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质量对社会保障发展的影响

第三节　中国人口质量对社会保障发展的影响

一般而言，人口素质与经济发展有很强的正相关性。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我国人口质量从总体讲，有了较大的提高，无论是身体素质、科学文化素质或思想道德素质都是如此。但是，同发达国家及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要求相比，则有很大的差距。我国人口质量的差距在于人口群体质量在很大程度上不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商品经济，对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健全及发展水平产生重大影响。

一、身体素质方面

综合我国人口身体素质及其结构现状，与一些发达国家和发展较快的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人口体质结构水平仍然偏低。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有关数据说明，单就某地区的人均年龄和身高的关系来看，我国人口的身体素质居世界中下水平，尚属“贫困户”。我国农村劳动力的身体素质，1987年，身体较好以上农民比例为59.4%，较差和非常差的占6.3%；2002年，身体状况较好以上的农民比例下降到45.1%，较差和非常差的上升到13.1%（胡万海《农民健康状况调查》，吉林省人民政府研究室、吉林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2004）。在残疾人口和遗传性疾病以及地方病方面表现尤为突出。我国现有残疾人口约6000万人。由于遗传、事故、疾病等难以避免的原因，我国的残疾人口每年以70万至80万人的速度增长，即每天增加2000多名残疾人，每40秒钟左右就要增加一名残疾人。残疾人口不同于患病人口，患病人口经过治疗之后，绝大多数可以恢复健康，而人一旦残疾之后，是不易治愈的；残疾人口的另一特点是他们的生理功能大都正常，在总人口中，残疾人口比重小，意味着人口体质结构水平高。1988年9月，国际劳工组织公布的一份研究报告表明，全世界残疾人口超过5亿人，残疾率为10%。据中国国家统计局1987年全国首次人口残疾情况抽样调查结果表明，我国各类残疾人总数约有5164万人，其中，听力语言残疾约1770万人，智力残疾约1017万人，肢体残疾约755万人，视力残疾约755万人，精神病残疾约194万人，综合残疾约673万人（见表6－6）。

表6－6　1986年中国人口残疾率结构（按残疾率高低分）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人口统计年鉴》（1988），中国展望出版社，1988年。

中国残疾人的比例虽不比世界平均水平高，但中国残疾人口绝对数量多，世界残疾人的1/10在中国，安排残疾人就业的任务大，负担残疾人的担子重，残疾人社会保障事业虽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总的来看仍存在着保障资金不足、就业率相对偏低、受教育机会少、医疗康复条件较差等诸多问题。目前，我国残疾人的生活状况总体上处于社会平均生活水平线以下，不少残疾人仍面临着贫困的威胁。全国尚有1800万残疾人未解决温饱问题，其中有1500万人有劳动能力但未能劳动就业，另300万人（城镇30万人，农村270万人），由于重度残疾处于特困状态，多数残疾人还没有机会得到康复治疗，绝大多数残疾人还没有得到所需的辅助用具和特殊用品。残疾人数量最多的农村地区，残疾人社会保障还几乎是空白，广大经济不发达地区残疾人社会保障的许多项目尚无力实施，对特困残疾人的救济补贴相当微薄，犹如杯水车薪。

我国人口体质结构水平较低，突出特点表现在遗传性疾病和地方病方面。据卫生部和中国优生协会调查，我国已发现各种遗传性疾病达千余种，各种遗传性疾病患者已有3000多万人，并且还在以每年80万～100万人的速度递增。全国新生儿出生缺陷总发生率为12.8‰，总患病率为10.7‰，全国现有14岁以下的痴呆儿340万人，畸形儿800万～1000万人。据对全国最贫困的109个县调查，有血吸虫病、克山病、大骨节病、气中毒等主要地方病94种，占86.3%，尽管国家每年都以递增的比例拿出一部分资金用于残疾人和地方病人的医疗保障，但目前还有数百万小儿麻痹后遗症、白内障、聋哑儿童未能进行抢救治疗，三项康复的任务仍很艰巨。尤其是在农村，缺医少药，不仅使已经致残的人不能进行康复治疗，而且健全人因病得不到及时治疗而致残的情况也很多，人口身体素质差异既是我国社会保障事业发展落后的结果，又是制约我国社会保障事业进一步发展的一大原因。

我国每年新出生人口缺陷发生率达4%～6%，约80万～120万人，我国近6000万残疾人口中，先天性残疾占50%。近年来，由于环境污染造成新生儿出生缺陷发生率有升高的态势。按每年人均收入625元计算，目前我国约3000万人没有摆脱贫困，如果标准再增加200元，贫困人口是9000万人。按照世界银行统计，发展中国家由于营养不良导致的智力低下、劳动能力丧失（部分丧失）、免疫力下降等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5%。按目前我国每年国内生产总值10万亿元人民币估算，我国每年为此损失约3000亿～5000亿元，这个测算还不包括间接经济损失及患者、家庭、社会为此付出的其他代价。

艾滋病等传染性疾病严重威胁人口健康。从1985年我国发现第1例输入性艾滋病患者以来，艾滋病感染和发病呈现快速上升的势头。据专家估计，2003年，我国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将达到60万～100万人。艾滋病的传播正处于高危人群向一般人群转移阶段，每年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人数增加速度都在30%左右。如不采取有效措施预防，预计到2010年，我国艾滋病感染者将高达1000万人以上。全国乙肝病人和病毒携带者达1.2亿人，占世界总数的1/3，居世界第一位；我国结核病患者数达到500万人，占全球的1/4，居世界第二。当前，我国在卫生保健方面存在着显著的地区差距、城乡差距、阶层差距，80%的卫生资源集中在城市，其中2/3集中在大医院。2000年，农村人均卫生事业费12元，仅为城市的27.6%。

二、文化科学素质方面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人口文化科学素质虽然有了很大提高，但是综合我国人口文化科学素质及其结构现状，无论是从社会主义全面发展的要求来看，还是从适应世界综合国力竞争、完成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艰巨任务来看，我国人口文化科学素质水平仍然偏低，突出体现在如下方面。

1.我国人口受教育水平较低

目前，发达国家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美国为13.4年、英国14年、加拿大11.6年、日本11.1年，而我国仅为8年，仅相当于美国20世纪初的水平。我国15岁及15岁以上文盲和半文盲人口达8500多万人，占总人口比重的6.7%，绝对量和比例都处在较高水平，且3/4集中在西部农村、少数民族和边远贫困地区。我国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14%左右，而1997年发达国家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平均水平已达61.1%，世界平均水平为17.8%。2000年，在我国从业人口中，具有高中及以上学历的比例为18%，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比例仅为5%，而1998年OECD国家对应指标的平均值分别为80%和26%。根据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以及人力资源水平提升的要求，新增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应达到高中以上水平，但目前我国高中阶段毛入学率仅为42%，随着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加入WTO，高新技术及金融、管理、贸易、法律、会计等高级人才供不应求，高素质的技术工人也远不能满足需求。

2.我国公民科学素质水平不高

科学素质与百姓的生产和生活密切相关。首先，无论从事什么行业、什么职业，缺乏基本的科学素质，都很难适应工作的要求，更谈不上有很大的职业发展空间。其次，科学素质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质量。如许多疾病的发生，往往与人们缺乏必要的科学知识，没有形成健康科学的生活习惯有关，而防病要比治病成本低得多。最后，具备基本的科学素质也有助于人民群众更好地理解公共政策、参与公共事务。调查表明，我国人口科学素质还比较低。①我国公民的科学素质整体水平很低，特别是劳动人口科学素质不高。2003年，具备基本科学素质的人口只占总人口的1.98%，农村居民则低至0.7%，不仅大大低于美国的12%，也远远落后于原欧共体国家的5%。国内外研究表明，公民科学素质水平与受教育水平是正相关的。我国劳动人口中75%左右只具有初中或小学文化程度，其中文盲、半文盲占8%。而他们中绝大多数人离开学校以后缺少接受继续教育和参与科普活动的机会与途径，难以进一步提升自身的科学素质。②我国公民科学素质城乡发展不平衡。据近年的有关调查，农村居民具备基本科学素质的比例仅为城市居民的1/6。农村劳动力中受过职业技术培训的不足5%。③诸多愚昧迷信的观念和行为还在社会生产和生活中普遍存在。公民科学素质水平不高的状况已成为制约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瓶颈”之一。人口具备科学素质，首先需要了解基本的科学技术知识，掌握基本的科学方法，树立科学思想，崇尚科学精神，并具有一定的应用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处理实际问题、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劳动者只有具备了基本科学素质，才能以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获得劳动生产率的极大提高，推动社会保障水平进步。适龄劳动人口科学素质不高，缺乏自我保护常识，不仅难以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而且是一些重大安全生产事故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重庆开县的天然气泄漏事故、吉林石化的爆炸事故，都是由于最低级的操作错误造成的。我国公民科学素质低下，已成为影响生产率水平提高的主要因素，严重制约经济发展。随着中国加入WTO，越来越多的职位需要越来越多的智慧型、熟练型人才。然而，我国的大多数人口只能适应半机械的劳动，能够适应大机器生产的劳动人口数量很少，而且技术层次很低，能够进行现代化管理的人才更是十分缺乏。

三、人口思想素质方面

前文已经指出，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国家保障型的社会保障制度在一段时期内对于促进人口思想道德水平的提高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对社会主义制度有可能消灭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失业问题等理论的简单化理解，政府承诺保障就业而没有设计失业保险救助项目。从20世纪50年代起我国在城镇逐步形成了一套由国家包下来的就业保障：劳动者由政府安排工作，而且一旦进入国有部门，无论劳动态度好坏、能力强弱，只要不犯罪，就不会被解雇，并有权享有“从摇篮到坟墓”的一揽子保障，即工伤、疾病、孕产、养老、死亡等多种项目构成的“福利包”。这种超稳定型的就业保障，随着时间的推移，新旧劳动力的更替，对劳动者素质带来的不良作用也日益明显，它逐渐丧失了初期的那些对劳动者思想觉悟提高的积极作用，对劳动者素质提高起了阻碍作用。并且这种消极作用逐渐上升为主流，其对人口观念意识的消极影响突出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首先，超稳定的就业保障使人们逐步丧失工作积极性和创造精神。由于劳动力无法合理流动，许多人一辈子待在某一个岗位上，不问其是否能发挥自己作用，一些有抱负、有志向、有能力的劳动者往往难以充分施展自己的才能，从而逐渐丧失其积极性和创造性；而一些素质较差者则更是贪图安逸，不思进取。其次，超稳定的就业保障使人们视野逐渐狭窄。由于没有失业风险，且奖勤罚懒机制始终未能真正确立，收入一般不会有大的减少，因而劳动者对于本企业、单位的经营管理状况的关心程度逐步降低，关心的重心转向个人和家庭，眼界逐渐狭窄。再次，敬业精神缺失，职工队伍中懒散怠慢问题相当普遍和严重。由于没有失业的风险，在人们的主观意识上，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价值取向已积淀为一种集体意识，成为习以为常、见怪不怪的工作态度，而比贡献、比成就的良好风气难成气候，这种平庸顽劣的心理环境自然难以使敬业精神在职工的心头立足和生长。超稳定型城镇就业保障体制对我国人口的精神素质、观念意识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消极作用。由此而埋下的隐患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特别是90年代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中暴露无遗。无论是出于劳动力绝对过剩的缘故，还是体制转轨不得不关闭低效企业以调整经济结构的原因，大量显性、隐性失业人口的出现，使作出就业保障承诺的政府措手不及，尴尬不已。即使是仓促设立失业保险或救助项目来应急，也难以在短期内消除失业和贫困酝酿着的社会危机，因为大部分习惯于企业保障的失业者既丢掉了工作岗位，又部分或全部失去了那些与就业相联系的其他保障，对所遭受的双重打击既无心理准备，又无技能储备。就业观念上的“等、依、靠”，就业技能上的“低、单、缺”，既是许多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待岗的重要原因，也是这些下岗、待岗职工再就业的重要障碍。

与城镇职工“高就业、低工资、高福利、高补贴”的社会保障特征相反，在中国农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则仅拥有建立在农村集体经济基础之上的以社会救济、“五保”户供养和合作医疗为核心的较低层次的社会保障。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农村社区性社会保障由于失去了集体经济基础，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陷入瘫痪状态，合作医疗在绝大部分农村地区解体，“五保”户供养得不到落实，社会救济更是杯水车薪。严重缺损的社会保障体系，极大地阻碍着农村的两个文明建设和人的现代化。不少封建落后的思想意识和生活方式仍禁锢着人们的头脑，这些旧的思想观念主要表现在：①落后的生育观念影响仍十分广泛。历史的经验与现实，刺激着农民的生育动机，因为他们看不到自己年老以后的生活会有社会给予保障，他们要靠儿女养老送终。20世纪80年代中期，四川、湖南等省部分地区为养儿防老和解决后顾之忧而生育者占60%～70%。对四川1000农户中的超生户调查，在问到为什么超生罚款那样重仍然要超生，要千方百计地生男孩子的时候，有62.7%的人回答是为了养儿防老和有更多的劳动力增加收入。由此可见，由于社会保障的缺乏，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落后的生育观念影响十分广泛。②落后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模式。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各项经济政策的落实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农民生活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但是由于农村社会保障发展落后，农民的安全保障主要靠家庭，加之农村文化教育保障事业发展落后，农民在生活消费方面仍表现出极为落后甚至愚昧的一面，农民手中有了钱，盖房子是头等大事，盖了自己住的还要为儿子甚至孙子结婚预备房子，这是他们为延续香火，从而能得到切实的家庭保障所做的基建投资。红白喜事讲排场，大宴宾客也成为必要的感情投资，只有在亲戚朋友中联络好感情，有难时大家才会帮你一把。甚至可以说一些早已在农村销声匿迹的封建迷信活动又重新抬头，花钱修坟墓、庙宇、宗祠等封建迷信活动场所也反映了他们寻求安全保障的意愿。相比之下，农民对土地的投资热情显得十分不够，近年来农业生产徘徊不前，恐怕与农民在生产方面舍不得投资也有很大的关系。^[5]③安土重迁、眷恋故土的守旧观念。随着乡镇企业和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耕地面积逐年减少，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展开，越来越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要从农业和农村中转移出来，由于城乡社会保障的二元分割，农民在城市长期工作和生活的合法性并未从制度上得到保证，成为城市“二等公民”，一些农民安土重迁、眷恋故土的守旧观念非常浓厚。^[6]据贵州省的一次调查，不少农民表示宁愿在家受穷，也不愿离开故土出外谋生。尤其是在贫困地区，过去较长时期的社会救济，采取的是单粮单钱的扶贫办法，结果救饥没有救穷，扶贫没有扶志，使一些特贫地区养成了依靠政府救济过日子的依赖思想，结果落后的思想观念比“穷山恶水”更为可怕。年复一年固守着落后的生产方式，排斥新的科学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和推广，形成了贫困落后——因循守旧——贫困落后的恶性循环。因此，中国人口观念意识的提高与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