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卡尔逊先生访问记

罗伯特·卡尔逊先生访问记⁽¹⁾

王建平⁽²⁾

2012年3月5日至3月8日这个星期，对于美国东北部的纽英兰地区来说，是几十年内未见过的风和日丽的天气，有点进入了初夏的境地。我征得了曾在甘青地区传教二十多年的埃德温·卡尔逊（Edwin Carlson，中文名字是孙守成）先生夫妇的大儿子罗伯特·卡尔逊（中文名字是孙名世）先生的同意，乘飞机从波士顿到芝加哥，然后又坐火车近两个小时，辗转到达了漂亮幽静的维顿（Wheaton）小镇（该镇坐落着著名的维顿神学院），采访了罗伯特·卡尔逊先生。我们约好了3月6日上午在葛培瑞档案中心（The Belly Graham Archives Center）的图书馆见面。当我见到这位精神矍铄的84岁老人时，不禁油然起敬。老人体格高大，健朗。除了爬楼梯有点气喘外，老人身体的健壮实际上已经超越了他的年龄。

在见到老人之前，我就从因特网上的资料知道了老人出生于美国几个月就被他们的父母孙守成夫妇远涉重洋、越过千山万水而抱到甘肃南部藏区生活，他的童年和少年时期是在青藏高原度过的，在实足年龄14岁时，即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1943年才不得不离开中国，于1944年回到美国。虽然老人除了在20世纪80年代与家人一起两次到甘青地区旅游，重访自己在孩提时代生活过的“故乡”以外，老人一直生活和工作于美国，但直到今天，他仍然能够说着一口流利的西北官话（即现在本地的普通话——笔者注），仍然保留着浓厚的怀念西北“故乡”的情结。

在学术氛围浓烈的葛培瑞档案中心图书馆阅览室里，老人打开了他随身带来的三大本影集，这里面有他父母亲孙守成夫妇在中国甘青地区传教期间拍摄和收藏的近一千张照片。老人的话匣子也随着一张张照片的展示而娓娓不断地敞开了。

老人的父亲埃德温·卡尔逊的祖先是瑞典人，他们移民来美国，然后又保留着父辈们虔诚的宗教传统，即家庭里至少有一两名男性必须将生命献给上帝，参加海外的传教事业。就这样，老人的父亲孙守成和他的妻子卡萝尔（Coral）于1922年从美国远行到甘肃狄道（后改名为临洮）传教。他们起先学习汉语，后来又到甘南的卓尼学藏语。夫妇俩能够熟练地掌握着汉语和藏语，并与甘南地区的各族人民进行文化交流。随着传教事业的需要，孙守成夫妇俩踏遍了甘肃西南部的临洮、临潭、夏河的拉卜楞、卓尼、岷县、合作、迭部、陇西等地区。当然，去那些地方，甘肃省城兰州和中国的小麦加、穆斯林聚集区河州（今临夏）都是必经之地。老人作为其父母的长子当然也到过了这些地方，并与当地的孩子们一起学习、玩耍。老人幽默地告诉我说，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后，他在80年代期间第一次返回“故乡”，他去了藏区迭部和临洮等地，甚至遇见了小时候一起玩的藏族和汉族伙伴。虽然时间已经流逝了四十来年，他们相见时也已经近60岁了，但大家都清楚地记得那时候的生活和情景。甚至，这些儿童时期的藏汉朋友们还带他到他父母生前修建教堂的遗址那里（孙守成牧师在几处地方修建的教堂都被相继拆除）。根据一些旅行者记述：“洮州旧城（临潭旧城）福音堂牧师孙守成曾在蕃（即藏区）地建教堂三次，均遭蕃（藏）民烧焚，但他终在那块蕃地上建了幢壮丽的教堂。它有着新式的建筑和新式的设备，电灯、电炉、收音机、磨电机（应该是发电机）、汽车……它有着四五十年的悠久历史，更有着丰富的财物。这些来自于西方的新式设备，对甘南极具影响力和吸引力。⁽³⁾”应该说，老人的父母在甘南地区从事着的是文化交流的事业。他将西方的科技、教育、文化和医疗等比较先进的技艺和方法介绍给了当地人民，在许多方面，给了当地人民以耳目焕然一新的感觉。老人还说起，他父亲还参与了将《圣经》从英文翻译为藏文的部分工作，然后将印刷装订的藏文本《圣经》散发给藏民。在传教士的影响下，有少数藏民皈依了基督教。但大多数仍然坚持自己根深蒂固的藏传佛教生活方式和文化，而不为基督教传教士所影响。因此，从总体来说，基督教宣道会（Christianity& Missionary Alliance）传教士在甘青地区的藏民中间的传教活动并未有显著的进展。除极少数的孤立事件以外，基督教传教士在清末民国时期的五十多年的传教中，基本上没有受到大的伤害。像孙守成夫妇这样的美国传教士在中国的汉族、藏族、回族、撒拉族、土族和东乡族等各民族中有许多许多好朋友，包括宗教界中的教职人士以及士绅社会中的权贵人物。说起这段历史，老人的声音中流露出难以忘怀的感情。谈到老人自己的历史，他说他的童年应该是平稳的。虽然远离美国，生活于中国的西北青藏高原，交通蔽塞，生活很艰苦，但中国的老百姓对他们是非常友好的。老人和他们的父母亲就像当地人那样生活，从饮食、穿着和起居方式等都与当地人打成一片。老人在年轻时有一次与父亲坐车旅行，突然遭遇土匪袭击的流弹而受伤。幸亏父亲及时将他送到兰州的教会医院抢救，要不早就一命呜呼。至今老人的体内还留存着当年手术未能取出的一颗子弹头。

当然，受环境影响，老人从小就说当地的西北甘南土话。他回忆道，有一次父母接待了几个来自内地的年轻官太太，当他（罗伯特·卡尔逊）与她们说话时，他说的当地土话直逗得大家哈哈大笑，以至于这些旅居在西北的内地年轻女士自愿当老师每天教他普通话（应该是民国时期流行西北的“官话”——笔者注），要他受到民国时期倡导的普通国民教育熏陶。所以，老人自诩说，他孩提时期的教育基本上受的是不正规的家庭教育，每天上午由他母亲在家向他及妹妹教授英语以及算术语文等，下午让那些阿姨教国语（汉文典籍）等。在甘南的迭部县（戎巴或戎玛卓），由于都是藏族半定居和半游牧区，没有国民小学，所以老人的小学教育基本是在家里接受的私塾式的教育。1942年，他14岁时，由于当时中国局势不是非常稳定，再加之孙守成夫妇俩认识到，他们孩子的教育不能再耽误片刻了，这才让老人转到四川成都的由加拿大联合教会办的寄宿学校读书。这是老人首次离开父母亲到远地独自生活。后来，因战争和动荡不安的局势，成都的学校也不得不撤走而停办，老人曾经短时在四川的仁都镇上学，后来又辗转到印度克什米尔附近的穆苏希的沃德斯塔克学校上学。然后在1944年返回美国学习。

老人还与我谈起了美国宣道会在青藏地区差会站的历史：宣道会是1887年由加拿大人宣信（Albert Benjamin Simpson）于美国纽约创立的一个国际性的教会组织。该会于1888年来华传教，设总堂于安徽芜湖，1893年推进到武汉，以武汉为点，向湖南、广西和今天青海东部、甘肃等地发展。宣道会的传教宗旨是“传播福音于未闻之地”。宣道会不与其他差会同在一地工作，注重边区拓荒和乡村布道。位于甘肃西南汉藏边界的甘南既有利于宣道会拓荒，又是进入藏区腹地的前哨站。藏区传教是宣道会在中国定下的主要事业，其三大传教区之一的中国西部教区主要指甘肃西南部的汉藏杂居地区，为进入这一地区传播福音，宣道会做了充分的准备。宣道会最早来甘南的传教士是克省悟（W.M.Christie）、席如[汝或儒]珍（W.W.Simpson,后在教义上与克省悟发生分歧而加入“神召会”遂改名为新普送），他们于1894年就在洮州（今临潭）建立了传教点。后来，席汝珍、吕成章（Williom.N.Ruhl）、德文华（C.F.Snyder）、克省悟在洮州旧城建立了第一座教堂。1902年在卓尼县（今天的建制，民国时期未设县）杨土司的同意下，又在卓尼下城门建立教堂。1921年，美籍教士季维善（M.G.Griebenow）、胡文华（Torsten Halldorf）等在黑错（合作）、阿木去乎、郎木寺等地也建立了教堂。宣道会在甘南得到了迅速发展，1894年至1913年间宣道会是甘南影响最大的基督新教差会。宣道会在甘南的传教区主要在洮河、大夏河流域，以洮州为中心，在卓尼、拉卜楞（夏河）、迭部、舟曲都建有教堂和布道点。

从20世纪初到民国时期的1949年期间，在甘南传教的外籍传教士有德文华夫妇、孙守成夫妇、席汝珍或新普送夫妇、新振华（新普送之子）、克省悟、季维善夫妇⁽⁴⁾、吕成章夫妇、艾克仁（Martin Ekvall）夫妇、艾自新（David Paul Ekvall）夫妇、艾名世(Robert Braind Ekvall，藏名是“喜饶宗追”)夫妇、海映光（Carter D.Holton，也有称何佩道）夫妇、欧格妮（Rith Eugenie）、熊门林（Ruth Lindburg Bear）、郭尚质（Effie Gregg）、霍落知夫(瑞典传教士，其原名在有些论文中与“胡文华”混淆——笔者注）、戴如意（Annie Taylor）小姐、舒雅格（James Vigna，藏名为“喜饶多杰”）、斐文光（Fesmire）夫妇等。他们在进行跨文化和跨民族等交流的事业中起到了不能取代和泯灭的作用。据1915年至1916年宣道会年报记载，那年度洮州（临潭）的女子寄宿学校有33名学生。应该说，这是当地首创的现代女子教育事业。西方传教士的医疗事业和慈善事业也给当地的卫生、社会公益福利事业发展提供了活力。

老人的父母亲孙守成夫妇是在1949年8月离开甘南的差会站而后到拉美的厄瓜多尔去传教。孙守成先生退休后到香港做义工，不幸逝世于香港。母亲则后来寿终于维顿镇。老人在退休前一直在伊利诺依州做地形测量员的工作，也有过一段时间在维顿神学院任教。如今在维顿镇与夫人安度晚年。

在维顿镇的四天访谈中，我还有幸遇到了莱伊·史密斯（Ray Smith）先生，一位80多岁的传教士后裔。史密斯先生与罗伯特·卡尔逊是好朋友。他出生在中国华南，父亲的祖先来自波兰，母亲是新普送家族的人，因为他母亲的母亲即祖母来自艾克瓦尔家族，嫁给了新普送儿子。由此，我们开始谈到了美国宣道会在甘青地区传教的另一位重要传教士艾名世（Robert B.Ekvall）。艾名世也是罗伯特·卡尔逊（孙名世）先生儿童时代起的好朋友，卡尔逊先生收藏有不少艾名世先生的专著，甚至包括一些未发表的手稿。他说，他目前正在整理艾名世的全部书稿，打算把那些未出版的整理出版。根据艾名世的口述，其父艾自新于19世纪末到甘青地区传教，他们在汉藏边界发展的教徒大多数为汉族。但不幸的是，艾自新俩在40来岁时即民国初年都得了伤寒症而过早逝世，据说1912年埃克瓦尔的父亲大卫·埃克瓦尔（即艾自新）因斑疹伤寒病逝于临洮。他们都葬在甘南一带。他们的儿子艾名世1898年出生于中国甘肃的岷县。1935年艾名世的妻子在甘南的郎木寺感染炭疽热后也猝然逝世，葬于西北的黄土高原。妻子逝世后，留下了一个仍然是年幼的儿子。但失去亲人的家庭巨大变故和灾难并没有动摇这位传教士服务中国的决心。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日美交战时期中一段时间未在中国，在新中国诞生前，艾名世基本上奉献于中国人民的反法西斯事业。

艾名世不仅本人继承父业而成为传教士，而且他还是优秀的美国人类学家、大学教授，曾经担任抗战结束后的由美国马歇尔将军领导的国共和谈的军调处助理、朝鲜战争结束后的军事谈判小组的美方成员和翻译、在20世纪50年代上半期中美双方在日内瓦举行的会谈中任翻译和谈判代表，因此他也是优秀的外交家和军事谈判者。据艾名世的回忆，在马歇尔军调处工作时，他与叶剑英（当时任解放军总参谋长、后任元帅、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经常见面，叶剑英与他同年。另外，他与黄华（曾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中国外交部部长）也有非常密切的同事关系。在日内瓦谈判期间，经常与中国著名外交官们联系，因此，他在中国外交界中有较深的人脉关系。至于艾名世在学术上的贡献，可以说是他人生中最辉煌的。据葛培瑞档案中心保存的艾名世口述史记载，艾名世有关甘南藏区的著作有1938年出版的《西藏门户：甘藏边区》（Gateway to Tibet:the Kansu-Tibetan Border）、《青藏地区宣道会传教史》（A History of C&MA Mission Work in that Region）、1939年出版的《甘肃西藏边区的文化关系》（Cultural Relation on the Kansu-Tibetan Border）、1964年出版的《西藏的宗教仪轨》（Religious Observances in Tibet）、《活佛知道：西藏传奇的诞生》（The Lama Knows:A Tibetan Legend is Born）及1955年出版的小说《穹庐之帐》（Tents against the Sky）、《西藏的地平线》（Tibetan Skylines）等。另外，他还有许多论文。这些著述从各个方面展现了近代甘南藏区的宗教生活、民风、民俗等，在美国曾引起高度关注。在20世纪80年代，他的几本有关西藏研究的书是美国高校研究机构研究西藏问题的必读专业参考书。艾名世在甘南的事业不仅是传教，他同时又是人类学家、民俗学家、历史学家和藏学家，“他对安多藏区的研究提出了比较完整的理论框架，并从整体上观照安多区域的族群关系”。中国学者评价说，“从学术史的角度而言，埃克瓦尔（即艾名世）开创了安多区域的人类学研究”⁽⁵⁾。

史密斯先生在向我告别前还谈到了他父亲在华南传教的轶事：父亲高达6英尺，在瘦小的中国南方人当中非常显著。他在四川时，被当时的贺龙部下扣押为人质，令传教士的差会站交几万大洋的赎金。由于他父亲的差会站没有钱，所以他父亲被扣押了40天。好在被押人质期间父亲没有遭到体罚，待遇还可以。甚至贺龙还经常与他父亲在空闲时间时下棋和闲聊。他父亲有一次乘看押人员疏忽时逃了出来，经过一个月在山区的藏匿和潜逃终于回到差会站。事后贺龙部队也没有再追究这事。未想到两家后裔在中国改革开放的20世纪80年代以后成了好朋友，而那时，贺龙元帅在“文化大革命”时受四人帮迫害早已去世。至今，史密斯先生还保存着几张贺龙元帅在民国时期拍摄的戎装照片。

我在维顿镇采访罗伯特·卡尔逊先生期间，亲身领略了这些传教士后裔对中国和中国人民怀有深深的情谊和敬意。他们希望中美世世代代友好，希望中国繁荣富强，希望中国人民生活美满，也希望中国的未来将会是永远灿烂美好的。今天，尽管他们都进入80多岁的高龄，他们的父辈都已过世，但他们通过其父辈在中国生活的体验和教育仍然保留了强烈的中国文化情结。他们对基督教的信仰仍然很坚定，相比今天的美国年轻一代，这些老人还保存着非常纯朴的美国早年的传统文化特点：虔诚、勤奋、忠实、朴质、谦和、友爱、富有献身精神。我在他们身上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美德与西方基督教精神及价值观念的一致性，看到了中国宗教核心内涵与西方基督教文化理念的相对圆满的契合。当然，一些中国史料评价这些外国传教士们在中国的活动是“间谍”活动，或谴责他们为“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走狗”。但我个人觉得这样的评论很难说是客观公正的。不说我们在田野调查中许多群众对过去传教士的医疗救护及救灾济贫活动的感激记忆，单就说在美国遍查教会档案资料时，我并没有发现宣道会华西差会站的美国传教士们在传教时期领受过美国政府或情报机构的任何津贴和补助的线索和记录。传教士倚赖为生的是美国宣道会海外传教部给他们定期汇寄的生活费。许多传教士们还从这些不宽裕的生活费中省出一部分来用于当地贫困群众的福利事业，比如慈善和救灾、医疗卫生工作。的确，外国传教士当中会有个别素质不好的人，做了一些不符合传教士身份的事，也可能留下了些微劣迹或不好的口碑。但这与绝大多数的传教士们的行为相比，与他们给中国带来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文化的交流及精神道德的融会相比较，我觉得传教士对中国近代社会的推动和贡献是不可以不分青红皂白地统统抹杀的。也许，传教士对中国的观察和描述事实有可能为外国政府决策机构和情报部门所用，但这不能就此认为传教士就是间谍。如此强加罪名就等同于把炸药的发明者瑞典科学家诺贝尔诬陷为“战争罪犯”那样荒谬和不符合逻辑。所以，我们对历史上的传教士活动要辩证地和实事求是地看待。望着眼前这两位久经沧桑的白发老人，当我依依不舍地向他们告别时，我内心里喃喃地默念着：中国学者和老百姓会记得你们的友谊，会恰如其分地评价你们父辈在中国的业绩。他们的精神将会永存。再见了，卡尔逊先生和史密斯先生！衷心祝愿你们身体健康和长寿！

王建平写于2012年3月12日，美国麻省剑桥市。2013年9月4日接受宗喀教授的意见作了一些修改。

【注释】

(1)本文是上海市教委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一流学科建设项目、教育部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基地项目成果、上海师范大学重点学科宗教学建设项目。

(2)王建平，1953年—，上海师范大学哲学学院副院长、宗教学教授、博导；从事伊斯兰教研究方向。

(3)参见陆泰安：《安多藏区的圣地——卓尼》，转引自《西北民族宗教史料文摘》（甘肃分册），甘肃省图书馆内部编印，1984年，第434页。

(4)他们分别有藏名“喜饶丹佩”和“德吉措”；他们的两个儿子分别有藏名“贡却晋巴”和“贡却群佩”；汉名分别为“神保存”和“神保全”，这两个名字完全按藏文汉译的，参见《甘南藏族自治州志·宗教志》，第1730页。

(5)这是笔者在罗伯特·卡尔逊收藏的“文革”时期甘肃省油印的对艾名世有关甘南游牧经济著作的翻译本“前言”中看到的评语，译者不详；苏发祥在《艾克瓦尔与美国早期的藏学研究》一文中也有如此评价，参见《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