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国外生态发展状况的综合考察

第一节　对国外生态发展状况的综合考察

一、国外生态问题产生的历史背景

生态问题的产生是工业文明的特有现象，是工业文明的发展同人们生存活动产生矛盾，进而通过生活在社会中的现实的人主动调整适应与发展的过程。通过人们的主动应对，通过工业文明数量化﹑占有化生产方式向生态文明生态化生产方式的转变，其实质就在于通过具有主体性的劳动方式促使劳动产品从工业文明量的增长方式转变到生态文明质的增长方式上来。这种转变需要建立在工业文明生产方式的基础上，突破旧的为发展而发展的增长模式，转变到发展是为了人们在同一个地球能够更好地生存，使人类的生存环境向着越来越有利于人类及其它生物生存的方向发展。为了能够更好地说明这种发展模式，在这一节中，将通过对国外生态发展历史与现状的综合考察，结合国外各种生态理论与生态发展现状，展现当前国外生态问题发展的状况。

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人类从手提木棒战天斗地的悲惨境遇发展到了身披重重装甲向“自然开炮”、“要自然献宝”的恣意蹂躏自然的疯狂时期。在这一片面向自然的喊杀声中，由美国的蕾切尔·卡逊撰写的《寂静的春天》引人深思以及对这本书的评价、并在此后担任了美国副总统的阿尔·戈尔的话来说，就是“犹如旷野中的一声呐喊，用她深切的感受﹑全面的研究和雄辩的论点改变了历史的进程”。在这本书的诞生之初，由于它实际上是宣布了工业文明发展的终结而遭受到来自工业社会各个方面的冷嘲热讽，一批作为工业社会代言人的专家还指责卡逊是“歇斯底里病人与极端主义分子”。随着事态的发展，由当时在任的美国总统肯尼迪在1963年任命了一个特别委员会调查该书的结论，该特别委员会在大量调查之后，得出该书对农药潜在危害的警告是正确的结论，随着国会对该问题听证会的召开，美国第一个民间环境组织因此诞生，并在此背景上成立了美国环境保护局。此后，包括获得诺贝尔奖金的DDT在内的数种剧毒杀虫剂在美国各州通过立法被彻底清除、禁止生产以及使用，其它杀虫剂则限制使用。通过卡逊从生物制药领域对生态危机存在的确证之后，对生态学的研究很快从工业社会人类活动方式的各个角度证实了生态危机存在的现实性。

在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工业文明中人类对自然界的疯狂攫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与此相应的是由这种破坏环境的人类活动方式所带来的一系列令世人震惊的生态环境事件。

例如，1930年12月发生于比利时马斯河谷工业区的烟雾公害事件：1930年12月1日—5日，比利时马斯河谷的气温发生逆转，工厂排出的有害气体和煤烟粉尘，在近地大气层中积聚。3天后开始有人发病，一周内，60多人死亡，还有许多家禽死亡。这次事件主要是由于几种有害气体和煤烟粉尘污染的综合作用所致，当时的大气中二氧化硫浓度高达25～100毫克／立方米。

1940年发生于洛杉矶的光化学公害事件：1936年在洛杉矶开采出石油后，刺激了当地汽车业的发展，至40年代初期，洛杉矶市已有250万辆汽车，每天消耗约1 600万升汽油，但由于汽车汽化率低，每天有大量碳氢化合物排入大气中，受太阳光的作用，形成了浅蓝色的光化学烟雾，使这座本来风景优美、气候温和的滨海城市，成为“美国的雾城”。这种烟雾刺激人的眼、喉、鼻，引发眼病、喉头炎和头痛等症状，致使当地死亡率增高，同时，又使远在百里之外的柑桔减产，松树枯萎。

1948年10月发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多诺拉烟雾事件：1948年10月26—31日间，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多诺拉小镇，大部分地区持续有雾，致使全镇43%的人口（5 911人）相继发病，其中17人死亡。这次事件是由二氧化硫与金属元素、金属化合物相互作用所致，当时大气中二氧化硫浓度高达0.5×10^-6～2.0×10^-6毫克／立方米，并发现有尘粒。

1952年12月发生于英国伦敦的烟雾公害事件：1952年12月5日至8日，素有“雾都”之称的英国伦敦，突然有许多人患起呼吸系统病，并有4 000多人相继死亡。此后两个月内，又有8 000多人死亡。这起事件原因是，当时大气中尘粒浓度高达4.46毫克／立方米，是平时的10倍，二氧化硫浓度高达1.34×10^-6毫克／立方米，是平时的6倍。

1953—1956年发生于日本九州的水俣病事件：日本一家生产氮肥的工厂从1908年起在日本九州南部水俣市建厂，该厂生产流程中产生的甲基汞化合物直接排入水俣湾。从1950年开始，先是发现“自杀猫”，后是有人生怪病，因医生无法确诊而称之为“水俣病”。经过多年调查才发现，此病是由于食用水俣湾的鱼而引起。水俣湾因排入大量甲基汞化合物，在鱼的体内形成高浓度的积累，猫和人食用了这种被污染的鱼类就会中毒生病。

1955—1977年发生于日本富士山县的骨痛病事件：20世纪50年代日本三井金属矿业公司在富山平原的神通川上游开设炼锌厂，该厂排入神通川的废水中含有金属镉，这种含镉的水又被用来灌溉农田，使稻米含镉。许多人因食用含镉的大米和饮用含镉的水而中毒，全身疼痛，故称“骨痛症”。据统计，在1963年至1968年5月，共有确诊患者258人，死亡人数达128人。

1961年发生于日本的四日市哮喘病事件：五六十年代日本东部沿海四日市设立了多家石油化工厂，这些工厂排出的含二氧化硫、金属粉尘的废气，使许多居民患上哮喘等呼吸系统疾病而死亡。1967年，有些患者不堪忍受痛苦而自杀，到1970年，患者已达500多人。

1968年发生于日本九州四国等地的米糠油事件：1968年，日本九州爱知县一带在生产米糠油过程中，由于生产失误，米糠油中混入了多氯酸苯，致使1 400多人食用后中毒，4个月后，中毒者猛增到5 000余人，并有16人死亡。与此同时，用生产米糠油的副产品黑油做家禽饲料，又使数十万只鸡死亡。

以上事件被称为“八大公害事件”，而且没有一件不是与工业社会有着直接的关系。由于一系列由工业社会发展所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接踵而至，直接影响到人与其他生物在世界上的生存问题，从而迫使人们在工业化的进程中开始从生态的角度寻求处理危机的策略和摆脱困境的方法。

1972年，罗马俱乐部在有关人类困境的报告《增长的极限》中指出“粮食生产﹑资源消耗以及污染的产生和净化等的因素……都由一个简单的事实引起的——地球是有限的，任何人类活动愈是接近地球支撑这种活动的能力限度，对不能同时兼顾的因素的权衡就要求变得更加明显和不可能解决”。“现在世界系统的明显目标，是要使更多人中的每个人有更多的产品（粮食﹑物质的商品﹑清洁的空气和水）。我们已经注意到如果社会继续追求这个目标，它最后会达到地球上的许多极限中的某一个极限。……要确切地预言哪一种极限会首先发生，或者后果是什么，是不可能的……可是，要研究在这个世界体系中什么条件和什么变化会导致社会同有限世界的增长极限迎头相撞或互相适应是可能的。”罗马俱乐部的报告实际上是对在生态域限中工业社会不可持续发展的考量，而且在某种意义上预示了人从被动接受自然的奴役转化到被动接受人化自然的奴役这一工业文明所特有的人与自然的关系。罗马俱乐部的报告实际上指出的是具有能动性的人在由自身活动导致生存环境改变的过程中如何调整与适应的过程，也就是需要人在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中尽快展开行动，其目的就在于拖延人需求的无限性与有限世界“迎头相撞”的时间。

1972年5月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了人类环境会议（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he Human Environment），这是国际社会就环境问题召开的第一次世界性会议，受当时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秘书长莫里斯·斯特朗的委托，提供了《只有一个地球》的非正式报告。报告说“应该指出的事实是：在人口能量和资源的消耗城市化和消费的要求上，以及由此引起的污染问题等，目前都在急剧增长。这样就使掌握技术的人类，正在经历着改变地球上自然体系的过程，而这种改变过程，却又是非常危险的，而且可能是无法挽救的。”20世纪60年代产生了一种早期的生态运动组织——“绿色运动”，这种运动本身就是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因为正是在工业社会与自然的严重对立已影响到了人最基本的生存问题，这种运动体现的是对工业文明发展导致全球性生态危机程度日益严重化，从而影响到地球上一切生物的生存这一严峻问题所提出的指责。“绿色运动”就其本质来看具有政治性行为，绿党的发展同工业社会生态环境的扩大化紧密相关，例如“绿色运动”（或称绿党）首先在美国产生，进而又产生联邦德国绿党﹑比利时绿党﹑荷兰绿党等多国绿党，换一个视角来看，绿党的发展与工业文明时期生态问题的扩大化呈现正比例关系，绿党的如日中天正好说明工业文明生态环境问题恶化的严重程度。

1987年2月，在日本东京召开的第八次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上通过后又经第42届联大辩论通过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以“持续发展”为基本纲领，详实地论述了当今世界环境与发展方面存在的问题，并且提出了处理这些问题的具体和现实的行动建议。报告指出：“人民有能力建设一个更加繁荣更加正义和更加安全的未来。我们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不是对一个污染日益严重资源日益减少的世界的环境恶化贫困和艰难不断加剧状况的预测；相反，我们看到了出现一个经济发展的新时代的可能性，这一新时代必须立足于使环境资源库得以持续和发展的政策。我们认为，这种发展对于摆脱发展中国家正在日益加深的巨大贫困是完全不可缺少的。”

二、西方对生态问题的思考

西方对生态问题的思考从非人类中心主义角度比较容易得到说明。奥地利的詹奇在名著《自组织的宇宙观》当中建立了自己系统的哲学体系。他通过将自组织确立为进化动力，克服了造物主与被造物的二元对立，通过对进化中意识产生过程的自组织解释，避免了物质与意识的二元对立。除此之外，他还力图克服自然和文化的二元对立、宏观进化与微观进化的二元对立、必然性与偶然性的二元对立、理性思维与抽象思维的二元对立，对生态自然观的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

英国的拉塞尔在其《觉醒的地球》一书中提出惊世骇俗的观点：地球是活的生命有机体，它将要达到觉醒状态。同样是英国的J·E拉弗洛克更是把整个地球看成希腊神话中的大地女神盖娅。在他看来，地球是由地圈、水圈、气圈以及生态系统组成的一个生命体，这个生命体是一个可以自我控制的系统，对于外在或人为的干扰具有整体稳定性的功能。从能量到物质、从物质到生命、从生命到内省意识，宇宙一直在演化着。人类的内省意识构成“人类场”，而下一个进化的新层次将是“盖娅场”，地球整体层次上的自我意识从无到有地产生出来。这种观点认为，高度协同正是大势所趋，而今天低下的协同程度造成了各种危机，尤其是生态危机。为此，人类需要克服自我中心主义和与其紧密相关的人类中心主义。

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非人类中心主义以自然的系统性和“自组织”性为本体论依据，力主自然的“内在价值论”，倡导自然中心主义，试图通过重新设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推衍出深层生态伦理原则，由此指导现实的人生。可以说，人类对自身的反省在很大程度上是人类生存活动方式与允许这种活动方式存在的自然环境整合关系的深度思维过程，生态环境问题的产生与人类中心主义有着必然的联系，对人类中心主义可以超越，但是并不能因此形成抽象的非人类中心主义，超越实际上应当被理解为对“狭隘人类中心主义”的超越。这是因为，如果将超越人类中心主义形而上地理解为一种抹除了被视为是“病毒”的人类，而独自存在于时空之中的自在世界的“存在”，则不仅是毫无意义的，而且具有反人类的嫌疑，因为这样做实际上是否定了人类生存实践活动的最基本意义，对非人类中心主义的滥用，极有可能导致无政府主义与极端自由主义的横行。由非人类中心主义所演化而来的生态环境思维则必然带有仇视人类实践活动的色彩，例如将一切由人类活动导致的自然生态问题无一例外地指摘为类似于病毒的﹑有破坏性的罪恶根源。

自然与社会的统一是一种现实的存在，它是自然的存在，同时也是社会的存在，与对象之间既是自然关系也是社会关系。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自然必然性就是劳动，人类只有从事劳动生产才能够生存下去，这里就表现为人对自然的作用与人对人之间的作用，在这种双重关系下，就不能把作为历史活动主体的现实的人简单地还原为自然物，同时也不应该将这种现实的人视为某种纯粹的“自我”。而非人类中心主义所关注的却正是这种纯粹的“自我”，以及脱离了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自然界”。非人类中心主义环绕着极其理想化与抽象的光环，似乎是一种人类涅磐以至于成神的伟大蜕变，其实质是更加极端意义上的人类中心主义。从非人类中心主义中得不出工业文明存在的积极意义与价值，也得不出建立在这个基础上更高的生态文明这种新的人类文明存在形式，因此非人类中心主义的所谓自然生态保护思想由于剥离了生态环境问题的社会因素，是对生态环境问题社会根源的回避，其理论不具备实践的意义。而西方非人类中心主义基础上的生态环境保护具有狭隘和片面的特征，在实践上是有害的，将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自然生态观大加吹捧是幼稚的。

从目前国外的生态哲学角度来看存在着两种截然对立的生态观，一种是浅层生态主义，一种是与此相对的深层生态主义。首先需要说明的是这两种生态观不能从其名称“浅层”或“深层”来判定孰优孰劣，这两种生态观同是国外生态思想发展的代表。浅层生态主义从其发生来看被认为是工业社会产生严重生态问题状况下，某种被动的应激性反应，由于其目的旨在通过各种手段与途径摆脱由生态环境导致的人类生存问题，被认为忽视了生态哲学形而上学层面的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从而被指责为带有“人类中心主义”的嫌疑。浅层生态主义被认为是迫于生态压力的被动反应，而且这种反应还主要是建立在技术决定论的基础上，因为如果要按照社会标准和生态的完美来管理工厂，我们就可以预料，工程师们，将会对那种以狭隘的设想单一地追求生产效率为目的的生产技术，变得不能容忍，从而同时去发明新的﹑更适于这种新的社会目的的技术。如果这种新的技术为了适应需要，将必须跨越当前科学领域的狭隘界限，我们就可预料，科学家们将会克服他们的简化论偏见，而去开拓新的知识领域，这些知识会比当前所有的知识更为密切地与现实世界的结构取得一致，同时更迅速地说明人类真正的问题。当他们发生这样的变迁时，科学和技术反过来就会加速生产体系的变迁。这样，一旦有了开端，生态复苏就可能成为一种不断扩大的﹑自我加速的过程。

强烈反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深层生态学观点比较具有西方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特征，深层生态学与浅层生态学针锋相对，其目的就在于将生态哲学导入非人类中心主义。深层生态学在自然观上认为，我们必需尊重和保护自然，是为它自身而不是为它对我们有价值，我们应该与它和谐相处。深层生态学称呼自然的这个“它自身”无疑是指某种超验的﹑但是臣服于人类的“它自身”，因为深层生态学是“为了它”﹑“应该与它”。这个“它自身”的多样性具有“内在”价值，而深层生态学在“为了它”﹑“应该与它”的表述同时，泄露了其傲慢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这种思想还表现在深层生态学对浅层生态学充满情绪化的指责之中。“人栖身于地球生态系统的顶峰，人格是地球生态系统顶端的一个体验中心，一种高级的进化成就。……上述观点容易使人以为，人的内在价值是超越于地球生态系统的，或人是地球上的其它存在物的主人。道德关怀的焦点可以指向人类的自我利益。但这种认为人类享有某种优越的内在价值﹑人应该尊重他们内部的这种内在价值的观点，容易使人产生这样的误解：这种优越价值赋予了人一种孤傲的人类中心论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不过是用人的优越性来为人的自我中心性进行辩护；它犯了自傲的错误。”深层生态学用“孤傲”“自傲”来指责人类中心论，将原本由多维构成的﹑具有复杂社会因素的人与自然问题简单地归结为“孤傲”这样一种情绪化的作用，这种情绪化特征本来就具有人的类的倾向，用这个观点来指责全人类确实是再“合适”不过了。深层生态学在这种“谦逊的孤傲”基础上，怀着强烈人类中心主义的非人类中心论情结，以否定自身是神的姿态，向那些不具备自我意识但却拥有明显的完整性和独立于人的主观价值的客观价值的存在物伸出了类似于以先进带后进的道德义务之手。而且深层生态学还认为除了满足最基本的需求之外，人类没有权力减少生物形式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如果说，从深层生态学角度来看，人类就应当“有权力”保持生物的丰富性和多样性，这同样是一种权力，而且是更高的“权力”。不可否认，人类确实需要保持生物形式的丰富性与多样性，但是如果将这种保持定位在满足人类最基本的需求这一层面上，则是令人疑惑的。因为从深层生态学蓬勃发展的所在地来看，这种所谓最基本的需求必定是建立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在牺牲自身生态资源的基础上为个别“精英”国家提供了舒适的、能够纵容他们任意批评的生活环境基础上的一种傲慢态度。

生态环境问题本身就是工业文明时期人类活动方式同自然环境的整合过程，这种整合使人主动自觉地、通过自身主体精神的发挥，与现实的通过实践活动自然界连接，形成认识与被认识、利用与被利用、改造与被改造、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而这种主动整合的过程其目的必然是促使自然生态环境向着更加有利于人类以及其它生物的方向发展，这个过程具有不可逆的特征。幻想回到“天人合一”的农业社会根本是不可能的，更何况这种幻想是由富足所产生的对富足的厌弃，其本质是虚伪的。由于似乎具有很多“新颖的”观点，某种“超越”，而且很符合一批“被纵容的”拥有特权的批评家的胃口，深层生态学在西方日益兴盛，在我国也颇有市场，其许多观点需要我们细心地加以甄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