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人口城镇化的典型模式

（三）浙江人口城镇化的典型模式

城镇化进程的本质是人口、产业、资源等在空间上的优化配置过程（史晋川等，2008），计划经济时代浙江城镇化受经济发展和政策因素影响特别明显，改革开放后城镇化的推动主体逐渐由政府一元推动向多元化转变。

从浙江各地区的城镇化过程来看，可概括为三种典型的城镇化模式：大都市圈模式、中小城市群模式和组团城市模式（史晋川等，2008）。所谓大都市圈模式，就是以一个中心城市作为区域的核心，对周边地区产生强大的聚集和辐射效应，进而带动整个区域的城镇化进程，形成大都市区。该模型以杭州都市圈和宁波都市圈为典型代表。中小城市群模式就是在一个特定区域内散布着一些规模相差不大、相互作用和联系的城市，其中任何一个城市都无法对周边地区产生强大的聚集和辐射作用，成为区域的增长极，这些城市整体上构成一个城市群落。该模式的典型是浙中城市群，金华地区散布着金华市区、义乌、东阳、兰溪、永康等多个地理位置接近、实力相当的中等城市，相互之间形成产业集群或产业链分工，构成浙中城市群。台州市是典型的组团城市，市区由椒江、黄岩、路桥三部分组成，构成组团式城市框架，带动了整个台州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城镇化进程。

葛立成（2004）按产业集聚的不同类型和城市扩张的空间特点，将浙江城镇化归纳为四种典型模式：一是以横向为主的产业集聚和城市圈层式扩张——义乌模式；二是以纵向为主的产业集聚和城市单极式扩张——嘉善模式；三是以纵向为主的产业聚集和城市区块式扩张——温岭模式；四是以横向为主的产业集聚和城市串珠式扩张——乐清模式。

1.义乌模式

义乌市的产业集聚是先从横向经济联系突破，再向纵向经济联系延伸，进而推动城市在空间上由内向外的圈层式扩张。义乌城市发展属于典型的“以商兴三（第三产业），以商促工，以商强农，以商富民，以商建城”。改革开放以来，义乌在小商品市场的带动下，资金、技术、劳动力等要素市场渐次发育，横向的关联产业，如交通运输业、电信金融业、旅游餐饮业、房地产业和其他生产生活服务业，迅速地发展起来。由于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外部经济的共同作用，产业集聚又进一步纵向延伸，促进了专业化分工和专业化交换，形成了前后向联系密切的、连续的生产经营体系（葛立成，2004）。与这一类型的产业集聚相关联，义乌城市空间基本上是一种以中心商业区为核心，城区面积不断扩大，呈现出由内向外的同心圆的圈层式扩张。徐剑峰（2003）指出，义乌城镇化与产业链发展的紧密性极其明显，两者互促共进，形成良性循环。

2.嘉善模式

嘉善县的产业集聚主要发生于木业、电子产业等领域，以外来资金等生产要素的集中推动为特征。从空间结构看，这种纵向为主的产业集聚基本上都是依托于魏塘镇而展开的，其城镇化的进程呈单极式的态势。改革开放以来，魏塘镇GDP在嘉善县所占比重，尽管有些波动，但总体呈上升趋势，全县的产业活动明显具有以魏塘镇为中心的集聚倾向。外来的投资加剧了这种纵向为主的集聚和单极式的城市扩张。外来生产要素所推动的产业集聚，同样集中于魏塘镇及其周围，同样主要依托纵向经济联系来展开外来投资企业与外来投资企业、外来投资企业与当地企业之间的分工协作、延伸和配套产业链。人口集聚也反映出以魏塘镇为中心的单极式城市扩张。1998年魏塘镇户籍人口占全县的25.4%，比1987年增加了4.0个百分点；而同时全县其他18个乡镇的户籍人口，除大舜乡持平外，其余均呈下降趋势，其中下降幅度最大的达0.8个百分点。在全县6.7万的暂住人口中，就有3.4万人在县城魏塘镇，占50%以上，为各乡镇最高。目前，嘉善的城区面积已进一步由1998年的9平方公里扩大至14平方公里，城区人口也由8万增加到了14万（葛立成，2004）。

3.温岭模式

温岭市是产业特色比较鲜明的一个地区，大量要素和企业集聚于摩托车、汽配、机电、鞋服皮塑、水产食品等五大产业，并形成了一批特色工业园区。尽管温岭的产业集聚主要也因纵向经济联系而形成，但由于该市将园区尽量布局于市区或中心镇的边缘，定位于“新区＋园区”，因而其产业集聚在相当程度上成就了城市的区块式扩张（葛立成，2004）。园区按城市总体规划的要求和标准进行设计和建设，本身就构成了城市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产业集聚又带动了人口集聚，形成了新区和老城互相促进、互动发展的局面。要素和产业向城市新区块的集聚，有利于城市生产与生活功能的分离，有利于提高城市规划的科学性、布局的合理性和设施的共享性，有利于实现“工业进园区，居住进小区，农村变城市，农民变市民”。

4.乐清模式

乐清市产业集聚的发生背景，是家庭工业的崛起以及农村工业化的发展。“家庭工业＋专业市场＋供销大军”和“小产品大市场、小企业大集聚、小商人大流动、小城镇大幅射”的发展格局，促成了乐清以电气机械及器材、电子及通信设备、机械制造业和服装业为特色的产业集聚。这种产业集聚，同样以纵向经济联系为主，但由于受地理条件的制约，基本上沿104国道展开，因而形成了从虹桥、乐成、柳市到北白象的“工业经济走廊”以及珠串状的城市扩张模式（葛立成，2004）。虹桥、乐成、柳市和北白象是乐清的四大经济重镇，产业向这四大重镇的集聚，带动了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和建城区面积的扩大，带动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和农村人口向城镇的集中，加快了城镇化的进程。但是，由于乐清的产业集聚因地理条件的限制而沿虹桥、乐成、柳市和北白象呈轴线分布，未能形成或依托一个比较强大的“极点”，因而其城市的扩张和城镇化的进程，基本上也是以珠串形态整体推进的。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产业结构的升级、区域特色经济的壮大、民营企业组织的发展和农村劳动力的加快转移，乐清的城市框架逐渐形成。

5.龙港模式

作为“中国第一座农民城”的龙港镇，真正体现了民间力量的代表广大农民群众不仅是小城镇资金的主要投入者，而且也是小城镇的建设者，是“造城运动”的实际执行者。1981年6月18日苍南县从原平阳县析出，出于县域经济利益的考虑，1982年新建的苍南县决定在本县的经济重心——江南片的出口方岩下一带建立本县的经济中心。1983年浙江省人民政府批准龙港建镇，到1984年正式建镇时，龙港只是一片荒凉的港湾和几个冷落的渔村，全镇面积只有7.2平方公里，人口不到7000人（史晋川等，2004）。龙港在其建设初期到1986年的两年多时间里，平均每天有6000多农民在日夜奋战，整个建设工地在夜间灯火通明。到1986年底，建成的房屋总建筑面积达102万平方米，城建总投资1.9亿元。其中私人住宅13236间，建筑总面积559878平方米（朱康对，2003）。不到3年时间，一座新兴的小城镇已经初现规模。由于出资者就是建设者，利益上的直接相关性，形成了巨大的建镇积极性，带来了建设的高速度。另一方面，千家万户根据各自经济实力和实际需要而具体安排建设项目，确定建设规模，也有效地避免了由政府投资集中决策可能产生的好大喜功、摊子铺得过大、建设周期过长等弊端（张仁寿，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