死亡率、呆残低能人口比例、出生预期寿命等反映出来。目前各国公认以下几个健康指标能够反映人口的健康素质：①婴儿死亡率，指0～12个月的婴儿死亡数与同期婴儿数之比，一般以千分率表示。它与社会经济生活水平、医疗条件有密切关系，并反映出一个国家经济生活水平和医疗条件。②平均寿命，反映全体人口的生命长短。它对全体人口的健康素质提供了一个更明确、更形象、更富有积极含义的指标。平均寿命实际是指0岁组的平均期望寿命。它是反映人口健康素质的重要指标。③智能发育不全和伤残人口。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统计，全世界约有13%的人属于精神上和肉体上的伤残者。伤残者在发展中国家约有4亿人。全世界智能不全者约占总人口的1%，其中以先天性遗传和近亲婚配造成的占大多数。④发病率。各类疾病发病率是反映人口健康素质的重要指标。

人口科学文化素质是指一个人口群体的文化知识、科学技术水平、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等。由于各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科学技术基础的差异及政治、思想、社会风俗习惯等各种因素的影响，人口文化科学素质在不同国家中存在差别。这些差别通过某些指标反映出来，一般常用的文化科学素质指标有：全体人口的文化水平构成，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数占总人口数的比重，在校大学生占总人口的比重，受过中等专业技术教育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文盲率，从事科学技术研究和应用的人数占总人口的比重，高级知识分子占总人口的比重，科技研究门类及学科设置的程度，各种科研成果数量及发展趋势，工人技术等级结构，体力劳动者文化结构，社会管理水平和生产管理水平以及劳动者的创造性能力等。

人口思想素质，是指人口的思想意识和道德品质。包括人生观、道德观、思想品质和传统文化习惯等，如人们的社会心理、传统习俗、民族自尊心、献身精神、使命感、自信心、变革社会的欲望等。人口的思想素质可从社会号召力、凝聚力和社会活力中体现出来。人口思想道德素质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含义，具有阶级性，因而构成某时代特定社会人口的质的规定性。关于人口思想道德素质的研究是人口质量研究中的难点，研究人口的体质质量有各种医学、生理卫生学的指标，反映人口文化科学素质高低有各种知识的测量指标，但是思想道德素质与上述情况不同，到目前为止，究竟它研究的具体对象是什么，尚没有一个统一的看法。因为各民族有各民族的传统，不同的社会制度有各自不同的上层建筑，东西方文化有差异，因而很难用一套统一的指标来衡量人口的思想道德素质。但这并不等于说人口的思想道德素质没有共同的东西，我们可以从正反两方面设置一些指标来大致评判一国或地区人口思想道德素质的高低：正的方面如爱国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尊老爱幼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模范遵守公共秩序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人生观的社会类型，传统文化习惯的社会经济效益；反的方面，诸如青少年犯罪率、刑事犯罪率、吸毒人数占总人口的比重，自杀人数及其占总人口的比重，等等。

二、人口质量与社会保障的关系

一般认为，社会保障是与人类社会共始终的。人类在进化过程中，从一开始过的就是相互支持、相互依存的群体生活。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社会保障及其发展，便没有人口以及人口的发展。而人口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便是人口质量的提高。关于人口质量的提高，国内外许多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对此作了深入的研究，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西奥多提出的人力资本理论，实际上就是讲人口的质量问题。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和物力资本是两个相对应的概念，发达国家国民收入的大部分是由人力资本带来的，他指出：“当代高收入国家的财富是由什么构成的，主要是人的能力。当亚当·斯密写出他很有创见的《国富论》一书时，他还没有料到这些事。在这些高收入国家中发生的现象是：来自财产方面的收入与来自工资薪金以及企业活动的收入相比是显著降低了。在美国，国民经济收入的1/5来自物力资本，即财产，而4/5是来自人力资本。”^[3]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是由投资产生的，人们用在教育、卫生、医疗、保健等方面的开支，都属于人力资本的投资。显然，人口质量的提高需要一个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当然，人口质量的高低也会影响到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健全及其发展水平。

1.人口身体素质与社会保障

人口身体素质的后天因素根据马克思的有关论述，主要是人口出生后的营养状况、居住环境、卫生条件和劳动保护等。这些因素在决定人口身体素质的过程中起着重大的作用。现代医学业已证明，即使个人的先天体质属于弱型，但如果能在后天注意保养，加强锻炼，也能达到合格的身体素质标准。然而，疾病、营养、环境、灾害等是制约人口健康状况的基本因素，没有基本的物质生活保障，人们生活于贫困线以下，饥肠辘辘，难得吃一餐饱饭，身体营养不良，谈不上健康。现代发达国家和一些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人口在身体健康素质方面之所以存在较大差异，物质生活（食物）保障方面的差异便是重要原因之一。即便是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疾病与意外伤害也是每个人都无法避免的风险，没有基本的医疗卫生保障，人类无法维持健康，人们对于社会医疗卫生保障的需求带有相当的普遍性，这正好同人的生、老、病、死的变化发展规律有密切的联系，这种需求不仅涉及每个人，而且涉及人生的各个时期。因此，人口身体健康与基本食物生活保障以及医疗保障有着天然的、不可分割的联系。

2.人口文化科学素质与社会保障

从人口文化科学素质来看，文化科学在一定意义上说是人类自身生存和发展的一种能力。人口文化科学水平越高，意味着人类征服自然和改造社会的能力越强，由具有不同文化科学水平人口所组成的文化科学结构属于人口质量结构，人口文化科学结构的优化与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密切相关。

一般来说，人口文化科学素质与受教育年限的长短总是呈正相关的。随着时代的发展，现在人们从事物质资料的生产不仅仅是依靠体力，更多的是依靠现代科学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提高人口的文化科学素质已不再是单纯地或主要地依靠家庭，而是主要依靠社会通过各种教育制度来实现，也即通过社会的教育保障及其发展来实现。没有基本的教育保障，人口的文化科学素质无从谈起，提高人口的文化科学素质，需要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因此，提高社会成员的文化科学素质和劳动者的职业技能素质既是社会成员个人发展的大事，也是关系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大事，发展社会教育保障事业尤其具有重大的意义。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认为，社会在教育等方面的保障，不仅对个人生活，例如享受更好的生活的实质自由、避免可防治的疾病和过早死亡，而且对个人更有效地参与经济和政治活动，都是至关重要的。在贸易全球化中的经济活动通常按规格生产或有严格的质量管理，文化科学素质就成为对工作者最基本的要求。在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教育对于个人和整个国家的发展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从国际和国内的情况来看，社会成员的基础教育或称义务教育和职业教育，通常是具有福利色彩的公益事业，这一特点决定了人口的高素质与社会保障有着直接的、内在的必然联系。

3.人口思想道德素质与社会保障

从人口的思想道德素质来看，社会保障对于人口思想观念的影响极其重大，社会保障状况直接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消费需求、观念意识。从历史进程来看，人的发展是一个逐渐社会化的过程，其思想道德素质正是这一社会化过程的产物。社会保障对人口思想观念素质的影响，在小农经济社会时期，一家一户开展农作物生产并依靠农业收益来维持生存与发展，人的社会化主要通过家庭这一重要媒介，只有当家庭生活陷入绝境时，国家才不得不提供一定的社会保障，但这种社会保障始终局限于规模有限、水平极低的救灾济贫措施上。因此，在小农经济社会，人们思想观念上表现为落后的生育观念影响十分广泛，以多子女为荣，追求家庭人丁兴旺，四世同堂；消费观念和消费模式落后，封建迷信意识浓厚，安土重迁，眷恋故土，宁愿在家受穷，也不愿离开故土出外谋生。在现代工业化社会，生产社会化、劳动力市场化，传统家庭所具有的保障功能日益削弱。在这种情况下，过去那种救灾济贫式的保障已无法满足社会需要，社会需要的是能够适应人的社会化并作为国家社会发展稳定机制和市场经济维系机制的新型社会保障制度。现代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经历了150多年的历程，在发达国家，人们的思想观念意识特别是婚姻生育观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社会保障对人们各种各样的社会行为和经济行为进行奖惩，最终影响国家作为一个整体的习惯；社会保障计划提供的津贴对人们是否工作、是否结婚和再婚、与谁结婚、是否离婚与何时离婚、是否生育与生育多少、伤残是否有足够的动力恢复劳动力、选择什么样的雇主、是否储蓄、是否自我负责和对家庭负责等行为都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以致人们普遍认为，高福利的社会保障导致了人们价值观念的扭曲，助长了国民惰性，影响了国家的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