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投资率和储蓄率若干问题研究

（二）国内外相关研究进展

Leff（1969）使用74个国家的跨国数据发现，在1964年如果控制人均GDP因素和过去五年的人均GDP增长率因素，那么总储蓄率的对数值与15岁以下人口比例和64岁以上人口比例成反比，表明人口结构对储蓄投资具有显著影响。Modigliani （1970）关于储蓄率的国际比较证实了这一经验结论，并发现高人均收入增长会导致高储蓄和产业结构高级化。随后的研究如Goldberger（1973），Ram（1982）发现并不能直接证实抚养系数对储蓄率和投资结构的显著影响，他们对Leff（1969）与Modigliani （1970）的数据处理、变量设定、样本构成和估计方法提出了质疑。即便如此，人均收入增长率与储蓄率和投资的相关关系在总量数据中一直是稳健的（Gersovitz，1988），说明人口总量变化对储蓄投资的影响仍然存在。后来Kelley ＆Schmid（1996）保留了Leff（1969）的分析框架，但是修正了其中存在的数据处理方面的问题，通过对89个国家20世纪60、70、80年代三组横截面数据的分析，发现储蓄率在人均GDP较高的国家比较高，在人均GDP增长率较高的国家也比较高，但在20世纪60、70年代数据中储蓄率与年幼人口和老年人口的比例却没有显著的关系，只有20世纪80年代的数据和生命周期模型的预期结果一样，即年幼人口和老年人口的比例与储蓄率呈负相关关系。Higgins ＆Williamson（1996）的研究表明，1958年以来，亚洲地区生育率的上升和婴儿死亡率的下降对亚洲人的储蓄、投资结构产生了显著影响，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亚洲储蓄率的显著增长，应主要归因于同一时期内未成年人抚养比率的降低。Higgins ＆Williamson（1997）使用一些亚洲国家的混合横截面与时间序列数据分析发现，抚养系数对储蓄率存在很强的负面影响。Loayze（2000）在研究世界储蓄率差异时发现，人均收入增长率是解释国际储蓄率和投资结构的最稳健显著变量，未成年人抚养比率和老年人抚养比率的上升将会减少私人储蓄进而影响投资结构。Schultz （2005）运用1952—1992年间16个亚洲国家和地区的数据，对Higgins ＆Williamson （1997）的结果进行了重新估计，但所得到的人口年龄构成对储蓄率的影响系数还不到Higgins ＆Williamson（1997）所报告的规模的四分之一，尽管使用多种方法来进行估计，仍然没有发现当期储蓄与年龄构成之间存在重大的依赖关系。总之，从有关人口结构、储蓄、投资和经济产业发展关系的国际经验分析来看，人均收入增长率与储蓄率和投资结构的相关关系相对稳定，而人口结构与储蓄率和投资的关系却对数据处理、变量设定、样本构成和估计方法比较敏感，存在不少争议，并有待进一步研究。

不少学者对中国的人口结构变化、储蓄、投资和经济产业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袁志刚和宋铮（2000）通过构建一个纳入中国养老保险制度基本特征的迭代模型研究发现，中国的高储蓄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下个体的理性选择，人口老龄化会激励居民增加储蓄进而影响投资。陈利平（2005）通过引入消费攀比因素讨论了增长与储蓄的关系，并将中国的高储蓄归因于高增长。李杨等（2007）认为剩余劳动力由农业向工业（工业化）、由农村向城市（城市化）、由国有向非国有（市场化）的持续转移是中国经济能够长期、高速增长的关键，而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是这种增长模式的必然结果。关于中国的实证检验与国际其他相关经验研究结果类似，也存在一些相互矛盾的结论。根据Kraay（2000）的研究，抚养系数对居民储蓄率和投资没有显著影响，而Modigliani ＆Cao（2004）的研究则显示少儿抚养系数下降是中国居民储蓄率和投资上升的重要因素。上面的两个实证研究并没有区分幼年人口抚养比率和老年人口抚养比率对储蓄和投资的影响，而区分二者对研究中国人口转型中各变量的作用机制非常重要。王德文、蔡防和张学辉（2004），Horioka ＆Wan（2007）对上述研究中的不足有所弥补，然而他们关于幼年人口抚养比率和老年人口抚养比率对储蓄率和投资的贡献大小与方向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也缺乏对中国人口变动中各变量的作用机制的细致讨论。另外，以上研究均没有考虑人口结构变化和储蓄率对经济结构的交互影响，而这些交互影响恰恰反映了人口结构变化与经济和产业发展的长期作用关系。

人口变动所导致的劳动适龄人口的增加对经济产业发展也具有重要影响。于学军（2003）、蔡防（2004）认为日本的产业发展经历证明了劳动力适龄人口增长、劳动力供给增加以及总人口抚养比下降对产业发展有积极贡献。世界银行《2003年世界发展报告》提出人口负担轻有利于产业发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4年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全球人口变化》一书，通过对包括世界11个国家和地区自1960以后近40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分析，发现人均GDP增长率与劳动适龄人口数量的变化呈正相关，与老年人口比例的变化呈负相关。人口变动所导致的社会人力资本的变化也会影响到经济和产业发展，人口变动必然会影响到社会人力资本的变化，而人力资本是影响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东亚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包括新加坡、韩国、香港和台湾等，成功地把握了人口变动的机遇，最大限度地利用了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通过对教育、健康和就业机会的投资，兑现了人口红利，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彭希哲，2006）。一个经济体的人力资本存量越大，其吸收新产品和新思想的能力就越强，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就越有利（Nelson ＆Phelps，1966）；同时人力资本也是R＆D的关键投入品之一，而R＆D是新产品、新思想和技术进步的源泉，因而人力资本是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源泉（Romer，1990）。加大对教育和R＆D的投入不仅可以直接拉动投资需求，还可以通过技术进步来降低个人最优储蓄率，促进市场出清，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因此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不仅要求中国城镇居民为子女装备更多的物质资本，而且要求他们为子女提供更多的教育机会（袁志刚、宋铮，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