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保障与人口

第四节　家庭保障与人口^[8]

家庭是以一定婚姻关系和血缘关系为纽带，建立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之上的夫妻之间、父母子女和亲属之间相对稳定的结合体。家庭是人生参与的第一个社会团体，也是人生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其中的社会群体，是社会的基本细胞。在传统农业社会，人生保障主要依赖于家庭。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个人经济与社会独立性增强，人类交往范围扩大，家族控制力削弱，家庭保障方式在制度中的比重日趋缩小。当今社会，所有家庭都经受着外来发展方面的压力，这就是由于人口转变过程中出生率的政策以及家庭中子女数的减少，引起家庭结构的全面变化。

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和平均寿命的延长，导致人口结构的老化。2002年，全球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到6.06亿，并且正在以比总人口快得多的速度递增。1950年，全世界60岁以上的老年人约有2亿，1970年达到3亿，2000年达到6亿。据联合国估计，2020年将达到10亿，2050年，全球将有近20亿的老年人。在1950～1970年的20年内，老年人口增加1个亿，而2000～2020年的20年内，老年人口增加4个亿。在1970～2000年的30年内，老年人口在3亿的基础上翻一番，而从2020～2050年的30年内，世界老年人口将在10亿的基础上再次翻一番。在1950～2050年，全球人口将平均每年增长0.87个百分点，而老年人口将平均每年增长2.38个百分点。为了迎接人口老龄化和家庭结构变化对养老的挑战，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一些机构和组织，开始采取各种措施来分担或接过家庭在传统上所起的某种作用。事实证明，这些机构和组织没有一个可以完全代替家庭。但家庭在人生保障方面所起的作用，东西方社会历来有着很大的差异性。

一、西方家庭在养老中的作用

在西方国家历来有着重视团体和个人的传统，家庭所扮演的作用非常脆弱。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和经济现代化，已经使人们形成依靠自己的劳动和劳动的积累养老的观念。法律规定，父母在子女成年之前具有抚养子女的义务，但并不认同子女成年之后一定要从经济上供养年迈的父母，经济社会的发展已经斩断了子女成人之后必须从经济上支持和反抚父母的链条。因此，从这个角度说，西方发达国家的家庭在养老中的作用已经无足轻重，这是一个共同的特点。如美国奉行个人自由主义准则，并以它来衡量自身和他人的价值。因此，子女在成年以后就离开家庭而独立生活，父母年老以后，宁可独立生活也不愿意依靠子女。美国的法律也并不要求子女对父母的老年生活负责，美国的家庭中老人与子女一同居住的比例很低，而且他们也没有这个愿望。在一项关于部分国家和地区老人与子女居住意愿的调查中，拥有0～15岁孩子的父母在回答是否愿意老年后与子女同居时，不愿意者占90.8%，即使在遇到困难时，大多数老年人也是求助于专门的服务机构而不是转向子女。但这并不是说父母与子女不来往，老人仍是家庭网络中的组成部分，他们可以经常互相探望，以此来保持一种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有距离的亲近”。当父母有困难时，子女都会以经济力量和其他方式给父母以支持和照顾。

然而养老问题又不仅仅是经济供养问题，虽说它是其中的核心，但老年人需要的往往不仅仅是金钱和物质方面的帮助，而更重要的是精神上和生活上的照顾。近年来，在一些工业化国家出现了“共同居住家庭”和“股份家庭”。共同居住家庭，是由一些单身老人在志愿的前提下共同居住在一起，共同使用公共设施，共同分担费用，这样可以使老年人彼此相互照应，减少孤独感。股份家庭，是一些老年人为解决无子女或子女不在身边的寂寞，为了满足生活和精神需要，用免费和低廉费用与志愿借住的青年房客同住，以谋求相互帮助。1988年，联邦德国青年、家庭、卫生和建设部长共同倡议，几代人共同生活，有利于家庭内部和睦相处和互相帮助，对青年人、孩子和老年人均有好处。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人的新家庭观，不再是从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角度看待家庭问题，而是以实际的态度审视家庭。美国老年学会前任主席舒尔茨在访华时说：“在当今美国大部分家庭中，年轻人和老年人的联系和供养关系还是密切的。”例如，美国盖洛普民意调查公司1989年对26～45岁人口的调查表明，这些婴儿潮时期出生的美国人，93%的受访者表明家庭生活对他们很重要，但是在对于他们从小长大的家庭方面有不同的看法，73%的人认为，他们会有一个比他们父母更快乐的家庭。美国家庭“迷你化”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趋势，70年代家庭的平均人数是3.58人，80年代减少到3.29人，1988年后稳定在3.17人左右。最近一项民意测验再度显示，当经济萧条、高失业率使许多中产阶级家庭面对种种困难之际，唯有家庭才是真正的避风港。人们重新肯定家庭的重要性。另据摩太林菲保险公司调查，1989年，有42%受调查者认为，“家庭是传递一切基本价值观念的基石”，这个观点到2001年度调查时，其百分比上升到84%，他们一致认为，唯有巩固的家庭才能有巩固的国家。美国政府鼓励家庭成员照顾好老人，有老年人的家庭有权优先使用社会服务设施，给家庭成员一周假期用来扶持老年人。

二、东方国家和地区的家庭养老

在东方国家和地区，不论经济发达与否，在家庭范围内由具有血缘关系的亲属共同承担养老的责任，是东方国家的一种传统保障方式。

日本曾经实行过长子继承制，即长子继承父母财产同时赡养父母，所以老人和子女同居的比例一直较高。后来，随着长子继承制的废除和养老金制度的逐步完善，同居率有所下降。近年来，随着主干家庭的减少，家庭状况也在不断发生变化，1960～1990年，65岁以上老人和子女同住的比例从87%下降到50%。人们的观念也已经发生了变化，现在家庭养老的依据已不再是对传统价值观的认同和盲目服从，而是根据个人的需要和动机。据调查，1986年以前，认为赡养老人是好传统的人数很多，此后就急转直下，老人对子女照顾自己生活的期望值也越来越低。政府想利用财政大国的优势，国家兴办老年人特别养护院，将本国100万85岁以上高龄老人包养下来，但经过20年的努力，到今天还是要重新考虑如何发挥家庭养老职能的作用。大部分老年人在经济问题解决之后，仍倾向于家庭养老方式。在上面的调查中，日本老人不希望同住的人数只占35%，老人和子女都认为大家住在一起是合适的养老方式，政府对此也进行鼓励。据一项1990年所作的对比性调查，60岁以上的老人生活在三代家庭的，英国不到1%，美国比1%稍多一点，日本为32%。

新加坡是东南亚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1992年，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9%。早在1955年，新加坡就实行了中央公积金制度（又称自保公助型的养老制度），公积金制度的实施使老年人的经济收入得到保证，但他们的生活方式却像其他东方的老年人一样，在家中颐养天年。新加坡提倡儒家文化，人们孝敬长辈，敬老尊贤，认为为人子女者应该负起奉养父母的责任。近年来，由于西方自由主义思潮的冲击，人们的家庭观念有所变化，孝道有所淡化。对此，政府有关领导极力教育人们重视家庭养老的作用，前总理李光耀强调，尽力保住三代同堂的家庭结构，认为那是经历3000多年的中国历史所证明的能够维持其生命价值的制度。为此新加坡的住房发展局也和公积金局一起采取了相应的配套措施，使老年人能够与子女生活在一起。1994年8月，新加坡颁布的《赡养父母法》，规定凡拒绝赡养或资助其处于贫困状态的年迈双亲者，处以1万新元罚款或判刑一年，该法将赡养父母这一伦理道义上的责任上升为每个公民必须遵守的法律，引起了世界性的轰动。

东南亚地区各国，如菲律宾、泰国、印度尼西亚等都属于发展中国家，目前这几个国家老龄化程度还不很高。这些国家受东方传统文化的影响很深，老年人一般都依靠家庭养老。目前由于人口转变中生育率的下降，造成可赡养老人的子女数减少，加之经济发展带来的人们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转变，传统的家庭养老方式也受到了削弱。然而，囿于国家经济发展的局限，这几个国家都没有开展大规模的社会养老保险。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经济支持还是日常生活照料，老年人都只能依靠子女和亲属。政府也倾向于家庭养老，否则随着老年人口的增加，政府将要支付大笔的资金。为了支持家庭养老，政府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如免费健康检查、保险系统提供资金帮助、对养老的某些方面实行社会改革等。但这些国家的家庭养老也面临一些问题，如贫困家庭老人经济供养问题，特别是老年妇女的生活问题十分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