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保障的人口质量效应

第二节　中国社会保障的人口质量效应

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从无到有，保障范围从小到大，保障项目由少到多，保障水平由低到高不断发展，人口质量获得了极大的提高。

一、人口身体素质迅速增强

新中国成立前，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医疗卫生条件等国民基本需求毫无保障可言，传染病和许多其他由于营养不良引起的疾病严重影响人民的健康，被西方国家辱称为“东亚病夫”。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口的身体素质不断提高，突出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人口死亡率迅速下降

旧中国人口死亡率很高，大约在25‰～30‰之间，最高时超过了40‰。1953年，中国第一次人口普查时，人口死亡率已降到14.0‰，到1964年进一步下降为11.5‰，1965年后降到了10‰以下，1977年后稳定在6‰～7‰之间，1982年，人口普查死亡率为6.36‰，1990年为6.67‰，1996年为6.56‰，2002年为6.43‰。婴儿死亡率是反映一个地区卫生和营养保障状况最敏感的指标。旧中国的婴儿死亡率很高，1949年为200‰左右。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下降为138.5‰，1958年为80.8‰，1977年为47‰，1982年为35‰，1985年城乡婴儿死亡率已分别降到14‰和25.1‰，2002年城乡婴儿死亡率分别降到12.2‰和33.1‰。同世界各国相比，目前我国人口死亡率较低，不仅大大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12‰的水平，而且低于发达国家10‰的平均水平（见表6－1）。

表6－1　若干年份中国死亡率水平　　单位：‰

资料来源：《中国人口统计年鉴》有关年份。

2.平均预期寿命大大延长

1949年以前，中国人口平均寿命只有34岁，是当时世界上平均寿命水平最低的国家之一。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大大延长，1957年为59.9岁，1963年为61.7岁，1975年为65.9岁，1982年达到了67.9岁，其中男性为66.4岁，女性为69.4岁；到1985年，人口平均寿命又提高到了68.92岁，其中男性为66.96岁，女性为70.98岁；到2000年，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已经达到了71.2岁，其中男性为69.39岁，女性为73.11岁。我国人口寿命延长不仅体现在平均预期寿命延长，还体现在高龄人口日益增多，我国百岁及百岁以上老人，从历次普查来看，都在3000万人以上。

3.人口健康水平普遍提高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领导人民进行了大规模的除害灭病运动，大力开展了防病治病工作，使多种疾病的发病率大幅度下降。如霍乱、鼠疫、天花、回归热、斑疹、伤寒和性病陆续被消灭或基本消灭，以前严重危害人民生命健康的黑热病、疟疾、地方性甲状腺肿、丝虫病、麻风病等疾病，得到了大面积的有效防治。因此，人们体质得到不断增强，抗病机能和治愈率迅速提高，在人口主要死亡原因中，原来占死亡首位的传染性疾病被退行性疾病（老年性身体组织、器官退化引起的疾病如冠心病、脑血管病等）所代替。1987年，我国城市居民死因前三位是恶性肿瘤、脑血管病和心脏病；农村是呼吸系统疾病、脑血管病和恶性肿瘤，死因结构已与发达国家类似。2000年，中国人口的疾病谱继续发生深刻变化，总的趋势为：以急性传染病和感染性疾病为主的疾病谱已经被以慢性病以及与人们不良的生活方式密切相关的疾病为主的疾病谱所替代。中国人口死因构成基本保持稳定，主要死因为恶性肿瘤、脑血管、心血管、呼吸系统疾病等。

上述我国人口身体健康素质的大大提高，与新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是密切相关的。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初，在计划经济时期整个经济发展水平相当低的情况下，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中国用占GDP　3%左右的卫生投入，大力开展卫生防疫和妇幼保健工作，不断加强医学教育与科学研究工作，提高医疗器械和药品的产量和质量。积极进行疾病防治，在城镇职工中实行劳动保险和公费医疗制度，在农村实行合作医疗和赤脚医生制度，普遍实行儿童卫生免疫保健，逐步建立并形成了遍及城乡的医疗和预防网络，在极短的时间内就消灭了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血吸虫”病，并控制了肺结核病、小儿麻痹症、破伤风、麻风病等的发病率。政府在财政困难的情况下还拨出巨款用于扩建医院、健康体检、改善医疗条件等。国家从保护劳动者的身体出发，在劳动条件、劳动防护、妇女“四期”保护、工作环境、环保卫生、劳保福利等方面都有相应的措施，大体上满足了几乎所有社会成员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需求，国民健康水平迅速提高，不少国民综合健康指标达到了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成绩十分显著，被一些国际机构评价为发展中国家医疗卫生工作的典范，表6－2所列数字充分体现了新中国医疗保障的发展变化。

表6－2　全国平均每千人口医院床位数及专业卫生技术人员数

续表

补充资料：2000年平均每千人口医师1.30人，其中：市1.93人，县0.79人。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编：《奋进的四十年》，中国统计出版社，1989年；《2000年全国卫生事业发展情况统计公报》。

这一时期，有很多值得总结的经验：一是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布局与服务目标比较合理。新中国成立以后的20多年里，通过政府的统一规划、组织和大力投入，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形成了包括医疗、预防、保健、康复、教学、科研等在内的比较完整的、布局合理的城乡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其中，农村集预防、保健和治疗于一体的三级医疗服务网的建立尤其值得称道。体系的逐步发展和健全，确保了服务的可及性，基本解决了城乡特别是农村的缺医少药问题。同时，计划经济时期，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的服务目标定位明确，即全面追求公益目标，全心全意提高公众健康水平，不以营利为目的。基于这种目标定位，加上政府对医疗服务体系的直接和间接投入，所提供的服务价格非常低廉，使广大人民群众有了病能够获得治疗。二是医疗卫生工作的干预重点选择合理。第一，突出“预防为主”，重视公共卫生事业发展。在整个医疗卫生投入中，对公共卫生事业的投入一直处于优先地位。第二，在一般性疾病治疗方面，干预重点集中于成本低、效益好的常见病和多发病治疗上，技术路线选择上也注重适宜技术，强调中西医结合。另外，政府对医疗服务的标准、规范等也有比较严格的控制，医疗服务机构行为比较规范，医患双方保持了较好的互动关系。三是形成了广覆盖的医疗费用保障机制。一方面是医疗保障体制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在城镇地区，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制度基本上覆盖了所有的劳动者；在农村地区，合作医疗制度逐步普及，鼎盛时期覆盖了90%左右的农村人口。另一方面，公益性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本身，也具备很强的转移支付和医疗费用保障功能。由于各种医疗服务机构的人员工资、基础设施以及医疗设备投入主要来自政府和各经济集体，药品价格也受到政府的严格控制，因此，医疗服务体系在提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同时，也具有转移支付和医疗费用保障的功能。这一时期，医疗卫生的投入以政府为主，医疗卫生资源在不同卫生领域以及不同群体间的分配由政府统一规划，具体服务的组织与管理也由政府按照严格的计划实施，从而保证了全国绝大多数居民都能够得到最基本的医疗卫生服务，确保了中国人民健康水平的迅速提高。这些成绩的取得，说明中国当时的选择符合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基本要求和规律。

我国社会保障的人口身体素质效应还表现在对残疾人口的保健与康复工作大大加强。我国在城市发展社会福利事业，在农村发展集体福利事业。根据残疾人的特殊困难和需求，对其提供包括就业、生活、教育、医疗康复、服务等各个方面的社会保障，残疾人状况得到明显改善。“十五”期间我国全国城市和有条件的农村基本完善社会化康复训练服务体系，为各类残疾人切实提供康复服务，康复服务工作实施面在市辖区达到70%、县（市）达到50%；实施康复训练重点工程，其中肢体残疾成年人功能训练10万名，学龄前脑瘫儿童早期训练2万名，0～14岁智力残疾儿童能力训练8万名；在10个城市开展成年智力残疾人康复训练服务和盲人行走导向训练服务的试点工作。

二、人口文化科学素质大大提高

旧中国教育事业十分落后，人口文化科学素质十分低下，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口文化科学素质获得了很大提高。

1.文盲、半文盲人口大幅度减少

旧中国，有文化人口仅占总人口的20%，80%的人是文盲、半文盲。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在全国开展了扫盲工作，并逐步推行普及初等义务教育制度，使文盲、半文盲率逐步下降，1964年、1982年、1990年三次人口普查，我国文盲、半文盲人口由31526万人下降到28368万人和20458万人，占总人口的比例相应由45.61%下降到28.26%和18.12%。2000年的第五次人口普查，我国15岁以上文盲和半文盲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下降到12%以下。不但如此，我国文盲人口现状还呈现良好的减少态势：一是新文盲产生的根源被有效地堵住。到2000年，我们实现了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普九”的人口覆盖率达到85%。二是文盲人口主体已由中青年转为中老年，青壮年文盲率及所占比重下降较快。从我国人口分年龄的文盲率来看，呈年龄越高，文盲率也越高的趋势。1990年，我国文盲人口中，青壮年占16.7%，中年占34.2%，老年占49.1%，文盲人口的年龄结构与1982年相比，有明显的变化。2000年，我们基本实现了扫除青壮年文盲的宏伟目标，青壮年文盲率下降到5%以下。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赞扬。三是文盲人口的地区分布，由全国较为普遍分布转向少数地区集中分布。^[4]2004年，中国普及九年义务制义务教育的人口覆盖率达到93.6%，6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8.01年（其中男性8.5年，女性7.51年），比1990年提高了1.75年；人口粗文盲率（15岁及15岁以上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降低到8.33%，比1990年时下降了7.55个百分点。各种受教育程度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分别为：大学以上占5.42%、高中占12.59%、初中占36.93%、小学占30.44%，受高层次教育的人数大幅度增加，受小学教育人口比重逐步下降。

2.受教育人口大大增加

1949年，我国小学、中等学校和普通高校在校学生数分别为2439.1万人、126.8万人、11.7万人。2000年的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表明，与1990年的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我国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程度的由1422人上升为3611人；具有高中程度的由8039人上升为11146人；具有初中程度的由23344人上升为33961人；青壮年文盲率由10.34%下降为4.8%，下降了5.54个百分点。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从1990年的6年左右提高到2001年的8年左右。1953年、1964年、1982年、1990年、2000年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及有关年份情况见表6－3、表6－4。

表6－3　全国若干年份各级学校在校学生数　　单位：万人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5），中国统计出版社，2006年。

表6－4　1982～2000年中国各类文化程度人口及增长指数

注：国有企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781.7万人为1985年数字，增长指数277.0以1995年为100计算。

计算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摘要》（2002），中国统计出版社，2003年，第34页、第168页。

3.就业人口文化素质有所提高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就业人口的素质提高很快。若以平均受教育年限来衡量就业人口文化素质的总体水平，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就业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仅有6.26年，1990年提高到6.74年，1995年进一步提高到7.07年。90年代以来，在就业人口中具有大专以上受教育程度的人口呈大幅度增长趋势。大专以上人口2000年达到4563万人，增长了6.5倍（见表6－4）；到2000年底，全国已授予600万人学士学位、54万多人硕士学位、6.5万多人博士学位，分别相当于全国总人口比重的5‰、万分之四和十万分之五；专业技术人员（指国有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比1985年增长了1.8倍，2000年达到2165万人，年平均增长率为7.0%（见表6－4），远高于总人口年平均增长率1.2%和劳动力年平均增长率2.5%。根据国家人事部提供的数据，到2000年底，全国具有中专及以上学历或专业技术职称的各类人员达到6360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5.0%，占全国总就业人口的8.9%。其中，党政干部585.7万人，企业经营管理人员780.1万人，专业技术人员4100万人，其他人员894.2万人。根据“全国人才队伍建设规划纲要”，到2005年，具有中专以上学历或专业技术职称的各类人员将达到8350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6.3%左右；其中专业技术人员达到5400万人。就业人口自身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为他们掌握和运用先进科学知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上述我国人口文化科学素质的提高与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是密切相关的。前面已经谈到，人口的文化科学素质提高离不开社会文化教育保障、科技发展保障事业的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文化教育事业，在我国经济落后和人口压力沉重的情况下，花了很大财力保障文化教育事业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文化教育费用支出在国家财政费用支出中发展速度始终位居前列（见表6－5）。

表6－5　中国财政支出结构的历史变动情况

续表

资料来源：根据《中经网数据中心》数据整理。

三、人口观念意识不断进步

旧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小农经济社会，广大人口观念意识极为落后，在生育观念上，以多子女为荣，追求家庭人丁兴旺，四世同堂；在消费观念上，节俭过度，形成了“温饱即安”的自满自足心态；在商品经济方面，愚昧的轻商观念，不与商人为伍，安土重迁，眷恋故土，宁愿在家受穷，也不愿离开故土出外谋生；此外，装神弄鬼，求神拜佛，封建迷信意识极为浓厚。新中国成立以来，人口在观念意识方面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婚姻生育观念上，传统落后的婚育观逐渐被现代先进的婚育观所取代，晚婚晚育，个人和家庭自觉避孕节育逐渐成为社会风气，家庭人口规模缩小；在消费观念和消费模式上呈现多样化、个性化和高档化特征；商品经济观念、经济效益观念日益深入人心；恋乡土、重地域的观念越来越被恋事业、重兴趣的观念取代，封建迷信思想日益失去其赖以生存的土壤。

我国人口观念意识方面的不断进步是与新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分不开的。旧中国，广大劳动人民基本无社会保障，新中国建立初期，党和政府面对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千疮百孔的社会现实立即采取了急赈、以工代赈、接收改造旧的慈善机构、收容遣送乞丐和无业游民等一系列社会保障措施，在保障人民基本生活，稳定社会秩序、恢复生产的基础上建立有关组织机构，颁布有关政策法规，着手创建社会保障制度。在城镇实行“低工资、高福利”政策，在农村作出了一系列与当时乡村实际情况相适应的制度安排。总起来看，这种“国家保障”型社会保障制度，对我国劳动者思想素质的提高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在20世纪50年代，由于劳动人民摆脱了旧中国条件下的失业威胁，就业有了保障，生活上有了安全感，因而也在很大程度上调动了劳动者发展生产、努力工作的积极性，同时，稳定的就业带来稳定的收入，为劳动者家庭的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和子女就学等奠定了稳定的经济基础。普遍的就业使社会上绝大多数劳动者都处于有组织的状态，从而为在全社会开展扫盲、普及科学文化知识活动以及开展计划生育、优生优育等奠定了必要的组织基础。此外，普遍的就业增加了人们的社会联系、交往，对于提高人们的思想观念和改变以往愚昧落后的精神面貌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保障模式没有随情况的变化进行相应的改革，对劳动者思想素质的提高逐渐起了阻碍作用，但是其曾经所起的积极作用也是我们必须加以正确认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